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即改写——以清末民初小说翻译为例

鲁兴冉

翻译即改写
——以清末民初小说翻译为例

鲁兴冉

（河南工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3）

基于 André Levevere提出的改写理论，以清末民初的翻译作品为个案，采用描述和解释的研究方法，通过研究清末民初时期的翻译活动发现，这一时期的翻译作品，无论是题材的选择、文本的确定还是翻译策略的制定，毫无疑问地受到当时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诗学标准以及赞助人的影响和操控。而翻译者也会有意无意、自主非自主地对原文本进行改写。

改写；小说翻译；清末民初

1 清末民初小说翻译概述

清末民初是中国小说翻译最活跃的时期，陈平原曾做过统计，1901年一年里便有7种，1903年增至 44种，至 1907年更多达 126种[1]。这一时期的翻译作家也是浩若繁星，其中既包括大家所熟知的知名作家或社会活动家，如严复、林纾、梁启超、鲁迅、陈独秀等，也有众多被遗忘或受到不公正评价的译者，如包天笑、周桂笙、陈景韩（冷血）、徐卓呆、许指严、王蕴章（西神）、李涵秋、张春帆、恽铁樵、周瘦鹃、贡少芹等等。

尽管这一时期小说翻译异常活跃，产生了众多影响深远的翻译作品，但有关这一时期翻译小说的研究却差强人意。究其原因，施蛰存认为，“晚清30年间的文学翻译出版物，在‘五四’运动以后很多译作都因出版社先后停业或其他原因逐渐绝迹”[2]。新文化运动后白话文逐渐流行，翻译家及读者对清末民初时期的翻译工作多有不屑。此外，这一时期的翻译者在进行翻译活动时，随意性很强，改译、删译之风盛行，假译现象也很常见。因此，这一时期的翻译作品和翻译思想很难进入传统翻译研究的范畴。

从狭义翻译的角度看，虽然清末民初时期大多数译作都存在随意删减、修改原作的情况，但这既不妨碍这一时期的译作在我国翻译文学中的重要地位，也不影响其深远的社会影响及意义，更不会降低近期人们对这些译作及翻译思想深入研究的热情。本文将清末民初翻译文学研究放到当时特定的文化背景之下，运用André Levevere的改写理论，重新审视思考当时的翻译思想及翻译作品，并深入探讨翻译者进行翻译活动时所受到的文化操控以及对翻译活动产生的影响。

2 André Levevere的改写理论

在20世纪90年代初，Levevere和Bassnett共同出版了其论文集《翻译、历史和文化》，文章中正式提出了著名的“翻译即改写”的理论，标志着“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正式开启[3]。根据 Levevere的“翻译即改写”理论，翻译时文本的选择、翻译策略制定等都由意识形态（ideology）、诗学（poetics）和赞助人（patronage）三个因素决定[4]。所谓的意识形态，主要是指当时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诗学指的是所谓“专业人士”（professionals）如评论家、教师、翻译家等人群的文学观念；而赞助人指的是拥有“促进或阻止”文学创作和翻译“权力”的“人、机构”，如出版机构。这极大地拓宽了翻译研究的涵盖范围。

3 意识形态对清末民初小说翻译活动的操控

翻译研究学者Levevere和Bassnett指出，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无处不在[5]。王东升（2003）认为，作为一种跨文化、跨语言的交际行为，翻译活动具有清晰明了的意识形态的烙印[6]。

清末民初的中国正处在旧的体制向新的体制过渡阶段，是中国从闭关锁国，到被迫门户开放、逐步融入世界的过程。这一时期，林纾、严复、梁启超等翻译家，认为引介西学对于思想启蒙、改良中国意义重大，因而大力倡导和呼吁，希望通过介绍一些外国文学作品，开启民智、救亡图存。因此，这一时期的翻译作品有着很强的政治目的。梁启超认为“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7]65-67。陈熙绩为林纾《歇洛克奇案开场》写的叙中谈到，“译述泰西小说，寓其改良社会、激劝人心之雅志”，并进而指出这本译作意在激励国人卧薪尝胆。[8]289-290以严复、林纾、梁启超及鲁迅为代表的这一时期的翻译者的翻译作品，无论是题材的选择、文本的确定还是翻译策略的制定上，都确切无疑地受到当时社会开启民智、救亡图存这一主流意识形态的操控，体现了救亡图存的主流意识形态。

在原文本选择上，严复选择的是西方社会科学著作，如《天演论》、《原富》（即《国富论》）、《法意》（即《论法的精神》）等。严复希望通过译介这些西方经典政治、经济思想著作，改良中国的社会生活，推动中国社会的转型。王宏志曾指出小说在中国本来“地位低微，不入九流”，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在清末民初时期，小说却出现异常繁荣的景象。当时，无论在文坛还是在政坛上均为重量级人物的梁启超就非常重视国外小说的翻译和推荐，译介了大量西方小说，如《十五小豪杰》《佳人奇遇》等，并大力推介“政治小说”。在其《译印政治小说序》中，梁启超打算“特采外国名儒所撰述，而有关切于今日时局者，次第译之”。显而易见，梁启超也非常希望通过介绍欧美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文学方面的著作，“抉破罗网，造出新思想”，以实现其救亡图存的政治意图[7]65-67。

鲁迅翻译的小说题材主要有三类，一是科幻小说如《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一是政治小说如《斯巴达之魂》及《哀尘》，以及儿童文学《小约翰》、《小彼得》等。至于为什么主要选择小说进行翻译，鲁迅曾说，“我仍然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如鲁迅在翻译《斯巴达之魂》时，正值1903年俄国企图吞并我国东三省，在这样的背景下，鲁迅意图借希腊抵御波斯入侵的历史故事，激励国人奋起抵御外辱、保家卫国。对于自己如何选定小说原文本，鲁迅曾很明确地说过：“在翻译，而尤其注重于短篇，特别是被压迫的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9]其目的也正如鲁迅自己所说的“以异邦新声实现救亡图存”。这和梁启超“参西法以救中国”的思想一脉相承。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清末民初时期主要的翻译家，在题材和原文本的选择上都受到当时“参西法以救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的操控。

4 诗学对清末民初翻译活动的操控

Levevere的“诗学”（literary poetics）是指文学意义上的“诗学”，也就是文学概念、创作原则和文学范式。清末民初时期，翻译者在进行翻译活动时，都自觉按照当时主流的诗学标准，采取“归化”的翻译方法，以便符合当时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

林纾是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翻译大家，翻译有《巴黎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玉楼花劫》《鲁滨孙飘流记》等诸多作品。从翻译手法上林纾主要采用意译的方法，翻译速度奇快，甚至到了“声落笔止”的地步。翻译时则对原著进行随意的删减、增添和改写。然而，由于符合当时中国的诗学标准，符合当时国人的阅读习惯，林纾的翻译作品大受欢迎，陈平原曾描述“自林纾《巴黎茶花女遗事》出版（1899）后，国人心目中域外小说的形象完全改变，翻译小说大盛”[1]。

即使是以忠实原著，甚至不惜“死译”“硬译”而著称的鲁迅，在清末民初时期，也不得不受当时诗学标准的影响。与当时其他著名的翻译者一样，鲁迅在这一时期也采用“归化”翻译策略，也对原著进行删减、增添和改写。比如鲁迅早期的《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两部译作，为了符合当时读者的阅读习惯，使用了契合当时的“诗学”标准的文言文和古语体。在章节上，鲁迅采用中国传统的章回体形式，比如《月界旅行》第十一回的文末如此写道:“若要知后事如何，下回再表。”很明显，鲁迅的翻译并没有脱离清末民初时期“意译为主”的翻译风尚，也没有违背当时流行的文学表达方式。这清楚地表明鲁迅的翻译活动受到了当时主流诗学标准的影响。而鲁迅和其胞弟周作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这部超越时代的翻译作品，却因为采用不符合当时主流诗学标准的“异化”翻译策略，仅仅销售40余本。

严复是翻译之大家，曾提出“信、达、雅”的翻译标准，这几乎成为翻译界的“金科玉律”。人们一般把“信”理解为“忠实”，把“达”理解为“畅达”“达意”，而“雅”则主要指文辞的优美，即符合当时主流的诗学标准。而如果我们翻看严复的翻译作品也不难发现，严复所有的翻译作品都是“之乎者也”的文言文。而且，严复在翻译时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不忠实”的改写行为。比如在翻译《天演论》时并没有逐字逐句地翻译，其中一个客观原因正如王宏志所说是“语文的问题，即同时兼顾‘词’和‘义’是很困难的，适时地调整很是必要”[10]。

所以，以“归化”翻译和文言文作为翻译的主要手法和形式都不是译者个人的行为。在主流的诗学标准的操控下，译者不得不以本土文化的诗学来重新改写原文，取悦新的读者，以保证他们的译作能够被接受[11]。

5 赞助人对译文的操控

Levevere认为“翻译不是独立于社会权力斗争之外的孤立行为，赞助人时时刻刻都在操控着翻译活动的全过程”[4]。赞助人是能促使或阻止文学和翻译活动的权力的拥有者，包括政党、阶级、宫廷、宗教组织、出版社和大众传播机构等[5]。赞助人对翻译活动的影响是方方面面的，无论是题材的选择、翻译手法的运用，还是译者的译著能否出版，赞助人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清末民初时期的小说翻译也毫无例外地受到赞助人的影响。廖蓓辉认为“林译小说之所以‘不忠’却又能风靡一时，与赞助人的操控是分不开的”[12]。林纾之所以能够声名大噪，固然与其翻译作品符合当时主流意识形态及诗学标准等因素有密切的关系，但以商务印书馆为代表的出版机构作为主要赞助人的地位及影响，毫无疑问也起到了推动的作用。据有关方面统计，商务印书馆先后共出版林纾著译140余种，其中使用文言和“归化”翻译法进行翻译的西方小说近100种。1910年商务印书馆创办《小说月报》，“并一开始几乎一直把林译作为自己的招牌，不但大量刊登，而且还在醒目的位置为林译小说的单行本做广告”[12]。可以说林译小说之所以能取得巨大的成功，商务印书馆的作用至为重要。

此外，林纾小说翻译之所以大受欢迎也和当时主要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文坛领袖及读者的支持紧密相关。王志宏认为:“在林纾的时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迅速兴起，大批康有为、梁启超们致力于翻译以政治小说为主的各类文学作品来达到改良政治的目的。”[10]这种文学必须肩负实用的政治上的任务的思想，正是梁启超提出“小说界革命”的根源。而在具有历史责任感的梁启超等人的大力推介下，“新小说”就肩负起了“新一国之民”的主流意识形态的重担。林纾的作品，如《黑奴吁天录》《埃司兰情侠传》《布匿第一次战记》《利稗瑟战血余腥记》和《铁庐战血余腥记》等，在赞助人的支持和鼓励下应运而生，并且因契合梁启超等赞助人救亡图存的政治主张而受其推崇，也被当时读者接受和欢迎。

6 结语

所有翻译活动都不是在与外界隔绝的“真空”中进行的。在“清末民初”的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当时译者的翻译活动毫无疑问地受到当时主流意识形态、诗学标准和赞助人的操控。而翻译者也会有意无意、自主非自主地对原文本进行改写。

[1] 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2] 施蛰存.中国近代文学大系（1840-1919）翻译文学集•导言[M]．上海：上海书店，1990.

[3] 鲁兴冉.翻译的文化操控——以鲁迅翻译思想及译作为例[J].河南机电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4（3）.

[4] Andre Lefevere.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5] Bassnett，S. & Levefere. A Translation， History and Culture [M]. London and New York: Pinter，1990.

[6] 王东升.一只看不见的手——论意识形态对翻译实践的操纵[J].中国翻译，2003（5）.

[7]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M].上海:中华书局，1989.

[8] 陈熙绩.《歇洛克奇案开场》写的叙[M].北京:中华书局，1960.

[9] 鲁迅.鲁迅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10] 王志宏.重释“信、达、雅”20世纪中国翻译研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11] 李文革，王瑞芳.从改写理论看鲁迅早期的“改作”及其成因[J].翻译研究鲁迅研究月刊，2010（6）.

[12] 廖蓓辉.从林译小说看赞助人对译介活动的操控[J].云梦学刊，2008（9）.

Translation is Rewriting：A Case Study on Novel Translatio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Early ROC

LU Xing-ran
(Hen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Xinxiang 453003, China)

Translation, more of a cultural activity than code switching, inevitably involves many social and cultural factors. Based on the rewriting theory proposed by André Levevere and taking the Novel Translatio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Early ROC as a case; this paper attempts to adopt a descriptive-explanatory method to explore the impact and manipulation exerted by the three constraints of ideology, poetics and patronage upon the novel translation practice of that time by resituating the novel translation within the Chinese social and cultural backdrop of that particular era.

rewriting; novel translations; late Qing Dynasty and early ROC

H159

A

1008–2093(2017)04–0068–04

2017-05-30

鲁兴冉（1981―），男，河南滑县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翻译理论及实践研究。

（责任编辑 杨文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