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语》和《史记》中越王勾践形象比较

何 花

(重庆工商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重庆 400067)

【司马迁与《史记》研究】

《国语》和《史记》中越王勾践形象比较

何 花

(重庆工商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重庆 400067)

越王勾践的形象在《国语》和《史记》中都非常鲜明生动，两书通过叙述勾践复国灭吴的历史大事，表现了他礼贤下士、发愤图强、忍辱负重的政治家风采。而《史记》增加了勾践卧薪尝胆、滥杀功臣等在别的史书中没有的情节，使勾践的形象更加立体、丰富。

《国语》；《史记》；越王勾践；形象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其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善于抓住主要事件，表现人物的思想和性格，也善于细节描写，突出人物的主要特征。因此，勾践的形象便在《史记》中被鲜明地刻画出来了。《国语》是一部先秦时期的历史文献汇编。其中所收录的，多为历史人物分散的言论，这些言论和国家兴衰、历史变迁有关，但又不是对历史发展过程的完整记载，各条记载之间也没有形成内在的联系。从编写体例来说，它是一部以记言为主的国别体的史料集[1]3。其中《吴语》和《越语》中记载了许多与越王勾践相关的言论，这些言论反映出了勾践励精图治、卧薪尝胆、礼贤下士、选贤与能等优秀品质。这些品质在《史记》中亦皆有反映，另外，《史记》还在勾践这些光辉正面的形象上增加了其诛杀功臣的情节，使勾践这个形象更加立体丰富，体现了司马迁鲜明的“成一家之言”的著史目的。

一、《国语》和《史记》越王勾践形象的相同之处

《国语》所记载的内容主要是当时各级贵族与治国相关的言论。其中《吴语》和《越语》中有许多言论与越王勾践相关，这些言论鲜明生动地刻画出了勾践的形象。在《史记》中，司马迁通过细腻生动的笔触和一系列生动的细节刻画出了勾践的形象。以下将分析这两本书所刻画出的勾践形象的相同之处。

(一)《国语》和《史记》刻画了越王勾践礼贤下士、选贤任能的形象

越王勾践最初并不是选贤任能、知人善任的贤君。兵败被困会稽山后，勾践终于明白了听取良言的重要性，于是在危难之中向谋臣求助，虚心纳谏。大夫文种献谋向吴王求和，勾践“执其手而与之谋”[1]376，然后卑辞厚礼向吴国求和。

勾践为讨伐吴国做了许多准备工作。首先，他向谋臣询问伐吴的最佳时机。范蠡对勾践说：“微君王之言，臣故将谒之。臣闻从时者，犹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趋之，唯恐弗及。”[1]384以此说明伐吴的时机已到。勾践虚心听取了大夫文种和范蠡的建议。其次，勾践还向楚国大夫申包胥和越国的五位大夫询问伐吴取胜的条件，各方征询有用的计策，命令国人说：“国人欲告者来告，告孤不审，将为戮不利，及五日毕审之，过五日，道将不行。”[1]384范蠡以阴阳之道向勾践陈述了制敌之法，其中有很多谋略和权术，勾践皆一一应承践行。最后越王勾践利用吴国因连年征战而导致国力衰弱、吴王夫差主盟黄池之会国内空虚的时机，大举进攻吴国，最终迫使夫差自杀身亡，取得战争的胜利。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中，吴国赦免勾践归国后，勾践“折节下贤人，厚遇宾客，振贫吊死，与百姓同其劳。欲使范蠡治国政，蠡对曰：‘兵甲之事，种不如蠡；填抚国家，亲附百姓，蠡不如种。’于是举国政属大夫种，而使范蠡与大夫柘稽行成，为质于吴”[2]1742。由此可看出越王勾践是能屈尊降贵、礼贤下士的，且善于听取谏言、知人善任。

作为政治家的勾践，也经历了一个逐渐成长的过程。最初的勾践有勇无谋、性情急躁、虑事不周，归国七年后就想举兵攻打吴国，报仇雪恨，幸而大夫逢同及时劝谏，为勾践分析了目前的局势，说明时机未到，要趁吴国妄自尊大、掉以轻心的时候进攻，才可能攻克。勾践虚心听取了逢同的建议，这是他后来取得成功的必要因素。吴王赐死伍子胥之后，勾践按捺不住，又想趁机攻打吴国，于是询问范蠡的意见，范蠡断然否决。直到吴国精兵都随吴王北会诸侯于黄池，只剩老弱病残和太子留守国内的时候，才举兵伐吴，并一举成功。如此多次询问范蠡的意见，可看出勾践是很看重贤才的，对范蠡等大夫的意见欣然接受，汇聚众人的智谋以助自己复仇成功。

可见，勾践的胜利不是凭他个人的智慧和力量，而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尤其是文种和范蠡的足智多谋为勾践取得胜利推波助澜，是伐吴成功的重要因素。

(二)《国语》和《史记》刻画了越王勾践励精图治、富民强国的形象

《国语·越语》详细阐述了勾践的政治措施，其中有很多言论阐释出他励精图治、富民强国的形象。首先，勾践作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善于审时度势，忍辱负重，在国家面临灭亡的时刻灵活应付，保全了越国的有生力量。“愿以金玉、子女赂君之辱，请勾践女女于王，大夫女女于大夫，士女女于士。越国之宝器毕从，寡君帅越国之众，以从君之师徒，唯君左右之。”[1]365勾践卑躬屈膝向吴国求和，不惜一切代价求取吴国的赦免。求和成功之后，让文种留守越国，自己和范蠡同到吴国做奴仆，谦卑地侍奉夫差，亲自给夫差驾车。

其次，勾践敢于自责，在越国人面前承担了失败的责任，凝聚了人心，然后采取措施富民强国，图谋东山再起。勾践“问伤者，养生者，吊有忧，贺有喜，送往者，去民之所恶，补民之所不足”[1]369，采纳范蠡的建议，顺应天时，养育万物，废除祸害百姓的法令，开辟田野，充实仓库，使民众生活富足。这些细节无一不刻画出勾践励精图治、富国强民的形象。

《史记》同样深刻地展现了勾践励精图治的形象。“身自耕作，夫人自织，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节下贤人，厚遇宾客，振贫吊死，与百姓同其劳。”[2]1742在《吴太伯世家》中，子胥劝谏吴王不要急于攻打齐国，而应先解决越国这个心腹之患的时候，也阐述了勾践是怎样励精图治、富民强国的。《国语》人物对话内容详尽，其中详细地阐明了勾践治理国家、富民强国的措施。而《史记》对勾践的这一形象是通过简约数言作素描式的勾勒。

《国语》和《史记》中皆有对勾践作为一个出色政治家的肯定，展现出了他礼贤下士、选贤与能以及励精图治、富民强国的形象。这是对勾践形象刻画的相同之处。此外，《史记》还展现了《国语》中未涉及的勾践的形象，如卧薪尝胆以及称霸之后诛杀功臣的形象。

二、《史记》与《国语》勾践形象的不同之处

《史记》和《国语》中所刻画的勾践的形象有许多相同之处，但《史记》中描写了《国语》中并无记载的勾践“卧薪尝胆”，以及诛杀功臣的行为，这使勾践的形象更加立体丰富，体现了司马迁作为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成一家之言”的创作宗旨。

(一)《史记》勾践卧薪尝胆的形象

“卧薪尝胆”之说始见于《史记》，在此之前的《左传》和《国语》均不见记载，不详其所出，因此不能确信这件事是否真实。《国语》中仅写了勾践“卑事夫差，宦士三百人于吴，其身亲为夫差前马”[1]368，以及在国内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等等，并无对勾践“卧薪尝胆”形象的揭示。只有《史记》中才有了这样的描写，《越王勾践世家》：“吴既赦越，越王勾践反国，乃苦身焦思，置胆于坐，坐卧即仰胆，饮食亦尝胆也。曰：‘女忘会稽之耻邪？’”[2]1742这段文字言简意赅，栩栩如生，生动鲜明地刻画了勾践忍辱发奋、卧薪尝胆的形象。一个君王能做到如此屈尊降贵、忍辱负重，是难能可贵的。这为他伐吴成功、称霸于各诸侯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史记》勾践阴险狡诈、诛杀功臣的形象

勾践在攻打吴国以及后来称霸的过程中使用了很多权谋，其中不乏阴险狡诈的伎俩，尤其是在报仇雪恨、称霸诸侯国之后对功臣的态度暴露了他作为政治家虚伪狡诈、冷酷无情的一面，这些都是《国语》中没有提及的。

在《史记》中，文种与范蠡作为越国的股肱之臣，同是吴、越矛盾中举足轻重的人物。是文种行成于吴，并制止了勾践欲“触战以死”的急躁行为，求和成功，使越国有了东山再起的机会；又献计向吴王贷粟，以试探对方，越王对他深加信任，举国政属大夫种[4]。文种为勾践献谋无数，在伐吴的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在复仇大业完成以后，勾践却听信谗言，残忍地杀害了他。

《史记》中记载：“范蠡遂去，自齐遗大夫种书曰：‘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种见书，称病不朝。人或谗种且作乱，越王乃赐种剑曰：‘子教寡人伐吴七术，寡人用其三而败吴，其四在子，子为我从先王试之。’种遂自杀。”[2]1746-1747勾践并非不了解文种的赤诚忠心，而是功高盖主的功臣势必成为君王的眼中钉，且文种治理内政，使越国人民安居乐业，想必在越国人民心中享有很高的声望，如此盛名之下，勾践怎会容得下他？这样的勾践与历史上众多的君王一样，有贤德的一面，也有残忍的一面。兔死狗烹，是封建君主专制下君臣关系的必然结果，同时也符合历史的发展规律。想要避免这种悲惨的结局，唯一的办法就是如范蠡一样及时功成身退。

三、《史记》与《国语》勾践形象异同的原因

(一)史料来源的不同

《国语》是一部历史资料汇编，其中绝大部分资料是关于春秋时期的。《吴语》《越语》为《吴太伯世家》《越王勾践世家》的写作提供了基础，《史记》中有关吴、越争霸的材料，主要是来自于《国语》。

《史记》和《国语》中都有对越王勾践的记载，作者必须尊重史实，因此，两书中描述勾践所经历的一系列事件基本相同，这使得两书中所描绘的勾践的形象亦有许多相同之处。勾践礼贤下士、选贤任能以及励精图治、富民强国的形象无一不体现出他是一位贤君，这也是他伐吴成功、称霸诸侯的必要条件，如若不具备这些优良品质，他绝不可能完成复仇大业，取得最后的成功。《国语》和《史记》对勾践形象的刻画，不仅尊重历史事件的真实性，而且符合人性的发展规律和历史的发展规律。

《史记》中对越王勾践的记载，是司马迁综合前人所记载的关于勾践的史料，并把不完整的史料根据人性和历史的发展规律进行合理加工，使其丰富完整，更有利于展现人物的形象。《史记》吸收、使用《国语》的材料，且明显加以发展、改动。《史记》中突出了勾践忍辱发奋、卧薪尝胆的形象，并揭露了勾践诛杀功臣的罪恶行径。

(二)作者的生死观、荣辱观

由于《国语》作者不详，因此不能分析其作者的生死观、荣辱观对塑造勾践形象的影响，而《史记》的作者司马迁，把自己的生死观、荣辱观贯穿于全书各个人物、各种事件上，勾践“卧薪尝胆”正体现了作者司马迁的荣辱观。“忍辱发奋”是司马迁生死观的表现之一。“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司马迁的这种生死观，无疑是推动他忍辱著书的巨大动力[3]389。

《太史公自序》：“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2]3300司马迁认为，受挫折、受侮辱，能够给人一种激励，使人的意志更加顽强，产生思想认识上的飞跃。正是由于受宫刑，才使他头脑更清醒，眼光更明亮，从而使《史记》的思想内容产生了巨大的飞跃。

《史记》越王勾践“卧薪尝胆”，虽不能确信真有此事，但由此可见作者司马迁的个人经历在其创作中留下的深刻烙印。司马迁因李陵事件受辱，身心皆受到极大的伤害，在这种条件下，却仍然忍辱负重，发愤著书，这与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报仇雪恨的心理非常相似。因此，司马迁很钦佩勾践在逆境中卧薪尝胆、忍辱负重的精神力量，这也反映了司马迁的荣辱观。这种意识反映在《史记》的很多篇章中，如《伍子胥列传》，太史公在评语中对伍子胥的作为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和赞佩，“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悲夫！方子胥窘于江上，道乞食，志岂尝须臾亡郢邪？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4]太史公褒扬的不是伍子胥强烈的复仇愿望和残忍极端的复仇方式，而是在逆境中坚定不移、奋发图强的意志。这些都是太史公以沉重的代价换来的对生命价值的认识。司马迁把自己的生死观、荣辱观贯穿于他所表现的人物身上。这也正是《史记》中伍子胥、勾践形象异于《国语》之处的原因。它不仅仅是历史的记录报告，更是一曲悲壮的人生交响乐[4]。

(三)作者的史学观、文学观

《国语》是一部历史资料汇编，其作者对历史人物的言论进行如实的记载，具有一定的史学价值。而《史记》不仅是一部史学巨著，而且是汉代艺术水准最高的文学著作。司马迁不仅注重《史记》的史学价值，也注重《史记》的文学价值。他强调作品必须要反映现实生活，反映现实政治，要能讽喻政治的得失，使其成为促进政治改革的手段和工具。因此，在《史记》的许多篇章中都借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反映现实社会，揭露现实政治的残酷与黑暗。

司马迁对勾践胜利后的背信弃义、残害功臣，表示了极大的憎恶，并对这种残酷的历史规律表现出了深深的慨叹。勾践在称霸之后，猜忌功臣，“越王乃赐种剑曰：‘子教寡人伐吴七术，寡人用其三而败吴，其四在子，子为我从先王试之。’种遂自杀”[2]1747。这段故事在《左转》《国语》中均不见记载，司马迁曾在《淮阴侯列传》《彭越列传》等许多篇章里写了刘邦、吕后残害功臣的事实，可见是司马迁根据刘邦、吕后残害功臣的历史事实发挥出的。在《留侯世家》里，司马迁写了张良通过辞官得以全生的故事。司马迁正是头脑里转着刘邦、韩信与张良，笔下才写出勾践、文种与范蠡，这是明显的以古讽今[3]389。

太史公给予越王勾践很高的评价：“禹之功大矣，渐九川，定九州，至于今诸夏艾安。及苗裔勾践，苦身焦思，终灭强吴，北观兵中国，以尊周室，号称霸王。勾践可不谓贤哉！盖有禹之遗烈焉。范蠡三迁皆有荣名，名垂后世。臣主若此，欲毋显得乎！”[2]1756司马迁认为勾践有大禹的遗风，肯定了他的能力和功绩。虽有可诟病之处，但也不失为一位贤君。《国语》和《史记》都刻画出了越王勾践贤明的君主形象，但《史记》更加丰富了这一形象，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更是独具一格，被后人津津乐道。

[1] 尚学峰,夏德靠.国语[M].北京：中华书局,2012.

[2] [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3] 韩兆琦.史记通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4] 梁晓云.《史记》与《左传》《国语》所记之吴越历史的比较研究[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1)：57-61.

【责任编辑 王 萍】

Comparing the Image of Gou Jian, the King of Yue, in Guoyu and Historical Records

HE Hua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Development,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67, China)

The image of Gou Jian, the King of Yue, in Guoyu and Historical Records are very vivid. The two books shows Gou Jian’s politician style of considerate and kind to men of talent, striving for progress with determination, bearing responsibility and finally Gou Jian destroyed the kingdom Wu and restored his state. Historical Records adds the plot, Gou Jian sleeping on the brushwood, killing contributors that are not recorded in the other historical books, which makes the image of Gou Jian more vivid.

Guoyu; Historical Records; Gou Jian, the King of Yue; image

K207

A

1009-5128(2015)03-0072-04

2014-10-21

何花(1990—)，女，重庆人，重庆工商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