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杜甫的哀悼诗及文学史意义

温 瑜

(常熟理工学院 人文学院， 江苏 常熟 215500)

论杜甫的哀悼诗及文学史意义

温 瑜

(常熟理工学院 人文学院， 江苏 常熟 215500)

杜甫现存32首哀悼诗均为交际应酬类哀悼诗，哀悼对象大多为建有大功的重相名臣和卓有建树的诗人、画家。其诗记录了安史之乱的史实，抒发了作者忧国忧民、忠君爱国的炽热情感。在艺术上，以体裁较多、在五古上有重大突破为最大成绩，且多用肯定性、赞扬性典故和死亡哀悼性典故。杜甫是中国哀悼诗史上的一流作家。

杜甫；哀悼诗；内涵；艺术；影响

杜甫(712—770年)，字子美，祖籍京兆杜陵。天宝五载(746年)命待制集贤院，天宝十四年(755年)任右卫率府兵曹参军，后历任左拾遗、华州司功参军、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其与李白密交、齐名，并称“李杜”，因集前人之大成而被后世尊称为“诗圣”，其诗谓之“诗史”。《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有集六十卷，现存诗十八卷、文两卷。

一、杜甫的哀悼诗

杜甫现存哀悼诗共32首：

《故武卫将军挽歌三首》(五律)，作于天宝六七载(747—748)之间

《哭长孙侍御》(五律)，作于至德二载(757)

《过郭代公故宅》(五古)，作于宝应元年(762)

《哭台州郑司户苏少监》(五排)，作于广德二年(764)

《别房太尉墓 (在阆州)》(五律)，作于广德二年(764)

《哭严仆射归榇》(五律)，作于永泰元年(765)四月

《闻高常侍亡》(五律)，作于永泰元年(765)

《怀旧》(五律)，作于广德二年(764)秋

《承闻故房相公灵榇自阆州启殡归葬东都有作二首》(五律)，作于永泰元年(765)

《八哀诗·赠司空王公思礼》(五古)，作于大历元年(766)秋

《八哀诗·故司徒李公光弼》(五古)，同上

《八哀诗·赠左仆射郑国公严公武》(五古)，同上

《八哀诗·赠太子太师汝阳郡王琎》(五古)，同上

《八哀诗·赠秘书监江夏李公邕》(五古)，同上

《八哀诗·故秘书少监武功苏公源明》(五古)，同上

《八哀诗·故著作郎贬台州司户荥阳郑公虔》(五古)，同上

《八哀诗·故右仆射相国张公九龄》(五古)，同上

《存改口号二首》(七绝)，作于大庆元年(766)

《奉汉中王手札报韦侍御、萧尊师亡》(五排)，作于大历元年(766)

《哭王彭州抡》(五排)，作于大历元年(766)

《谴怀》(五古)，作于大历元年(766)

《哭李尚书(之芳)》(五排)，作于大历三年(768)秋

《重题》(五律)，作于大历三年(768)秋

《哭李常侍峄二首》(五律)，作于大历三年(768)冬

《哭韦大夫之晋》(五排)，作于大历四年(769)夏

《送卢十四弟侍御护韦尚书灵榇归上都二十韵》(五排)，作于大历四年(769)冬

《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见寄》(七古)，作于大历五年(770)正月二十一日

二、杜甫哀悼诗的文学史意义

杜甫的哀悼诗以其个人在文学史上的杰出地位、哀悼对象的重要和著名、诗歌文体的变革与创新而在中国哀悼诗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首先，杜甫的哀悼诗全是交际应酬类哀悼诗。他在32首诗中共哀悼了20位著名人物，除了韦侍御、萧尊师其名不详、长孙侍御身份不确定之外，其余的均是建有大功的重相名臣和卓有建树的诗人、画家。

郭震(656-713)，唐朝名将、开元元年(713)宰相、代国公。曾献离间计使吐蕃发生内乱，辅助唐玄宗诛杀太平公主。

王思礼(？—761)，唐朝将领，曾讨安禄山叛军，守潼关，助宰相战便桥，复长安，收东京，破史思明叛军。封霍国公，追赠太尉。

李光弼(708-764)，曾作河东节度副使参与平定安史之乱，任天下兵马副元帅辅佐镇压浙东袁晁领导的农民军。

严武(726—765)，两次镇蜀，以军功封郑国公。与杜甫友善有唱和。

李琎，为唐玄宗长兄让皇帝李宪之子，封汝阳王，历太仆卿，与贺知章、褚庭诲、梁涉等为诗酒之交。

李邕(675—747)，唐代书法家。其父是为《文选》(梁萧统编选)作注的李善。历任左拾遗，曾任户部员外郎、括州刺史、北海太守等职。

苏源明(?一764)，历任太子谕德、东平大守、国子司业、考功郎中、知制诰、秘书少监。

张九龄(678—740)，世称“张曲江”、“文献公”，唐玄宗开元年间尚书丞相，诗人。

房琯(697—763)，为武则天时宰相房融之子，玄宗时吏部尚书、同平章事。

高适(约700—约765)，曾任刑部侍郎、散骑常侍、渤海县侯，唐代著名的边塞诗人。

王抡，曾以御史罢育后入严武幕，迁彭州刺史。

李之芳，为蒋王李恽的曾孙、蔡国公煌孙，工五言诗，历工部侍郎、太子右庶子、礼部尚书、太子宾客。

韦之晋，为潭州刺史、湖南都团练观察使。

李晖，为吴王倍曾孙，李现之弟，历任户部侍郎、银青光禄大夫、蜀州刺史。

毕曜，官监察御史，后流黔中，工诗，与杜甫友善，有酬唱。

李白(701-762)，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后人誉之为“诗仙”，与杜甫并称“李杜”， 天宝初被唐玄宗待诏翰林。

郑虔(691—759)，盛唐著名诗人、文学家、书画家，玄宗署曰“郑虔三绝”，亦是精通天文、地理、兵法、博物、医药的一代通儒。天宝九载(750)，玄宗曾为其置广文馆，任为博士，后迁著作郎。

其次，杜甫的哀悼诗记录了安史之乱的史实和抒发了忧国忧民、忠君爱国的炽热情感。安史之乱从天宝十三载(754年)正月安禄山入朝，杨国忠预言安禄山必反，至天宝十四载(755)12月16日开始爆发，至公元763年2月17日平息，共历时八年零两个月。从上文的写作时间看，杜甫的哀悼诗除了《故武卫将军挽歌三首》是作于天宝六七载(747—748)之间外，其余的31首诗均作于至德二载(757)至大历五年(770)之间，涵盖了整个安史之乱的总过程，是杜甫中晚年辞官漂泊西南时期所作。杜甫在哀悼良将、挚友去世的同时，反映了国人上下同仇敌忾共同抵抗安禄山、史思明叛乱的史实和战乱给国家、人民带来的满目疮痍以及诗人在穷困潦倒、疾病缠身、居无定所中仍然心系社稷、关注民生的忠君爱国之情。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大历元年(766)秋在理州所作的《八哀诗》，诗人在小序中云，伤时盗贼未息，追思王思礼、李光弼、严武、李邕、李琎、郑虔、苏源明、张九龄八公，叹旧怀贤而作。在《八哀诗·赠司空王公思礼》中歌颂王思礼抵抗吐蕃大举进犯疆域，收复青海，远征天山，表达了在平息安史战乱中建立大功和未见到清平之世就过早去世的惋惜哀悼之情。在《八哀诗·故司徒李公光弼》中歌颂李光弼与郭子仪共讨叛军、收复十余郡、重创史思明、镇守临淮的功绩，抒发了其被宦官构害而逝的悲哀。在《八哀诗·赠左仆射郑国公严公武》中歌颂严武天宝末年随玄宗入蜀、奉旨赴肃宗朝佐政、破吐蕃、拔当狗城、复取盐川城的功业，表达了因病早逝的惋惜。在《八哀诗·赠秘书监江夏李公邕》中表达了对李邕词高行贞、才堪诔诤的赞美，抒发了对其屡遭贬斥、天宝六载(747)惨遭李林甫谋杀的深切同情。《八哀诗·故秘书少监武功苏公源明》赞美了苏源明工于文辞的文才、在安禄山陷京师时称病不受伪职的高尚气节，抒发了其因饥疫而死的惋惜。在《八哀诗·故著作郎贬台州司户荥阳郑公虔》中赞美郑虔博学多才、高雅不俗，表达了对他这位忠良臣子在安史之乱中身陷叛军、无奈迫受伪职以至后来被蒙冤贬死的不平和惋惜。在《八哀诗·故右仆射相国张公九龄》中诗人赞美了对早预料到安禄山会反的张九龄相国志大才高、胸怀宽广和苦思对付安禄山的致治之道，表达了诗人对一代贤相的缅怀之情。在这些诗中处处流露出对平定安史之乱、消灭叛贼、渴望国家统一和赞扬忠臣明君治国的殷殷爱国忠情，俨然一首首爱国史诗和赞歌。

再次，杜甫的哀悼诗在艺术上的最大成就是体裁较多、在五古上有重大突破。杜甫现存哀悼诗共32首，其中五古10首，七古1首，五律13首，五排6首，七绝2首。产生于西汉的五古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到唐代已经成为一种高度成熟的诗歌形式。唐人把它看作是古老而庄重的体裁。杜甫把它发展成为长篇五古，常用它来表现感时伤乱、重大现实事件等一些主题严肃、心情深沉抑郁的事。长安十年、安史战乱时期写作的诗大多用这种体裁，如《北征》《羌村》前后《出塞》《咏怀》“三吏三别”以及晚年所作的《壮游》《遣怀》《昔游》等诗。正如清施补华《岘佣说诗》所言：“少陵五言古千变万化，尽有汉、魏以来之长而改其面目。叙述身世，眷念友朋，讨论古今，刻画山水，深心寄托，真气坌涌。《颂》之典则，《雅》之正大，《小雅》之哀伤，《国风》之情深文明长于讽喻，息息相通，未尝不简质浑厚，而此例不足以尽之，故于唐以前为变体，于唐以后为大宗，于三百篇为嫡支正派。”[1]他的哀悼诗有三分之一为这种长篇五古，如《过郭代公故宅》《八哀诗》八首、《谴怀》。在诗中，他往往是通过叙述死者的出身、品德、才学、一生的功业、去世等情况以及去世后人们对其的哀悼、思念、惋惜等感情，从中加入自己的喜怒、爱憎和评论，将叙述、议论、抒情、描写融于一体，全篇就像一首充满感情、描写生动的传记或墓志铭。《八哀诗》八首就是典型的例子，这组诗是大历元年(766)秋客居夔州时所作，为哀悼王思礼、李光弼、李邕、严武、李琎、郑虔、苏源明、张九龄八人，每首均是按上述作法，实是为他们所写的评传。例如《八哀诗·故秘书少监武功苏公源明》写秘书少监苏源明自幼丧父母，曾客居徐兖，潜心甘读，成为学识精纯的儒者，科举得胜，声名广传，勤于政务，安史之乱时称病不受伪职，乱后官至秘书少监，诗赋益佳，最后因饥疫而死。杜甫详叙其生平事迹，对他的悲惨出身、饥疫而死大加同情，对他的勤奋好学、学识精湛、抗贼大节、冒死直谏极为称扬，对那些在安史之乱中变节受职的官员大加谴责，对早日结束天下战乱大加忧心，对自己病卧在床、不能归祭亡友而深表遗恨，记叙、描写、抒情、议论融为一体，宛若一首激情澎湃的抒情传记。

多用典故是杜甫诗歌的一大特色，这点也体现在他的哀悼诗中。他的哀悼诗多用肯定性、赞扬性典故及死亡哀悼性典故，以此赞美死者的才学、品德、功业以及表达对死者的哀悼之情，此亦构成了他哀悼诗艺术的另外一个特征。例如五古《八哀诗·赠左仆射郑国公严公武》共用了17个典故：白马、御史府中乌、马融笛、二竖、颜回、履声、何水曹、瑚琏器、红粟、贾谊、匡汲俄宠辱、蜀人爱诸葛、龙骧茔、卫霍、云台仗、文翁、子荆。这些典故全都是赞美性、肯定性典故。瑚琏器赞美严武是个重要人物。匡汲俄宠辱、卫霍暗指严武像谏臣匡衡、汲黯那样宠辱无常，又像名将卫青、霍去病那样存殁可慨。履声指严武虽任吏部尚书但因身在剑南而失去了进谏的履声。御史府中乌、白马指严武离任御史中丞，致使御史台早晚只有群乌会聚，他罢去谏议大夫官职，便再也没有白马冲行。云台仗指玄宗的仪仗，说严武受玄宗、肃宗所重。这些典故均说明严武的重要性。蜀人爱诸葛、文翁指严武像诸葛孔明那样被蜀人敬爱，像文翁那样将教化推行。红粟指严武的愿望是使百姓的仓库储粮丰盈，赞美他的宏伟志愿。子荆指严武为谋划军略而邀请当代的子荆，亦是对他的赞美。二竖指严武怀着一颗炯炯丹心，却不料被病魔牢牢纠缠，亦是对他的赞美和惋惜。以上的典故均是对严武的赞美性、肯定性典故。颜回、贾谊指严武竟像颜回那样短命夭折、像贾谊那样徒具忠贞。马融笛、龙骧茔喻诗人失去了知音，身居夔州只能怅望他的坟茔。此四典是死亡哀悼性典故。又如五排《哭李尚书》共用了9个典故：留徐剑、张骞、忆戴船、风雨晦、修文地下、管辂、漳滨卧、喉舌、王孙何在。留徐剑、忆戴船写诗人本想去吊唁亡友而未果成行，遂成千古恨憾。风雨晦、漳滨卧指悼念亡友徒然嗟叹，临江凭吊。修文地下喻指李尚书去世。管辂喻指李尚书像管辂一样死于英年。王孙何在喻指李尚书去世，不知安息在哪一片蒿里草间。以上7个典故均为死亡哀悼性典故。张骞指曾奉命出使辽远蕃地的李尚书，诗人将他比作当代的张骞。喉舌喻指李尚书这一代重臣。以上两个典故为赞美性典故。高友工曾说：“一个典故有两个极点：一个与现实问题相关，一个与历史事件相关，两个互相比较，而比较的目的则在于显示它们的相似之处，从而提供机会以使诗人描述或评论现实的问题。”[2]所以，杜甫哀悼诗中的典故均用以表明他对这些重臣名人的赞美和哀悼之情。

总之，杜甫的哀悼诗以其哀悼对象为重相名臣、著名诗人、画家，善写当代重大政治历史事件，记国伤乱的史录精神和忧国忧民、忠君爱国的君子品格，五古的文体突破和典故的个性化使用而奠定了他在中国哀悼诗史上的一流作家地位。

[1]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清诗话(上、下册)[M].北京：中华书局，1963:978.

[2] (美)高友工，梅祖麟.唐诗的魅力[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161.

[责任编辑 宋占业]

2016-11-26

2016年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先秦至唐五代哀悼诗研究》(2016SJB750012，主持人：温瑜)。

温瑜(1976-)，女，广西陆川人，常熟理工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古代文学诗词学。

10.3969/j.issn.1671-7864.2017.03.013

I207.22

A

1671-7864(2017)03-004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