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6-19
伍 丹
(四川理工学院a.人文学院;b.中国盐文化研究中心,四川 自贡643000)
盐具有一种神奇的魔力,与人类生存和生活需要紧密相关,盐也在人类社会的进步与现代文明的迅猛发展中扮演着举足若轻但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因为盐会使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迅速的兴旺发达,也会使这些地区、国家、民族为“盐”的争夺而带来灾难和毁灭,盐成为影响人类进步与文明的重要因素。因此,盐作为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成果,应属于广义文化的范畴。
井盐文化是以井盐为载体,以井盐的生产、贩卖、使用为中心形成独具一格的地域文化形态。井盐文化是以盐为切入点,研究在人类社会演变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围绕井盐而产生的各种社会文化内涵、文化事象和文化景观,即盐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因此井盐既是一种文化现象,也是一种文化载体[1]。
陈铨作为土生土长的富顺人,其在自己的成长经历中不得不受到井盐文化熏陶,从而身上散发出一种浓浓的“盐味”。这一点可以从陈铨的求学经历和富顺的地域特色得以证明。
陈铨在家乡富顺县高小毕业后考入成都省立第一中学,1921年毕业后顺利考入北平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学习,1928年8月毕业后赴美国留学,并以优异成绩获得奥伯林大学的文学学士、硕士学位;后又奔赴德国留学,获得克尔大学博士学位。而陈铨这段成长经历与家乡富顺县井盐文化的发达密不可分。
富顺县地处四川盆地南部,被誉为“千年古县”、“巴蜀才子之乡”是中国井盐的发祥地之一,自贡市的第一口盐井——富世盐井就诞生在这座古老的县城,曾因盐业、农业并盛而富甲全川,被誉为“银富顺”。富顺县作为井盐的发源地和主要产区,井盐生产对富顺县的社会、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正是因为经济的昌盛带来了文化的繁荣、教育事业的发达,这为更多的富顺人民提供了读书学习深造的机会。陈铨的童年时期生活在富顺县,正是这样的井盐文化环境的耳濡目染深深影响了陈铨的成长之路。
在陈铨的家乡富顺县聚集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富顺文庙,文庙的修建正是井盐文化的繁盛的象征体现。富顺县自从北周武帝天和二年建县到北宋初年近四百年间,地处边陲,盐业虽然兴盛而文风尚未开。到宋仁宗景祐三年即1036年,朝廷选派了太常博士名学者周延俊到富顺来任知监,积极兴教化,培育学子。在周延俊任职的第六年,富顺县终于出了第一个进士——李冕,因此在周延俊的倡导下,人们集资修建了一座文庙,主供孔子,时称“文宣网庙”。清代,全县考中进士31 人、举人315 人、贡士477 人。因而获得“才子甲西蜀”,“富顺才子内江官”的美誉[2]。在陈铨的长篇小说《天问》中也提到了富顺县文庙。如书中谦吉祥药店学徒林云章奉张老板命去陈太太家接小姐张慧林,其中写到陈太太家所在的位置,“云章提着灯笼,拿着雨伞,由西门,走到试院街,转过马神庙……可是离西湖旁陈太太家里,已经不远了。”[3]在这里提到的“试院”便是富顺县的文庙。
因此,富顺县盐业的发展,不仅带来了经济的繁荣,也带来了文化的繁荣。在强大的盐业经济的推动下,教育事业迅猛发展。因此,陈铨能够成为家乡富顺县的又一个“才子”,这与富顺县井盐文化的发达息息相关的。
正是由于这些童年时期的生活经历,童年生活的记忆和体验,才在潜移默化中不断地进入作家的文化心理结构中,积淀成深厚的、稳固的情感,从而最终制约一个作家的价值判断,及其对创作材料与艺术方式的取舍。童年时期,故乡富顺县的地域环境和井盐文化氛围深深影响了陈铨的价值观念和审美取向,使他的创作视线投向了民间及民间生活,进而影响了他的小说创作。
陈铨作为土生土长的富顺人,在其乡土小说《天问》、《彷徨中的冷静》创作中,以富顺为地方背景,井盐文化成为了小说中独特的环境描写。如小说《天问》中提到的“盐井街”、“詹家井”,从中可以知道往往是因为一口盐井的开采而为当地带来经济的繁荣,再把这种井盐的气息渗入到日常生活中去。因此,因盐兴街,因盐设县,县和街也充满了井盐文化。此外,《天问》中提到的“狮子滩”、“邓井关”[3]则勾勒出了一副川盐出川,远销各地的水运图。加之《彷徨中的冷静》所展现的富顺及其周边大佛岩、赵化镇的环境描写,不难看出井盐和井盐文化对区域和区域文化产生着历久弥新的影响。另外,富顺因为盐业而富庶是不争的事实,如《天问》中描写“打滇娃”的军阀战争,提到了“刮地皮”。不管是“开拔费”还是“犒劳费”,都是十万元。所以文中这样写到:“你来抢一次,我来抢一次……结果滇娃还是没有打走,川耗子还是没有打输。”[3]在这其中我们虽然看到了军阀对富顺的富庶进行的压榨,也能看到富顺因为井盐而带来的雄厚的经济实力。
小说在环境描写上充满了“盐味”必然会导致其小说题材上具有类似的特征。纵观陈铨小说,也可以发掘其题材中所体现的井盐文化现象。
富顺立县是与产盐、盐场的建立分不开的。据记载,第一次川盐济楚之时,制盐成本低廉,而楚岸盐价奇昂,在湖北售盐一斤,可以换一斤棉花运回四川。有时售价竟高达一斤银子一斤盐之巨。金犍为(犍乐盐场)、银富顺(富荣盐场)之说便广为流传。富顺也因为盐业的兴盛而富甲一方。人们在这样的井盐文化环境里不用去担忧生计和抵御灾害,他们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因此有更多的闲情去重视现实的世俗生活。作家生长在物产丰富、经济繁荣的富顺县,井盐文化氛围深深地影响了陈铨文学创作的题材选择。
1.关注民间生活
陈铨作品在题材选择上一方面关注民间生活,以家乡的风土人情为主,展现井盐文化生活。在抗日战争爆发前,陈铨的前期小说创作,很少关注宏大的政治主题,翻天覆地的阶级斗争,描写小城人生,并且对这种小城人生、小富即安的生活态度非常推崇,同时非常关注民间生活和民间个体生命的存在,试图表现个体在群体生活中的无奈、无助、无能,从而传递出对生命的体验。他的长篇小说《天问》直接以自己的家乡富顺县为写作对象,通过描写富顺县城谦吉祥药店学徒林云章狂热的爱上老板女儿张慧林的故事,展示了民国初年四川富顺县在井盐文化的熏陶下形成的风土人情、小城生活。如在小说《天问》第四章便提到,富顺县是四川几个大县之一,而产盐最多的自流井也在其境内,由于盐场的众多带动经济的繁荣,“盐就不用说了,其它米、麦、糖、麻、炭、油、花生、白薯,所有吃的、烧的、用的,无一样不齐备”[3],又如因盐业的兴盛,街道名也以盐井而命名,第十章描写赌徒赌钱时的地方“在盐井街一座房子里面有一间小屋,十几个人围着一张桌子,每人面前都放着银元钞票”[3]。
四川历来流传着金犍为(犍乐盐场)、银富顺(富荣盐场)之说,因此由盐场带来的经济的繁荣,也必定带来了精神文化的繁荣。人们有了钱,不单单追求物质生活的享乐,自然会寻求更高层次的精神和文化生活的娱乐和消遣。特别是“川盐济楚”[4]以后,盐商们从中获得了大量的财富,因此在聚会、宴请等不同场合,不惜花重金邀请各地名角前来捧场助兴表演。当然以盐业经济而富足一方的富顺也不例外,如小说《天问》专门描写了人们看戏的场景。“富顺县在民国五年的秋天,居然也设立起戏园。戏园成立以后,富顺县的绅士们也添了一种新的娱乐了……在开演前两点钟,戏园就挤得满满的,后来的人连坐位也没有,只好站着看,再后来的连票也不能买了。”[3]
由此可知,富顺的盐业,带给了人们安居乐业的基础,也使人们在物质享受中去寻求精神和文化生活的满足和享受。因此这也自然构成了陈铨乡土小说主要的题材关注民间生活。
2.题材选择的窄化
另一方面,富顺以井盐闻名,素来四川盐卤矿藏埋藏较深,人们要从覆盖在盐卤之上厚达百米千米的坚硬岩石汲取到渴望的卤水,必须得深挖掘钻凿,因此陈铨家乡的盐井都是又深又窄。这样一种井盐文化现象潜移默化中也影响到了陈铨文学的创作时题材选择的窄化。统观陈铨的文学作品,着眼点都是以男女青年因恋爱而引发的爱恨情仇为切入口,致力于人性探索,叩问人类的痛苦或者表现抗日救亡的主题。如陈铨的小说《恋爱之冲突》讲述的是中国留学生云舫爱上了青春、美貌的刘翠华,他俩很快陷入热恋中。但云舫在中国“媒妁之言,父母之命”的安排下已经结婚,而刘女士在认识云舫之前有一位爱人黄则凌。云舫有妇之夫的事很快的暴露了,刘女士决定不理云舫,重投黄则凌的怀抱。有一天中午,云舫因气不过黄则凌抢了自己的心爱之人,挑衅滋事并相约到公园里打架。由于云舫突受爱情打击,茶饭不思身体虚弱,根本不是黄则凌对手,被打倒在地人事不省,被警察和黄则凌送去医院抢救。刘女士虽然不理云舫但内心深处还是依旧爱着他,当听到云舫受伤送进医院生命垂危,担心的垂泪前去探望。在云舫的哀求下,又重回其怀抱,并且彻底地抛弃了黄则凌。一年以后,云舫与刘翠华在教堂举行婚礼,黄则凌前来阻止,乱枪打死了云舫与刘翠华后自杀身亡。
同样注重深挖掘而缺乏宽厚的井盐文化也影响着陈铨小说作品主题的传达。因此,统观陈铨小说,主要通过对中国近现代青年恋爱婚姻的描写,来揭示社会的阴暗、青年的无力抗争,探寻国家落后与人民受难的根源,进而反抗封建主义政治的主题。如小说《革命的前一幕》以北伐战争爆发前为大背景,虽然描写的是宝林与孙碧芳、凌华、衡山与梦频几对青年的恋爱经历,但穿插着军阀混战、社会黑暗、民不聊生、青年因找不到生活方向而忧郁、学生因“反对八国通牒”示威游行而遭到北洋政府军警武力镇压枪杀等事件。如小说描写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宝林凌华到美的第二年,宝林家里的人,因为江浙的风声不好,谣言四起,好像马上战事要爆发的样子都觉得西湖住不放心。凑巧那时张老伯已经改任京奉铁路局长,宝林父亲托他弄了一个北京东车站的事情,决定举家迁往北京”[5]。又如描写北洋军警镇压示威抗议的群众“一千多群众,沿路喊起口号,一直走到执政府门前……代表同卫队正在交涉的时候,忽然警卫队长银角一鸣,大刀队往左右散开,卫队全行跪下。再一声银角,劈拍,劈拍的枪声,似连珠炮一般地响,群众里马上打到几十个。”[5]
小说并不单单只是作为一种书写对象而客观存在,可以表现为“从人性的角度出发,对人的价值、国家与民族的命运的思考和探索”[6],因此陈铨小说中井盐文化的体现,其更为深远的作用在于对小说的主旨产生影响。在1934年和1944年,冯玉祥将军两次到自贡发动募捐抗日运动,并在短短一个月内,市民捐款高达1.2 亿元法币。为此,蒋介石多次传令对“慷慨捐输,造成空前记录”[7]的盐商余述怀、王德谦等予以嘉奖。在这样的爱国、爱家的盐文化氛围的熏陶下,自然升华成为陈铨小说中“心念故土,胸怀祖国”以及“拷问人生,关注人性”的主旨。
陈铨16 岁时便离开家乡富顺县城到异地求学,虽然少小离乡,但对于故乡的风土人情记忆犹新,因此用着充满温暖情意的笔调在小说《天问》中如实描写。“从小北门出去不上百多步,就可以看见沱江。……江底都是乱石,上流平静的水,一到这里,便像煮开了的水,喧腾跳跃起来。……沿岸七八个拉牵藤的水手,头点到地、背朝着天,口里叫着‘啊哟’‘嘿着’的声音,一步步的向前苦挣。……把龙岩沱拉过了,才拿出黄手巾,拭了遮住眼睛的汗,一个人提头,大家唱起歌来。”[3]
此外,《彷徨中的冷静》也对富顺县城和富顺附近的大佛岩、百合村、百龙场、赵化镇等地方进行很好的自然面貌和风土人情的描绘,充分体现故乡对陈铨创作中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表现了陈铨强烈的乡土情结。
与此同时,在陈铨绘声绘色的描绘其乡土文化时,在其小说《天问》中描摹了从辛亥革命到护国战争再到“打滇娃”的军阀割据纷争的史实不得不展现出陈铨胸怀祖国的伟大胸襟。通过军阀割据纷争给富顺百姓带来的深重灾难和痛苦折磨,揭示出战争的黑暗和百姓的痛苦,体现了陈铨“位卑不敢忘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和探寻民族出路的使命感。如小说描写北洋军进富顺县城,写到“他们不杀人,只拉夫……拉去担东西,如果你路上担不起,走不动,他们就用刺刀杀”[3],“街上到处争闹换军用票,关了门的商店,门上像擂鼓一般的打门……有几处竟把门打烂了进去。义生和的老板,竟因此打得头破血流了”[3]。
在家乡井盐文化的影响下,陈铨小说对中国近现代青年恋爱婚姻的描写,借以揭示社会的阴暗、青年的无力抗争,探寻国家落后与人民受难的根源,进而反抗封建主义政治这一主题进行了窄而深的挖掘。但其在《天问》和《彷徨中的冷静》中所展现出来的对人生的拷问,对人性的关怀,却昭示了陈铨在其以井盐文化为背景的小说中所传达出的对人生悲剧哲理思考,是陈铨小说主旨的升华。
陈铨在其以井盐文化为背景的小说中执着于对死亡的描写,笼罩着“人性善恶相互交织及荒诞悲凉的命运感和对人生绝望虚无的末世气息”[8]。纵观《天问》和《彷徨中的冷静》两部小说,主要的人物都有着共同的悲剧命运即人生失败以及走向死亡,不管是罪有应得的林云章,还是善良温顺的张慧林。如《天问》中的陈鹏运本是一个平庸本分的青年,但听从母命娶了一个不爱的女子,饱受情感煎熬,虽终与青梅竹马的表妹慧林结为夫妻,却是走向死亡的开始,最终遭人暗算,乱刀杀死。又如林云章学徒开始暗恋老板女儿慧林,虽费尽心思、通过阴谋诡计得到张慧林,但却是其命运由喜转悲,走向末路的之始,而《彷徨中的冷静》落霞父女同43 名革命党人一起遭到惨杀[9]。而在这些死亡叙述中寄寓着陈铨对人生宿命的哲理反思,荡漾着陈铨关注人性的情怀,也体现了在富足的井盐经济下,人们对文化精神的追寻和思考。
“一个城市的独特魅力,在于其特有的文化个性。”[10]因此,阅读陈铨的小说,依稀可见井盐文化的踪影。小说中因盐而繁荣的县城与村镇都深深地打上了井盐生产的烙印,从沿用至今的一些地名如“邓井关、盐井街”,留下的座座建筑如“文庙、会馆”,广为流传的故事与歌谣,流行于民间的节庆等等仍会唤起人们对昔日盐场繁荣、文化繁盛的遐想。“小说具有无与伦比的人文精神”[11],通过陈铨小说的描写能感受到富顺县城地方历史文化中对教育的重视、爱国爱家,积极进取,不屈不饶地深钻的精神。由此,陈铨小说以及井盐文化值得更多学者研究和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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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孔刘辉.人性拷问与哲理玄思——论陈铨长篇小说《天问》[J].现代中文学刊,2012,(4):94-97.
[9]陈铨.彷徨中的冷静[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
[10]卞敏.城市文化与地域文化[J].阅江学刊,2011,(2):39-44.
[11]罗克凌.论寻根小说景象描写中的宗教“神秘”——以张承志和史铁生的创作为个案[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6):124-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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