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化学视域下的中英古代海防文化溯源

邱立珍

比较文化学视域下的中英古代海防文化溯源

邱立珍

（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国际学院，浙江 宁波 315100）

中英两国古代存在不同的海防文化走向，其中地理环境、政治、经济、科技等因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中英鸦片战争是中英两国海防文化的大碰撞，也由此改变了中国“据陆坚守”的保守型海防意识，唤醒了中国“向海型”的海防文化意识。

海防文化；据海坚守；据陆坚守；鸦片战争；海上丝绸之路

海防是国家为保卫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维护海洋权益，防备外敌入侵和人员、物质非法进入，在沿海和海疆进行的防卫和管理活动的统称[1]2634。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2]1426。有学者从文化角度出发研究海防，将海防的研究范畴细化为“海防环境”“海防主体”“海防手段”“海防方式”“海防内容”“海防对象”六要素[3]1-6。从历史上看，海防文化是中国传统海洋文化的表现形式之一。中国是海洋大国，然而，由于随传统农耕文化而来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占据主体地位，影响了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导致中国历代王朝重视陆地管理体制，忽视海洋防务活动，与西方海洋文化观念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近代西方坚船利炮的攻击造成中国海权的丧失，致使中国海防文化在历史上特别是近代带有更多的悲情意识。

本文通过阐述英国和中国（尤其是中国浙江沿海）自古以来在海防方面的历史实践，厘清二者海防文化的起源、演变，以及由此而遵循的不同发展轨迹。

1 英国古代海防文化的发展

1.1 古代英国社会发展变革

不列颠群岛发展的历史也是欧洲人类历史演进的一部分，从远古时代起和欧洲大陆就一直处于互动状态：（1）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发现和征服。古希腊地理学家Pytheas最早用Bretannikē给“不列颠”以文字方式的命名，古罗马帝国近500年的占领给该岛留下的是城堡和以拉丁语命名的道路。（2）基督教传入和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罗马人撤走后，欧洲北部的盎格鲁人、撒克逊人、朱特人相继入侵并定居，6世纪基督教传入；7至8世纪开始进入“盎格鲁-撒克逊时代”，同时不断遭受丹麦人的侵袭。（3）诺曼底征服和英法百年战争。1016年至1042年“不列颠”为丹麦海盗帝国的一部分；1066年诺曼底公爵渡海征服英格兰；1338至1453年间的“百年战争”促成了英格兰的宪政发展、社会变革和民族意识的成长。

1.2 英国古代海防溯源

古代的不列颠群岛在古罗马入侵前没有任何海防设施。公元前55年，古罗马帝国的将军盖乌斯•尤里乌斯•恺撒（Gaius Julius Caesar）率领由80艘船组成的万人大军登陆多佛海岸，不列颠人也只是冲入海中进行了非常有限的抗击[4]21。不列颠在古罗马的军事统治时期（公元100至400年）建立了初步的海防设施：沿英吉利海峡、多佛海峡和北海一带建设了 12个沿海要塞[5]3。随着古罗马军队撤退，盎格鲁-撒克逊人出于对土地的渴望，逐步征服英格兰。而盎格鲁-萨克森-朱特人建立的诸王国的政权始终处于来自维京人（即来自丹麦、挪威的海盗）的劫掠中。公元793至876年间，整个大不列颠岛对于维京人来说是不设防的，北面北自北明齐海峡、南到布里斯托尔湾，挪威人不断劫掠；而南面，从英吉利海峡、多佛尔海峡到北海沿岸，丹麦人不断袭扰，并逐步建立冬季营房[4]11。面对如此困境，韦塞克斯（Wessex）的阿尔弗雷德大帝（Alfred the Great，849－899年）决定建立一支海军，以便从海上拦截维京人。他本人设计出了比敌国更大、更快和更稳的舰船，并先后两次在海上战胜维京人，同时也加强了陆上的防御。后来，他又着手在全国修建一个要塞网络，常年派兵驻守。所有的村庄距离要塞都不超过20英里，危难时刻，居民和牲畜都可以到要塞避难[5]52。这些要塞后来大都成了商业中心和战略要地，因为城墙和军队的存在，保障了工匠和商人的安全。

总之，古代英国海军的行动一直是地方性的、防御性的，基本的海防目的是防止劫掠财物、保护领土。其中值得一提的是阿尔弗雷德大帝不仅仅在沿海陆地防御，还建立海军在海上拦截来犯的海盗，攻防兼备。

2 中国古代海防文化的发展

2.1 中国古代海洋文化溯源

浙江海洋文化的演化进程是中国海洋文化发展的缩影，跨湖桥文化和河姆渡海洋文化（新石器时代）曾挺立世界潮头，在跨湖桥遗址出土的“独木舟”，距今约8000年，是世界上最早的独木舟，其建造独木舟的技术与《周易•系辞下》中 “伏羲氏刳木为舟，剡木为楫”一样，考古研究也发现跨湖桥独木舟采用了“有段石锛”，并借助火焦法挖凿船体技术[6]。《物原•器原》中说“燧人以匏济水，伏羲始乘桴，轩辕作舟楫”；《史记•皇帝本纪》中载有轩辕“东至于海”；还有《史记•夏本纪》中的大禹治水“陆行乘车、水行乘船”等记载，或许就是中国浙东沿海越人的生活写照。《越绝书》记载有越人“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7]58。古代宁波人被称为“越人”，舟山一带的先民被称为“外越人”[8]27。在舟山马岙古文化遗址出土的诸多土灶连同大量的蚶壳表明，先人们在这里过着渔农合一的生活：即在岛上采集、耕种、狩猎；在海边捕捞、养殖、制盐，“以海为田，以海为途”。

战国时期，在现宁波姚江滨的句章古城是我国最古老的海港之一，当时从宁波一带浮海至舟山的航路应该是畅通的，为浙东越人迁徙到沿海岛屿提供了条件；秦汉时期，仙道盛行，浙东海岛成为很多道教隐士隐遁地，以致后世黄宗羲在《四明山志》中有“四明山旧地多仙迹”的说法。

南北朝时期，北方战火连绵，经济中心开始南移，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提供了条件，到南宋时期最终形成了广州、明州(宁波)、泉州、杭州和温州等对外贸易枢纽港，与东南亚、日本、朝鲜、印度等国家和地区通商。元朝的对外贸易更加繁荣，浙江商税收入占全国1/3（《元史》卷九《食货志二》）。

唐、宋、元时期，浙东一直是中国的船舶制造以及海洋贸易中心，同时也是全国漕运和海运的中心，人民过着富庶的信佛、乐道的生活[9]128-146。

2.2 中国古代海防文化的萌芽

自从人类有了部族冲突，就有了攻防，中国沿海河网与大海相连，所以战争就与海产生了密切的联系。

中国在沿海设防可追溯到先秦时期。春秋战国时期，齐、楚、越和吴已建造了用于水战的大型战船，军队建制中有了相当规模的舟师（水师）。公元前584至公元前504年这80多年间发生了最早的海战，吴楚两国为了争夺长江中下游的控制权，进行了数次海战，这些海战攻防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海防的发端[10]1-2。

东汉顺帝永建六年（公元131年），会稽（今绍兴）曾旌起义于句章（今余姚），势力不断扩张，控制了甬江口和象山湾一带。后来，曾旌杀了当地的官员，聚数千人，乘船从海上向当时会稽郡的东部都尉治所章安进发。据《后汉书》卷六《孝顺孝冲孝质帝记》中记载：“阳嘉元年（132）二月，海贼曾旌等寇会稽，杀句章、鄞、鄮三县长，攻会稽东部都尉。帝诏缘海县各筑寨屯兵戍守。”在这里，既有海防力量的出现，也有海防基础设施的建设，又有海防思想的萌芽。这些，应该都是我们考察中国海防历史起始的重要因素。但是这样的海防只是陆上本民族之间的防御而已。

《方舆纪要》记载：“晋隆安间，孙恩出没海岛，为闽、浙患。其党卢循继之。”东晋年间从公元399至402年，以浙东海域的海岛为基地，在北到扈渎（今上海）、南到广州、西到长江中游、东到大海这样广阔的水域，孙恩、卢循发动反击东晋政权的作战大体有四次：登陆点第一次是上虞，第二、三次是浃口（今浙江镇海地区），第四次是临海。每次被政府军打败时，孙恩就率义军退回海岛，以图再战。公元401年2月，孙恩从浃口登陆，战于海盐，攻下扈渎，6月，义军10万人，楼船千余艘，直达京口（今镇江）。这次作战失利之后，孙恩率众又撤回海岛。公元402年3月，孙恩率军进攻临海，被刘裕（小名寄奴，公元363年4月至422年6月，南宋开国皇帝）大败，投海而死。卢循逃回海上，直到公元411年被刘裕及部下追杀[9]52。孙恩、卢循的海上反乱被称为“中原海寇之始”，后人常称孙恩是“海盗”之祖。为镇压孙恩、卢循，刘裕建水师，所修皆“大舰重楼，高者十余丈”。

付玉将一张照片丢地上，照片是前些日子，她和李叔和在海边乌桕树林里的合影，那天，他们碰上了老梅，老梅好像有事，只打了个招呼就匆匆离去。除了遇上老梅，他们没有遇上任何人。付玉跟老梅是老朋友，她做传销的时候，还有拉保险的时候，老梅都是她的客户，她和老梅是每个月都在一起吃上一顿饭的朋友。

从交战双方看，东晋时期中国的造船业、航海术、海战术都达到了较高水平。因为重视水军且善用水军，刘裕最终成为卓越的军事家，并建立南宋（南朝）大业，因为当时水军已经成为南方的主要兵种，在战争中占有重要地位。水军不仅可以直接作战，还可以运输兵源及粮草物资，而且要比陆上运输更为便捷。

在明朝以前，中国的海防文化各要素都具备了：海防环境——沿海大陆与海岛，海防主体——朝廷陆军和水师；海防手段——水寨、港口战船和战舰；海防方式——为防止海上入侵而布放、会哨、巡逻等；海防对象——海上起义军；海防内容——朝廷军队与海上义军的交战。

3 中英近代海防文化的发展轨迹

海防环境涵盖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古代海防的产生也主要是基于地理环境（海洋、海岛等）以及社会环境（造船术、航海术，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国家或地区与周边的关系）。

3.1 英国近代海防文化的发展轨迹

在12至13世纪里，英国的内外贸易都非常活跃。14世纪早期，英国农业生产利润的下降进一步推动了布料制造业的发展。然而，英国的布料贸易被外国人控制。1440至1450年间，英国载满羊毛、马口铁、布料的船只经常在海上被劫掠。1450年之后的十年是英国贸易最惨淡的时期，而1551年的经济危机使得英国布料成为廉价货，这就促使英国寻求开拓海外新市场。

亨利八世（Henry Ⅷ，1509年继位）时，英国组建了一支装备了大型火炮的舰队，并建立了海军行政机构。伊丽莎白一世时，海军发展成为当时英国主要的防御力量，并成为大英帝国向全球扩张的手段。1588年，西班牙的“无敌舰队”被英国歼灭。此役极大地提升了英国民族的自信——能够依靠自己的舰队保护自己不受强敌的侵犯。击败“无敌舰队”只是开始，此时的英国海军还没有学会如何远距离有效地使用制海权[4]354-379。

1651年，英国国会通过了《1651年航海条例》（Navigation Act of 1651）：为了保护英国商人的利益，禁止英国以外的船只装载从亚、非、美洲进口的货物；禁止外国人参与沿海贸易或向英国运送鱼或盐。这个条例主要针对当时依靠强大的海军控制波罗的海被称为“海上马车夫”的荷兰人。1652年英荷海战爆发，荷兰战败后被迫同意了英国的《1651年航海条例》。这是英国政府历史上首次自觉地、蓄意地利用海军力量推进商业，自此也确立了海上霸权，为海洋帝国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查理二世（在位时间1660至1683年）更加积极发展海军，将海上力量定名为“皇家海军”（The Royal Navy）。在17世纪，海权就意味着利益，英国真正成为一个重商主义帝国，成为世界转口贸易中心。而强大的海军是重商主义帝国得以维系的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保障[4]434-499。整个18至19世纪，“皇家海军”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海上力量。

英国天然岛国的地理环境，自身狭小的国内市场和工业革命带来的大规模生产的矛盾，推动了其迫切向海外拓展。英国的海防已经不限于本土的沿海陆地与邻近岛屿，而是围绕着其商品流动的海上航线与市场展开。

3.2 中国近代海防文化的发展轨迹

在明朝之前，中国海防只是小范围的在陆地与近海海域、岛屿之间。清代学者蔡方炳在《海防篇》中说：“海之有防，历代不见于典册，有之自明代始，而海之严于防自明之嘉靖始。”这里是指明朝嘉靖年间（1369至1580年），自日本（时称倭国）的入侵者（倭寇）与走私商人、海盗相勾结，侵扰掳掠浙闽沿海。明代初期为应对海寇，就在沿海筑了卫城和所城181座，下辖堡、寨、墩等达1622处。嘉靖年间，由于倭患加剧，又增筑了不少据点。明代这些海防筑城设施，依其所处地理位置和作用不同，可分为海岛筑城、海岸筑城和海口筑城。

明朝除了构筑严密的海防设施，还实施了严厉的海禁政策。洪武三年（1370）开始实行海禁；1374年，明政府又下令撤销自唐朝以来就存在的，负责海外贸易的福建泉州、浙江明州、广东广州三市舶司，中国对外贸易遂告断绝；1381年，终止东南亚各国来华进行贸易和文化交流；1386年，将舟山岛居民和其他岛的居民迁到内陆；1390年，朱元璋再次发布“禁外藩交通令”；1394年，为彻底取缔海外贸易，禁止民间使用及买卖舶来的番香、番货等；1397年，再次发布命令，禁止中国人下海通番。

嘉靖四十年（1561年），在抗倭名将俞大猷、戚继光等率领下取得“台州大捷”，给予东南沿海入侵的倭寇以毁灭性打击，浙江沿海的倭患基本被肃清了[11]72-99。1567年，明朝解除海禁，史称“隆庆开关”。自1573年到1644年的72年间，自葡萄牙、西班牙、日本等国输入明朝的银元至少在1亿元以上，有力地促进了明朝国内商品经济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民生改善和社会进步，明朝中国商人积极参与并建立起东亚及太平洋贸易圈。

为了防止沿海民众通过海上活动接济反清抗清势力，清朝采取了比明朝更为严厉的海禁政策。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六月，开始海禁；1661年颁布“迁海令”，强行将江、浙、闽、粤、鲁等省沿海居民分别内迁三十至五十里，将所有船只烧毁，寸板不许下水，违者“死无赦”，并设界防守。直到康熙二十年(1681年)三藩之乱平定及1684年台湾平定后，清廷方开海禁，先后于1684至1686年间设立闽、粤、江、浙四海关，分别管理对外贸易事务，全面开海。

1717年，为应对日益严重的“海寇”活动和西方势力在东亚海域的潜在威胁，清政府又下“南洋禁海令”，全面开海的政策就此收缩；1727年废“南洋禁海令”，开放粤、闽、江、浙的四个通商口岸；1757年，清廷下令关闭江海关（即上海海关）、浙海关、闽海关，指定外国商船只能在粤海关——广州一地通商，并对丝绸、茶叶等传统商品的出口量严加限制，对中国商船的出洋贸易，也规定了许多禁令，包括外国商人只准在规定的时间，即每年的5月至10月间来广州进行贸易，期满必须离去。在广州期间只能住在由公行所设的“夷馆”内。外商在华只能雇用翻译和买办，不能雇人向内地传递信件。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闭关政策”[12]123-158。

清政府实行闭关政策的根本目的是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防范西方殖民主义者。但这种自卫措施是非常被动的，还抑止了中国的海洋贸易及国内工商业的发展。

4 中英海防文化大碰撞——中英鸦片战争

清政府以为“闭关锁国”就能避免外来势力颠覆其政权，但结果却导致鸦片战争的失败。本土作战的清政府投入军队10万之众，却输给了劳师远征的7000多人的英军（后来英军最高增至2万人）。

英军自由航行在中国的洋面，军舰从南（珠江口）到北（大沽口）一路攻城略地，仅仅用了 40天时间；清军的增援却耗时半年，尽管战场在中国本土，依然遭遇寡不敌众与弹尽粮绝的险境。鸦片战争始终，英军舰队利用其强大的海军和船炮以及先进的军事战略、战术，横行于中国东南沿海；中英船炮、炮台、炮架技术和性能等方面的巨大差距，决定了鸦片战争中双方的胜负[13]。中国海防的缺陷是致命的，可怜的岸防根本无法应对英国的海洋攻防体系。

5 结语

纵观英国和中国古代到近代海防意识从萌芽到初步发展，以及在发展中的走向，可以看到，中英两国历史上都出现过据陆坚守修筑长城、要塞之类的防御。不同的是中国古代的入侵者主要来自西北陆上，而在英国历史上，所有的入侵都来自海上，当“长城”“城堡” 不足以御敌强国时，英国人却最终建立起强大的海军，在世界海域建起移动的“城堡”。相反，自古以来，中国开辟的“海上丝绸之路”只有贸易和文化的往来，很少有战争行为，海岸线几乎是不设防的，直到明朝才开始构筑烽堠、关隘，清朝始建炮台。从陆地文化延伸的“据陆坚守”的海防思维，终不敌一直致力“据海坚守”进而拥有坚船利炮的英国海军。鸦片战争的胜负也是两种海防文化的走向不同而导致的必然结局。

现代中国，为了保障“海上丝绸之路”的安全畅通，守疆卫土，中国海军也不断学习西方海洋文化背景下的海防文化，让海途变通途的愿景在中国新型的海防文化中实现。

[1] 辞海编辑委员会编.辞海（普及本中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3] 黄鸣奋.厦门海防文化[M].厦门：鹭江出版社，1996.

[4] [美]克莱顿•罗伯茨，戴维•罗伯茨，道格拉斯•R. 比松.英国史（上册）[M].潘兴明，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5] [英]马丁•吉尔伯特.英国历史地图[M].王玉菡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

[6] 何志标.跨湖桥独木舟对探索中国舟船文化发端的重要意义[J].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2（6）.

[7] 傅璇琮.宁波通史(卷一)[M].宁波：宁波出版社，2009.

[8] 王文洪.舟山群岛文化地图[M].北京：海洋出版社，2009.

[9] 陶水木，徐海松，王心喜，等.浙江地方史[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

[10] 杨金森，范忠义.中国海防史[M].北京：海洋出版社，2005.

[11] 苏勇军.浙东海洋文化研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

[12]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一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13] 张建雄，刘鸿亮.鸦片战争中的中英船炮比较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China-UK Cultures of Coastal Defense

QIU Li-zhen
(City International College of Ningbo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Ningbo 315100, China)

China and the UK have different cultural and cultural trends in the sea, and the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politics, economy, technology and other factors play a decisive role. The Opium War between China and Britain is a huge collision between China and Britain's maritime defense culture，this has changed China's conservative sense of maritime defense, which is "based on the land".

culture of coastal defense; seaward defense; landward defense; the Opium War; Maritime Silk Road

G112

A

1008–2093(2017)04–0052–05

2017-05-10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比较文化学视阈下的英国和浙江海岛文化研究”（15NDJC269YBM）

邱立珍（1966―），女，河南信阳人，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比较文化学研究。

（责任编辑 杨文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