论历阳侯范增

薛 从 军

(安徽和县第一中学， 安徽 和县 238200)

【司马迁与《史记》研究】

论历阳侯范增

薛 从 军

(安徽和县第一中学， 安徽 和县 238200)

《史记》关于范增的记事有六件：建议立楚王孙心为王；被楚王心任命为末将；劝项羽急击刘邦；鸿门宴上，要杀刘邦而未杀成；参与项羽分封王侯；陈平用反间计，使范增离走，发病而死。范增是握有兵权且卓有远见的战略家。范增与项羽的分歧，主要是对待义帝和刘邦的态度有很大不同。项羽杀义帝，破坏了范增的战略。范增始终没有获得项羽的信任，项羽很多军事行动不与范增商议而单边行动。范增的政治文化意义是国君(王)不信任忠臣，不采纳忠谏，会导致忠臣、国君乃至国家的灭亡。另一意义是贤士要择主而事，贤君要会重用有才之士。

范增；兵权；远见；政治文化

目前国内专题研究范增的文章并不多见。较早论范增，当推汉高祖刘邦的“有一范增而不用”的评论。此后历代诗文多有涉及范增其人，各个朝代的史书也多有记载历史人物对范增简短的评述，但大部分是零散的，不是专论。苏轼有一篇《范增论》算是较早专文论述的，他认为范增是人杰。洪迈《容斋随笔》卷九有一篇《范增非人杰》，认为范增不是人杰。此后明代湛若水《泉翁大全》卷之三十三有专文论及鸿门宴范增之事，清代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对范增也有评论。

当代古代史研究专家钱穆、吕思勉等学者和史记研究专家韩兆琦、张大可等先生，在他们的专著里对范增论述也多有涉及。目前对范增研究大致如此。本文拟从政治文化层面对范增作一专论。

一、范增其事

《史记》关于范增的记事，有六件。这六件事能基本反映范增的性格和特质。

其一，见项梁，说项梁立楚王孙心为王，以便号召天下。

居鄛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计，往说项梁曰：“陈胜败固当。夫秦灭六国，楚最无罪。自怀王入秦不反，楚人怜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今陈胜首事，不立楚后而自立，其势不长。今君起江东，楚蜂午之将皆争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将，为能复立楚之后也。”于是项梁然其言，乃求楚怀王孙心民间，为人牧羊，立以为楚怀王，从民所望也。陈婴为楚上柱国，封五县，与怀王都盱台。项梁自号为武信君。[1]300

这里交代范增(前278—前204年)是居巢(今巢湖)人，岁数大，已经70岁了，一向居住在家，好奇计。看来范增在家乡很有声望，喜欢帮助人，而且帮助成功，否则“奇计”就无从谈起。居巢属楚，范增也是楚人，“以君世世楚将，为能复立楚之后也” 。灭秦复楚应该是他的大志，故有建议立楚王后代心为王，且有号召力。楚国地域最广，人口最多，推翻秦王朝呼声最高，决心也最大。范增这一建议很快被项梁采纳，他参加了灭秦复楚的大军，这一年是秦二世二年，即公元前208年。此时范增身份不明。

“不立楚后而自立，其势不长”，此话有根据。此前，陈胜自立为楚王，又称陈王。广陵人召平“乃渡江矫陈王命，拜梁为楚王上柱国”。“当时是，秦嘉以立景驹为楚王，军彭城，以拒项梁”，陈胜自立而死，“景驹走死梁地”，这都是势不长。

其二，在项梁兵败战死之后，范增被楚王孙心任命为末将。

初，宋义所遇齐使者高陵君显在楚军，见楚王曰：“宋义论武信君之军必败，居数日，军果败。兵未战而先见败征，此可谓知兵矣。”王召宋义与计事而大说之，因置以为上将军，项羽为鲁公，为次将，范增为末将，救赵。[1]304

项梁因为打胜仗而骄，轻敌，以致战败而亡。宋义因为能预见战败，被楚王心任命为上将，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此二将受宋义统领。这一年是公元前207年。我们应该注意到范增一开始就是统领部队的将，而不是谋士身份。三位大将三支部队，应该各有营垒。开军事会议，三人会面，其余时间应在各个部队，互有一段距离。

其三，劝项羽急击刘邦，不要失去机会。

行略定秦地。函谷关有兵守关，不得入。又闻沛公已破咸阳，项羽大怒，使当阳君等击关。项羽遂入，至于戏西。沛公军霸上，未得与项羽相见。沛公左司马曹无伤使人言于项羽曰：“沛公欲王关中，使子婴为相，珍宝尽有之。”项羽大怒，曰：“旦日飨士卒，为击破沛公军！”当是时，项羽兵四十万，在新丰鸿门，沛公兵十万，在霸上。范增说项羽曰：“沛公居山东时，贪于财货，好美姬。今入关，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气，皆为龙虎，成五采，此天子气也。急击勿失。”[1]310-311

项羽是听了曹无伤的告密，准备第二天一早就攻打刘邦军。范增此时说项羽，增加了项羽攻打刘邦军的动因。此时，范增与项羽最近，兼有两重身份：带兵的将领，军事参谋。

其四，鸿门宴上要杀刘邦而未杀成，这一段写得最详细。

项羽听了项伯的劝告，放弃了原本攻打刘邦的计划，接待刘邦。放弃计划，显然没有与范增商讨；因为是夜里发生的变化，范增应该在另一座军营，对此浑然不知。不过，从鸿门宴座位安排看，范增的地位还是较高的，次于项伯，被称为“亚父”。项羽是孤儿，从季父项梁。项梁死，从项伯。范增与项梁是同辈，而且有奇计，又是楚人，故称“亚父”，应是尊称。

因为是亚父，故能在项羽面前发火发怒：“唉！竖子不足与谋。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属今为之虏矣。”这种发火，应该视为真心维护项羽，项羽也毫无反应。

对于项伯和范增两个人，项羽更相信项伯，因为是项氏家族。鸿门宴的座位便可证明。当范增与项伯意见相左时，项羽采纳项伯的意见，鸿门宴之事便是证明。范增因为是亚父，身份较高，就不与项羽相商，单边行动，让项庄舞剑刺杀刘邦。项羽虽然没有反应，但也没有支持。鸿门宴一事反映项羽优柔寡断，随意改变计划的一面；反映范增了解项羽为人不忍，但他自己过于急躁，缺乏周密的计划安排。

其五，参与项羽分封王侯。

项王使人致命怀王。怀王曰：“如约。”乃尊怀王为义帝。项王欲自王，先王诸将相。谓曰：“天下初发难时，假立诸侯后以伐秦。然身被坚执锐首事，暴露于野三年，灭秦定天下者，皆将相诸君与籍之力也。义帝虽无功，故当分其地而王之。”诸将皆曰：“善。”乃分天下，立诸将为侯王。项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业已讲解，又恶负约，恐诸侯叛之，乃阴谋曰：“巴、蜀道险，秦之迁人皆居蜀。”乃曰：“巴、蜀亦关中地也。”故立沛公为汉王，王巴、蜀、汉中，都南郑。而三分关中，王秦降将以距塞汉王。项王乃立章邯为雍王，王咸阳以西，都废丘。长史欣者，故为栎阳狱掾，尝有德于项梁；都尉董翳者，本劝章邯降楚。故立司马欣为塞王，王咸阳以东至河，都栎阳；立董翳为翟王，王上郡，都高奴。[1]315-316

秦王朝已被推翻了，项羽不考虑怎样一统天下，而是想称楚王，这符合最初的计划——光复楚国。这也可能是范增原定的计划。在项羽、范增看来，秦采用郡县制和中央集权制，非但没有巩固政权，反而迅速灭亡。周天子用分封制，却能延续几百年，故采用分封诸王。各路军将也都希望封王，这种做法也迎合了诸将的心理。

项羽自己想称王，就分封诸将为王为侯，当然是私心，不过，似乎也很公平，诸将没有异议。很显然，范增参与了项羽分封诸王事。“项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业已讲解，又恶负约，恐诸侯叛之，乃阴谋”。所谓“讲解”，就是和解。鸿门宴上，双方已经和解了。但项羽、范增最不放心的还是刘邦，这才有“阴谋”。刘邦被封汉王这件事，应该是项羽范增共同策划的。

其六， 陈平用反间计，使范增离走，发病而死。

汉之三年，项王数侵夺汉甬道，汉王食乏，恐，请和，割荥阳以西为汉。

项王欲听之。历阳侯范增曰：“汉易与耳，今释弗取，后必悔之。”项王乃与范增急围荥阳。汉王患之，乃用陈平计间项王。项王使者来，为太牢具，举欲进之。见使者，详惊愕曰：“吾以为亚父使者，乃反项王使者。”更持去，以恶食食项王使者。使者归报项王，项王乃疑范增与汉有私，稍夺之权。范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为之。原赐骸骨归卒伍。”项王许之。行未至彭城，疽发背而死。[1]325

项羽不是政治家，见到刘邦“食乏，恐”而求和，似有不忍，“欲听之”。范增认为“汉易与耳，今释弗取，后必悔之”，于是“急围荥阳”。但是陈平用离间计，项羽逐走了范增 。从此项羽走向衰败之路。范增的结局是“疽发背而死”。

这段文字出现了“历阳侯范增”。此前分封诸王侯，未见范增封为历阳侯。范增的历阳侯是什么时候封的呢?从《史记》写作惯例看，应该在分封王之后追封的。“项王自立为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项羽立自己为西楚霸王，却忘记给范增分封，也许后来发现，加以追封。此前称范增，称亚父，没有称历阳侯。可见是在分封诸王之后加封的，也体现了范增在灭秦复楚的功劳。

二、范增是有远略的将领

历阳侯范增是怎样的人呢？历来认为范增只是谋士、军师。其实这只认识范增的一部分。

范增是握有兵权的将领，又是卓有远见的谋略家。

说他是将领，他被楚王孙心封为末将，与宋义、项羽一道带兵救赵，三位将军等级不同，项羽、范增都受宋义领导，这是一。后来宋义被项羽杀死，项羽被封为上将军，《史记》只说“当阳君、蒲将军皆属项羽”，并未说范增属项羽。范增的军衔不清楚，没有交代。但范增仍是带兵将军，这是确定的。二是项羽在封分诸王时，自称西楚霸王，似是统领各路诸王军马，此时范增被封历阳侯，也有军马，当然属于项羽管辖，与项羽相近，此时的谋士作用更大。

当汉兵粮食缺乏、恐惧、求和之时，范增建议攻打，“项王乃与范增急围荥阳”，可见，范增还是带兵之将。遗憾的是项羽中反间计。“稍夺之权”，当然指夺其兵权，这才引起范增大怒。范增诚心帮助项羽，却不被信任。他料定项羽必败，自然出走。可见范增是有兵权的将领。

说他是卓有远见的战略家，表现有三：

一是立楚王孙心为楚怀王，具有号召力。清代王鸣盛说：“六国之亡久矣，起兵诛暴秦，不患无名，何必立楚后？制人者变为制于人，范增谬计，既误项氏，亦误怀王。”(《十七史商榷》)王鸣盛的观点是不对的。

首先，立楚王孙心，号令天下，诸将都听从。 无论是项梁、宋义、项羽、范增、沛公都听从，而且遵从怀王约定。部队有了统一的指挥，故灭秦非常迅速。如果没有怀王，各地为政，必然混乱，灭秦恐怕就不那么迅速了。

此前，陈胜打着“张楚”旗帜，天下云集响应；现在立楚王孙心为楚王，应该具有一定的号召力。至少对楚地人来说，有了一个旗子。封建社会，“王”常常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即国家意义，立楚王，就表明楚国的存在，要灭秦复楚。

当时人们的社会心理仍处在封建制(封分制)的阶段，认为中央集权制是秦的罪过。钱穆说：“故以废封建为秦罪”，“故群情怀古，仍不免恋恋于封建之旧传统”，“而当时山东豪杰一呼百应，亦为恢复封建之迷梦所驱”[2]36-37。所谓“立以为楚怀王，从民所望也 ”，就是这个心理的反映，的确具有号召力。范增本是楚人，立楚王，就是想灭秦复楚，这或许就是范增的战略意图。

这个战略意义，从项羽杀义帝后，诸将“叛之”就凸现出来了。正如苏轼所说：“项氏之兴也，以立楚怀王孙心；而诸侯叛之也，以弑义帝。”事实也如此。《史记·项羽本纪》：“趣义帝行，其群臣稍稍背叛之。”《史记·高祖本纪》：

新城三老董公遮说汉王以义帝死故。汉王闻之，袒而大哭。遂为义帝发丧，临三日。发使者告诸侯曰：“天下共立义帝，北面事之。今项羽放杀义帝于江南，大逆无道。寡人亲为发丧，诸侯皆缟素。悉发关内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汉以下，原从诸侯王击楚之杀义帝者。”[1]370

可见义帝是一面旗帜，汉王迅速利用这一面旗帜反击项羽。

《容斋随笔》卷九“楚怀王”条对义帝作了充分肯定：

项梁之死，王并吕臣、项羽军，自将之，羽不敢争。见宋义论兵事，即以为上将军，而羽乃为次将。择诸将入关，羽怨秦，奋势愿与沛公西，王以羽慓悍祸贼，不许，独遣沛公，羽不敢违。及秦既亡，羽使人还报王，王曰：“如约。”令沛公王关中。此数者，皆能自制命，非碌碌孱主受令于强臣者，故终不能全于项氏。然遣将救赵灭秦，至于有天下，皆出其手。太史公作《史记》，当为之立本纪，继于秦后，迨其亡，则次以汉高祖可也。[3]

义帝既然有如此作用，那么立楚王就是一个远略之谋。只是项羽破坏了这个远略，也使项羽陷入不义之中而不能自拔。司马迁说：“及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难矣。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1]339“所谓不师古”，就是立义帝，采用分封制。可见,立义帝就是远大战略。

二是发现刘邦志气不小，将来夺天下的必定是刘邦。范增善于察言观色，并且能冷静思考，他说：“沛公居山东时，贪于财货，好美姬。今入关，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在小。” 应该说这一断定是符合后来的实际。至于说“吾令人望其气，皆为龙虎，成五采，此天子气也”，那是说话的一种策略，或者假托之词，目的是要项羽“急击勿失”。

问题是鸿门宴该不该杀刘邦呢？范增从战略高度看，以为应该及早除掉刘邦，否则夺天下必是刘邦。正因为这样认识，所以才有“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对此事议论者颇多，明湛若水评论比较中肯。《泉翁大全》卷之三十三：

沛公会羽于鸿门，范增欲击沛公而杀之。后之儒者以是病增曰：“必杀其所忌，安知祸将不出于其所不足忌者？”夫当是之时，与项羽争衡于天下者，非沛公乎？楚、汉不可以两立，楚不灭汉，汉必灭楚，如两虎相遇，其不可以俱生亦明矣。夫兵，利器也，有相胜之道，有克敌之势。故不克敌者不足以为兵，不相胜者不足以为敌。今不加于所敌，不胜于所忌，而欲求王，得乎？“然则增之欲击沛公，当欤？”曰：“非也。”“然则后儒之病增者，当欤？”曰：“非也。”其病增者是也，其所以病增者非也。沛公会羽于鸿门，羽许与沛公成而盟矣。春秋讥要盟，恶劫盟。要盟不义也，劫盟亦不义也。是时羽与沛公酌卮酒为好，而击之，非劫盟而何？夫不义莫大于劫盟，劫盟而负不义于天下，将何以自立乎？夫伯者，犹将假仁义而为之，绝仁与义，吾未见其能伯也。

在鸿门宴上杀刘邦是不对的。刘邦与项羽同为推翻暴秦的军队，如果真的杀了刘邦，则必然引起同盟军的愤怒，失去民心。范增战略高度虽然不错，但时机未选择好，过于急躁。鸿门宴实际上是项羽刘邦双方和解。此点不能作为刘项争夺的高潮，这是双方暂时和解之时，又是新矛盾的起始。刘项争夺的高潮应该在荥阳之战。

三是在刘邦穷途末路之时，即“汉王食乏，恐，请和，割荥阳以西为汉。项王欲听之”时 ，范增认为这是打败刘邦最好时机，不应答应他们求和。说：“汉易与耳，今释弗取，后必悔之。”“项王乃与范增急围荥阳。”这是刘项相争的高潮，如果项羽听信范增之策，夺天下必是项羽。应该说范增的战略眼光是不错的。

可惜在这关键的时刻，项羽中了陈平的反间计，不相信范增，使范增离走。虽然陈平设离间计，但项羽对范增信任程度是不够的，才使离间计获得成功。 正如苏轼《范增论》所言：“其弑义帝，则疑增之本也，岂必待陈平哉？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后谗入之。陈平虽智，安能间无疑之主哉？”[4]从此，项羽一败再败，以致四面楚歌，自刎乌江。

范增的谋略足以使对手感到威胁。鸿门宴、荥阳之围使得刘邦也差点难以走脱。正因为好奇计，使对手处于十分危险的境遇，这才使对手用反间计。所以，范增的谋略价值是不应否定的。

但是范增也有缺点，他过于急躁，好发脾气 。项羽年轻，容易发怒，独断独行，也容易上敌人当。这些，范增应该了如指掌。当项羽稍夺兵权时，应该冷静思考这是为什么。不去思考，却发脾气，似乎有失长者与谋士的身份。范增与项羽年龄差距较大，一个七十好几，一个三十多一点，其代沟很深，沟通不易，而且各自的个性都有毛病，这可能是他们产生分歧的一个原因。

三、范增与项羽的分歧

范增与项羽后来分道扬镳，其根源是什么？

(一)源于对待义帝的态度

义帝，就是楚王孙心。范增建议，项梁采纳立为楚王。这是一面号召的旗子。后来推翻暴秦，项羽分封诸王，“使人致命怀王。怀王曰：‘如约。’乃尊怀王为义帝”。尊为义帝，也是项羽做的，范增显然赞同。但是项羽“详尊怀王为义帝，实不用其命”，范增显然不能接受。

后来“ 使人徙义帝” “乃阴令衡山、临江王击杀之江中”。这件事，范增显然不知情，因为“诸侯罢戏下，各就国”，范增是历阳侯，一定回到历阳侯国去了。项羽杀义帝，是秘密进行的，从“阴令”可知。范增立楚王，尊义帝，目的是光复楚国，号令天下，绝不会要杀义帝。逐义帝，杀义帝，授人以柄。刘邦声讨项羽列出罪状有十条，其中有：“项羽出逐义帝彭城，自都之，夺韩王地，并王梁楚，多自予，罪八。项羽使人阴弒义帝江南，罪九。夫为人臣而弒其主，杀已降，为政不平，主约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无道，罪十也。”[1] 376

那么项羽为什么要逐义帝乃至杀义帝呢？他认为楚王在进军路线安排上有所偏向。《高祖本纪》第八：

赵数请救，怀王乃以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北救赵。令沛公西略地入关。与诸将约，先入定关中者王之。当是时，秦兵彊，常乘胜逐北，诸将莫利先入关。独项羽怨秦破项梁军，奋，原与沛公西入关。怀王诸老将皆曰：“项羽为人僄悍猾贼。项羽尝攻襄城，襄城无遗类，皆阬之，诸所过无不残灭。且楚数进取，前陈王、项梁皆败。不如更遣长者扶义而西，告谕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诚得长者往，毋侵暴，宜可下。今项羽僄悍，今不可遣。独沛公素宽大长者，可遣。”卒不许项羽，而遣沛公西略地，收陈王、项梁散卒。[1]356-357

项羽遂西，屠烧咸阳秦宫室，所过无不残破。秦人大失望，然恐，不敢不服耳。

项羽使人还报怀王。怀王曰：“如约。”项羽怨怀王不肯令与沛公俱西入关，而北救赵，后天下约。乃曰：“怀王者，吾家项梁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主约？本定天下，诸将及籍也。”乃详尊怀王为义帝，实不用其命。[1]365

其一，因为项羽名声不好，残暴，长者不赞同项羽西入秦，认为刘邦是大长者，可遣。楚王心赞同长者意见。结果项羽遇到劲敌，而刘邦一路较顺利，先入咸阳，按照楚王如约，则刘邦应该为王。可是项羽不服气，有强大部队，所以说“何以得主约”？就是否定楚王的约定。项羽最恼恨的就是楚王让自己北进而使自己后至咸阳。

其二，觉得义帝对自己号令天下有碍。项羽自己要做老大，可是上面还有一个太上皇，这怎么行呢？说“怀王者，吾家项梁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主约？”

范增立楚王，尊义帝，是远略之谋，项羽佯尊、逐义帝，最后杀义帝，是失去道义之举。两人在对待义帝态度上迥然不同，是他们分歧、矛盾的起点。正如苏轼所说：“增始劝项梁立义帝，诸侯以此服从，中道而弑之，非增之意也。夫岂独非其意，将必力争而不听也。不用其言，而杀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4]司马迁说：“ 秦失其道，豪桀并扰；项梁业之，子羽接之；杀庆救赵，诸侯立之；诛婴背怀，天下非之。作项羽本纪第七。”[1] 3302“诛婴背怀，天下非之”，已经失去诸侯乃至老百姓的信任了。

但是范增是士人，忠于自己的主子，忠臣不事二主，所以虽有分歧，但并不离开，不投奔刘邦，尽管有韩信、陈平为之先例，但仍帮助项羽出谋划策，希望项羽一统天下。

范增失去项羽信任，项羽也失去范增的信任，范增不得不走。 项羽可杀宋义，可杀义帝，可屠城，可坑秦卒，那也就可杀范增。范增是士人错投主子的悲剧性人物，项羽是不会使用贤士的悲剧人物。

(二)对待刘邦的态度是项羽与范增分歧的根本点

范增对刘邦的态度始终如一，即要杀掉刘邦，必置刘邦于死地。而项羽对刘邦的态度摇摆不一，或杀或和解，处在犹豫徘徊之中。范增一开始就判定刘邦夺项王天下，所以要攻击刘邦，要在宴会上杀刘邦。项羽则开始要攻打，但听项伯一席话就改变了主张，开始和解；对范增的暗示，全然不睬。刘邦在荥阳被围之时，已经穷途末路了，要求和解，项羽准备和解，范增劝说攻击，不要失去时机；然而项羽中了反间计，夺了范增兵权，从而失去项、范合围的态势，也失去了高参的兵力合理的部署，才使刘邦走脱。项羽对待刘邦的优柔寡断，使得战局发生逆转。

(三)范增始终没有获得项羽的信任，项羽很多军事行为不与范增商议而单边行动

纵观《史记》，项羽几乎没有采纳范增一项建议。一开始范增就建议攻打刘邦军，项羽似乎旦日就要进军了，但项伯一句话，就停止进军。鸿门宴上，范增“举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项王默然不应”，又不被采纳，范增只好单边行动，要项庄舞剑，但未获成功。当刘邦军队“食乏，恐”之时，范增建议攻打，又未被采纳项范合围的方法，反而“稍夺之权”，被逐走。

项羽一些重大的军事行动，都没有和范增商量，如杀宋义：

项羽晨朝上将军宋义，即其帐中斩宋义头，出令军中曰：“宋义与齐谋反楚，楚王阴令羽诛之。”当是时，诸将皆慴服，莫敢枝梧。皆曰：“首立楚者，将军家也。今将军诛乱。”乃相与共立羽为假上将军。使人追宋义子，及之齐，杀之。使桓楚报命于怀王。怀王因使项羽为上将军，当阳君、蒲将军皆属项羽。[1]305

范增为末将，当另有营垒。项羽杀宋义，没有和任何人商议，完全是单边行为。

再看坑秦卒：

到新安。诸侯吏卒异时故繇使屯戍过秦中，秦中吏卒遇之多无状，及秦军降诸侯，诸侯吏卒乘胜多奴虏使之，轻折辱秦吏卒。秦吏卒多窃言曰：“章将军等诈吾属降诸侯，今能入关破秦，大善；即不能，诸侯虏吾属而东，秦必尽诛吾父母妻子。”诸侯微闻其计，以告项羽。项羽乃召黥布、蒲将军计曰：“秦吏卒尚众，其心不服，至关中不听，事必危，不如击杀之，而独与章邯、长史欣、都尉翳入秦。”于是楚军夜击阬秦卒二十余万人新安城南。[1]310

这样重大的事，“项羽乃召黥布、蒲将军计曰”，不与范增商议。

逐楚王孙心，弑义帝，烧秦宫等行为都未见到与范增商议。项羽为什么会这样做呢？因为他个性刚愎自用，认为自己能征惯战。由此也可见范增并未被项羽信任，这是范增的悲剧，也是项羽悲剧的一个重要原因。

有人指责范增“及羽夺王之地，迁王于郴，已而弑之，增不能引君臣大谊，争之以死”。“羽之伐赵，杀上将宋义，增为末将，坐而视之。秦降卒，杀秦降王，烧秦宫室，增皆亲见之，未尝闻一言也。”[3]81-84这是不了解范增是带兵的将军，他另有营垒，项羽单边行动，根本没有征求范增意见，也未见范增参与其事。范增是处在不被信任的位置。这种指责是没有道理的。

陈平说：“项王不能信人，其所任爱，非诸项即妻之昆弟，虽有奇士不能用，平乃去楚。”[1]2054韩信说：“臣事项王，官不过郎中，位不过执戟，言不听，画不用，故倍楚而归汉。” “项王喑噁叱咤，千人皆废，然不能任属贤将，此特匹夫之勇耳。”[1]2612郦食其说齐王，也说项羽非项氏莫得用事。历史学家吕思勉说：“盖项氏故楚世家，其用人犹沿封建之世卑不逾尊、疏不逾戚之旧，汉高祖起于氓庶，则不然。”[5]39由此看来，项羽不信任范增也就不奇怪了！

四、范增形象的文化意义

司马迁写范增，有哪些文化意义呢？

卢卡奇说:“政治天才的伟大之处在于能在什么程度上使个人圈子的放射线到达社会圈子上去，伟大的政治家的生活范围和时代生活范围具有同一个圆心。”[6]116范增从社会心理角度，从先王的分封制度看，反对自立为王，认为应立楚王后代为王，便于号令天下，也能最大限度满足楚人乃至六国人的愿望，有益于统一天下。范增将灭秦的举动放射到大楚社会圈子，其政治范围与整个时代生活范围具有同一个圆心，所以各路诸侯纷纷响应，这就是师出有名。而项羽不是政治家，是能征惯战的大将，他从项氏复仇小圈子来处理这灭秦举动，以自己私利来画圆，自立为楚王，逐义帝，杀义帝，坑秦卒，烧秦宫，都是复仇之举动，都是从项氏仇恨着眼，是小圈。故司马迁说“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范增与项羽一开始的战略意图就不相同。从政治文化层面来说，他们分手是必然的。范增的政治文化意义不仅如此，还有：

(一)国君不信任忠臣，不采纳忠谏，会导致忠臣、国君乃至国家的灭亡

范增的悲剧与项羽的悲剧都是楚国的悲剧。范增继屈原之后又一楚国忠臣的悲剧。屈原忠于楚王，多次向楚王建议，不被楚怀王和楚顷襄王采纳，以至于被逐，被流放，最后投汨罗江自沉。范增主动向项梁建议，立楚王心，精心辅助项羽，希望楚国一统天下。可是意见不被项羽采纳，最后被夺取兵权，自动离走而死。范增对楚国一片忠心如同屈原一样。范增不同于屈原的是，屈原是由于奸佞之人挑拨而被逐，项羽身边并没有奸佞之人挑拨，而是项羽自身刚愎自用、不信任范增。外在的是陈平离间计，加速了范增与项羽的分手。

追之前朝，比干之于商纣，商鞅之于秦王，伍子胥之于吴王，屈原之于楚王；加之司马迁之于汉武帝，其忠义直谏之士大都如此，其政治文化意义就更明显了。

(二)范增另一文化意义是贤士要择主而事，贤君要纳忠言，要重用贤士

考察韩信、陈平两个人。韩信是领兵的大将，有奇谋；陈平是高级谋士，有奇计。范增兼有二者之长，既能领兵，又有奇计。这三人原都在项羽部下，韩信屡次献策，不被采用，不得不投奔刘邦；陈平也未被项羽重用，因事惧怕项羽杀自己，也奔到刘邦那里。只有范增还在，称为“亚父”，似乎很尊重。三个谋臣，两个逃到刘邦那里被重用，一个虽未逃，但始终不被重用，徒有“亚父”虚名耳。明代瞿佑撰《归田诗话》卷下《哀姑苏》：“虎斗龙争既不能，鸡鸣狗盗亦何曾？陈平韩信皆归汉，只欠彭城老范增。”作者意思是范增应该像韩信陈平一样早归汉，就不会出现被逐而死的结局。

所以，范增形象的意义在于：有才能的士人要选择好主子，所谓“良臣择主而侍,良鸟择木而栖”。古人有诗：“马援不受井蛙囚，范增已被重瞳误。良禽择木乃下栖，不用漂流叹迟莫。”[7]

另一面，贤明的君主要会使用自己手下的人才，不善于用人，就会失败。陆游评价项羽：“八尺将军千里骓，拔山扛鼎不妨奇。范增力尽无施处，路到乌江君自知。”

汉高祖有一段话，颇发人深省：

高祖置酒雒阳南宫。高祖曰：“列侯诸将无敢隐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对曰：“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也。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高祖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1]380-381

作为项羽的对手汉高祖也承认“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汉高祖所论应该不错，作为天子，应该善于用人，项羽只会自己打来打去，不会用谋士，不会用将领，这就是他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汉高祖则不然，善于用人，这是他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晋书》卷四八(列传第一八)有一段评论：“秦失其鹿，豪杰竞逐，项羽既得而失之，其咎在烹韩生，而范增之谋不用。假令羽既距项伯之邪说，斩沛公于鸿门，都咸阳以号令诸侯，则天下无敌矣。”其中可见范增形象的政治文化意义。

[1] [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 钱穆.秦汉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3] [宋]洪迈.容斋随笔[M].呼伦贝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7.

[4] [清]姚鼐.古文辞类纂:卷四[M].光绪李承渊重刻本.

[5] 吕思勉.秦汉史[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9.

[6] 伍天冀,杜红卫.政治的智慧[M].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2.

[7] [清]钱谦益.列朝诗集：甲集前编第十[M].清顺治九年刻本.

【责任编辑 王 萍】

Research on Fan Zeng, the Liyang Marquis

XUE Cong-jun

(NO.1 Middle School of He County, Hexian 238200, China)

There were six records on Fan Zeng in Historical records. First is to suggest King Chu Sun Xin as Emperor; second to be appointed as the general; third to suggest Xiang Yu attacking Liu Bang; forth to plot to kill Liu Bang at Hongmen Party but unsuccessfully; fifth to join Xiang Yu to reward nobilities; finally, Fan zeng to be deserted and dead because of dissension method used by Cheng Ping. Actually, Fan Zeng was a visionary strategist with military power. The main difference between Fan Zeng and Xiang Yu consisted in the attitude to Emperor Yi and Liu Bang. That Xiang Yu killed Emperor Yi which destroyed Fan Zeng’s strategy. Xiang Yu never trusted Fan so that Xiang always took unilateral action without conferring with Fan on many military actions. The political culture significance of Fan lied on two sides. On one hand, if a king didn’t trust his loyal minister and accept his advice, it would lead to unloyalty of ministers, king and even than a state’s destruction. On the other hand, it’s important for distinguished men to choose a wise king to serve. For only wise king put talented persons in an important position.

Fan Zeng; military power; foresight; political culture

K207

A

1009-5128(2015)03-0065-07

2014-05-15

薛从军(1948—)，男，安徽和县人，安徽和县第一中学特级教师，主要从事地域文化、中国语言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