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浸润与胡适的文学批评实践——浅论胡适文学批评的标准与方法

王光和

(广西师范大学国际文化教育学院，广西桂林541004)

西方浸润与胡适的文学批评实践
——浅论胡适文学批评的标准与方法

王光和

(广西师范大学国际文化教育学院，广西桂林541004)

胡适的文学批评，无论是批评观念，还是批评实践，都体现出与传统批评迥然不同的风貌。可以说，因为西方文学思想的影响，胡适的文学批评已经脱离了古典文学批评的窠臼，初步具有了现代意识，这种现代意识主要体现在现实主义的批评观念和科学实证的批评思维两个方面，其中涉及到批评语言和文体的转换、批评对象的更迭、现代批评思维的形成以及批评话语的借用。当然胡适还没有建立起完整的批评体系，也还带有新旧混杂的批评色彩，但其文学批评中所体现出来的现代意识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西方文化;浸润;胡适;文学批评实践

王哲甫在《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中说:“中国在前并不是没有文学批评家，但这些多是笔记式的诗话，零碎的批评，不是支离割裂，便是笼统含混，很少有高深的见解，自胡适以新考证方法整理了几部小说以后，国内应该推胡适为第一人。”［1］36客观地说，胡适在文学批评方面虽然下在考证方面的功夫较多，但是这样的考证还只属于一种边缘的批评，不过他也还是发表了不少的批评文字，并构成了较系统的阐述，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现代批评雏形，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有着先驱的地位和影响。

一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萌芽最早可以追溯到1898年梁启超为日本东海散士的小说《佳人奇遇》的汉译本而作的《译印政治小说序》。四年之后，梁启超又写了一篇重要文章——《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同时期，王国维写了许多篇文学批评与美学的论文，其中以1904年写的《红楼梦评论》影响最大。稍后，鲁迅1908年写《摩罗诗力说》。但斯洛伐克的玛利安·高利克认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真正开端是在1917年1月，其标志性事件则是胡适1917年1月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2］8

中国传统文学批评在“五四”时期受到了强大的冲击和批判。胡适、周作人和茅盾等人都反对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甚至将之全盘否定。茅盾的看法最具代表性:“中国一向没有正式的什么文学批评论。有的几部大书如《诗品》《文心雕龙》之类，其实不是文学批评论，只是诗赋词赞等等文体的主观定义罢了。”“(中国)文学的作品很多，研究文学作品的论文却很少。因此文学和别种方面，如哲学和语言文字等，没有清楚的界限。谈文学的，大都在修词方面下批评，对于思想并不在意。至于文学和别种学问的关系，更没有说起。”“所以我们现在讲文学批评，无非是把西洋人的学说搬过来，向民众宣传。”［3］149－150

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学的批评的全盘否定虽然失之武断和偏激，但确实也道出了传统批评与西方文学批评的巨大差异。中国传统文学批评总体来说是注重整体观念和阅读感受，因而其批评框架缺少严密的逻辑推导和理性思维。其文体类型主要是诗话、词话、评点、序跋等，以记载阅读偶感和某种体验为长，注重欣赏领悟与意会的思维方式，缺乏严密的逻辑和条理;而在批评的文体语言上，则注重把抽象的概念形象化;在表述方式上含蓄而又模糊，在表达自己的批评思想时有些躲躲闪闪，而微观批评方法和考据式的方法使整个批评文体缺少综合性。［4］27

五四前后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强劲的“西学”大潮的冲击。这股“西学”大潮在语言、思维方式、方法论等很多方面，都显著地影响了中国的学术传统。而文学批评也因此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产生了新质。由于受西方社会思潮、文学思潮的影响，“五四”时期的文学批评注重时代性，对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性的理解更自觉地偏向西方现代文学批评。因此，如果把“五四”时期的文学批评，放置到新文化运动以及“五四”新文学的背景上进行考察，我们就会发现这种中国文学批评的“新质”——现代意识，与那个时代是紧密相连的。［4］20－49

胡适的文学批评，无论是批评观念，还是批评实践，都是那个时代的产物，是他受到西方文化和西方文学长期浸润的结果，体现出了与传统批评迥然不同的风貌。白话文取代文言文而产生的语言革命导致了文学主体和批评对象的变化。文学主体是封建王公贵族、文人学士转换为文学革命之后的城市平民和知识分子，或者说转换为现代社会的普通大众。文学批评对象也逐渐由文言文学转到白话文学，这种批评对象的变化又慢慢引起文学批评对文学价值的重新评估。

作为中国传统文学的主题——文言文学，其创作和批评一般都局限于文人学士的专门圈子里。正如茅盾所说:“中国人向来以为文学，不是一般人所需要的。闲暇自得，风流自赏的人，才去讲文学。”［3］149－150整个古代文学批评史贯穿始终的批评价值标准是文学教化论和审美论的二元对立冲突和相互渗透融合。［5］221文言文学，由于与口语的脱离，基本上成了封建文人学士的特权，而其功能则较多体现在伦理教化上，宣扬既定的社会规范和伦理道德。而审美价值的体现则主要表现封建文人的内心省察和自我修养。特别是在人生失意之时，寻求对社会和现实的远离和回避，把文学当作一种体验和表现人生体验的载体，借文学以求感情寄托和自我保全。比如在屈原、魏晋的竹林七贤、陶渊明等人的作品中，都表达了对人生际遇的感怀和寻求精神寄托的愿望。

而在批评风格上，由于中国传统文学中诗歌高度发达，且以篇幅短小的格律诗居多，以诗论为主的传统批评在文字上讲求形象生动、简约含蓄和意味隽永，《沧浪诗话》《二十四诗品》以及《文心雕龙》等如是，甚至到晚清的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还依然保留着这样的风格。

而五四之际发端的白话文学，虽然仍然具有上述的抒情、感怀的功能，但其不同之处在于，白话文学已经不满足于作为宣传教化和寻求自我安慰的工具，而是要求作品能够反映现实生活，张扬自我的个性。因此在文学批评中，遵循“真实性”原则，寻求个性解放和个人价值的实现成为现代文学批评的必然追求。而胡适的文学批评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出了这些特点。他认为《红楼梦》和《老残游记》是作者的自叙传，真实地反映了作者的人生际遇和当时的历史风貌。对晚清谴责小说，在指出其只揭露黑暗的缺点的同时，认为这些作品能够反映现实，鞭挞腐败，批判社会。而在其《易卜生主义》中，则是提倡个人主义的立场，对《娜拉》的主人公娜拉和《国民之敌》剧本里的主人翁斯铎曼医生两位人物形象给予了大力的赞扬。

胡适还对文学批评中隐藏的话语权利有一定的自觉意识。胡适认为，所谓“释经”，其实是通过“释”来阐发经典，也是通过“释”来确立经典。在相当多的情况下，“经”之所以成为“经”，正是阐释的结果。因此，对于经典的阐释活动往往体现着某种权力意识，中世纪也不例外。［6］41

可以说，因为西方文学思想的影响，胡适的文学批评已经脱离了古典文学批评的窠臼，初步具有了现代意识，这种现代意识主要体现在现实主义的批评观念和科学实证的批评思维两个方面，其中涉及到批评语言和文体的转换、批评对象的更迭、现代批评思维的形成以及批评话语的借用。当然胡适还没有建立起完整的批评体系，也还带有新旧混杂的批评色彩，但其文学批评中所体现出来的现代意识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二

对西方文学的阅读和了解，让胡适明白了《诗经》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他将《诗经》与荷马史诗及《旧约》中的《诗篇》相比较，认为《诗经》是世界文学中一部伟大的作品。但胡适此时已经把《诗经》当作一部纯文学作品了，从而甩掉了把《诗经》当作“经”去读的包袱。他接着说:“古人说《诗》之病根，在于以《诗》作经读，而不作诗读。夫惟以《诗》作经，故必牵强附会，令尽合于陈腐古板之学说而后已。”［7］3《楚辞》也是一样，胡适希望打破封建教化，还《楚辞》以文学的本来价值:“我们须要认明白:屈原的传说不推翻，则《楚辞》只是一部忠臣教科书，但不是文学。……故我们必须推翻屈原的传说，打破一切村学究的旧注，从《楚辞》本身上去寻出他的文学兴味来，然后《楚辞》的文学价值可以有恢复的希望。”［8］99－100

跟提倡向西方文学的立场一致，胡适的批评标准也是以西方文学理论为参照和标杆，是用欧美近现代文学的创作方法来对中国的文学作品进行评价。他说:

西洋的文学方法，比我们的文学，实在完备得多，高明得多，不可不取例。……以上所说，大旨只在约略表示西洋文学方法的完备，因为西洋文学真有许多可给我们做榜样的好处，所以我说:我们如果真要研究文学的方法，不可不赶紧翻译西洋的文学名著做我们的模范。［9］67

《论短篇小说》是一篇文类研究的论文，与鲁迅的《狂人日记》发表在1918年5月号的同一期上。这篇文章是胡适1918年3月15日对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的文学研究生们所作的讲演稿。玛利安·高利克(斯洛伐克)认为，胡适《论短篇小说》里所论述的观点是综合了美国C·汉密尔顿(Hamiltou)和B·马修斯(Matthews)两个人的观点。［2］11胡适是用汉密尔顿和马修斯的文学观念来衡量和审视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学和世界现代文学。

胡适的文学批评视野开阔，不仅仅局限于文学领域，而且能够从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学、伦理学、心理学、考古学等方面去阐释和分析作品，发现作品的价值和意义，而这样的批评视野则是跟他接受的西方思想和批评训练密切相关。

胡适反对对古典作品作经学的附会，提倡批评者要有多方面的知识和修养，在批评时要回到生活和文学本身，否则批评就会走进死胡同。胡适痛批“汉儒解经之谬论”，认为诗是“天趣”，“本乎天性，发乎情之不容已”，因此他要“推翻毛传，唾弃郑笺，土苴孔疏”，有意造“今笺新注”，“令《三百篇》放大光明，永永不朽”。［10］11

胡适说:“从前的学者把《诗经》看作“美”、“刺”的圣人，越讲越不通。现在的人应该多预备几副好眼镜，人类学的眼镜、考古学的眼镜、文法学的眼镜、文学的眼镜。眼镜越多越好，越精越好。”［11］3“倘先去研究一点社会学、文字学、音韵学、考古学等等以后去看《诗经》，就比以前更懂得多了。倘若研究一点文学、校勘学、伦理学、心理学、数学、光学以后去看《墨子》，就能全明白了。”［11］11“明是一首男女的恋歌，他们故意说是歌颂谁，讽刺谁的。《诗经》到了这个时代，简直变成了一部神圣的经典了。这种事情，中外大概都是相同的，像那本《旧约全书》的里面，也含有许多的诗歌和男女恋爱的故事，但在欧洲中古时代也曾被教会的学者加上许多迂腐穿凿的解说，使他们不违背中古神学。”［12］604“此戏是‘社会问题戏剧’的意味的。主要的一个观念是说个人被外力逼迫，犯法，犯罪，往往出于不得已。……当然，那个时代的人不会有我们今日的看法，不会主张个人犯罪，应该有社会分担责任。”［13］275胡适还给别人开过学习民俗学的书目，“研究民歌者当兼读关于民俗学的书，可得不少的暗示。如下列各书皆有用:Westermarck:Development of Moral Ideas and Practice.Hobhouse:Morals in Evolution.”［14］

胡适的批评注重历史的方法，胡适说:“在文学的方面，也有同样的重要。庙堂的文学固可以研究，但草野的文学也应该研究”，“在历史的眼光里，今日民间小儿女唱的歌谣，和《诗》三百篇有同等的位置”，“故在文学方面，也应该把‘三百篇’还给西周、东周之间的无名诗人”，“每一个时代，还他那个时代的特长的文学，然后评判他们的文学的价值。不认明每一个时代的特殊文学，则多诬古人而多误今人。”［15］8－9

另外，胡适在批评实践中，引入了中外文学比较的方法。胡适是我国较早地注意到中外文学的某种可以作比较研究的问题的，所以他在考证研究中国小说时，也运用了比较研究的方法。比如在考证《三侠五义》中包公奇案的故事比较多的原因时，就援引英国伊里莎白女王时代的各个戏院的争奇斗巧来推测元代杂剧家的互相竞争，而在《西游记》的考证中，胡适除了从中国神话和传说里推测孙悟空的来历，也还疑心他(孙悟空)的印度来历。时间更早一些，在《胡适留学日记》里，也有他对中西文学作品进行比较的记录，比如看《哈姆雷特》后，拿《哈姆雷特》与元杂剧等中国传统戏剧进行结构比较。

胡适在对比西方悲剧观念与中国大团圆这两种文学观念时说:“有一两个例外的文学家，要想打破这种团圆的迷信，如《石头记》的林黛玉不与贾宝玉团圆，如《桃花扇》的侯朝宗不与李香君团圆;但是这种结束法是中国文人所不许的……故这种‘团圆’的小说戏剧，根本说来，只是脑筋简单，思力薄弱的文学，不耐人寻思，不能引人反省。西洋的文学自从希腊的厄斯奇勒(Aeschylus)，沙浮克里(Sophocles)，虞里彼底(Euripides)时代即有极深 密 的 悲 剧 观 念。”［16］146而 在 《致 〈晨 报 副刊〉》［17］106－107中，胡适从小说《人道主义》，谈到苏格兰的《老洛伯》，再到张籍的《节妇吟》，再到《红楼梦》，就是中西古今的比较研究。

三

胡适的文学批评注重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或者说是注重命意和风格两个方面。胡适说:

适以为论文学者固当注重内容，然亦不当忽略其文学的结构。结构不能离内容而存在。然内容得美好的结构乃益可贵。今即以吴趼人诸小说论之，其恨海九命奇冤皆为全德的小说。以小说论，似不在《二十年怪现状》之下也。适以为《官场现行记》、《文明小史》、《老残游记》、《孽海花》、《二十年怪现状》诸书，皆为《儒林外史》之产儿。其体裁皆为不连属的种种事实勉强牵合而成。合之可至无穷之长，分之可成无数短篇写生小说。此类之书，以体裁论之，实不为全德。若我佛山人经意结构之作如《恨海》、《九命夺冤》，则与此类大不相同矣。……［18］96

在《论短篇小说》中，胡适又说:

比较说来，这个时代的散文短篇小说还该数到陶潜的《桃花源记》。这篇文字，命题文字，命意也好，布局也好，可以算得一篇用心结构的“短篇小说”。此外，便须到韵文中去找短篇小说了。韵文中《孔雀东南飞》一篇是很好的短篇小说，记事记言，事事都到。但是比较起来，还不如《木兰辞》更为经济。［19］130

上述引文中，胡适对中国古代和近代作品的分析，标准是“命意”和“布局”的兼得，并要求作品的结构和描写要“经济”，这样的批评其实是用“今天”的标准和外国的标准来评判古代或近代的作品，带有西方文学批评的痕迹。

在《追悼志摩》中，胡适说:“他的失败是因为他的信仰太单纯了，而这个现实世界太复杂了，他的单纯的信仰禁不起这个现实世界的摧毁;正如易卜生的诗剧Brand里的那个理想主义者，抱着他的理想，在人间处处碰钉子，碰的焦头烂额，失败而死。”［20］505

这是胡适从诗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角度对诗人徐志摩的一生和作品进行评判。而在胡适的另一篇批评文字《宿命论的屠格涅夫》中，他则是完全从作品的思想内容出发，围绕着屠格涅夫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宿命论思想以及所反映出的俄国当时的黑暗现实来对屠格涅夫的作品以及作家本人的思想进行分析。

对作品语言和结构的重视也是胡适形式批评的一个特点。胡适认为艺术作品中的语言是评判文学作品价值的主要标准。用白话写的文学是活文学，用文言写的是死文学。胡适不是说白话写的作品都是有价值的作品。他只是要明白地宣告:“用死了的文言决不能做出有生命有价值的文学来。”［9］55胡适因此不但以反对古文的顽强精神谴责大部分中国文学遗产，而且还从文学的工具观点出发过分强调了语言对文学的作用。后来的中国文学批评家和文学史家起来反驳胡适的文学理论，其原因大概就在于此。与语言问题相提并论，胡适还提到其它的文学形式与结构问题。他意识到作家光有语言是不够的。作家为了创作文学作品，必须采用某些方法:收集材料，注意观察事物和积累个人经验，发挥想象以及讲究修辞、剪裁与情节布局等。显然，这些简单的原则或创作实践，在文学革命的开始阶段，对于中国文化人还是比较新的事物。

胡适认为中国有批评方法，但不科学。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史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错误，多为方法的不自觉。他还认为从宋朝朱子(殁于西历1200年)以来，中国就已经有了所谓穷理、格物、致知的学问，但一直没有自然科学的方法。在西方科学思想、实验主义哲学以及近代西方实证批评方法的影响下，胡适对中国传统小说进行了系统的考证批评，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胡适的考证批评在《中国章回小说考证》中表现得最为突出。胡适文学批评继承了中国考据学特别是乾嘉学派的传统，但他吸取了实证主义的哲学方法。因此，他的批评超越了中国传统批评，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具有了西方现代意识。胡适倡导实验主义方法论，具有发展的眼光和历史的态度。“大胆的假设”即是打破一切成见，而“小心的求证”则是反对穿凿附会。在考证学当中，要求确定考证的范围，考据要从作品本身出发，要知人论世，考定与作者、时代、版本演变有关的证据。胡适对《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三国演义》《镜花缘》《三侠五义》《海上花列传》《儿女英雄传》《老残游记》等许多作品都进行了考证和批评。

胡适完全推翻金圣叹对小说文本进行批评和阐释的批评方法，代之以科学实证的方法对作品的作者和版本进行考证，并站在西方传统文学观念的立场上衡量评价中国古典小说，并以西方近代小说的结构为标准，对中国古典小说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形式批评。

胡适以历史考证的方法研究《红楼梦》的作者背景、成书年代以及版本，建立起了《红楼梦》研究的新流派——新红学，确定了“新红学”的研究范畴，树立起了典范。

胡适的小说史观不仅仅局限于文学的民族性，而重在倡导在研究中国文学时，要有一种开放性的世界眼光，也就是要把本民族的文学放在与其它民族文学的比较中来进行研究。我们在胡适的这篇演讲中看到的不是人们常常喋喋不休的诸如小说是“道听途说”的市井细民之“丛残细语”等等耳熟能详的传统话语，而是西方文学理论中十分重视的艺术性、描述性以及抒情、自由创制和叙事性、散文体等等在国人听来是全新的话语。［21］78

胡适重视作品的叙事性、趣味性和想象力。在读私塾的时候，胡适就喜欢朱子《小学》里的记述古人行事的部分，因为那些部分最容易懂，所以“比较最有兴趣”，他最爱看《幼学琼林》的小注，因为注文中“有许多神话和故事”，比《四书》、《五经》“有趣味多了”。［22］30他在给《西游记》作序时说:“后来佛教徒与民间随时逐渐加深一点枝叶，用奇异动人的神话来代换平常的事实，这个取经的大故事，不久就完全神话化了。”［23］656“以上是猜想猴行者是从中国传说或神话里演化出来的。但我总疑心这个神通广大的猴子不是国货，乃是一件从印度进口的。也许连无支祁的神话也是受了印度影响而仿造的。”［23］668“大概此类的故事，当日还不曾有大规模定本，古编戏的人可以运用相像力，敷演民间传说，作为种种戏曲。那六本的《西游记》已可算是一个大结集了。最后的大结集还须等待一百多年后的另一位姓吴的作者。”［23］674

当时中国学术界对小说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胡适便努力探究中国古典小说研究的新思路，除了善于吸收和借鉴现有的小说汇编材料，他更多的是通过各种方式和各种渠道获得新材料，通过借鉴西方的实验主义方法论，并结合中国古典小说的成书类型，采用新的科学实证方法进行细密深入的考证，开辟出中国古典小说研究的两大方法，即“历史演进法”和“作者研究的道路”，解决了许多学术难题，影响深远。

总起来说，胡适的文学批评因为西方的影响已逐渐摆脱了中国传统批评的束缚。这些西方的影响，无论是进化论和实证主义等哲学思想还是欧美文学的学养以及其它学科知识的熏陶，都对胡适的文学批评产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使胡适的文学批评已经呈现出较为鲜明的现代意识，对中国现代的文学批评的发展作出了难能可贵的努力。

［1］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斯洛伐克］玛利安·高利克.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发生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3］沈雁冰.文学与人生［M］//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

［4］周海波.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5］邵滢.中国文学批评现代建构之反思——以京派为例［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

［6］杨慧林，黄晋凯.欧洲中世纪文学史［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7］胡适.论汉宋说《诗》之家及今日治《诗》之法［M］//胡适全集(12).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8］胡适.读《楚辞》［M］//胡适全集(2).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9］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M］//胡适全集(1).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10］胡适.胡适留学日记［M］.长沙:岳麓书社，2000.

［11］胡适.胡适演讲录［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

［12］胡适.谈谈《诗经》［M］//胡适全集(4).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13］胡适:《四进士》序［M］//胡适文集(2).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14］胡适.论《野有死麕》书［J］.语丝，1925，(31).

［15］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M］//胡适全集(2).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16］胡适.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M］//胡适全集(1).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17］胡适.致《晨报副刊》［M］//胡适文集(3).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18］胡适.胡适书信集(上)［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19］胡适.论短篇小说［M］//胡适全集(1).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20］胡适.追悼志摩［M］//胡适文集(2).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21］叶维廉.中国诗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22］胡适.四十自述［M］//胡适全集(18).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23］胡适.《西游记》考证［M］//胡适全集(2).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Western Impacts and Hu Shi’s Literary Criticism Practice—An Analysis of Hu Shi’s Literary Criticism Standard and Methods

WANG Guang-he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Culture and Education，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Guilin 541004，China)

Hu Shi’s literary criticisms including critical consciousness and critical practice can reflect the distinct style which is widely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criticisms’style.It can be said that because of influences by the western literary and thoughts，Hu Shi’s literary criticisms had already separated from the pattern of the classical criticism and got the modern consciousness initially.This modern consciousness can be reflected in two parts，that is，critical consciousness of realism and critical thought of scientific positivism，including transformation of critical language and style，changing of target of criticism，forming of modern critical thoughts，and borrowing of critical discourse will be touched upon.Hu Shi，of course，did not establish integrated criticism system and his literary criticism and also had the mixture of characteristics of tradition criticism and modern criticism.However，the modern consciousnesses that can be reflected from his literary criticism have vital effect on the critic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

western culture;impact;Hu Shi;literary criticism practice

I206

A

1009—5128(2011)09—0036—06

2011—06—07

王光和(1966—)，男，安徽芜湖人，广西师范大学国际文化教育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比较文学和对外汉语教学研究。

【责任编辑 王炳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