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拱璧青年村乡村自治思想及其实践

轩艳青, 薛晓秀

(河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河南 开封 475001)

王拱璧青年村乡村自治思想及其实践

轩艳青, 薛晓秀

(河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河南 开封 475001)

20世纪20年代，军阀混战和土匪肆起，使得社会秩序失控，国家陷入四分五裂的境地。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王拱璧留学日本寻求救国之路。在这一时期，日本最盛行的是“新村”主义思想。这一思想对中国知识分子影响很大，王拱璧也深受其影响，认为这是拯救中国的出路，同时也奠定了其乡村自治思想的基础。归国之后，王拱璧在家乡西华县实践其“新村”主义，通过改村名为“青年村”、创办“青年公学”等一系列措施来实践其救国的梦想。由于社会的动荡，王拱璧希望通过改造基层农村以达到救国的实践，最终还是失败了。

王拱璧； 新村主义； 青年村； 青年公学；乡村自治

王拱璧在西华县青年村(今属漯河)的乡村自治实践，是我国最早的“新村”主义的实践。在此之前，“新村”主义思想虽然通过周作人等人的大力宣传，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但是此时还没有人去具体实践。作为乡村教育家的王拱璧，为我国乡村教育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目前学术界关于王拱璧的研究，大都是从其作为乡村教育家的角度去论述的，对其政治思想、学术思想等方面的研究还比较匮乏，因而有必要对其做一个全面的研究。本文从其政治思想的角度出发，旨在探讨王拱璧乡村自治思想的形成及其实践所带来的影响和做出的贡献。

一、王拱璧乡村自治思想的形成

20世纪20年代是中国较为动乱的时期，大大小小的军阀混战和土匪蜂起祸乱地方，使得中国没有一处和平安稳的地方。自1916年袁世凯去世以后，北洋集团迅速分裂，形成了直系、皖系、奉系三个主要的派系，北京政府的统治力严重削弱。这一时期北洋诸将领为了权势相互博弈，爆发了多次战争，此外还有各地大大小小的军阀吞并战争，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这一时期，督政河南的赵倜给河南带来的伤害最大。赵倜在政治上“对直皖两系采取中立态度，对于段派控制的北京政府的命令也不愿积极执行。”[1]457因而，段祺瑞早有找人替代赵倜的意愿。 1920年2月13日，段祺瑞趁“裁兵”的时机开会，决定以吴光新为河南督军、王印川为河南省长，撤掉赵倜的督军职务。“易督消息传出以后，河南人心浮动，赵倜部下大哗，群以段祺瑞无信，要与之决一雌雄。”[1]459赵倜更是气恼，此时正值直皖矛盾激化，因而赵与直系联合，参与了“直皖战争”，把河南带入战争的境地。另一方面，赵倜在主政河南的时候大力扩充军队，到1920年的时候，“赵倜兄弟控制的私家武装即近10万人，较之晚清时期增加了4倍以上。”[2]203为了解决军费问题以维持其私家武装，赵倜对河南民众征收苛捐杂税，“1918年开始，全省田赋实行‘废两改元’，原额地丁银一两，改征现洋2.2元，漕米1石改征现洋5元，几较原额提高一倍。1922 年又分别改为2.3元、8.5元。”[2]206赵倜收罗的军队大都是由地方兵痞和游棍组成，这些人巧立名目征税，危害乡里，成为“官匪”。此外，还有一些农民、游民，迫于生计沦为土匪，同样威胁着地方的治安。而王拱璧的家乡西华县的土匪较为出名，这一时期的《新中州报》上不断有西华县的土匪杀人、抢掠财物的报道。到30年代中期，西华县的督察专员在向省政府的呈报中还不断提到并通缉这些土匪，如“所有在逃之巨匪葛老七一名。迄今尚未缉获”[3]。

面对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国知识分子都在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再加上袁世凯窃国媚日，‘国耻民恨横在心头’，王拱璧无心教书，便辞职赴京，应考留学日本研究生。”[4]21为了探究在相似的背景下，为什么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很快成为东亚强国，而中国却如此落后，中国知识分子纷纷赴日留学。王拱璧说：“我赴日动机，说是留学，实为伏虎而深入虎穴。”[5]32这说明他赴日一方面是想了解日本，另一方面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实现救国的梦想。

1917年夏，王拱璧通过全国公费留学生考试，入日本早稻田大学研究生院留学，“主要攻读社会教育学，并在夜间攻读社会科学，他所选择的研究方向为乡村教育和农村自治”[6]201。此时，在日本最为流行的就是“新村”主义。一战后，日本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社会动荡不安，时有暴力事件的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白桦派作家武者小路实笃于1918年11月，在九州购买土地，建立“新村”，开始了他的“新村”社会实践改造。所谓“新村”主义，就是“试图通过实行物质资料的生产、分配的公有制，通过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结合，寻求在现实世界中和平地建立‘地上天国’”[7]188。“新村”的思潮和运动由此风行一时，影响很大。

此时在日本留学的王拱璧也深受“新村”主义思想的影响。王拱璧曾亲自拜会武者小路实笃，并向其请教“新村”改造思想，“归国后两人仍有联系，武者小路实笃不时给他邮寄《新村》杂志”[8]。通过对“新村”主义思想的学习，王拱璧笃定了“改革社会要先从基层着手”[5]3的思想，以期通过改造基层进而实现中国的改造。但是，此时王拱璧在政治上“一方面承认第三国际是最大的进步的政治组织，便觉‘阶级斗争’还不尽适合中国，因而还倾向着巴枯宁们的无政府主义，又意味着武者小路实笃们的新村运动”[5]3。从这可以看出，“王拱璧当时的思想很混乱，既向往社会主义，又有保留，搞不清楚何为社会主义，模糊中接受了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9]。即使这样，王拱璧还是坚定了其“新村”改造思想，认为通过改造基层社会，方能救国。至此，王拱璧乡村自治思想初步形成。

二、乡村自治改革的实践

1920年，王拱璧完成学业归国，他清醒地认识到北京政府的官员的贪污腐败、争权夺利，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也很难有什么作为。因而，王拱璧没有去教育部报到做官，而是回到了他的家乡——西华县孝武营村。王拱璧回到家乡后，召开村民座谈会，听取乡亲们的意见，将村名改为“青年村”，“约请几个志同道合的青年知识分子，在孝武营创办了全省第一个‘农教合一’的乡村教育改革实验学校——青年公学”[6]204，通过改组基层政权、改革教育等措施，开始他的乡村自治改革实践。但是，“王拱璧的新村建设实验并不是照搬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而是立足中国的现实社会，从改造旧农村开始，去创造新农村，走乡村自治的路子。”[10]

(一)改组村政权的努力

孝武营村位于西华县城西南方40公里处，是由孝武营村为主村的七个附属村子组成，属于旧制的“编村”。王拱璧通过调查发现贫民多被迫外出谋生，地主富人迁到县城居住，留在村里的多是中农，他们都希望活下去，但苦于没有门径。王拱璧决定在“农村扎根”，开始他的“新村”改造计划。他首先开始改造村事务所，因为事务所“多年没给村民办什么好事。此次改组，根据大家意见，只把三里以内的四个村子编在一起”，孝武营仍为主村，并“通过民主选举成立村委会，设正副村长。”[5]37将村事务所作为办事机构，并在所内设一个调解委员会。

为了领导乡村改革，又设立“素社”作为指导核心。“素社”的宗旨和信条是把青年村建成“人人会劳动，家家有地种，贫富有饭吃，男女有权柄”[11]39的理想的农村乐园。“素社”主要研究社会、教育等问题。“社会问题以孙中山的‘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为基础进行研讨。对教育以‘有教无类’、‘天下为公’为主旨，深入研究。”[5]39此外，还创办了刊物《绿野》，作为写作园地，研讨乡村改革，评价当时较为出名的乡村改革实验，例如认为晏阳初的“定县平教去”是“贩卖美式生活”、河北“翟城村自治”是“资产阶级的巧开心”等。

西华县周围土匪较多，《新中州报》上也曾多次报道，为了抵抗土匪的侵扰，王拱璧把“看家队”改组为“保卫团”。团员有四十余人，多是中贫农青年。“‘保卫团’不仅是个保卫组织，也是实施建村计划的骨干力量。”[5]37不久，又成立了青年自治会。自治会会员以保卫团团员为骨干，吸收村内外两千多户为会员。青年自治会的主要作用是“移风易俗，开拓农村新风尚、新面貌。”同时还制定了“六不”的会规：“不留发辫，不缠脚，不娶缠脚妇女，不娶妾，不吸烟片烟，不赌博。”[3]37以此来改造农村风气。

(二)乡村教育的改革

1920年10月9日，为了改变青年村教育落后的状况，王拱璧在崇实小学的基础上，成立了青年公学。青年公学的教育宗旨是：“以‘劳动’、‘健康’为中心”“实施‘人文’教育”。[5]37因为此时北京政府关于学校教育的教科书属商品性质且质量低劣，“不合教育宗旨，不合地方需要，不合科学的精神，太支离，太抽象。”[12]267因此，王拱璧带领学校教师编写属于自己的教课教材，“其内容是取优良小学训练标准或项目作参考，又增加一些农民生产生活需要的内容。教学方法采用‘启发式’、‘讨论式’，注重学生独立工作能力的培养与训练，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经常带领学生到田间、果园、蚕室或铁木工厂等处进行直观教学。”[13]由此可以看出，王拱璧青年公学教育是既注重“农教合一”，又注重社会实践和关注社会政治的新式教育。1923年春，西华、商水等县“260多个村的5万农民集会，成立‘中原农民对日外交协会’，要求政府收回旅大，决议不买卖日货，不卖给日本人作物，尤其是农作物”，“五卅运动期间，青年村农民积极声援上海人民，抗议帝国主义暴行。”[14]164

青年公学成立之初，“先开了小学部、农民补习部，共七级五班。一概免收学费。对农补班贫农学生和女生特予补助”。[5]37学制方面，“初级小学及补习晚、夜各级，概用复式单级法。高级小学，原用单式，现已着手试行‘道尔顿制’。小学部仍用四三制，但高级到第三年，分职业、升学二科。各部升级，概取单行幅度。”[15]学校规模方面，随着青年公学的发展壮大，学校逐渐扩大了规模，“设有幼儿园、小学部、农民补习部、中学部、职业部、高等补习部、妇女部20余班，700余人”。[16]74此外，还办有夏令补习、高等补习、夏令体育、夏令音乐、夏令自治班等，一方面为青年村培养师资人才，另一方面利用农民空闲的时间给他们上课，教他们识字，扫除农村中的文盲。王拱璧还实践了男女平等的教育思想，招收女学生，使她们一样能够学习到科学文化知识。到1924年时，“在青年村实行义务教育。男女达到学龄必须入学。男女平权，不得歧视。”[5]40学费方面，以产业的多寡收缴，多者多缴，少者少缴，没有家产的贫穷学生免除学费。通过这样的方式使得每个人都有上学的机会，实现大众教育。由于当时社会环境比较动乱，为保护学校及师生们的安全，青年公学还组成了一个50人的“义勇队”来护校。

1923年秋，王拱璧受河南教育厅的委任担任西华县教育局局长一职。经过晚清的“癸卯学制”到民国二十年代的“壬戌学制”的教育改革，中国的教育虽有与国际接轨的趋势，但是，在内陆乡村地区的教育中“旧式私塾仍占统治地位，旧式文人仍然主导了乡村教育。”[17]157当时的西华县“教育为劣绅、学棍把持，腐败不堪。私塾四百多所，多是土豪劣绅俱乐部，而新式小学，只有两三个，亦支离破碎，不成样子。”[5]39因此，改革教育成为乡村自治的重中之重。王拱璧上任之后采取措施“取缔旧私塾400余所，创办新小学160余处；夺回权豪、污吏把持的教育款三万五千余元；筹出庙田为学田；拆除泥塑神像数千尊。”[16]75一时，西华教育面貌焕然一新。青年公学通过晨报记者的采访报道，为大众所知，名震一时，“国内及日、美学者前来参观询问者络绎不绝。北洋政府教育部曾颁赠‘嘉惠青年’匾额及二等金质嘉禾章。该校是河南省创办最早的一所新型学校，陶行知先生创办的晓庄师范，尚后于此五年。”[18]179

(三)土地改革的尝试

1912年民国成立以后，南京政府取消了封建时代的“重农抑商”政策，实行新的土地政策，由于时局的动乱以及几千年来积习的封建土地思想，各地土地改革大都失败。然而，动乱的社会使得农民对土地的渴求更加强烈。当时西华县的土地大都由地主占有，农民占有土地的很少。农民在上交给地主高额地租之后，所余收入难以维持生计。有鉴于此，王拱璧在实践青年村自治的初期，就开始尝试土地改革。经过王拱璧的调查和努力，在1921年的年会上，决定在其所在的主村首先实行“减租减息”。由于这一政策考虑到地主、富农等人的利益，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和配合，“地租由原来的上地一百零五斤，中地七十斤，下地五十二斤半，减为上地七十斤，中地五十斤，下地四十斤，麦秋各半。借贷和利息由原来最低月利三分，减为不得超过年利二分。”[5]37-38这一调节性的措施有利于抑制地主、富农，帮助贫农，进而达到公平。改革的初见成效，增加了王拱璧的信心，推动了他下一步进行改革封建土地制度的步伐。

王拱璧成立“素社”时的主要目的就是研究社会、教育等问题。通过研究，王拱璧对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的“平均地权”有了不同的理解和认识，他“认为只限于‘耕者有其田’，就不能实行大经营。在青年村曾召集地主开会，商讨捐地归公”，“提出每家按人每口留地五亩，下余归村公有，分给无地少地农民耕种。”[5]40-41由于这个政策较为激进，严重侵犯了地主的利益，激起了他们的强烈反对，从而在会议上而未能通过，捐地归公的想法也因此流产。

这次失败并没有使王拱璧感到气馁，他又实行另一种较为缓和的方法：“累进征收公费”，其目的是抑制地主、富农，扶助贫农。所谓累进征收公费，就是按地亩的多少，逐级累进征收费用用于村里的公益事业。“每口不过一亩半地者免收。凡保卫、护青、水利、福利等费用以及青公中学部的学费，都是如此征收”，采取无息贷款买地租地和缺粮补助的方法扶持贫农，“这样就使地主感到地多不利，不得不舍去一些。”“于是地主的收入逐年减少，贫农都多少获得一些田地。”[5]41

三、对青年村乡村自治的评析

王拱璧青年村乡村自治是在军阀混战、土匪蜂起为害地方的背景下实践的。虽然改革的目的没有实现，但至少给那个时期的人们一丝光明的希望，使青年村成为河南的一方“乐土”，即使只是昙花一现。

王拱璧改组村事务所重组村政权，使得村民可以参与选举，民主选举村干部，并对村委有一定的监督权，调动了农民参与村管理的积极性。保卫团作为村子的保卫力量，维护村子的治安，使得村民的日常生活有了安全保障，这在那个动乱的年代显得尤为重要。在安全防卫方面，保卫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如在1923年的夏天，王拱璧“指挥青公义勇队与村保卫团，合击残害乡民的河南军阀赵倜残部于张庄。敌被击毙四人，全连溃散，我则无一伤亡。缴获枪械、子弹、赃款、马匹等。把孙姓肉票救出。乡人大快，对自治自卫更有信心。”[5]39村事务所还设立了调节委员会，专门用来调节邻里纠纷。如“有张姓两家，为争墙界，二十年不共语，不来往。有王姓与邻家为争一棵树，打架伤人，打官司十多年不得开交。像这类‘清官难断’的纷争，都经调委会调节，终予解决了。”[5]39

经过教育改革，青年村创办了农民补习部、中学部、职业部、妇女部等，不仅提高了农民的知识文化水平，扫除农村文盲，还为学校培养了一批师资力量。在幼儿教育方面采用最先进的幼儿教育理念开办幼儿园，“该幼儿园是河南省当时仅有的5所幼儿园之一，在园幼儿人数居全省第一位。”[6]206王拱璧采取的这些教育改革措施，促进了农村教育的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绩，“青年公学的教育质量连续3年在河南省中小学评比中名列前茅，青年村也成为文化高涨的模范村，受到全国知名学者的广泛关注和一致好评”，“1924年，国家教育部颁给王拱璧二等金质奖章，河南省政府颁给青年公学‘惠嘉青年’的匾额”。[6]208-209

在土地改革方面，由于当时封建势力还比较强大，加上在政治、经济方面没有保障，也没有军事力量作为依托，土地改革失败是难以避免的。虽然王拱璧的土地改革没有达到预想的目标，但是其采取的较为缓和的减租减息等政策，一方面缓和了地主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减少了改革的阻力，另一方面也使贫农从中受益。

当然，改革也不是一帆风顺的。王拱璧在实践青年村自治的过程中，“也遭到官府的一些干扰。如省政府派姚委到村‘视察’，硬要我们把一切做法呈报候批。驻豫大军阀吴佩孚派李副官住村一星期，检查我们的行动。……西华吴县长也曾赴村警告我们‘不得提土改问题’等等。”[5]40由于时局比较动乱，农民生存比较困难，许多农民被迫落草为寇，此外还有一批“官匪”威胁着地方的治安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1926年秋，青年村遭到土匪围攻，一方面由于保卫团武器的不足和落后，另一方面是“村副兼联防队长王俊德轻敌蛮干，擅自下令出击，待匪合力来攻，村团不支，反被三面包围”“致使王俊德以下队员和村民三十余人牺牲，老弱及寄居户二十余人被杀害，二百余间民房和青公大半校舍被烧毁。”[5]42青年村自治毁于一旦。

青年村自治是将教育和乡村自治结合在一起的实践，教育改革与乡村自治实践相互配合，以“素社”为理论指导，“青年自治会”为领导机构，王拱璧为核心人物，形成了“行政、立法、司法高度集权，却又广泛发动群众，充分调动农村村民的积极性，民主平等，同时将教育发展立足于整个社会发展的核心内容，以教育发展推进乡村自治，从而实现整个社会的发展进步。”[19]

王拱璧青年村乡村自治，由于在缺乏稳定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经济等力量支撑的情况之下，试图改造乡村和封建的土地制度，失败是在所难免的。1926年青年村毁在土匪的手里。虽然王拱璧的乡村自治实践失败了，但“在风雨凄凄的旧中国，在兵荒马乱的河南省，能有这样一个村庄，简直是个奇迹。青年村的名字，青年村的生活，使许多忧国忧民之士为之向往。”[20]积极意义在于“这种暂时的失败并不能抹杀乡村教育改革和农村自治实验的进步性，王拱璧从中也吸取了深刻的教训，逐步由改良主义走上了民主革命的正确道路。”[6]209

青年村自治作为河南乃至全国第一次乡村自治实践，在历史上起着重要的先锋作用，在中国乡村教育和自治方面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为陶行知等人的乡村改革实践提供了经验和教训，指明了道路。然而，由于种种原因，王拱璧被埋没在历史中不被重视。有感于此，通过对王拱璧的乡村自治思想的研究，突出其在历史中的作用和贡献，同时也有助于我们对那段历史有一个直观的了解。

[1] 李新.中华民国史(第三卷)[M].北京：中华书局，2011.

[2] 程有为，王天奖.河南通史(第四卷)[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

[3] 通缉西华县匪犯葛进[Z].河南省政府公报，1934年10月第1156期.

[4] 刘卫东.河南大学百年人物志[M].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2.

[5] 王拱璧.王拱璧文集[M].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4.

[6] 王日新，蒋笃运.河南教育通史(中)[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4.

[7] 孟庆澍.无政府主义与五四新文化——围绕《新青年》同人所作的考察[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

[8] 潦寒.王拱璧：被历史遗忘在民间的乡村教育家[J].名人传记(上半月)，2013(8).

[9] 杨慧清.“改造旧村”活动[J].史学集刊，1989(2).

[10] 苗春德，申磊.中国“乡村教育”的最早探索者——王拱璧[J].河南职技师院学报(职业教育版)，2001(6).

[11] 窦克武.乡村教育家王拱璧的一生[A].政协河南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河南文史资料[C].第59辑.

[12] 余家菊.教科书革命[A].河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总编辑室.五四运动在河南[C].郑州：中州书画社，1983.

[13] 窦克武，杨文君.为河南乡村教育事业做出贡献的王拱璧[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6).

[14] 徐有礼.动荡与嬗变：民国时期河南社会研究[M].郑州：大象出版社，2013.

[15] 同方.介绍青年公学[N].晨报副刊，1924(195)：3.

[16]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开封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开封文史资料》第9辑[M].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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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李树魁，王化礼.王拱璧先生[A].中共商水县委党史办公室编.商水风云[C].开封：河南教育出版社，1992.

[19] 曲铁华,慈玲玲.王拱璧“新村”教育思想及其本土化实践[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2(9).

[20] 王金玉,窦克武.王拱璧“新村生活”述评[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4).

[责任编辑 宋占业]

The Thought and Practice of Village Autonomy in Wang Gongbi’s “Youth Village”

XUAN Yan-qing, XUE Xiao-xiu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1, China)

In 1920s, the warlords and bandits rose, the social order being out of control, the state turned into a fragmented situation. In this context, Wang Gongbi went to study in Japan to seek a salvation road. During this period, Japan’s most popular thought is the “new village”. This thought had a great influence on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Wang Gongbi was deeply influenced. He thought that this was the way to save China, and also laid the foundation of his thought of rural autonomy. After returning home, Wang Gongbi, in his hometown of Xihua County, practiced his “new village” doctrine by changing the village name and called it “Youth Village”, founded the “Youth College” and a series of measures to practice the dream of saving the nation. As a result of social unrest, Wang Gongbi's hope to save the nation through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areas ultimately failed.

Wang Gongbi; new village of socialism; the youth village; the Youth public schools; rural self-government

2016-11-26

轩艳青(1988-)，男，河南睢县人，河南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

10.3969/j.issn.1671-7864.2017.03.016

D432.6

A

1671-7864(2017)03-005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