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的博弈分析

王 倩

(西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西安710127)

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的博弈分析

王 倩

(西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西安710127)

国有商业银行治理是事关我国金融安全、金融服务水平和国家宏观经济环境的重大问题.文章根据近些年来新发展起来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建立了一个包括国有商业银行大股东、小股东和经理人的博弈模型，研究了不同治理主体在多种情况下的博弈行为及其均衡，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即便在不存在串谋和内部交易的情况下，经理人也会基于机会主义动机而对大股东的监管作出反应，从而导致监管失效，造成治理不足.

股东;经理人;机会主义;博弈

我国从20世纪末以来形成的银行治理理论在深入研究银行公司治理规律、指导我国建立和完善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结构方面获得了显著成绩，但是限于研究技术方法等方面的原因，始终没有摆脱内部人串谋的理论窠臼.而最近十年来兴起的利益相关者治理理论为从新的视角研究国有商业银行治理提供了思路.以利益相关者理论为基础进行考察，可以发现国有商业银行治理中的两个显著特点：一是随着经营管理的日益专业化，大股东和经理人之间存在高度的信息不对称，并且由于债权人的高度分散，外部治理中的难度越来越大，因此其公司治理中存在着更多的机会主义倾向;二是国有股东的利益在长期和短期、宏观和微观当中并非是一致的，在微观和短期层面中广泛存在着偏离国有资本收益最大化取向的机会主义动机及其行为.

在本文中，笔者构建了针对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的博弈框架，用来考察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结构中不同主体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所进行的重复博弈行为.基准模型的结论显示，由于大股东对经理人进行监管需要付出成本，当这个成本大于监管经理人所可能获得的收益时，双方的机会主义行为依然将会致使国有商业银行产生治理畸形.因此，传统上英美模式中的“股权投票权机制”并不能在现实情况中满足国有商业银行的治理要求.

在本文，我们将通过构建一个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结构的基准模型来进行分析.在这个基准模型中，根据当前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实际情况，假定国有大股东是控股股东，其目标是企业净收益最大化，并且与经理人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利益关系.经理人主要追求的是自己的经济利益最大化，用工资来表示.由于大股东是银行的实际持有者，因此关心的是银行的长期发展，收益来源也是持续稳定的.与大股东相比，小股东更加关注短期利益，他们通过“用脚投票”的机制来表达自身意愿，并对大股东和经理层形成压力.

1 本文模型的基本假定

首先，银行的大股东以长期净收益最大化为目标，小股东以短期收益最大化为目标，经理以工资收入最大化为目标.

其次，国有商业银行经理人具有发放高风险贷款的偏好，是风险偏好型的.这个假定立足于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经理人在治理体系中的独特的地位，因为银行贷款风险的等级高低与经理人的权责是不对等的，银行经理在发放低风险贷款时自己的风险和收益都较小，而高风险贷款的高额物质和政治收益归于自己，相对应的巨大风险却由银行背负.

最后，如果国有商业银行的治理是有效的，其标志应该是银行经理的行为选择能够被银行股东准确地判断出来，并提供正向激励和反向惩戒.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的根本任务是，股东应当根据收益方差尽可能小的原则对经理的风险控制能力支付报酬.假定经理的某一笔贷款具有很高的风险，但是这一笔贷款因为某种原因获得了成功而没有成为坏账，国有商业银行也不能因为此种绩效而使经理人提高收入或者获得升迁.

2 大股东的成本与收益

银行大股东的收益是由四个因素决定的：银行收益y、大股东在净收益中所占的比例α、监管成本c，以及支付给经理人的工资成本w.以RB表示大股东的净收益，则它可以表示为

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α是大于银行大股东的持股比例的，因为他们可以凭借其独特的控股地位支配银行收益的分配方式，从而获得大于其真实控股水平的收入，而将银行的净收益完全按照所有股东的持股比例全部分配掉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3 小股东的收益与成本

与大股东相比，小股东虽然不用支付监管经理人的成本，但其获得的净收益也小于其持股的比例.不过，实际情况是，利润分红仅占小股东收益很小一部分，他们收益的最主要来源是企业的优秀业绩使得股价上涨.但是，由于股价对小股东收益的影响难以模型化，此处暂不考虑股价问题，小股东的收入可以表示为：

在实际中，企业的净利润增长率是决定股价的最重要因素，因此小股东关注的重点是企业的净利润增长率，而并非是银行的绝对收益.因为，当银行净收入增长的速度下降时，迟早会反映为股价的下跌，进而导致小股东“用脚投票”和银行股价下跌的恶性循环.可见，大股东和小股东的根本利益其实是一致的，大股东基于自身利益考虑，希望通过努力工作来控制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风险，降低呆坏账的比例，使银行的净利润增长率保持较高的水平，从而吸引小股东并且拉升股价.

4 经理人的收益与成本

经理的收益表示为经理的工资w，经理为了降低银行的贷款风险而勤勉工作的努力程度表示为e，u(e)是银行经理因为努力工作而产生的负效用.那么，经理人的净收入就表示为

由于e的提高，经理的工作强度会不断增大，经理因努力工作而产生的负效用就会以更快的速度上升，可以把u(e)表述成一个一阶导为正、二阶导也为正的函数，即如图1所示.

经理人的工资可以由一个分段函数来表示：

如图2所示.

在图2中，a2＜a1，并且直线在e*点拐折.这是由于激励机制的存在，随着e的逐渐提高，经理的工资上涨速度会不断加快.在图2中做一条垂直于e轴的虚线，它和w=b2+a2e的延伸部分相交于A点，与w=b1+a1e相交于B点，显然，B点的工资要高于A点.

5 股东和经理之间的博弈过程

由于e对收益y有决定作用，股东会根据y以及e决定经理的报酬w;

当y低于y*时，不论是经理的机会主义行为造成的，还是虽然经理很努力工作，y依然没有达到y*，股东都按照曲线w=b2+a2e来支付经理的工资.

当y高于y*时，分为两种情况：

情况1：经过股东的确认，高收益是经理勤勉工作的结果，就依照曲线w=b1+a1e来支付工资;

情况2：经过股东的确认，高收益是由于偶然因素造成的，经理只是坐享冒险的成果，就依照曲线w=b2+a2e来支付工资.

博弈的具体过程如图3和图4所示.

以上的博弈树是从股东的角度出发进行讨论的，下面还可以从经理的角度分析两者之间的博弈.在这种情况下，当经理努力工作时，虽然在一般情况下会导致y＞y*，但也有造成y＜y*的可能性，不过此时较低的净利润不涉及机会主义的行为，只是由于经理自身的其他问题，例如个人专业素质等问题造成的，经理理应得到较低的工资收入.因此，为了完整起见，本文在博弈树中将它表现出来，但此种情况在模型中不做涉及.

该博弈树就是本文进行分析的基准模型.

在一般情况下，银行经理为控制风险付出的努力越多，银行的净收益就越高，反之则反，因此可以将y看成e的增函数.但是还存在另一种可能，即使经理工作的努力程度不足，由于偶然因素的存在，银行依然获得了较高的净收益.其数学表示式为：

当e＜e*时，有p的概率使y＞y*，有(1-p)的概率使y＜y*，此时，就需要股东判断经理工作的努力程度.当没有发现经理存在机会主义行为时，就依照w=b1+a1e支付报酬，当发现了经理存在机会主义行为时，就依据w=b2+a2e支付报酬.

6 博弈双方的行为和选择

6.1 经理的行为和选择

要注意的是，银行经理努力的负效用不能得出具体的解，因此可以利用几何图形来表示最优解的性质，如图5所示：

图中的E1和E2点是u(e)与代表经理工资的虚线相切的点，切点E1位于e*之前，代表无效激励，切点E2位于e*之后，代表有效激励.银行股东对经理采取监管的措施就是要在E2处使经理达到勤勉工作与工资收入的平衡.

6.2 大股东的行为和选择

在博弈树中，大股东有q的概率发现经理采取机会主义的行为，而这个概率是和监管成本c密切相关的.一般而言，c越大，银行经理的机会主义行为被发现的概率q就越大，经理机会主义的行为就会在更大程度上被抑制，银行的风险就容易被控制，此时，银行的净收益在一般情况下也就越大，从而使大股东得到更多的获益.反过来说，如果股东想要把发现经理存在机会主义行为的概率q提高，就需要投入更多的c.实际上，在c提高的过程中，股东发现经理存在机会主义行为的概率q的增加的程度会不断下降，也就是说，监管成本c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在c达到一定程度后，发现经理人存在机会主义的行为就越来越难.

q与c之间的数学表达式可以写为：

6.3 大股东监管行为的均衡解分析

股东发现经理存在机会主义的行为的概率q越高，经理的机会主义行为就越被抑制，经理工作的努力程度e就越容易大于e*，反之则反.

经理的工作努力程度e和概率q之间的关系为：

而在RB=α(y-w)-c中，影响大股东收益的除了c之外，还有y和w，w和y又是e的函数，e是q的函数，q最终表现为c的函数.因此可以认为在排除偶然因素之后，w和y有相似的的传导机制和类似的性质，所以，可以把大股东的净收益表示为c的函数，即

这里依然涉及抽象函数，可以利用几何图形来表示最优解的性质，如图6所示：

图6中，C的斜率为1，直线C与曲线α(y-w)的最远距离是大股东的最优监管成本，因此，曲线α(y-w)斜率为1的点就是大股东监管行为的均衡点.

6.4 大股东和经理之间的博弈分析

下面，将大股东和经理的行为分为四种情况来研究：第一，大股东监管、经理努力工作;第二，大股东不监管、经理仍然努力工作;第三，大股东监管、经理不努力工作;第四，大股东不监管、经理不努力工作.

在情形一中，经理通过努力工作使银行的收益为y=y(e)，报酬为w=b1+a1e，他的净收益为wu(e)=b1+a1e-u(e);大股东的收益为α(y-w)-c.

在情形二中，经理通过努力工作使银行的收益为y=y(e)，报酬为w=b1+a1e，他的净收益为wu(e)=b1+a1e-u(e);由于大股东不监管，所以其收益为α(y-w).

在情形三中，如果经理不努力工作，有p的概率使银行的产出大于y*，有1-p的概率使银行的产出小于y*.

本文假定，偶然因素的作用使经理的机会主义行为获得了较高收益，此时，银行收益的形式表示为βy(e)，其中，β ＞ 1，称为幸运因子.企业的收益可以表示为pβy+(1-p)y=(1+βp-p)y，即在经理工作不努力时，由于β的作用，企业还是获得了大于由e决定的收益.

此时，经理不努力，他的机会主义行为可能产生的收益为b+ae-u，其中b=［1-(1-q)p］b2+(1-q)pb1，a= ［1-(1-q)p］a2+ β(1-q)pa1.

在这里，之所以要给(1-q)pa1之前乘以幸运因子β，是因为可以使得w公式中的e变为实际上大于它的e*，此时β作为一个对收益y进行调节的因子，就可以使经理工资收入较大幅度提高，更符合实际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大股东进行监管，他们的收益为：

即大股东的收益就是α、p和c的函数.

在情况四中，大股东不进行监管，他们的收益为：

即大股东的收益就是α、p、e的函数.

把上述四种情况加以整理，可以得到表1.

表1 大股东与经理的博弈

在表1里，要使大股东进行监管的收益大于股东不进行监管的收益、经理努力工作的收益大于不努力工作的收益，必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但是，无法判断a与a1的关系.

如果要让(9)式成立，必须满足a1e1-ae2＞(b-b1)+u(e1)-u(e2)的条件，而该条件的大于号的右边是大于0的，但无法判断大于号的左边是否大于0.可见(9)中的两个条件并非一定成立，即银行经理并不一定总是努力工作.

在(10)的两个不等式中，为了讨论方便起见，本文假设所有大股东的份额α都一样，这样，如果大股东进行监管，其收益应该是p和c的函数，如果不进行监管，其收益应该是p和e的函数.

当经理努力工作时，大股东是否对其进行监管由监管的收益所决定，只有当监管的收益大于不监管的收益，大股东才会有进行监管的积极性，这就需要(10)式中的y(c)-w(c)-c＞y(e)-w(e)成立.由于w(c)和y(c)都是监管成本c的函数，虽然当c逐渐增大时，其边际效用是递减的，但q的值仍然会提高，经理不努力工作的行为就会逐渐降低，而e则也会随之提高，银行的收益也就会随之提高，经理也可以获得更高的报酬.

然而，本文模型的假定是：经理是否会努力工作，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即e取决于经理对w带来的正效用与u(e)带来的负效用之间的权衡，并不是随着大股东监管成本c的增加就随之增加.

可见，如果经理处于努力工作的状态，y(c)-w(c)-c＞y(e)-w(e)并不一定成立，即大股东的监管行为并非始终有效，因为此时付出监管成本c反而是浪费资源的行为，降低了大股东和银行的收益.

当银行经理工作不努力时，只有当 RB(α，p，c) ＞ RB(α，p，e) 时，即 α{(1+ βp-p)y(c)-［b+a(c)e(c)］}-c＞α［(1+βp-p)y(e)-(b+ae)］时，大股东才会对经理进行监管.

要使上式成立，当大股东存在监管行为时，由于e的提高使银行利益增加的幅度一方面要弥补监管成本c，另一方面还要抵消e的提高而产生的w的增量.

假设，付出了监管成本c之后，股东发现经理存在机会主义行为的概率q也提高了，随之，努力程度得到了△e的提高，银行的收益得到了△y的提高.在这个假设里，如果大股东发现经理存在机会主义行为的概率q不断提高，股东付给经理的工资就会相应减少，因此a可以看作q的单调递减函数，又因为q是c的函数，因此，监管成本c的提高会使a不断变小.

因而，只有在(1+βp-p)△y-a(c)e(c)-ae-c＞0时，监管能使大股东的收益最大化.

可见，决定大股东的监管行为的包括以下几个因素：

其次，p和β越高，经理采取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就越大，同时，大股东对经理采取监管行为的收益也就越大，大股东进行监管的动力也就越大.

以上分析表明，在监管成本、发现经理人机会主义动机的概率、经理人工资、经理人勤奋工作的意愿这几个因素的动态影响下，大股东是否会进行监管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有条件的，只有当满足某些条件时，大股东才有动力采取监管，反之，大股东则不采取监管.

7 模型分析的结果

到这里就可以给出本章的分析结论.国有商业银行大股东对经理人进行监管，其目的是为了发现经理倾向于发放高风险贷款的机会主义行为并对之进行惩罚，从而要求经理付出努力以控制贷款的风险，保证银行资产的安全和银行长期声誉，这就需要无论银行经理工作努力与否，大股东都对其采取监管行为.可是在经理勤勉工作、降低资产风险的积极性很高时，大股东的监管行为就变成了额外的成本，这又会诱使大股东疏于监管而产生机会主义行为.此时，如果经理掌握了大股东的机会主义行为，就有充足的动力更多地采取机会主义行为.

可见，在大股东与经理同时存在机会主义的心理和行为时，即使双方不进行串谋，也会影响治理的绩效，这正是本文与其他研究区别最大的地方.

本文根据以往的研究成果，从机会主义视角出发，结合博弈论，构建了一个基准模型，来考察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结构中不同主体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所进行的重复博弈行为.分析表明，由于大股东对经理人进行监管需要付出成本、以及分散的外部债权人产生的治理惰性以及商业银行经营过程中的信息不透明性，当国有商业银行的大股东与经理同时存在机会主义的心理和行为时，即使双方不进行串谋，也会使银行的治理绩效处于较低的水平.可见，商业银行的治理比普通企业更为复杂，治理一般公司的标准代理模型往往并不适用于商业银行.因此，要从深化商业银行内部治理架构的改革、加强商业银行内部对风险的管控力度和完善外部监管入手，提高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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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n the Optimization of State-owned Commercial Bank Governance Based on Game Theory

WANG Qia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Northwest University，Xi’an 710127，China)

State-owned commercial bank governance is a matter of great importance about Chinese financial safety，bank service level and the macro-economical environment.According to the stakeholder theory，this paper established a game theory model which included major stockholders，minority stockholders and managers in state-owned commercial bank，and the behaviors of different stakeholders as well as their equilibrium is discussed in detail.The final conclusion shows that managers always tend to escape from the major stockholders’regulations because of opportunism and self-interest even without conspiracy and insider trading，and that’s why the failure of regulations would occur.

stockholders;managers;opportunism;game theory

F83

A

1009—5128(2012)02—0117—08

2011—12—23

陕西省科技厅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009JM9006);陕西省教育厅科研资助项目(08JK285)

王倩(1984—)，女，陕西子洲人，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2011级企业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马小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