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企业海外投资现状与对策——跨文化商务交际视角

罗志高

(重庆工商大学外语学院，重庆400067)

1 重庆对外投资现状

重庆作为内陆开放高地，近年来，坚持把“走出去”作为建设内陆开放高地最核心的内容、最重要的标志来抓.2008年，重庆新批境外企业(机构)20个，总投资14.888万美元.2009年，新批境外企业(机构)38个，总投资1456.54万美元，同比上升23.9%.2010年重庆共核准境外企业(机构)46个，总投资共97216万美元，同比上升426.7%.2011年重庆对外协议(意向)投资新签项目67个，金额60.3亿美元，新核准境外企业(机构)57个，总投资共14.1亿美元，同比上升45%.东南亚、南美及欧洲是投资热点区域，加拿大、美国等也是投资目的地.重庆提出，力争“十二五”期间对外投资总额达到300亿美元，建成5个境外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和8个境外战略资源基地，形成1000亿元境外产值.为此，重庆出台了一系列措施，鼓励和支持企业以先进制造业发展和资源开发为重点，通过对外投资办厂、兼并收购、资源开发等多种形式，全方位参与国际竞争.重庆实施面向中国市场的对外投资策略，同时，采取“1+1+3”的工作模式，第一个“1”是指每个投资项目有一个集团主导牵头;第二个“1”是指每个对外投资项目后面跟进一个财团，一起入股、一起担保、一起融资;“3”则是指每个项目有一个熟悉当地情况的国际投资银行、一个会计事务所、一个律师事务所跟进.然而，重庆境外投资规模不断提升，政府也在大力推动，目前还处于对外投资发展初步阶段，面临着诸多困难与问题，本文拟从跨文化商务交际视角探讨重庆对外投资现状与对策.

2 国内外对外投资相关研究现状

英国Dunning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对外投资取决于其经济发展阶段和该国所有权、内部化和区位优势，其跨国公司海外投资分为资源、市场、效率和战略资产导向四种类型［1］.哥本哈根Gammeltoft分析和预测了金砖国家对外投资可能出现的第三次大浪潮［2］.澳大利亚Kang和Jiang调查了中国企业在东亚和东南亚的投资，分析了影响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区域选择的经济和制度因素影响［3］.

中国学术界对中国海外投资也进行了研究.梁燕君等指出，中国企业从事海外并购时应采取跨文化整合策略，才能建立起全球性的组织和流程，以实现全球性效率和竞争力［4］.秦学京分析了企业跨国经营中文化冲突产生的主要原因及其不利影响，认为解决跨国经营企业的文化冲突是要做到文化融合［5］.张月娥评析了跨文化整合的必要性、整合模型、跨文化整合步骤与计划等［6］.王平以浙商在瑞典投资的两个项目为案例，分析了投资地政府、媒体与民众对投资项目的现实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投资建议［7］.经海涛等总结了重庆实体经济走出去的现状，并就此提出了适应国内经济发展战略和格局变化、调整对外商品和投资结构、增加科技含量等新思路［8］.徐远华分析了重庆海外投资存在的问题，并向有关部门提出了发展对策，如加大融资支持力度、金融配套、健全管理体制等［9］.

以上研究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国内外关于发展中国家海外投资理论或跨文化整合的研究;二是对浙江省海外投资模式、对策、文化整合等的研究;三是对重庆对外投资现状、对策等的研究.而学者们对重庆高歌猛进的对外投资文化适应性研究几乎没有涉及.重庆企业利用世界金融危机加快走向世界的同时，必然面临着文化冲突和摩擦，其跨文化商务交际研究显得重要而急迫.

3 跨文化商务交际研究对象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国际商务活动日益频繁，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国际商务主要涉及实际和技术问题，也涉及民族和文化等问题，这些问题更为复杂.因此，跨文化研究也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

跨文化交际学是“研究人们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和冲突以及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和冲突的一门学问”，跨文化商务交际是不同文化背景的经营管理者之间的交流，它与跨文化交际的差别不仅仅是在于跨文化商务沟通，而是在商务语境下从事跨文化活动，是把商务策略、商务目标、商务管理、人力资源开发等管理学科中的因素与跨文化交际学科组成有机的一体，通过文化沟通和整合，建立新的商务语境.跨文化商务交际学逐渐形成了完整的系统，它可以从文化价值观、思维方式、交际策略出发，也可以从经营理念、管理模式、人力资源及企业文化的角度来分析跨国公司经营中的各种问题和现状，提出行之有效的解决和管理方案.从事跨文化商务交际的人，除了要了解文化的一般概念之外，还要掌握在某国从事商务活动的商务文化，并且协调本国文化与异国文化在商务活动中的差异.

4 重庆海外投资的文化适应对策

近年来，重庆引进外资持续快速增长，2011年突破100亿.开放高地就是要“有进有出”，随着金融危机在全球蔓延，重庆海外投资异军突起，大型海外投资频传捷报.2008年8月，四联集团收购了加拿大蓝宝石工厂，突破了制约国内LED产业发展的瓶颈.2009年8月，宗申集团收购巴西摩托车厂.2009年底，四联集团引进法国汤姆逊公司全球(北京)半导体实验室研发团队.2010年，重钢“吞”下位于西澳大利亚的伊斯坦鑫矿山.2010年3月，重庆机电集团收购英国精密技术集团下属的6家子公司.2011年4月，重庆粮食集团在巴西投资75亿建粮油生产基地.2011年6月，重庆轻纺集团与全球第四大汽车密封条企业——德国萨固密集团合作，一跃成为业务横跨欧亚美三洲的跨国企业.2012年，东风小康也与外方合资在巴西建整车厂.2012年，重庆粮食集团将在巴西、阿根廷、加拿大等国投资60亿美元发展农业等等.然而，辉煌和高歌猛进的背后，重庆海外投资存在隐忧.重庆市外经委2011年境外投资企业统计年报显示，在重庆62家境外投资企业中，目前只有40%的企业盈利.据市外经委不完全统计，从2009年，重庆对外投资的企业，以每年至少30家的速度递增.不过，目前多数企业依然处于“烧钱”状态.如，重庆一家企业因看好柬埔寨丰富的矿产资源，投入大量的资金和人力在当地从事金矿开采、开发、加工和销售工作.然而，几年过去了，矿产项目却停滞不前.原因在于，之前只是盯着进入成本低，匆忙进入之后，才发现当地的法律法规、语言环境与国内相差甚大.因此，重庆对外投资要重视跨文化商务交际方法和管理策略.

4.1 研究文化差异，积极融入当地文化

王平认为，海外投资地特殊的经济社会政策与文化习俗极大增加了海外投资的风险.由此可见，企业跨国经营活动中，文化差异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一般说来，文化因素是指在一定社会形态下已形成的独特价值观念、道德规范、风俗习惯、经济制度、法律等.所以，企业对外投资时必须重视文化差异，重视不同国家的商情研究.

首先，海外投资应区分发达与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市场成熟、重视民众就业率的提高，在这些国家投资应以科技驱动型为主.2004年，重庆宗申集团入驻加拿大派姆科技有限公司，并认购上市股份;重庆轻纺集团与德国萨固密集团合作;重庆博赛矿业在加纳和北欧氧化铝、电解铝项目等等，就是科技驱动型投资的成功案例.

其次，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投资，以市场拓展型为主.重庆宗申2009年在泰国设立摩托车生产基地，就是充分利用了泰国劳动力成本低、当地市场优势.重庆博赛印尼建氧化铝厂，重庆粮食集团在巴西建立大豆生产基地等等，都是对中外社会、经济、文化差异恰当利用的范例.聘用当地员工，借助他们熟悉当地的风俗习惯、市场动态以及政府各项法规.如，重庆粮食集团在巴西、阿根廷、加拿大建立粮食基地等等，必然需要大量劳动力.尽管当地劳动力成本高，投资方也不能只是从国内输出低廉劳动力，还应适当聘请当地劳工.

企业要主动了解文化差异，积极融入当地文化、承担海外社会责任.企业要真正做到在环境保护、社区稳定、促进就业、商业诚信、社区公益、慈善活动等方面积极作为，做一个融入当地社区的“企业公民”，力争公司效益和社区发展的双赢，比如，重钢吞并澳洲伊斯坦鑫矿山的谈判中就保留了对方派驻财务总监的条件，国内的一些大企业当初并购谈判时都想100%控股该矿，而重钢接受了60%控股的条件，这就是适应对方文化、获得当地信任的好做法.

4.2 回避政治色彩与意识形态差异

目前，因体制等原因，重庆海外投资以国有企业为主，如重庆外经贸集团、重钢集团、重庆粮食集团、重庆机电集团、重庆轻纺集团等.它们在当地的直接投资容易使人联想到背后的政府政治意图，从而可能遭到东道国政府的政治干预.因此，政府在大力推动国企海外投资的同时，更应推进民营企业的海外扩张.所幸的是，重庆有远见的民企已经有所作为了，如，重庆博赛集团的海外矿、氧化铝和电解铝产业收购，重庆力帆汽车的海外营销、摩托车汽车海外建厂等，宗申集团自2004年以来的一系列海外投资与收购，等等.这些民企行为具有政治色彩淡、决策灵活、市场反应快、容易为当地国民众接受等优点.

西方国家一般是两党制或多党制，移民问题往往是政党角逐中争议的热点，因此，重庆海外投资企业在输出劳工、境外设厂、商城或机构时要回避这一问题，避免被国外的政党政治所利用.

4.3 积极面对劳工文化差异

西方国家法律健全，劳工组织力量大，海外投资企业不能片面追求短期经济利益，要重视员工的自由与权力.因此，投资方不能忽视外输和当地劳动力的薪酬和安全，这些也应达到投资地的国家标准，而不应只是达到国内标准.海外的规则、制度、文化、习惯与中国差异很大，甚至冲突很大，企业要有跨文化商务交际意识，比如，在国内，领导下达任务后，员工都会在规定时间内加班加点完成，而国外员工更注重自己的权利和享受生活，即使完不成任务，他们也不会加班.

海外投资企业要面对西方国家劳动力成本很高的现实，比如重钢在西澳大利亚的伊斯坦鑫矿山的后期建设就面临这样的挑战.澳大利亚人力成本高昂，一个开掘机的当地司机年薪在10万～15万澳元.这种情况下，重钢如果仅仅使用中国劳动力，一方面，当地的就业机会减少，项目在当地容易遇到经营障碍;另一个方面，根据中国劳动力成本和安全标准管理劳工，会引起当地劳工组织和安全监管部门的干涉，甚至在当地引起恶劣的舆论影响而致使项目失败.所以，企业要从文化差异积极面对这个问题.

重庆力帆、重庆粮食集团、宗申集团等在巴西投资活跃，因此，他们应重视研究巴西的劳工法律.巴西的劳工法律严格，工会在工资方面发挥很大的作用，巴西劳工在工作满12个月以后，可获得一个月的额外工资.没有正当理由解雇工人，雇主必须继续支付一个月工资.在年假方面，在巴西，劳工除法定假日外，每年还享有30天的带薪假期，若劳工不休年假，企业须给予经济补偿.这对在巴西进行技术驱动型还是市场拓展性投资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

4.4 企业文化有差异，跨文化整合是关键

由前文可知，重庆有很多海外并购行为，而并购过后跨文化融合与管理是涉及跨国经营成败的关键.大多数合并公司在合并初期会出现合作中的困惑或沟通障碍，这种现象被称为合并或合资综合症.因此，重庆海外并购要重视企业文化整合.

跨文化整合要从海外投资前开始，投资方要收集体现在有形“物体”和行为上的文化信息，还应挖掘其背后的组织哲学、价值观、组织风气、不成文的行为准则等隐性文化.投资后，投资方要制定有效的文化整合计划，加强跨文化培训，加强管理层的跨文化管理能力.在价值观方面，中西方文化在价值观上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权力差异方面.中国管理强调集体或企业利益至上、团结稳定，而西方以美国为主的企业管理强调个人利益至上，强调企业效率与发展.西方文化强调理性思维和公平，在企业管理上强调企业制度、岗位职责规定等很规范;相反，中国管理具有明显的“人”“情”特征，历任领导根据自己喜好各干一套，延续性差.投资方管理层要充分认识到这些企业文化差异，并购方还要主动吸收国外企业先进文化和放弃无法被认同的文化.投资方在海外并购时要注意吸收国外企业文化中的先进因素，不能因为自己是并购方，就有民族优越感，同时，还应主动放弃原有企业文化中无法被并购企业所认同的文化，如，联想收购IMB的PC业务后在美国招聘了一批业务骨干，但是大部分后来纷纷离开了，主要原因就是难以接受联想的某些企业文化，如对员工工作时间外出的严格监控、开大会之前高唱公司歌曲等.最后，在跨文化整合或经营过程中，要尝试把不同国家和企业文化结合起来，并建立双方认可的第三企业文化，以增强员工的凝聚力、向心力.庄恩平提出以跨文化交际理论与观点解决跨国公司管理中的文化冲突，文化整合是第三文化理念的具体体现，而共同价值观念则是文化整合的核心与内涵，并以此进行跨文化管理，这样才能创造“1+1＞2”的管理效应.

5 结语

重庆企业在国际环境有利的形势下，容易急功近利走出去，但走出去前后存在诸多问题，其中对当地市场、经济、法律等文化适应性缺乏足够重视，没有认识到文化差异与整合、跨文化商务交际策略在跨国经营中的重要性.因此，对投资国商情、跨文化商务交际策略等方面的研究显得重要而急切.只有克服文化差异，并很好地掌握跨文化商务交际策略和方法，重庆乃至中国企业未来海外投资与经营才能取得可持续性发展，并在国际化道路上越来越成功.

［1］Dunning J.H.The Eclectic Paradigm 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A Restatement and Some Possible Extensions［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1988，(1):1-32.

［2］Gammeltoft Peter.Emerging Multinationals:Outward FDI from the BRICS Countrie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echnology and Globalisation，2008，(1):5-22.

［3］Kang Yuanfei，Jiang Fuming.FDI Location Choice of Chinese Multinationals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Traditional Economic Factors and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J］.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2012，(1):45-53.

［4］梁燕君，张会刚.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中的跨文化整合［J］.经济界，2007，(1):6-8.

［5］秦学京.企业跨国经营中的文化冲突与融合［J］.经济与管理，2005，(5):34-37.

［6］张月娥.企业并购后跨文化整合研究［D］.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7］王平.浙商海外投资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以瑞典投资为例的分析［J］.观察与思考，2012，(5):49-51.

［8］经海涛，杨兴礼，韩飞.重庆实体经济“走出去”的现状与思路研究［J］.经济研究，2011，(17):43-44.

［9］徐远华.地方国企“走出去”的海外战略、问题与政策建议——以近年来重庆地方国企“走出去”为例［J］.工业经济，2012，(6):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