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6-19
陈 红,罗明辉
(1.湖南工程学院 外国语学院,湖南 湘潭411104;2.湖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2)
汉日外来词吸收机制和动因对比研究
陈 红1,罗明辉2
(1.湖南工程学院 外国语学院,湖南 湘潭411104;2.湖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2)
汉语和日语中的西方外来词来源基本相似,但数量、吸收方式和同化机制却存在较大差异。日语引进外来词的方式从汉字意译转变为片假名音译,汉语则在意译与音译的竞争中朝音义兼顾发展。日语对外来词的同化主要通过添加语法词素,使之符合日语自身的语用规则,而汉语则主要通过调整形义关系,使音译外来词向形音义结合的方向发展。
外来词;汉日对比;引进方式;同化机制;动因
我国和日本都曾因16世纪西方传教士的到来开始接触西方文明,随后都经历了二三百年的闭关锁国时期,而1840年我国的鸦片战争和1853年日本的“黑船事件”又分别让中日两国政府被迫打开国门,走上了向西方国家学习科学文化的征程。受西方文明影响,中日两国的语言,尤其是外来词的变化非常大。本文主要考察汉语和日语中西方外来词的来源、数量、引进方式及同化机制,并进一步分析其内在动因。
(一)日语外来词的来源和数量
因1543年葡萄牙商人及1549年西班牙传教士的到来,日本开始接触西方语言和文化。室町时代的外来词主要来自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内容主要是通商用语、基督教用语、日常用语等。江户后期由于兰学的兴盛而吸收了荷兰语中的科学用语、医学用语等。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把英语视为“文明语”,开始盛行英语学习,外来词主要来自英语、德语、法语,内容包含生活、哲学、心理学、伦理学、数学、物理学用语等。战后日本接受以美国为主体的西方文化的影响,外来词主要来自美国。随着2000年日本首相小渊惠三召开“21世纪日本的构想”恳谈会,推进“英语公用语化论”,提议将英语作为“第二公用语”,大量英源外来词涌入日本,内容涉及科教文卫等各个方面。
从日本常用的学校用国语辞典来看,片假名外来词在1956年《例解国语辞典》中比例为3.5%,在1969年《角川国语辞典》中比例增长到7.8%,在2002年《新选国语辞典》中比例增长到了8.8%(见表一)。此外,根据国立国语研究所1956年《90种杂志用字用语调查》(累计约44万词)和1994年《200万字(70种杂志)调查》(累计约74万词)两次调查,杂志上使用片假名外来词的比例分别为2.9%和12.4%。[1]可见日语中片假名外来词的比重之大、使用频率之高。
表一 日本国语辞典中的词类比例 单位:%
(二)汉语外来词的来源和数量
明末清初,欧洲传教士来华,中国首次受到了西方近代科学的洗礼。明清时期的外来词主要来自拉丁语,其次是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和葡萄牙语等,数量较少,内容主要是科学技术。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从被动到主动地走向近代化,外来词主要来自英日两种语言,其次是法语和德语等,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文化、生活等方面。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新词新语层出不穷,外来词主要来自英语等,内容涉及科教文卫等各个方面。
从《现代汉语词典》来看,1978年版共收词5.6万,其中外来词为484条,仅占0.8%;2005年版共收词6.5万,其中外来词为657条,仅占1.0%(见表二)。[2]此外,1984年《汉语外来词词典》(刘正埮编)共收录外来词10640条,与《汉语大词典》(1986-1993年,罗竹风主编)37.5万词条的比例仅为2.8%。可见汉语中外来词数量之少、比重之小。
表二 现代汉语词典的收词情况
(一)日语外来词的引进方式——从汉字意译向片假名音译转变
室町时代到江户时代,幕府推行儒教政策,汉学受到重视,汉语得以普及,日本人的文化信仰深受中国儒家思想的影响。由于汉字能够“体现词的形和声,给读者以实感和想象”,[3]通商用语和日常用语的吸收方式以汉字意译为主,同时用平假名或片假名对汉字标注读音。例如:煙草/タバコ(葡萄牙语 tabcaco)、莫大小/目利安/メリヤス(西班牙语 medias)、珈琲/コーヒー(荷兰语 coffee)。而对基督教用语和科学用语中的抽象名词等,由于很难在日语中找到对应词语进行翻译,才用平假名或片假名音译。例如:あんじょ(葡萄牙语 anjo)、スピリツアル(葡萄牙语 spiritul)、デッキ(荷兰语 dek)、テレスコップ(荷兰语 telescoop)。
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政府以神道作为国教,以福泽谕吉为代表的主张维新的思想家和政治家都对儒学进行了批判,甚至出现了“与其待邻国开明而兴亚洲之不可得,则宁可脱其伍而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的“脱亚论”。日本开始独自走上追赶西欧的近代化道路,不断学习西欧的制度、思想和文化。明治初期通过制造新的汉语词汇吸收了大量的外来词。例如:共和(英语 republic/拉丁语res publica)、圧力(英语 pressure)、経済学(英语 economics)。随着近代化的推进,日本国民逐渐对日语产生了汉字支配下的焦躁感和相对于欧美语言的自卑感和憧憬感,甚至出现了“汉字废止论”、“汉字限制论”等论调,[1]把英语视为“文明语”,开始盛行英语学习,外来词的吸收方式也以片假名音译为主。例如:サッカー(英语 soccer)、エネルギー(德语 energy)、ズボン(法语 jupon)。对于片假名音译,明治时期曾追求原音主义,但由于习惯平板调的人们难以适应紧张度高的双元音发音、翻译跟不上外来词的增加速度等原因,大正-昭和时期则不再强求正确的音转写。例如:エロ(英语 erotic)、ガール(英语 girl)。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实行语言简化政策,学校导入英语教育,外来词的吸收方式为片假名音译,出现和制英语,混合词比例上升。例如:ストレス(英语 stress)、ナイター(和制英语 nighter)、生ビール(混合词 生+beer)、バブル経済(混合词 bubble+経済)。
纵观现代日语对西方外来词的引进方式,可以分为汉字意译和片假名音译两大类,具体可以作如下分类[4]:
1.汉字意译。
(1)意译词:鉄道(railway)、電話(telephone);
(2)直译词:蒸気船(steamship)、亜鈴(dumbbell);
(3)意译伴音词:混凝土(concrete)、優生学(eugenics);
2.片假名音译。
(1)音译+词素:サービスする(service)、クリアに(clear);
(2)缩略音译:パジャマ(pajamas)、ゼミ(ゼミナール/seminar);
(3)和制外来语:イメージ·アップ(image up)、コスト·ダウン(cost down);
(4)混合词:ドル高(dollar+高)、省エネ(省+energy);
(二)汉语外来词的引进方式——在意译与音译的竞争中朝音义兼顾发展
明清时期,由于西方传教士的来华和翻译事业的兴盛,西方科技词语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外来词借入方式主要为意译,原因是许多音译词不能反映出外来词的概念或内涵,冗长拗口,易产生歧义,意译词则符合汉语言习惯且表意明白易懂。例如:爱知学/哲学(拉丁语 philosophia)、政治/治世(拉丁语 politica)。
1840年鸦片战争后外来词大量增加,独立的翻译活动在清末开始急速增长,一方面意译的速度跟不上外来词增加的速度,另一方面许多科技用语很难在汉语中找到相应的词语来翻译,因此对科技著作的翻译主要使用音译法。具体来说,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上半叶的外来词借入方式多种多样,主要是全音译,其次是谐音音译、加义标音译等各种音译及借形等方式。例如:安培(法语 ampere)、维他命(英语 vitamin)、吉普车(英语 jeep)、外务省(日语 外務省)。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大陆主导机构采取的谨慎态度,外来词主要来自俄语,采用音译方式。例如:苏维埃(俄语)、布拉吉(俄语)。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新词新语层出不穷,据统计,80年代每年新增700词,90年代每年新增300-400词,[5]外来词主要来自英语等,借入方式主要是以谐音音译为首的各种音译,其次是意译。原因是汉字的构造方式中形声字居多,兼顾表意与表音,谐音音译方式既可以保留原语的发音、具有“外来词”的标记,又能够符合汉语的习惯,具备汉字表意的特点,可谓两全其美。再加上儒学所提倡的“中庸”、“求同”思想,[6]导致了意译与音译竞争之下的音意兼顾翻译方式倍受欢迎。例如:香波(英语 shampoo)、声呐(英语 sonar)等,既保留了原语发音,又能够让人马上联想到其意思。又如:“media”译成“梅地亚”易使人误解为外国地名,译成“媒体”人们就明白了。此外,谐音音译还可以“造成合乎需要的联想,即语义增益,产生经济效益和社会效果”。[7]例如:“Coca-Cola”,中文译为“可口可乐”,使原品名增值,在中国畅销,而且“可乐”成了“汽水类软饮料”的代名词。照此译法,又有“可伶可俐”(Clean & Clear)等商品问世,意在畅销。
纵观现代汉语对西方外来词的引进方式,经历了汉字意译到汉字音译(及借形),再到以谐音音译为首的各种音译方式,具体可以作如下分类:[4]
1.汉字意译。
(1)意译词:面包(steam bread)、乳酪(cheese);
(2)直译词:蜜月(honeymoon)、假日(holiday);
2.借形词:通勤(日语 通勤)、放送(日语 放送);
3.汉字音译。
(1)谐音音译:幽默(humor)、马达(motor);
(2)全音译:逻辑(logic)、淋巴(lymph);
(3)音译+义标:芭蕾舞(ballet)、高尔夫球(golf);
(4)音译+意译:乌托邦(utopia)、冰激淋(ice-cream);
(5)缩略音译: 泵(pump)、铝(aluminium);
(6)缩略音译加汉语成分: 麻省(Massachusetts)、普罗阶层(proletariat);
(三)日汉外来词引进方式的动因——语言的经济原则
经济原则,又称省力原则,可以概括为:“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收益”,是“指导人类行为的一条根本性原则”,该原则由美国学者George Kingsley Zipf提出,已被广泛应用于当代语用学研究。[8]汉语和日语在引进外来词的过程中,都采用对语言系统干扰最小、最容易被语言使用者所接受的方式,都符合语言系统运作的经济原则。
公元三世纪前叶,汉字传入日本, 日本才有了文字。由于汉字数量众多,字体复杂,使用不便,日本人把汉字分为表意的汉字和表音的汉字,从而产生了表音文字“万叶假名”。“万叶假名”被逐渐简化、省略,到了平安时期,演变成为具有特色的日本文字一一“平假名”和“片假名”。因此,日语文字由表意的汉字、表音的平假名和片假名构成。14-18世纪,在引进西方文化的初级阶段,汉文化在日本的地位还很高,汉字在日语中的使用频率也较高,因此采用了汉字意译(音译)方式引进葡萄牙语、荷兰语,同时用平假名或片假名对汉字标注读音。但随着日本与西方文化交流的逐步加深,外来词的数量逐渐增多,原本就不太习惯汉字繁杂书写形式的日本人想到了用片假名代替汉字书写西方外来词,因此许多汉字意译(音译)词逐渐被片假名音译词所取代。如:型録(catalogue)→カタログ、瓦斯(gas)→ガス,仏蘭西(France)→フランス,等等。19世纪以后,在学习欧美先进文化的过程中,日本大量吸收以英语为主的西方外来词,汉字意译方式已经跟不上时代的需要,片假名音译方式更为经济省力,而且音译的标准也逐渐降低,起初还追求原音主义,后来便不再强求正确的音转写。
“汉语具有双音节词占优势、有声调、汉字表意性强等特点,如果外来词进入汉语时不符合这些汉语言规律,中国人就会采取一种自然的排斥拒绝的态度”,[6]这与悠久的中华文化所培育出的中国人对自己文化传统的执着信念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刚开始引进西方外来词的明清时期,为了符合汉语的语言习惯和特点,外来词主要采用汉字意译方式,一些找不到中文对应又难以翻译的词则采用音译。后来,许多完全音译的外来词由于音节过长,又缺少语义联系,难以记忆,最终被意译词取代。如:德律风(telephone)→电话,赛恩斯(science)→科学,梵阿玲(violin)→小提琴,等等。“音译词想要保持自己的生命力,就必须不断地在使用汉字表达上下功夫,不断地研究和开发新的吸收方法,以利于更直接更明确地接收外来语”。[4]19世纪下半叶,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人们的思想也逐渐开放,外来词的翻译方式也出现多样化,主要是全音译,谐音音译等各种音译方式,其次是意译及借形。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全球经济一体化时代之后,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西方外来词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对于外来词的翻译,若要满足经济飞速发展的需要,最快捷的翻译方式是全音译;若要保持汉字表意明白的习惯,最有效的方式是意译。受儒学所提倡的“中庸”“求同”思想影响,在诸多翻译方式中,用兼顾表意与表音的形声字所翻译的外来词最受欢迎。
“语言作为一个有机系统, 其核心问题是形、音、义三者的关系, 在外来词的吸收上也不例外”。[9]英语、法语等西方语言使用表音文字(罗马字),音义关系紧密、形义关系松散;汉语使用表意文字(汉字),音义关系紧密,形义关系更紧密;日语既包含表意文字(汉字),又包含表音文字(平假名、片假名),汉字词语形义关系紧密,音义关系比较松散,假名词语音义关系比较紧密,形义关系松散。在引进外来词的过程中,汉语自始至终都使用汉字形式,而日语外来词则先后使用了汉字形式和假名形式。
日语外来词中汉字形式的意译词(意译伴音词)、直译词与汉语外来词中的意译词、直译词基本相似,而汉语外来词中的借形词实质就是日语中的汉字意译词和直译词,在这里都视为“汉字意译词”。“汉字意译词” 与原词的语形和语音关系不大,而是根据原词的语义与词法,运用汉语(日语)中已存在的汉字翻译而成,其词法与汉语词具有共同的特点:词义由词法结构所决定。如:“democracy”一词(demo- 人民、人类,-cracy 政府、政体),译为“民主”,不仅保留了原词的词法结构,也符合汉语构词习惯。因此,“汉字意译词”无需同化便可融入汉语(日语)中,在这里我们不展开讨论。
对于音译外来词,汉语和日语都是以语音为契合点引进的,但两者又有各自的特点。
(一)日语外来词的同化机制——添加语法词素
“Bussmann指出,借入语对借词的同化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书写形式、语音和语法”。[9]日语用表音的片假名表示外来词,因此对外来词的同化主要不在于语音,而在于书写形式和语法两个方面。
首先,日语对外来词书写形式的同化主要体现在片假名书写、缩短词长等方面。
英语(法语等)字母属于音素文字,而日语假名属于音节文字。日语用片假名转写西方外来词,语音上基本能与原词保持一致。但由于音节文字与音素文字的区别以及英语与日语发音系统的区别,日语对外来词的转写也在语音上做了一定的努力,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1)原词以辅音结尾或辅音相连时,添加元音,如ソフト(soft)、ゴルフ(golf)、リラックス(relax);(2)制造类拗音,以接近原词发音,如:ファン(fan)、パーティー(party)、ヴィーナス(Venus)。
对于原词过长的情况,日语通过缩短词长达到经济省力的目的,也使外来词符合日语的语言习惯,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1)省略具有语法功能的词素,如ウーマンリブ(women’s lib)、コンビーフ(corned beef)、ハッピエンド(happy ending)、オンエア(on the air);(2)省略单词的一部分,如アニメ(アニメーション/animation)、エアコン(エアコンディションナー/air conditioner)。
其次,日语对外来词语法的同化主要通过添加语法词素来实现。
日语属于黏着语,语法关系由助词、助动词或用言的词尾变化来表示,因此日语可以通过添加各种语法词素来适当改变外来词的词性,使之适应日语的语法体系,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1)在形容词词尾添加“さ/もの”,实现名词化,如シンプルさ(simple)、ポピュラーもの(popular);
(2)在名词词尾添加“する/る”,实现动词化,如サインする(sign)、ダブる(double);
(3)在名词词尾添加“ぽい”,实现形容词化,如マニュアルっぽい(manual);
(4)在形容词词尾添加“な”, 实现形容动词化,如リアルな(real)、スマートな(smart);
(5)在副词词尾添加“に”, 实现形容动词化,如スムーズに(smooth)、クールに(cool)。
(二)汉语外来词的同化机制——调整形义关系
汉语属于孤立语,语法关系主要由词序和虚词来表示。因此汉语对外来词的同化不在于语法,而主要在于书写形式和语音两个方面。
首先,汉语对外来词书写形式的同化主要体现在汉字书写、缩短词长、添加语义词素等方面。
英语(法语等)可以用多个罗马字构成一个音节,可以用多个音节构成一个概念,而汉语一个汉字对应一个音节,习惯用一个或两个音节构成一个概念。汉语用接近原词语音的表意汉字转写西方外来词时,往往遇到单词过长、语义费解等问题,需要通过缩短词长、添加语义词素等来解决。例如:(1)缩短词长,如铝(英语 aluminum)、派典(英语 paradigm);(2)添加语义词素,如卡那霉素(拉丁语 kanamycin)、先锋霉素(拉丁语 cephalothin)。
其次,汉语对外来词语音的同化主要通过调整形义关系来实现。
汉语中表音文字非常少,语音很难与原词保持一致,而且完全音译的外来词往往字面意思费解,不久后便会被淘汰。因此在翻译外来词的时候,既要实现汉字的发音尽可能接近原词发音,又要保证汉字的意思不会偏离原词意义,也就是兼顾音义。这就要求必须不断地在汉字表达上下功夫,努力调整外来词的形义关系,使之更加符合汉语的语言习惯。于是谐音音译理所当然地成为了音译外来词的首选形式,其次是音译+义标、音译+意译等。例如:(1)谐音音译,如模特(model)、维他命(vitamin);(2)音译+义标,如爵士乐(jazz)、高尔夫球(golf);(3)音译+意译,如摩托车(motor car)、霓虹灯(neon-lamp)。
(三)日汉外来词的同化动因——语言的核心机制
“外来语同化作用的本质,是语言按照其核心机制和规则对外来异质成分进行筛选和改造,同化的过程也是外来语由词汇系统的边缘成员向典型成员逐步靠拢的过程”。[9]
2002年《新选国语辞典》中, 固有词汇“和语词”仅占33.8%,而“汉语词”占49.1%,“外来词”占8.8%,“混合词”占8.3%(三项合计66.2%),可见日语是一门对外来词汇包容性相当强的语言。其中,“汉语词”包含借自中国的汉语词、和制汉语词以及汉字意译词,形义关系紧密,音义关系比较松散;“和语词”指日本固有词汇,音义关系比较紧密,受汉字表意的影响,形义关系也比较紧密;“外来词”指用片假名音译的西方外来词,音义关系比较紧密,形义关系松散。可以说,日语中“汉语词”的核心机制是形义关系,“和语词”的核心机制是音形义三者关系,而“外来词”的核心机制是音义关系,但音义结合的任意性较强。因此,尽管英语与日语发音系统不同,日语对西方外来词的发音并没有太多同化,而是通过制造类拗音等方式接纳了违反自身音位规则的外来词。由于日语属于黏着语,语法关系由助词、助动词或用言的词尾变化来表示,日语对片假名外来词的同化主要体现在语法方面,通过添加语法词素来加强其理据性,使外来词向日语自身的语用规则靠拢。
1984年《汉语外来词词典》所收录的外来词才占汉语词汇的2.8%,可见汉语对外来词的吸收始终保持谨慎态度。汉字既具有表音的功能,又具有表意的功能,形义关系的紧密程度胜过音义关系,汉语的核心机制是形义关系,形义结合的理据性较强。而英语等西方语言所使用的罗马字仅具有表音功能,因此汉语对音译外来词的同化主要通过调整形义关系,使音译外来词向形音义结合的方向发展,只考虑原词发音的全音译外来词不符合汉语习惯,自然慢慢被淘汰,而谐音音译、音译+义标、音译+意译等兼顾音义的外来词倍受欢迎。
汉语与日语中的西方外来词来源基本相似,但日语外来词的数量明显要比汉语多,吸收方式和同化机制也有所不同。日语引进外来词的方式从汉字意译转变为片假名音译,汉语则在意译与音译的竞争中朝音义兼顾发展,两者都采用了对语言系统干扰最小、最容易被语言使用者所接受的方式,都符合语言系统运作的经济原则。日语对外来词的同化主要通过添加语法词素,使之符合日语自身的语用规则;而汉语主要通过调整形义关系,使音译外来词向形音义结合的方向发展,两者都受到语言的核心机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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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ontrastiveStudyontheMechanismsandMotivationsofLoanwordsBetweenChineseandJapanese
CHEN Hong1,LUO Minghui2
(1.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Hunan Institute of Engineering, Xiangtan 411104, China;2.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2, China)
Origins of loanwords from Western Countries in Chinese and Japanese are essentially the same, but they vary in number, adoption mode and assimilation mechanism. While Japanese loanwords experience a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fre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into a straightforward transliteration of Katakana, Chinese loanwords underwent a sophisticated comparison and competition between free translation and transliteration, and ultimately come to a combination of the two. Japanese assimilates loanwords mainly by adding grammatical morphemes, which accords with the pragmatic rules of Japanese; while the Chinese does so mainly through the adjustment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orm and the meaning, and in turn adjusts the translating strategy from transliteration towards a combination of form, sound and meaning.
loanwords; Chinese-Japanese contrastive study; way of introduction; assimilation mechanism; motivation
H36∶H136.5
A
1671-1181(2017)03-0055-06
2016-10-18
湖南工程学院2011年校级青年科研课题“汉日外来词吸收机制和动因对比研究”(xj1123)。
陈 红(1982-),女,湖南宁乡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日语语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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