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莎士比亚谈到蒲松龄

辜美高

摘要：本文所做莎士比亚《辛白林》与蒲松龄《霍生》的文本比较，似乎很不对称，一个为英文完整的5幕剧，一个为中文极短的文言笔记，但是当我们深入挖掘背景资料，发现将两者加以比较，可以更清楚看出其题旨，具有相当的比较意义。两个作品，在不同的时地、不同的文学创作传统，利用同一个题材，写出有比较类似题旨的作品。莎士比亚当时已经踏入暮年，在尝试新文类悲喜剧的创作，以歌颂妇女崇高的品德；而蒲松龄写《霍生》这一则时，正当盛年，继承传统志怪体，据事直书，抒发孤愤，不无对当时《大清律例》的不足提出质疑，对社会的弊端提出控诉，因此讽刺风格不一样。莎翁擅长多条线索交织、使剧情复杂化以进行伦理爱国的教化。印度民间故事的这一个“赌注试妻”的母题东西向的传播，得力于回教教文化作为中介，而为不同东西方作者所挪用，以抒发各自的美学意图。

关键词：十日谈；辛白林；聊斋·霍生；齐纳弗拉（伊莫根）；贝纳卜（波斯休谟）；贞洁；文本互涉

中图分类号：I207.419 文献标识码：A

文艺复兴时期产生的《十日谈》是一个中篇小说故事集，搜罗很多民间故事，包括些来自东方殊俗的民间故事。这部小说集反传统、反教会，主张人性的解放，为教会所不容，虽然后来薄迦丘有点后悔，教会还是饶不了他，该书被禁止流通。但是这部作品流传还是非常广泛，是后世作家创作的汩汩源泉。

全书100篇故事，约有70篇有关妇女爱情的小说，作品歌颂妇女的品德、才能，开了后世作家倡导妇女解放的先声。

《十日谈》的一些素材，为英国文学之父乔叟所挪用，在《坎特贝里故事》中，“管家的故事”、“学者的故事”、“商人的故事”的素材都来自《十日谈》，《十日谈》第二天第九个故事，不为乔叟所取，而为莎士比亚所摭拾，写下名著《辛白林》，莎翁还有一个剧本《终成眷属》（All that well ends well）的素材也来自《十日谈》。

为了精细的比较，让笔者先略述《十日谈》第二天第九个故事的梗概，以看出莎士比亚怎样直接或间接地利用《十日谈》这个故事进行改造。

《十日谈》第二天第九个故事，作者开章明义地写道：

贝纳卜（Bernard Lomellin）受了安勃洛乔（Ambrosius）的骗，输去赌金，叫人杀害他无辜的妻子（齐纳弗拉，Ginevra，后来的莎翁剧作改为伊莫根Imog？蛳en，因为为了行文的方便，有必要在此先说明）。她幸而逃脱，女扮男装，在苏丹国里做了官。后来“他”遇见那个恶徒，派人把丈夫从热诺亚带来，三面对质，结果真相大白，恶徒受到惩罚。她和丈夫载一船时货，回到家乡。

这是薄迦丘自己写的提要，其中有几个题旨的关键词如赌金（试妻），女扮男装，做官（逃走时，以及后来乔装为男生的聪明机智），惩罚恶人。

由于年代久远，我们得还原它的历史背景，因此，再从薄迦丘的原文，挑出重要的题旨关键词，以便跟莎剧《辛白林》比较。译文主要是出自方平之手，80年代出版。台湾桂冠的译本，译者署名锺斯。我对照两本的文字，第二天第九个故事完全相同，译者锺斯恐怕是假托，或者是译者授权另外署名，不得而知。译作前面的导读，则署名台湾学者苏其康。由于本文拟做文本互涉的比较研究，有的地方，不得不多加以节引，黑体为笔者所加，本文撰写时，《十日谈》主要根据英译及中译文本，幸读者谅察。

在巴黎，来了几个意大利的商贾，聊到自己家中的老婆，他们有一个共识，家中老婆一有机会，不会独守空房，不像男人那么高贵（按：暗示妇人水性杨花，是男性对女性的陈旧偏见）。热诺亚人贝纳卜（莎剧作波斯休谟）与众不同，坚信自己留在家里的老婆贞洁不渝。理由是：她出身名门，能写会念，精通账目。安勃洛乔（Ambrosius莎剧作Iachimo吉亚奇默，罗马公爵之弟）向他挑战，按基督教的教义，男人是天主所创造的万物之灵，女人是仿照男人造出来的（按：指男人比女人高贵），他的太太是女人，按照这样的逻辑，她跟其他的女性一样会不贞（女性是弱者，这是基督教歧视女性的传统偏见：女人是水性杨花；不贞，本篇有多处提到，强化本篇的主旨）。

结果，贝纳卜被激怒了，接受跟他赌注的挑战。如果安勃洛乔不能使自己的太太（贝纳卜夫人）依从他，安勃洛乔得给贝纳卜一千元。打赌的条件是，贝纳卜三个月内不准回到热诺亚，也不准跟妻子通讯（按：这是著名的赌注试妻母题的源头）。

安勃洛乔回到了热诺亚，买通贝纳卜的女仆，把一只箱子寄存在贝纳卜太太的卧房，安勃洛乔躲在箱子里，乘夜静更深，出来完成他的计谋。他打开箱盖，悄悄走出来，观察房里的陈设、墙上的绘画，看见贝纳卜太太睡得正熟，他轻轻把罗被掀开，见到她左边乳头底下有一颗黑痣，四周长着几根金黄色的茸毛。她的魅力强烈地引诱他（偷窥的欲望）……他于是从她的衣柜里偷了一个钱袋，一件睡衣，几只戒指。（这可能是刻意描写安勃洛乔鸡鸣狗盗的狡黠与技巧，《十日谈》第二天全部10个故事，论者谓全是属于机智的类别。这样也许可以在严肃主题之外提供的一点额外的趣味！）

安勃洛乔得到这么多的证据，证明贝纳卜太太不贞，贝纳卜哑口无言，不得不承认太太已经对他不忠的事实。他赶回热诺亚，在离开市区20英里处，令他的仆人叫他的妻子出来相会，当妻子到达时，命令仆人在深谷幽暗处把她杀死。仆人不忍下手，只拿走她的衣裳回复主人，骗他说任务已经完成，而仆人也让主人的妻子拿走自己的紧身外衣外套，以便女扮男装后逃走。但贝纳卜杀妻的事则很快传遍全城。

在乔装后，贝纳卜的妻子改名换“性”（姓）为西古然（Sicurano da Finale，莎剧用的法文名Fidele（费代尔），意为“忠贞”，扣紧主题；莎剧也没有写她到罗马，她只是到了威尔斯米尔福德港，故事情节后半部不一样），巧遇卡大陆尼亚（Catalonia，在法国西班牙交界处，这是为莎士比亚剧本中出现西班牙人、法国人张本？法国人的出现，莎剧另外还有作为映衬用的情节）的一位船主，成为他的侍从。不久，船只航行到亚历山大利亚（在埃及），“他”把猎鹰送给苏丹王，苏丹王看到西古然伶俐可爱，便把“他”留下来当侍从。西古然得到苏丹王的宠爱和信任，后来更奉命到阿克港的市集贸易。一天，他在意大利威尼斯商人的摊子上见到钱袋等属于“他”的物品，他问明货物的来历，恰好安勃洛乔从威尼斯载了一船货物到阿克港。安勃洛乔见“他”是军人模样（评论者非常注意军人身份与性格，跟普通人不一样），不防有他，把打赌的经过全盘托出。西古然才恍然意识到自己不幸的原因。

“他”一心要在丈夫面前表明自己的清白、贞洁。“他”便设计把安勃洛乔带到亚历山大利亚皇宫，并邀请贝纳卜一起来，让安勃洛乔在苏丹王面前交待他跟贝纳卜的妻子私通的经过，这时，西古然才透露自己女扮男装的经过，对苏丹王哭诉自己六年来颠沛流离的不幸，要求苏丹王严惩无耻的安勃洛乔。苏丹王下令把安勃洛乔绑在刑柱上，让他任由牛氓叮，黄蜂刺，直到死亡为止。

这个故事，充其量不过是12-13面的短篇，到了莎士比亚手里，却成了5幕的完整戏剧，而主题有所改造和提升。赌注试妻在《辛白林》仍然是一个关键的情节，可是赌注的发生，要到第一幕的最后一景才展开。莎士比亚拟写历史，论者以为他借鉴希腊罗马的历史，通过宫廷的斗争，为国王后妃树碑立传。十七世纪初年，本剧初次出版，剧名为《英王辛白林》，便是证明。更重要的是故事强调“高贵”（nobility）的主题。薄迦丘所强调贵妇贞洁的高贵品质，莎士比亚除了萧规曹随之外，这种高贵的核心价值，扩大了道德品质的概念，像奥古斯特斯·凯撒大帝，像波斯休谟、王子、一大堆贵人的高尚品质也包含在内（当然只是提到，但不是刻画的重心，全剧的重点应该还是女子的贞洁）。这个主题，是英国十七世纪戏剧的主题之一，与《十日谈》其他故事情节结合，不断地被炒作（H.G.Wright的著述第4章）。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是莎士比亚把主题之一加以扩充、提炼与升华。本剧第五幕最后轻轻的点拨，很清楚的展示这种价值概念扩长的意图。

莎剧的故事发生地点，从巴黎转移到了英格兰，清一色的意大利商人团队则加入了西班牙人、法国人、英国人、意大利人等，而把意大利人跟英国人对立起来，把意大利人的无耻、卑下，对比英国人的勇敢、爱国，极尽讽刺的能事。

《辛白林》中宫廷斗争主线，是莎士比亚所加上去的。王后残酷自私，想控制国王，让愚蠢、狂妄自大的油瓶子克罗顿（Cloten）继承王位。辛白林本有二子吉德里乌（Guiderius）跟阿维拉古（Aviragus），一女伊莫根。两个儿子年幼时被拐走，下落不明，而长女却私自与平民波斯休谟结婚（波斯休谟出身将门，也不是普普通通的平民），毒辣的王后想拆散他们，安排她的油瓶子横刀夺爱，在娶伊莫根不遂之后，便设计迫害她。伊莫根只好逃离王宫，到威尔斯的米尔福德港想离开英国到意大利。时值罗马英国宣战，伊莫根在威尔斯被从高卢、罗马等地调来的罗马兵所活捉，充当罗马统帅路修士的随从。傲慢无礼、盛气凌人的克罗顿，杀气腾腾地追赶伊莫根，穿上波斯休谟的衣服，乔装成波斯休谟，追赶伊莫根到米尔福德港附近的山区，与猎人（失踪多时的王子吉德里乌Guiderius，化名波利多尔Poludore）发生争执，为猎人所杀。辛白林的王位继承遂成为大问题。其实，莎士比亚这条大臣放逐、王子被劫的主线，是源于同时代的剧本《爱情与命运罕见的胜利》（Rare Triumphs of Love and Fortune）（《牛津莎士比亚之友》所引）。莎士比亚惯于把剧情复杂化，多条线索交织在一起，多次的女扮男装的机智，使剧情扑朔迷离，耐人寻味。

就主线赌注试妻这个情节而论，故事发生的地点改成英格兰跟意大利的罗马，莎士比亚为突出当时一般人的陈旧的共识：意大利帝国的女人既妖艳又阴险，所以安勃洛乔可以振振有词地类推，说英国的仕女也如此。这时《十日谈》中的贝纳卜，已经逃离英国，在意大利从军。军人性格刚烈，容易被激怒，所以错误地接受安勃洛乔的挑战。这样地叙述，是很合情合理，也为主线衔接另外一条派生出来的爱国主义的主线铺路（三条线索，没有主次之分，只有叙述次序的先后，交织在一块，都为主题的展开服务）。

伊莫根后来逃离王宫，误以为到威尔斯的米尔福德港，不久可以会见她的丈夫。而在罗马的丈夫则误信妻子不忠，下令仍在英国的仆人将她暗杀。仆人不忍心，遂让她女扮男装，从米尔福德港拟逃到意大利（相应于《十日谈》中“齐纳弗拉”Ginievra，女扮男装为苏丹王的随从，正如上述，莎剧没有伊莫根到意大利的情节，罗马英国的战争在威尔士展开，所以莎剧中的伊莫根没有离开英国，虽然她女扮男装，想从米尔福德港逃往意大利）。与此同时，贝纳卜因为杀妻，感到很内疚，他觉得生活没有意思，倒想糊涂地在战场死去。安勃洛乔害得贝纳卜夫妻猜忌，丈夫杀害妻子，也感到无限的忏悔。正如上面所说，恰好意大利殖民主子，为属地英国的朝贡问题与英国交恶。两国宣战，贝纳卜、安勃洛乔被征召入伍远征英国，与从高卢召来的罗马兵团会合，在米尔福德港登陆。西古然被捕，收为侍卫。罗马英国战争开始时，辛白林的军队敌不过罗马兵团，甚至于被俘，后来幸好三位勇士（辛白林的两名失踪儿子跟被放逐的大臣），居高临下，奋勇抵抗，还有贝纳卜，脱掉罗马军装，扮成一位衣衫褴褛的农夫，倒戈替“故国”效劳，英国得以反败为胜。战事结束，罗马军人包括贝纳卜、安勃洛乔、西古然（费代尔）等全部被俘，而国王拟将战俘全部处死。罗马统帅视死如归，但为伶俐的原为英籍的西古然（费代尔）求饶，辛白林见到西古然很可爱，便饶了“他”一命，并给“他”一个完成自己心愿的机会，“他”在俘虏中认出戴着“他”的结婚戒指的坏蛋安勃洛乔，向英王表明自己的身份，并且叙述自己含冤的经过，要求严惩安勃洛乔……（为避免混淆，以及方便比较，这一段的人名，采用《十日谈》。莎剧相应的人名，除了一两个外，恕不夹注）

从以上粗略的比较，我们有理由相信，莎士比亚曾直接或间接挪用《十日谈》第二天第九个故事的情节。大家都熟知，莎士比亚对希腊文、罗马文只是略识之无而已，他不可能直接应用《十日谈》的原文，研究披露，十六世纪初期（1518年），荷译的《十日谈》第九个故事重要情节为短篇小说，为《来自热诺亚市的法德立克》（Frederyke der Ambrosius Jenuen）所挪用（友人妻子乳下之痣改为左臂上的痣）。1620年《十日谈》才有英译本。所以1609年莎翁创作《辛白林》时不可能看到英译本。《来自热诺亚市的法德立克》于1520年翻译成英文，莎士比亚更有可能根据这个译本进行创作，而大臣的遭贬，伊莫根逃亡时改名Fedile（莎剧采用法文名费代尔Fedile，意义为“贞洁”，乃是承袭荷译本）逃到威尔斯米尔福德港、克罗顿被误杀这条主线的情节，大部分来自伊丽莎白时期的喜剧Rare Triu？蛳mphs of Love and Fortune（《爱情与命运罕见的胜利》）。《辛白林》全剧大团圆的结局则是基于莎士比亚的的人格与创作意图，也是那个悲喜剧新文类的需要。莎士比亚宅心仁慈，相信“人会犯错，神会宽恕”（To err is Human，To forgive is divine），所以剧本的终局化怀疑为道德、为美，而意大利的战俘，也全部获得人身自由，英国和罗马和好如初，英国人照旧朝贡（主要是英国人推崇罗马文明，而且辛白林王曾在罗马受教育，接受过罗马人的封赐）。莎士比亚的另一创作意图，正如上面所说，仿希腊罗马的历史剧，为统治者治国作镜鉴。英国十六世纪的《吏治镜鉴》（A Mirror for Magistrates，《镜鉴》）大有中国人《资治通鉴》的借古鉴今的意味。莎士比亚非常熟悉，并用之以谱写失踪的太子吉德里乌等人抗拒缴纳赋税给罗马帝国奥古斯特斯·凯撒大帝的情节。

从创作风格来说，这个悲喜剧，为了避免过分严肃，所以赌注试妻的情节，便成为严肃氛围剧情的点缀。全剧的讽刺，也不是连篇累牍布鲁斯达（Plutarch）式的说教，一般还是比较严肃。

无独有偶，在中国，也有类似题材的小说。短篇小说之王蒲松龄的《霍生》便是这样的篇章，但是篇幅很短小，比《十日谈》第二天第九个故事更短，充其量不到它的十分之一，两者加以比较，似乎很不相称。《霍生》的知名度，也有待进一步评估，不像莎士比亚的《辛白林》为其晚期著名剧作。但无论如何，笔者还是认为，将两者加以比较，可以看出作家不同的创作方法以及创作态度，在比较文学方面，以及文学的扩散、传播方面，还是有一定的意义。

《霍生》的故事，跟《聊斋志异》很多篇章一样，也可能有所本。王立、刘卫英《〈聊斋志异〉中印文学溯源研究》特辟一章：“情人身上的母题与个人隐私权”举出了佛经、以及印度《故事海》很多类似的例子加以证明，这些例子中，笔者认为《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卷9，唐义净译，《大正藏》29比较接近，王立、刘卫英节译原文如下：

婆罗尼斯城有一商主，娶妻不久，妻子怀孕。他入海求宝，妻子非要跟着一同前往，不巧在海洋中遇着摩羯鱼，船破，众及商主死，妇人孤身一个浮板漂至海洲，被金翅鸟王娶为妻室，不久生一子，颜貌端正；然而后来则生一鸟子，形如金翅鸟，王死，此子立为国王。母告鸟子，汝兄当立为婆罗尼斯王，鸟子答应了。于是金翅鸟王以双足爪将城中现国王弃于大海，将其兄置于师子座上，威胁诸臣不得违令。这国王此后便成为梵授王……梵授王娶了一位聪明的牧羊女妙容为宫女，让鸟弟带到海洲，不想隔绝时久，妙容就与速疾私通。两人又同乘金翅鸟回到婆罗尼斯，但速疾在鸟身上提前睁眼而致盲，春天来到，梵授王游园碰见目盲的速疾念诵提到妙容，问起她身上的特征，速疾曰：“腰间有万字，胸前有一旋。常结去医花，寄来与人主。”

目盲的速疾不知道自己遇到的是妙容的丈夫，透露了不当说的隐秘，于是梵授王知道速疾、妙容两人的确有了私通之事，心中大恨，遂将两人逐出宫外。

如果将这一则跟《霍生》相比，一则为神话，一则基本上是写实，人物的地位也不同，一为半人半兽的王族，一位普通平民书生，地位悬殊。唯一相同之点是身体上的秘密的情节，这种秘密，也只有最亲近的人才知道。妇人胸前的“痣”，如果不是跟她有私，怎样能知道？基于这样的逻辑，霍生捏造与严生妻子有私，很容易被接受为事实。蒲松龄的《志异》，不一定本此，因为这样的故事可能不断地在不同的地域发生，蒲松龄也许真的是纪实。所以《霍生》文本的出处，比较谨慎的说法是，可能直接或间接地受佛经故事的影响，而佛经的故事，可能影响《十日谈》，尤其是第二天第九个故事。跟《十日谈》第九天的故事和莎士比亚《辛白林》素材来源的情况或许间接的相同。印度《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中这则故事以及《故事海》的故事等等极端鄙视妇人，认为妇人不忠贞，不可靠（见季羡林序《五卷书》的再版后记）。这些故事跟其他印度民间故事一样，成书于六世纪以前，时代可以早至吠陀时代，也可以晚到史诗时代或梵语时代。季羡林又说，这其中有很多精警的篇章，但也有很多糟粕，譬如宿命论以及对妇女的鄙视。佛经或佛经故事这一则“身体的秘密”，分明是鄙视女子的无行！表面上写神人的婚姻，实际上神人跟平常人没有什么不同，只是神秘的色彩不同而已。

蒲松龄出生时距离莎士比亚去世约24年，蒲松龄大概不谙英文吧？《霍生》的创作，至少是在莎士比亚逝世半个世纪之后。明末西方传教士已经来到中国，莎剧是否也被传进来，笔者还没有听说过。蒲松龄的创作素材，据说是从他摆设的茶摊听来的。学者们的研究，显示很多故事是有文献根据的，所以《聊斋志异》的故事也不尽是他所听来的。蒲松龄在毕家坐馆，东家丰富的藏书名闻遐迩，他在课余是有充分时间阅读资料而且能广泛阅读，我们虽然没有文献证据，说他读过《太平广记》一类的笔记小说集，而其他文类中的怪异事物，也可能为蒲松龄所摭拾。

王立、刘卫英也指出，这则与薄迦丘的《十日谈》很类似的佛经故事，是印度民间故事西传到欧洲，为薄迦丘的所挪用。论者以为这类故事向西方传播，不会迟至八世纪，可信（企鹅版英文序文也有类似见解）。但是怎样传播过去，具体情况不详，我们只能这样的假设：佛经及印度民间故事西传，可能通过回教国家传入拜占庭，再由拜占庭传遍欧洲。季羡林在《五卷书》的译序中也说，在第六世纪时，《五卷书》已经译为阿拉伯文，再由阿拉伯国家传遍欧洲，可证。在薄迦丘写《十日谈》第二天第九个故事之前。故事流传的路线，颇难具体蠡测。而且《十日谈》也没有具体注明故事的来源、出处，笼统地说，有些故事取材来自东方。学界对拜占庭传播东西文化的研究，将来也许能进一步披露真相。

蒲松龄这则极短小说，充其量是笔记。笔记在中国比较发达，唐前有《太平广记》，宋朝有《夷坚志》等。在英国则不然，牛津出版的《英国文学性笔记》一书所录，最早是关于十四世纪著名作家乔叟的生平点滴资料，而蒲松龄在创作时，则有卷轶浩瀚诸多的笔记集子可参考，虽然中国的笔记集内容很庞杂，很多不具文学性，似乎还未有人把文学性、非文学性笔记分别编辑。笔记的特色是据事直录，言简意赅，不重视文采。就情节展开而论，则是直线发展。《霍生》写无聊的书生色情的欲望，染上“偷窥”式的恶习。对女性的身体，有非份的幻想。这一点，跟薄迦丘的第二天第九个故事有点类似，但是薄迦丘、莎士比亚“赌注试妻情节”中的“偷窥”，当这一念头萌发时便戛然而止，安勃洛乔对色诱加以抑制，莎士比亚前后用约30诗行加以描述，可以证明。安勃洛乔那样做，主要是因为他的目的在赢取赌注，压压对方英国人的威风。这个情节母题不断被炒作，不断跟《十日谈》其他的故事的情节组合，发展到十七世纪比较后的喜剧，竟然有反色诱的情节出现。英国喜剧母题的翻新变异，于此可见一斑。

《霍生》在《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卷三368页，大概是蒲松龄早期的作品，地点设定在山东文登，也许作者拟使故事更令人相信其真实度。严生的妻子身体私处有点跟寻常的人不一样，生了两颗疣，这本来是个人的隐私，外人绝对不知道，偏偏妇人生育，得由接生婆接生，这个隐私，也就由接生婆之口传出来。好事的接生婆告诉好事的霍生的妻子，好事的霍生妻子告诉了好事的霍生，素好幻想的霍生，自然不会错过这个机会，并且加油加酱，戏弄严生以取乐，说严生的妻子跟他有私情，不然他怎样会知道这个隐秘。霍生这样戏谑取乐，不无偷窥、意淫的意味。严生羞怒，一时冲动，没有加以细究，便信以为真，回家棒掠妻子，妻子只能忍受，严生越打越气，妻子毫无申辩的机会，忍无可忍，只好上吊自杀，以示自己的清白，并作强烈地抗议。霍生的戏言作乐，竟然夺了一条人命！这是因为男女不平等，女子无从反抗。妇女看起来很被动，而实际上，妇女（及作者）化被动为主动，严生妻子死后变为厉鬼，使严生全家不得安宁。更有进者，霍妇多事，不久也得到报应死去，而霍生本人，则报应兼羞辱双至！严妻变的厉鬼，掌掴他的双唇，让他长双疣（类似她私处的双疣？）以雪恨，让他的余生不能言笑，永远受痛苦的折磨。这种态度，已经跟佛经及印度民间故事对妇女的态度，迥然不同。两者的浪漫气氛不一样，一为预示结局，一为复仇，化悲愤为力量。这是两者第二点不同。

我们得承认，这两者的比较，不大成比例，一为长篇，一为极短制，成就也各有不同。但是同是叙事文学，还是有可比性，有比较的意义。

比较莎剧跟《霍生》，我们还可以看出民间文学的生命力，作家创作，从生活中不断提炼，而创作主体的创作意图，左右了作品的主题思想，主题的覃思竭虑，不断地改造，也提升了作品的价值。

我们也发现，东西文化交流的的中介以及一些交流中心，印度佛经及故事东、西传播，多种母题各为东西文学延用，造成东、西文学某些巧合的现象。这种范式（paradigm）的发现，是比较的文化意义所在。

我们也发现，文本互涉，直接或间接，在东西文学分别的进行，且有后出转精之势。这也是世界文学发展的规律。

两者具有的浪漫色彩也不同。莎士比亚第五幕的鬼魂，按照西方文学传统，有预示结果的作用。莎士比亚把《爱情与命运罕见的胜利》中的神明朱庇特等，高高在上、监督、俯视人间，改成见不到的神明，而通过梦魇、鬼魂的出没，传达祂们的意旨。蒲松龄则直接写厉鬼作祟，伸张正义，一显一隐，迴异其趣。

莎士比亚曲折地抒写，跟写《李尔王》《雅典的泰蒙》那样愤世嫉俗的激情已经过去，这时的莎士比亚已经垂垂老矣，厚道得多。而蒲松龄的浪漫幻想，更具有积极的意义：惨被冤枉的厉鬼，直接执法。蒲松龄对现实陋俗、道德的沦落，感到愤慨，对《大清律例》的不健全，提出质疑，对人权、隐私的保护，提出强烈的诉求。这促使日后法律现代化时，立法者得及时加以纠正。蒲松龄年轻气盛，满腔的孤愤，于此尽情倾泻。

就风格而论，莎士比亚剧作《辛白林》比较庄重，全剧充满鲜明的“鸟”意象，给观众、读者以美学享受；蒲松龄则单刀直入，肆意发泄，怒发冲冠，为弱势者代言！

莎士比亚处于不断尝试文学形式的转变的时期，对于悲喜剧的艺术探索还未到达最后的阶段，要等到《冬天的故事》《暴风雨》的出现，才完成悲喜剧创作的历史使命。蒲松龄则根据传统模式，振笔直书，虽然我们知道蒲松龄也很努力地探索形式的变化，至少在志怪短制方面，他的努力成果很有限，正如《霍生》这一则。但蒲松龄的成就不在于此，而是在其他方面。

（责任编辑：朱 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