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学视角下弗里达的艺术创作根源

杨 阳

（河南省文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8)）

纵观弗里达·卡洛的绘画创作，绝大多数的作品都可以从她自身的生命历程中找到根源，抑或说是超越现实的画作勾勒了她短暂且传奇的一生，而她也认为那些画作是她生命中最直白的表率。借助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批评的观点对弗里达·卡洛的艺术创作进行梳理，笔者归纳出其绘画艺术创作源自其被建构的童年经验、被压抑的性本能以及创伤经验，且这三者并不是平行存在于弗里达的艺术创作之中，而是相互交织地伴随着她左右，从而影响着弗里达一生的绘画创作。

一、被建构的童年经验

弗里达·卡洛一生创作了将近200幅作品，最出名的是她的自画像，且在所有的作品中占据了近一半的数量。在她的自画像中，有一个十分显著的特点就是在她同迭戈·里维拉结婚后，其自画像“男性化”倾向十分严重。笔者选取了作者在1926年以及1940-1945年的自画像作为例子，可以清晰地发现其后期自画像的共同点：皮肤黝黑且并不掩饰其本身的瑕疵、好似男人般的“一字眉”越发明显、象征男性特征的胡子不断凸显，且自画像中的弗里达善用眉毛、胡子、西服作为挑衅男性主权以及宣示自己拥有男性主权的武器。其画风也由柔和转变为冷峻、生硬、冰冷，尤其在1940年创作的《剪掉头发的自己》中，生硬的西装、凌乱的头发，加之冷峻的眼神，使得女性身姿的柔美和眉眼的妩媚在她那里荡然无存。而使之在艺术创作中呈现出这种倾向的重要原因就是童年经历中父亲刻意为其营造的“男性意识”给其带来的男性情节。

童年经验是指一个人的童年经历以及由此所获得的种种感受，它对艺术家及其创作影响深刻，且潜移默化地规范和制约着艺术作品的生成。［1］在弗里达的自传中记录有摄影师要为弗里达全家拍摄全家福，当全家人准备好之后却发现唯独缺少弗里达，而在姐姐找到弗里达的时候他已经是一副男孩子的打扮，浓厚的发胶把本来就不多的头发梳到脑后，身着本应男士穿着的西服和西裤，特意在胸口的口袋里插上了一朵玫瑰花。绅士一般的打扮令全家人感到诧异，唯独父亲眉眼间全是笑意，欢喜地说自己早已想要个儿子。这种“男性情节”跟她的童年成长经历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诺尔曼·布朗对弗洛伊德“童年时代双性倾向”的分析指出，“幼儿性欲在阉割情结形成之前，正因为是幼儿性情，故在性别上是没有分化的，由于幼儿的结构对两性来说都是同样的，所以力比多的基本需要对两性来说是同样的。”［2］因此，在弗里达幼年时期，其父的种种行为深刻地影响了她自身性别意识的建构。于是乎，父亲成了弗里达在人生成长之路上的标杆，潜移默化间赋予了影响其一生的“男性情节”。而童年时期被父亲所建构的“男性情节”时时刻刻影响着她的日常生活，因而生活中的“男性化”倾向又影响着她生平的绘画艺术创作。

二、被压抑的性本能

弗里达·卡洛在1928年与迭戈·里维拉相识，一年之后弗里达义无反顾地嫁给了他。他们在生活的道路上齐头并进，在艺术创作上也因为他们二人的结合令彼此产生了不同的灵感，在绘画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并且夫妻二人多次前往旧金山创作具有墨西哥风格的壁画，促使墨西哥艺术在世界范围内得以扩散，成了墨西哥现代文化和艺术的领军人物。在此期间，弗里达的绘画风格受到迭戈·里维拉的深刻影响，像他一样着力去描绘当下的社会境况和日常生活，在1931年弗里达所著的《弗里达·卡洛和迭戈·里维拉》中，俩人的表情平和甚至弗里达脸上还带有浅浅的微笑。这幅画也是少有的弗里达以正常的画法把她和里维拉一起展现在画布之上。

但美好与幸福对弗里达来说总是转瞬即逝，伴随着丈夫不断的出轨以及1932年弗里达的流产，对其带来了极大的痛苦，而更具毁灭性打击的是因家暴而前来寻求避难的妹妹，背着弗里达多次同里维拉有染。这种打击对她来说是致命的，正如弗洛伊德所言：“观念的数量对冲突具有决定性，一旦一个基本的有害观念超过某一力度，冲突便确定无疑了，并必然导致压抑。”［3］丈夫以往的出轨对她的打击已经接近了极限，而此次目睹妹妹同丈夫有染的事件导致弗里达身心极度压抑，她决定此后的岁月里和迭戈分居，并且不让其与她接近。

弗洛伊德认为：“性的冲动，对人类心灵最高文化的、艺术的、社会的成就作出了最大的贡献。”［4］在这里弗洛伊德将人最基本欲望之一的性的冲动升格为艺术创作的原动力，创造性地将艺术创作归结为个体性欲的“升华”，因而个体从事艺术创作活动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疏解现实生活中无处安放的欲望，从根源上看就是被压抑的性本能需要得到释放，因此艺术又成了个体摆脱当下痛苦、释放暗藏在无意识内欲望的一条途径。在弗里达身上，绘画创作就是这种被压抑的性本能的“升华”，凭借绘画她才能释放潜在欲望、对世界沟通、同自己和解，这是弗里达自己的“出口”。弗里达在1937年创作了《记忆》，借此来发泄丈夫和妹妹有染的愤怒，表达自己痛苦的内心，画中弗里达心脏处被一根棍子刺穿，而心脏已经不在她的身体里，与冰冷山河融为一体，象征她自己早已冷却的心脏；棍子上的小精灵却并没有发觉弗里达流着泪的痛苦表情，这里的小精灵或许是象征她的丈夫，伤透了她的心。画中弗里达一人孤单地站在中央，缺失了的手臂、肿胀的脚踝以及两眼的泪水都表达了她的痛苦和无助。

弗里达这种性压抑并不是在和里维拉结婚后才出现的，在她青春期性成熟之后就已经初现端倪。在她18岁遭遇车祸之后，她的男友亚历克斯因为她的身体状况而和她分手，此时的弗里达的痛苦是难以言表的。因为分手给她的精神带来了极大的打击，在一定程度上使弗里达对身体、对性产生了排斥。她在1926年夏天创作的第一副自画像《穿天鹅绒长袍的自己》，其实是为了给亚历克斯展现一个完美的自己。自画像中的弗里达神采奕奕，而那件天鹅绒长袍下面难以掩盖的微微凸起的乳房证明了她仅仅只是穿了这一件天鹅绒长袍，而这恰是一种性压抑后表达自己情欲的暗示。

除却个体性欲的压抑，她内心深处还存在着一个难以释放的性压抑，就是自己无法生育。在她18岁时经历的那次车祸后，医生就告诉她可能无法生育。而在1932年第一次流产时，她痛苦地完成了《亨利·福特医院》，在画中，弗里达裸体躺在病床上，血液在她的身下扩散，她面颊上全是泪珠。而她手上的血管牵连着六件实物，而这六件实物都与她的流产有着深刻的联系：象征远离她的男婴，枯萎了的紫罗兰代表了她受伤的生殖器；盆骨，解剖的石膏模型，以及冰冷的机器，都代表了这次流产对她的伤害；而其中的蜗牛更是代表了痛苦在体内缓缓蔓延。这幅画十分细致地诠释了弗里达内心深处的歇斯底里。在弗里达的自传中，曾经数次表达期望和迭戈生一个孩子来挽回爱情和婚姻，但是多次流产不仅使她希望通过孩子来挽救婚姻的愿望破灭，更深层次上，无法生育也造成了她自身严重的性压抑。在1932年亲眼看见母亲去世后，对母亲的怀念之情加上母亲角色在生命中永恒的缺失，成了弗里达更深层的性压抑。这些缺失造成的性本能压抑亦成了弗里达绘画创作的动因，而这些升华后的性压抑令弗里达在随后的几年里创作出《我的出生》《我与陶瓷娃娃》《少少掐个几小下》等一幅幅震撼心灵的作品，都成了20世纪后半叶女权主义备受推崇的画作，这些画作无一不体现着在弗里达无法生育的性压抑背后无限的绝望与痛苦，以及在“升华”之后足以令每一个人为之动容的痛苦之美。由此看来，个体的性欲本能不仅构成了艺术创作和欣赏的深层动因，同时也构成了它们的最终目的。［5］

三、被生活赋予的创伤经验

列夫·托尔斯泰说：艺术是这样的一种人类活动，一个人用某种外在的标志有意识地把自己体验过的感情传达给别人，而别人能被这些感情所感染，也体验到这些感情。［6］弗里达具有传奇色彩的一生中，痛苦始终伴随着她，而她自己体验最多的感受就是创伤带给她刻骨铭心的痛苦。18岁那年突如其来的车祸好似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令弗里达此生备受伤痛的煎熬。也正是这次飞来横祸所赋予的创伤经验深刻地影响了弗里达的三重人格——本我、自我、超我，且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人格的紊乱。秉承快乐至上原则的本我，混杂了个体原初的本能和无穷的欲望潜藏在每个人的潜意识里，它是无理性的混乱，是尚未开化的疯癫，是悍然不顾发泄私欲的本能。当弗里达的本我受到抑制的时候，本应调节本我从而获得舒缓的自我也开始紊乱。弗洛伊德认为，自我是规训本我非理性欲望的另一重人格，同时个体也通过自我释放本我所潜藏的部分欲望，但这种释放必须要遵循伦理、服从理性、协同现实。在现实境况下，弗里达因车祸丧失了行动能力，被建构的自我人格几近崩塌，已经无法起到规训无理性和舒缓欲望的作用。

弗洛伊德认为，人的三重人格始终处于冲动力和阻力的相互作用之中，如果这种相互作用导致心理平衡，人就会正常；反之，人就会精神失常。在这一过程中，自我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要么自我强行压抑本我的欲望，或者想办法缓解冲动强度或者使本能冲动转移目标。近乎崩溃的弗里达并没有失去对生命的热爱，她在内心深处依然渴望自己可以像一个正常人那样生活，也正是此次创伤经验丰富了弗里达内心世界的情感，给予她无尽的创作源泉，她将生命中的痛感、无力感以及面对死亡的恐惧感移植到绘画创作上，从而获得自身的快感与精神的超越。

18岁的创伤经验令弗里达走上了绘画之路，而与迭戈·里维拉爱情和婚姻痛苦的创伤经验则令弗里达的绘画在形式、风格以及内涵上产生了急剧的转变。遭受婚姻不幸之后，弗里达的创作主题大多都抒发着这段婚姻给她带来的无以言表的痛苦。弗里达在1944年创作的《痛苦的丰碑》更是完美地结合了两次创伤给其带来的痛苦。在画中，弗里达满脸泪珠且几乎裸露地站在干涸崎岖的谷地之中，全身缠绕着由钢铁制成的矫正胸衣，一根带有裂缝的铁柱穿过了她的身体直到下颚，恐怖地把她的身体分为了两半，画中的她浑身布满了铁钉，身后乌云密布。画中的铁柱有两层含义，象征着生命中的两次创伤。第一层含义是在18岁那年的车祸中穿过她体内的那根电梯扶手，给她未来的生活带来了无尽的痛苦；第二层含义是她跟里维拉爱情的痛苦和折磨，在这段名存实亡的关系中，她渴望迭戈回到她的怀抱而且仅属于她一个人。这根穿过她体内的铁柱象征了她渴望里维拉、渴望性的欲望，有着极为强烈的性暗示。布满铁钉的躯体代表了她肉体上的痛苦，但周围干涸的谷底更是象征了她长期缺乏爱情滋润的肉体与心灵。

也许“痛苦”是弗里达·卡洛传奇生涯中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生理和心理上的双重打击让她的一生充满坎坷。这些痛苦非但没有使她因此而沉沦，反而赋予了她更多的超于普通人的眼光和心思，令她在绘画中展现出超高的天赋。在更多的时间里她都向命运做着顽强的抗争，童年时被建构的男性情节、被压抑的性本能以及人生中的创伤经验成了她创作的源泉，它们相互交织影响着弗里达的创作。正如她在1954年离开人世前创作的最后一幅画《VivalaVida》，也就是“生命万岁”，是一副很普通的静物画，画中是一些西瓜，但正是这些自然的、美好的事物，有着象征绿色的生命，象征红色的热情，表达了她对自己一生最好的诠释——生命虽然坎坷，却又充满欢愉与甜美，生活万岁！生命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