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两京饮食服务业发展原因及概况

刘树友

(渭南师范学院人文学院，陕西 渭南714000)

宋代两京饮食服务业发展原因及概况

刘树友

(渭南师范学院人文学院，陕西 渭南714000)

宋代两京饮食服务业的发展得益于两京规模扩大、人口剧增，民风奢华、市民游览成风，上流社会人士热衷户外饮食消费三个有利因素。从为饮食服务业的发展提供广阔舞台和庞大消费群体、营造良好消费环境、对普通民众的引领导向三个方面刺激和推动了宋代两京饮食服务业的发展。按照功能、档次及特点，可将宋代两京饮食服务业分作饮、食兼营的酒楼，主营主食的食店，主营饮料的茶肆，走街窜巷、沿街叫卖的流动服务及地方风味食店五类情况。

宋代两京;饮食服务业;发展背景;五类情况

饮食服务业是第三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城市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饮食服务业发展得如何，常常是一个城市经济发展的缩影和晴雨表，对于以消费为主的古代城市而言则更是如此。自中唐开启至宋代而大致完成的中国封建社会全方位变革，也深刻地折射到了城市及城市经济方面，使得宋代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处在十分关键的节点上，即由传统的中古城市向近代城市转型的时期。作为政治色彩浓重，消费功能突出的中古城市的诸多痕迹和作为一个地区的政治、经济、交通、文化、信息、娱乐中心的近代城市的诸多特点都同时集中地映现在宋代城市身上，决定了宋代城市具有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特质。较诸此前，宋代城市在管理、功能、布局、商业发展与居民性质等方面，都发生了显著变化，尤以北宋、南宋京城——汴京、临安表现得最为典型和充分。

宋代城市经济显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与发展，作为北宋、南宋首善之区的汴京、临安，规模扩大，人口剧增，有力地刺激和带动了饮食服务业的发展与繁荣。本文立足《东京梦华录》、《梦粱录》等史志文献，试图就宋代两京饮食服务业发展的背景、概况作一探讨。

一、两京饮食服务业发展原因

宋代两京饮食服务业的空前发展，有其深刻复杂的社会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两京规模扩大，人口剧增，为饮食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空前广阔的舞台和庞大的消费群体。宋代两京集中体现了经典作家所说的“城市是经济、政治和人民的精神生活的中心”［1］264，规模不断扩大，日益向超大型方向发展，户口均逾百万，舟车辐辏，百物杂陈，俗具四方。

汴京、临安两京作为首善之地，其山水、人文、风物独领天下，魅力四射，惹人艳羡，是各地民众憧憬之地，“国家承平之时，四方之人，以趋京邑为喜。盖士大夫则用功名进取系心，商贾则贪舟车南北之利，后生嬉戏则以纷华盛丽而悦”［2］934。于是，来京求学、应试、观光、求职、探亲、访友、卖身、卖艺、上访、打官司、做买卖以及以各种方式寄生、混迹其间的各色流动人士，数量绝不在少数，仅以赴京应试的士人学子而论，南宋时，“每士到京，须带一仆，十万人试，则有十万人仆，计二十万人”［3］9，再加上固有的常住人口，从而使两京人口均逾百万之众。史载汴京“人烟浩穰，添数十万众不加多，减之不觉少”［4］451，“车马阗拥，不可驻足”［4］268;临安“人烟稠密，户口浩繁”［5］149，“户口蕃息，近百万余家，杭城之外城，南西东北，各数十里，人烟生聚，民物阜蕃，市井坊陌，铺席骈盛，数日经行不尽，各可比外路一州郡”［5］167，“人烟稠密，城内外不下数十万户，百十万口”［5］137，“城内外数十万户口，莫知其数”［5］107，“户口蕃盛，商贾买卖者十倍于昔”［5］104。如此浩大规模和繁夥人口，为两京饮食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空前广阔的舞台和庞大的消费群体，否则，两京饮食服务业的发展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根本无从谈起。

二是两京民风奢华，市民游览成风，为饮食服务业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消费环境。北宋前后相计167年，除与辽、西夏接壤的北部、西北部边陲地区间断发生过战事外，总体上保持了承平无事的局面;南宋首尾共计152年，除高宗绍兴十一年(1141)之前与金朝、末期与蒙元发生过较大规模战事外，总体上也维持了太平相安的格局。此其一;其二，两宋农业、手工业及商业获得了空前发展，分别达到历史新高，国家财税收入大幅增加，物资丰盈，一派富裕、富庶景象;其三，上流社会人士及富商大贾者流，乘坚策肥，蒸龙烹凤，锦衣玉食，竞相斗富比阔，上行下效，引领世风日趋奢华，“咸平、景德以后，粉饰太平，服用寝侈，不惟士大夫崇尚不已，市井闾里以华糜相胜”［6］17－18，“风俗好奢，人情好胜，竞尚华居，竞服靡衣，竞嗜珍馔，竞用美器，豪家巨族固宜享用，小夫贱隶，卒富暴贵，岂惟效尤，又且过之”［4］422，“世道久夷，人心多靡。近闻中外颇僭典常，自通邑名都，世家豪姓，竞作浮侈，叠相矜尚。珠玉被于服玩，缇绣裛于垣墙”［4］423－424，刺激和引领民风日趋奢华。两京乃首善之地，故都名城，士绅荟萃，富人云集，奢华渊源有自，更胜他地，如汴京“时节相次，各有观赏……举目则青楼画阁，秀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华光满路，何限春游，箫鼓喧空，几家夜宴。伎巧则惊人耳目，奢侈则长人精神”［4］1－2，“万街千巷，尽皆繁盛浩闹……别有深坊小巷，绣额珠帘，巧制新粧，竞夸华丽，春情荡飏，酒兴融怡，雅会幽欢，寸阴可惜，景色浩闹，不觉更阑。宝骑骎骎，香轮辘辘，五陵年少，满路行歌，万户千门，笙簧未彻”［4］596，“花阵酒池，香山药海。别有幽坊小巷，燕馆歌楼，举之万数，不欲繁碎”［4］451－452。临安正月初一“无论贫富，游玩琳宫梵宇，竟日不绝。家家饮宴，笑语喧哗。此杭城风俗，畴昔侈靡之息，至今不改”［5］1。清明节“车马往来繁盛，填塞都门。宴于郊者，则就名园芳圃，奇花异木之处;宴于湖者，则彩舟画舫，款款撑驾，随处行乐。此日又有龙舟可观，都人不论贫富，倾城而出，笙歌鼎沸，鼓乐喧天……男跨雕鞍，女乘花轿，次第入城”［5］10－11。这一世风直接波及到饮食行业，酒楼食具俱以金银做成，食客们极尽奢华之能事，临安康、沈、施、王家诸酒楼“俱用全卓银器皿沽卖”［5］132。熙春、三元等酒楼，“酒器悉用银，以竞华侈”［7］119，汴京仁和、会仙酒楼“常有百十分厅馆动使，各各足备，不尚少阙一件。大抵都人风俗奢侈，度量稍宽，凡酒店中，不问何人，只两人对坐饮酒，亦须用注碗一副，盘盏两副，果菜碟各五片，水菜碗各五只，即银近百两矣。虽一人独饮，盌遂亦用银盂之类。其果子蔬菜，无非精洁。若别要下酒，即使人外买软羊、龟背、大小骨、诸色包子、玉板鲊、生削巴子、瓜姜之类”［4］420－421。

汴京、临安作为京都所在，山水名胜、人文景观名甲天下，不独外地人趋之若鹜，市内民众也游玩成性，汴京“中秋夜，贵家结饰台榭，民间争占酒楼玩月，丝篁鼎沸，近内庭居民，夜深遥闻笙竽之声，宛若云外。闾里儿童，连宵嬉戏，夜市骈阗，至于通晓”［4］814。“临安风俗，四时奢侈，玩赏殆无虚日”［5］25，游玩之风更炽。每遇年节，则万人空巷，举城若狂，二月初八，“西湖画舫尽开，苏堤游人来往如蚁……湖山游人，至暮不绝……更兼仲春景色明媚，花事方殷，正是公子王孙，五陵年少，赏心悦事之时，讵宜虚度?至如贫者，亦解质借兑，带妻挟子，竟日嬉游，不醉不归”［5］6－7，中秋夜“金风荐爽，玉露生凉，丹桂香飘，银蟾光满，王孙公子，富家巨室，莫不登危楼，临轩玩月，或开光榭，玳筵罗列，琴瑟铿锵，酌酒高歌，以卜竟夕之欢……此夜天街卖买，直至五鼓，玩月游人，婆娑于市，至晓不绝”［5］24，“承平日久，乐与民同，凡游观买卖，皆无所禁。画楫轻舫，旁午如织”［7］42，“西湖天下景，朝昏晴雨，四序总宜。杭人亦无时而不游，而春游特盛焉……(各种船只)皆华丽雅靓，夸奇竞好”［7］43，“探春”时，“都人士女，两堤骈集，几于无置足地。水面画楫，栉比如鱼鳞，亦无行舟之路，歌欢萧鼓之声，震动远近”［7］44，“既而小泊断桥，前舫骈聚，歌管喧奏，粉黛罗列，最为繁盛。桥上少年郎竞纵纸鸢，以相勾引”［7］44，不一而足。两京民风如此奢华，游兴如此之盛，为饮食服务业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消费环境。

三是上流社会人士热衷户外饮食消费，对普通民众起了引领与导向作用，刺激和推动了饮食服务业的发展。汴京、临安乃名公巨卿、达官贵人、士绅贤达、富商大贾荟萃之地，他们的衣食住行等对普通民众有着引导作用。当时，此辈热衷户外饮食消费，真宗时名臣鲁宗道，“有酒肆在其侧，号仁和，酒有名于京师，公往往易服微行，饮于其中。一日，真宗急召公，将有所问，使者及门而公不在，移时乃自仁和肆中饮归”，原来“有乡里亲客自远来，遂与之饮”［8］1－2。石曼卿与时人刘潜“为酒敌，闻京师傻行王氏新开酒楼，遂往造焉，对饮终日”［8］34。执汴京酒楼之牛耳的樊楼，便是王公贵族常顾之地，“公孙下马闻香醉，一饮不惜费万钱”［4］183。真宗时“侍从文馆士人大夫，各为燕集，以至市楼酒肆，往往皆供账为游息之地”［9］398，酒肆成了公卿士大夫的休闲去处。南宋人林外，“词翰潇爽，诙谲不羁，饮酒无算。在上庠，暇日独游西湖，幽寂处得小旗亭，饮焉”［10］241。南宋理宗时，“周文璞、赵师秀数诗人，春日薄游湖山，极饮西林桥酒垆，皆大醉熟睡”［10］242。临安沈一“自开酒垆，又扑买钱塘门外丰乐楼库”，一日“忽有大舫泊湖岸，贵公子五人，携姬妾十数辈……纵饮楼上，歌童舞女，丝管喧沸，不觉罄百樽”［11］1613。不仅公卿、富商常光顾酒楼消费，即使享九五之尊的天子也时微服屈尊驾莅酒楼，宋初孙锡“开正店建楼，渐倾中都。太宗上元为微行，至其家……上与柴都尉数公往，孙出致恭，呼大人。先集京师名姬妙艺，杯盘精好，罗列于外。上大喜，酒十行，将散，乃前致谢曰:‘家有闲处，愿诸大人一临。’太宗与诸公相顾骇喜。乃至其厅事，杯杓器皿陈设，歌舞尤盛。遂使其女弹琵琶献酒侍上旁，通夕极欢而罢”［4］191－192。至于皇室平日消费、王公贵族招待亲朋，更是经常购买或派人购买市面的成品、半成品饮食，汴京“东华门外，市井最盛，盖禁中买卖在此，凡饮食、时新花果，鱼虾、鳌蟹、鹑兔脯腊、金玉真玩、衣着，无非天下之奇”［4］41。临安“和宁门外红杈子，早市买卖，市井最盛。盖禁中诸阁分等位，宫娥早晚令黄院子收买下饭于此。凡饮食真味，时新下饭，奇细蔬菜，品件不缺。遇有喧唤收买，即时供进。如府宅贵家，欲会宾朋数十位，品件不下一二十件，随索随应，指挥办集，片时俱备，不缺一味”［5］57。亲朋联谊聚餐酒楼也属司空见惯之事，临安丰乐楼“据西湖之会，千峰连环，一碧万顷，柳汀花坞，历历阑槛间，而游桡画舫，棹讴堤唱，往往会于楼下，为游览最……淳祐年，帅臣赵节斋再撤新创，环丽宏特，高楼云霄，为湖山壮观，花木亭榭，映带参错，气象尤奇。缙绅士人乡饮团拜，多集于此”［5］96。

以名公巨卿、绅商贤达为代表的上流社会人士热衷户外饮食消费，对广大普通民众的饮食消费取向起了明显的引导作用，公务人员及下层民众又镇日为生计所迫，忙碌于各种营生，生活节奏较快，无暇按部就班、蹈循正常的生活作息模式，汴京新封丘门大街“茶坊酒店，勾肆饮食。市井经纪之家，往往只于市店旋买饮食，不置家蔬”［4］312，临安“大街一两处面食店及市西坊西食面店，通宵买卖，交晓不绝……公私营干，夜食于此故也”［5］107，“经纪市井之家……旋买见成饮食，此为快便耳”［5］107，可见，公务人员尤其下层民众就食饭馆几成常态。

上述三个因素交互作用，最终促成了宋代两京饮食服务业的发展与繁荣。

二、宋代两京饮食服务业发展概况

按照功能、档次及特点诸要素，可将宋代两京饮食服务业分作以下五类情况。

1.饮、食兼营:酒楼。酒楼在当时有官营、私营两种，私营居多。酒楼在饮食服务业中属龙头老大，经营酒食为主，以中上流社会人士为主要消费群体。这类酒楼在名字、信誉、管理、外表装潢、内部装饰、服务水准、饭菜质量、卫生条件等方面，都显示出与众不同、超凡脱俗、阳春白雪的品质。宋代汴京、临安规模宏大，户口浩繁，名流富人麇集，日甚一日的奢侈之风，极大地刺激和推动了该类酒楼的发展。以汴京而论，符合前述资质酒楼的所谓“正店”有72家，“此外不能遍数，其余皆谓之角店”［4］176。宣和间，“京师建欣乐、和乐、丰乐三酒楼，壮观之盛，虽从官亦许游宴。时高丽遣使贺正，赐宴其上”［12］402。其中尤以樊楼最负盛名，号称“京师酒肆之甲，饮徒常千余人”［10］206。时人有《鹧鸪天》词以状其势:“城中酒楼高如云，烹龙煮凤味肥鲜。公孙下马闻香醉，一饮不惜费万钱。招贵客，引高贤，楼上笙歌列管弦。百般美物珍羞味，四面栏杆彩画檐。”［4］183后改为丰乐楼，更胜于前，“三层相高，五楼相向，各有飞楼栏槛，明暗相通，珠帘绣额，灯烛晃耀”［4］174。九桥门一带酒楼，“彩楼相对，秀旗相招，掩翳天日”［4］176，气势亦很不凡。临安此类酒楼也不算少，例如官营的丰乐楼，“据西湖之会，千峰连环，一碧万顷，柳汀花坞，历历阑槛间，而游桡画益鸟，棹讴堤唱，往往会合于楼下，为游览最”，重修后，“瑰丽宏特，高切云汉……遂为西湖之壮，旁为花径曲折，亭榭参差，更与兹楼映带”［13］104－105。《武林旧事》记载了临安此类酒楼的繁盛景象:“歌管欢笑之声，每夕达旦，往往与朝天车马相接。虽风雨暑雪，不少减也。”［7］119有些酒楼简直成了两京的地标式建筑。

2.主营主食:食店。从数量看，主营主食的食店，在饮食服务业中居最多，最具有平民化、大众化的气息，两京也不例外，“处处各有茶坊、酒肆、面店”［5］107。如果说酒楼的消费群体主要定位在中上层市民，那么，食店的消费对象主要面向下层市民，“乃下等人求食粗饱，往而市之”［5］136。这类食店大致涵盖了除酒楼之外的所有普通饭馆，甚至还包括带有随机性的地摊以及各种主食专卖店。很显然，该类食店从门面、装饰、卫生到服务等各方面与酒楼都存在着霄壤之别。其实，《东京梦华录》、《梦粱录》诸部专记汴京、临安的史志典籍，在饮食部分作者真正投入笔墨最多的还是这类普通饭馆。汴京有馒头店及各种饼店，“有油饼店，有胡饼店。若油饼店，即卖蒸饼，糖饼、装合、引盘之类”［4］443。临安有“专卖家常饭食”［5］136的面食店、有“包子酒店，专卖灌浆馒头，薄皮春茧包子、虾肉包子、鱼兜杂合粉、灌熬大骨”［5］131，又有“卖菜羹饭店”［5］136。光顾食店之人形形色色，自然也使食店成为信息聚散地。南宋末年，永嘉人蔡起莘“尝为海上市舶”，崖山战败后，挈家赴杭州，“谒亲故，道由张家滨”，欲寻访居此地的部旧张瑄，因“不知何如，漫扣之酒家，云:‘此处止有张相公耳。’”［14］179－180。这里说的虽属他地酒家情况，两京酒家、食店自不会例外。

3.主营饮料:茶肆、茶坊。宋世饮茶之风日盛，城市大街小巷遍满茶肆。伴随城市经济发达、人们交往联系普遍以及市民生活多元化，宋代茶肆之功能早已超出品茗休闲的本意，同时兼有待客、会友、玩乐、洽谈商务等会所功能，凡此又以两京茶肆最具典型性。如临安茶坊“张挂名人书画……所以消遣久待也”［15］7，“插四时花，挂名人画，装点店面”［5］130。不惟卖茶，“冬天兼卖擂茶，或卖盐鼓汤，暑天兼卖梅花酒”［15］7，“四时卖奇茶异汤，冬月添卖七宝擂茶、馓子、葱茶，或卖盐豉汤，暑天添卖雪泡梅花酒，或缩脾饮暑药之属”［5］130，亦有“诸行借工卖伎人会聚行老”［5］130，更有茶肆为“士大夫期朋约友会聚之处”［5］130。为招徕顾客、增加收益，某些茶肆甚至有歌妓陪侍，“莫不靓妆迎门，争妍卖笑，朝歌暮弦，摇荡心目”［5］130。这些特点也从一个侧面多少折射出了宋代社会暂露的某些新的信息。人员往来繁杂，也使茶肆成了信息聚散地，秦桧孙女丢失宠猫后，临安府尹急忙“图百本，于茶肆张之”［16］32，企图借茶肆人流量大的的特点，有意外收获。

4.走街窜巷、沿街叫卖的流动服务:饮、食兼具。宋代城市经济发达，市民生活节奏加快，“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17］3256，城市规模越大，经济越繁荣，就越是突出，两京无疑最具典型性。熙来攘往的人流忙碌于各种营生，为了满足这部分消费群体的饮食需要，也为了弥补诸如酒楼、茶肆一类的定点饮食消费之不足，于是，靠车载肩挑，走街窜巷、沿街叫卖的流动服务形式便大量出现。如临安“诸般嘎饭，及酒醋时新果子，进纳海鲜品件等物，填塞街市，吟叫百端……大街小巷，在在有之，不论晴雨霜雪皆然也”［5］108，卖“饮食者，吟叫百端”［4］338。腊八节“街坊叫卖五色米食、花果、胶牙饧，萁豆，叫声鼎沸”［5］45。“沿街巷陌盘卖点心”;“沿门歌叫熟食”［5］137;“夜间顶盘挑架者，如遍路歌叫(卖点心)”［15］6－7。甚至可送饭上门，“应千市食，就门供卖，可以应仓卒之需”［5］137。

为了引得市民购买就食，卖者还特别注意营销技巧，妙用买者心理，“吟叫”时或言非实情，或正话反说，“凡卖熟食者，必为诡异标表语音，然后所售益广。尝有货环饼者，不言何物，但常叹曰:‘亏便亏我也。’谓价廉不称耳”［18］7，诱使人们购买。同时十分讲究饮食器皿的卫生，汴京“卖饮食之人，装鲜净盘合器皿，车檐动使，奇巧可爱，食味和羹，不敢草略”［4］451。临安“货卖饮食之人，多是装饰车盖担儿，盘盒器皿新洁精巧，以炫耀人耳目”［5］149。这些多属于流动出售主食的情况。

再说流动售茶。临安“巷陌街坊，自有提茶瓶沿门点茶，或朔望日，如遇吉凶二事，点送邻里茶水，倩其往来传语”［5］130。还有“街司衙兵百司人，以茶水点送门面铺席，乞觅钱物”［5］130。流动卖茶似乎夜间更盛一些，以满足忙碌的各类人士，汴京“至三更，方有提瓶卖茶者。盖都人公私荣干，夜深方归也”［4］312－313。临安“三更后，方有提瓶卖茶……盖都人公私营干，深夜方归故也”［5］110。“夜市于大街有车担设浮铺，点茶汤以便游观之人”［5］130。

上述这些从事车载肩挑，走街窜巷、沿街叫卖饮食之人，都属于身处社会底层，出身寒微，家资单薄的贫苦市民，披星戴月，起早贪黑，冒风寒，忍炎暑，以图养家糊口，或弥补生计，日复一日，辛劳至极，“御街铺店，闻钟而起，卖早市点心，如煎白肠、羊鹅事件、糕、粥、血脏羹、羊血、粉羹之类”［5］108。时人张耒曾言汴京卖饼郎的劳作情景:“北邻卖饼郎儿，每五鼓，未日即绕街呼卖，虽大寒烈风不废，而时略不少差也。”并以诗状之:“城头月落霜如血，楼头五更声欲绝。捧盘出户歌一声，市楼东西人未行。北风吹衣射我饼，不忧衣单忧饼冷。”［4］372诗文生动刻画出卖饼郎的艰辛生涯，读之令人鼻酸。

5.地方风味食店:南食、川食。宋代交通便捷，商业舆论、政策较为宽松，商品经济发达，物资周流加快，商人跨州逾郡，懋迁有无，加上其他原因，大大刺激了各类人员的异地流动。汴京、临安作为首善之地、故都名城，山水秀美，风光无限，繁荣富庶，乃各地人士向往之地，“以趋京邑为喜”。于是适应各地人士口味的食店大量出现，汴京以带有江南与四川地方口味的南食店、川食店影响稍大，“南食店……以备南人不服北食者”［15］6。“南食面店，川食分茶，以备江南往来士夫，谓其不便北食故耳”［5］135，临安还有衢州饭店。这类饭店从门面到内部装饰均很讲究，服务质量亦堪上乘，川饭店、南食店“门前以枋木及花样沓结缚如山棚，上挂成边猪羊，相间三二十边。近里门面窗户，皆朱绿装饰，谓之‘欢门’。每店各有厅院东西廊，称呼坐次。客坐则一人执筯纸，遍问坐客。都人侈纵，百端呼索，或热或冷，或温或整，或绝冷，精浇、膘浇之类，人人索唤不同。行菜得之，近局次立，从头唱念，报与局内。当局者谓之‘铛头’，又曰‘着案’讫。须臾，行菜者左手杈三碗，右臂自手至肩，驮迭约二十碗，散下尽合个人呼索，不容差错”［4］430。

［1］［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宋］洪迈.容斋随笔:下［M］.北京:中华书局，2005.

［3］［宋］西湖老人.西湖老人繁盛录［M］.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

［4］［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笺注［M］.伊永文笺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

［5］［宋］吴自牧.梦粱录［M］.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

［6］［宋］王栐.燕翼贻谋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1.

［7］［宋］周密.武林旧事［M］.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

［8］［宋］欧阳修.归田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1.

［9］［宋］彭□.墨客挥犀［M］.北京:中华书局，2002.

［10］［宋］周密.齐东野语［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1］［宋］洪迈.夷坚志［M］.北京:中华书局，2006.

［12］［宋］张知甫.可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2.

［13］［宋］施谔.淳祐临安志［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

［14］［宋］周密.癸辛杂识［M］.北京:中华书局，1988.

［15］［宋］耐得翁.都城纪胜［M］.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

［16］［宋］陆游.老学庵笔记［M］.北京:中华书局，1979.

［17］［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8］［宋］庄绰.鸡肋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3.

Overview and Background of the Two Capitals Catering Cervices in Song Dynasty

LIU Shu-you
(School of Humanities，Weinan Normal University，Weinan 714000，China)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wo capitals catering services in Song Dynasty followed the three impacted factors:population growing and expansion of the two cities，all the people fond of wandering to consume，the upper class enjoying food outside.These had promoted the service by offered the enormous consumers and the perfect context，the followed guidance to the public.According to the function，level and character，the catering service could be divided into five categories:the hotel served dishes and drink，the restaurant served food，the teahouse just for drink，street hawkers，and local flavor shop.

two capitals in Song Dynasty;catering services;background;five categories

K207

A

1009—5128(2012)03—0120—05

2011—12—07

渭南师范学院科研计划项目(08YKF001)

刘树友(1963—)，男，陕西蒲城人，渭南师范学院人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唐宋史研究。

【责任编辑 朱正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