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小说中的民间审美书写

闵秋洁

（商洛学院人文学院，陕西商洛 726000）

贾平凹出生于陕西省丹凤县棣花镇。“商州的乡下”[1]是他写作的重要素材来源，他的小说也具有非常浓厚的民间气息。贾平凹早期的短篇小说，无论是描摹山乡风貌，还是展现山区农村的生活图景，都始终贯注着来自民间的、鲜活的生命力量。20世纪80年代，作家仍将笔触停留于民间乡土，关注改革浪潮下的农村变革。从《废都》开始，贾平凹书写城市、城市生活，但小说中的人物仍与农村生活牵连较多。和他关注民间底层生活一脉相承的是，其在小说世界中精心建构的民间审美世界。语言、民俗、戏曲、造型艺术是具有鲜明民间色彩和区域文化特征的艺术形式，如方言土语、剪纸、布堆画、画像砖、秦腔、皮影等，都在贾平凹小说中得到反复的描写。

20世纪90年代开始，贾平凹尤其热衷在长篇小说中进行民间审美书写。陈思和[2]认为：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走民间道路的锤炼，贾平凹找到了适合于他的创作世界，艺术风格进入成熟期。学界普遍将评论视角集中在贾平凹小说作为乡土文学的代表在内容及形式上所作出的有益尝试。如宗元[3]、邰科祥[4]、费团结[5]、刘保发[6]等多从某一具体的民间艺术入手，揭示民间艺术在小说故事情节、人物塑造、审美风格等方面产生的影响。从宏观角度审视贾氏创作中民间审美文化的研究相对较少。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整体观照20世纪90年代以来贾平凹小说创作中的民间审美问题。

一、鲜明的民间写作立场

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始终追求“‘启蒙’‘救亡’‘革命’‘新启蒙’‘改革’等为主题的宏大叙事。”[7]受宏大叙事的影响，作家即便是选择日常生活作为素材，也要力求提炼出某种重大政治主题，以实现明确的宣喻功能。20世纪80年代后期，新写实文学兴起，作家们才有意识地淡化文学的政治话语模式，通过原生态写作让生活说话，这种文艺思潮直接影响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文学创作。贾平凹作为其中最具代表性作家，其创作虽然不属于新写实小说，但他坚持原生态地书写日常生活本身，以日常生活叙事替代了改革小说借续写民间生活表现宏大叙事的创作模式，呈现出鲜明的民间写作立场。

赵德利认为：“文学的民间立场是作家立足民间文化视角，观察生活、思考问题、表达审美思想时的价值基点。”[8]贾平凹在《高老庄》后记中提到：“我的情结始终在现当代。我的出身和我的生存的环境决定了我的平民地位和写作的民间视角，关怀和忧患时下的中国是我的天职。”[9]317可以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贾平凹主动以民间立场作为选择，创作出了一系列具有典范性的长篇小说，他始终从底层民众的视角反映现实问题。《废都》并不是从现代化、城市化进程的角度表现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相反，它摈弃了宏大的意识形态叙事，从民间视角叙述“西京四大文化名人”的日常家庭矛盾、生活纠纷、情感纠葛、精神苦恼等。《土门》中没有官方层面宣传的城市化，而是站在农民的立场，借梅梅、成义的视角记录了村民驻守家园的无奈，叙写了现代城市在扩张中野蛮、无情的一面。《极花》讲述一个女孩被拐卖的故事，但结局却并不是公安解救了她、人贩子受到严惩。在叙事方式上，写“最基层的卑微的人”，写“蝇营狗苟的琐碎小事”，构成了贾平凹20世纪90年代以来小说创作的主要特点。都市小说《白夜》不写城市改革中的弄潮儿，却借夜郎的爱情生活叙写社会转型背景下城市闲人的空虚苦闷。《秦腔》采用“密实的流年式叙写，依然是那些生老病死，吃喝拉撒睡。”[10]《废都》以庄之蝶为代表，书写了当代知识分子在遭受精神危机之后的颓废、无聊生活。《高兴》写城市拾荒者刘高兴辛酸、屈辱的城市生活。《极花》最终指向了贫困乡村男性的婚姻问题。《暂坐》借“西京十玉”呈现当代都市女性的精神危机。贾平凹关注当下中国各个社会群体的生活图景，但从来没有波澜壮阔的大题材、大人物；相反，关注个体生命，关注小人物，淋漓尽致地展现自己感受到的底层世界的真实，成就了贾平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学创作。他在《高老庄》后记中概括了自己小说趣旨的改变：“《高老庄》里依旧是一群社会最基层的卑微的人，依旧是蝇营狗苟的琐碎小事。我熟悉这样的人和这样的生活，写起来能得于心又能应于手。为什么如此落笔，没有扎眼的结构又没有华丽的技巧，丧失了往昔的秀丽和清晰，无序而来，苍茫而去，汤汤水水又黏黏糊糊，这缘于我对小说观念的改变。我的小说越来越无法用几句话回答到底写的什么，我的初衷里是要求我尽量原生态地写出生活的流动。”[9]318

陈思和颇为肯定贾平凹鲜明的民间写作立场，他说“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到上世纪90年代，最为绚烂的成果，就是作家重归民间的自觉，贾平凹与莫言为佼佼者。”[2]民间的写作立场，造就了贾平凹小说鲜活奇异的民间世界。与民间世界的本真状态相匹配，贾平凹从《废都》开始，也找到了属于自我的言说方式——全方位采用方言土语进行创作。使用商洛方言阅读贾平凹小说，常常有原汁原味、酣畅淋漓的民间现场感。

二、民间审美文化的肯定性书写

民间审美文化，迥异于文人士大夫审美文化，它形成于民间底层社会，以“俗”为特征，如民间剪纸、民间绘画、地方戏曲、方言土语、民歌、习惯风俗等。韩少功将乡土中所凝结的文化，称之为“不规范之列”。他认为“相比规范文化，这些不规范的乡土民间文化‘更值得作家们注意’”[11]。贾平凹就是一位极其重视“不规范”文化的当代作家。他有着长达十九年的乡间生活经历，他坦言：“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说起商洛，我都是两眼放光。这不仅出自于生命的本能，更是我文学立身的全部。”[12]商洛民间颇具特色的地域生活形态与瑰丽多姿的文化要素对贾平凹的滋养极其深厚，为他的小说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民间审美资源。定居西安多年后，贾平凹又于20世纪80年代回到商洛，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民间生活考察，几乎跑遍了各个乡镇。他“每到一地，一是翻阅县志，二是看戏剧表演，三是收集民间歌谣和传说故事，四是寻吃当地的小吃，五是寻机会参加一些红白喜事。”[3]这些经历决定了他骨子里对民间生活、民间审美文化的倾心与热爱。

贾平凹在小说中书写了众多民间手艺人：《高老庄》里唱花鼓的迷糊叔，《白夜》中擅长剪纸的库老太、唱目连戏的南山丁，《极花》里精通剪纸花花的蚕婆，《古炉》中刻皮影的民间艺人……他们生活在社会的底层，长期浸润于民间审美文化的土壤，无师自通，成了民间艺术的掌门人。他们都以精湛的民间手艺令人叫绝，他们所拥有的传统手艺令贾平凹惊奇并念念不忘，以至于在小说中反复书写。他们的出场具有天然的民间性，为作家肯定性书写民间审美文化提供了有力的人物支撑。

徐国源认为：“讨论民间审美文化，很重要的前提是要从‘精英的逻辑’转向‘乡土的逻辑’。这两种逻辑，对应的是两个不同的生活世界，以及与之伴随的两种不同的文化模式。”[13]正是由于“逻辑”的差异，才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形态。民间审美文化是底层大众抒发自己情感、描绘自己理想的特殊方式。贾平凹将其写进小说，而且有意识地打破了雅、俗文化之间的受众界限，让“外来者”，尤其是具有一定文化背景或认同现代城市文明的人物与民间审美文化发生碰撞，借此来表达自己的民间审美态度。

高子路的妻子西夏，在省城博物馆从事壁画临摹工作，一定程度上代表着精英文化，但她却异乎寻常地痴迷高老庄民间的一切。回高老庄时，她一下车就在三治家厕所旁发现了“永垂不朽”石碑。此后，高老庄各种肮脏、丑陋的小角落都是她关注的焦点。她对高老庄人用来砌厕所墙、拴马的残砖断碑爱不释手，对唐代文化砖上的浮雕图案惊奇不已。作为“外来者”的她，比高子路更痴迷高老庄的历史及高老庄人的方言俗语。高老庄的民间碑刻、壁画、画像砖、土语方言，在现代知识分子西夏眼中散发着比官方文化更令其着迷的魅力，连石头的绘画也彰显着现代派的艺术特质……小说借“外来者”西夏的视角，实现了对民间审美文化的肯定性书写。

《极花》中的胡蝶之于屹梁村也是个外来者。被拐卖前，她急切渴望摆脱农村的一切，最忌讳别人当她是乡下来的。她花重金买高跟鞋和小西服、倾慕房东家的大学生儿子、想在城里找工作赚钱，体现出她对现代城市文明发自内心的认同与渴望。屹梁村终结了她的城市梦，她一开始极力抗拒着黑亮一家人，但麻子婶的出现给胡蝶沉重的生活带来一缕空灵，尤其是学习剪纸花花后，胡蝶的内心竟平和、安静起来。她逃出屹梁村，又自愿回到屹梁村，剪纸花花是她彻底接受村里的生活并甘愿与之发生精神联结的起点。

《废都》中的文化名人庄之蝶，最爱听的是民间埙乐。《白夜》中塑造的知识分子虞白，精通古琴、作诗等高雅艺术，却仍旧摆脱不了精神上的苦闷，直到跟着库老太太学习民间剪纸和自创布堆画，她才真正找寻到内心的寄托。“外来者”作为叙述视角，在一定程度上，是作家民间审美态度的代言人，体现着作家的思想与情感。西夏、虞白们迷恋民间审美文化，并在精神上受其浸染，暗含着作家对民间审美文化的肯定性态度、情感，折射出作家对传统与现代的深层思考。

三、民间审美文化书写的意义

贾平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每一部小说中都会涉及民间审美文化书写，像《废都》中反复吹奏的埙乐，《白夜》中的剪纸、布堆画、目连戏，《秦腔》中引述的戏文、曲谱，《高老庄》中的民间碑刻、画像砖，《古炉》中的皮影，《极花》中的剪纸，《山本》中的尺八，《暂坐》中用于室内装饰的壁画等。这种大量、反复的书写，使得民间审美文化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客观呈现，而是作为有意味的形式传递出独特的意义。

第一，彰显了民间艺术的救赎作用。民间艺术诞生于广阔的民间大地，是劳苦大众真实生活、思想情感的自发表露，蕴含着底层社会的伦理、道德、信仰等。反过来，民间艺术又以喜闻乐见的民间形式，安慰着底层民众，成为他们精神的家园。千百年来中国民间的生活总体上是苦难的，尤其是大西北民间，生存环境极其险恶，他们的心灵需要一个归宿来安放生活的艰辛。

小说《极花》描写了农村底层妇女麻子婶苦难又轻盈的人生。她改嫁三次来到屹梁村，却因为没有生孩子遭到丈夫的嫌弃欺凌。她的人生因为饱受婚姻的苦楚变得艰难、沉重，是剪纸花花滋养了她，教她领悟到艺术和人生的真谛。她说：“剪什么不能剪得太像，要剪得让人一看就知道是那东西，但又不是那东西，又像又不像，仔细一看比那东西还那东西。”[14]156她还说：“我这一辈子用过三个男人，到头来一想，折腾和不折腾一样的，睡在哪里都睡在夜里。”[14]75也是剪纸花花，让胡蝶和麻子婶相识。急切渴望融入城市生活的女孩被拐卖到偏远山村，这本是一个沉重、绝望的故事。阴暗、狭窄的窑洞令人窒息，是“剪纸花花”给她带来一抹轻盈和亮色。黑亮说：“门窗是有些硬，我给你贴上纸花花就显得柔和了。”[14]10胡蝶跟着麻子婶学习剪纸花花，在民间审美世界里逐渐找到了精神的归宿。她不再一味排斥黑亮家，性情变得越来越随和客气，甚至连孩子都好管了。

《秦腔》中，主人公夏天智酷爱听戏、唱戏、画脸谱，临终时头枕着《秦腔脸谱集》、面盖着马勺做的脸谱，才肯闭上双眼。他人生所有悲苦的消解都离不开秦腔戏。夏天智早年被关进牛棚不堪承受批斗，打算上吊寻死，突然听到牛棚外的厕所里有人在唱很好听的秦腔，他心想这么好的戏自己还没唱过，死啥呀？于是解下脖子上的绳，不再寻短见。后来，每当无尽的痛苦和绝望袭来时，夏天智总会在第一时间想到听戏，一折又一折的秦腔戏成了他精神宣泄的唯一出口。贾平凹在散文《秦腔》中说：“当老牛木梨疙瘩绳，在田野已经累得筋疲力尽，立在犁沟里大喊大叫来一段秦腔，那心胸肺腑，关关节节的困乏便一尽儿涤荡净了。”[15]这种意义上的“秦腔”，已不单单是地方剧种，而是百姓民俗生活与精神追求中无法割舍的一部分。它既隐藏了民间底层社会的生命密码，也是他们审美化人生实现的载体，彰显着民间审美的艺术救赎作用。

第二，传播了优秀民间文化。民间文化是一个民族世代传承的文化遗产，中华民族优秀灿烂的传统文化是由社会各个阶层创造出来的，“每个民族的文化中都含有不同阶层的文化成分，其中既有占有优越的政治、经济地位的统治阶级所创造和保持的上层文化，也有处于社会下层地位的被统治阶级创造和传承的民间文化，还有社会中层阶级（如自由知识分子、商人和技术人员等）的文化。各个阶层的文化之间互相交流、互相影响，共同构成了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民间文化是这个文化传统的基础部分。”[16]从创作主体来讲，民间文化主要是由占人口大多数的下层人民创造的，是相对独立于官方文化的一种形态，具有农业社会生活的背景。受制于创作主体的自发性，流传方式的局限性，民间文化的传播力度、影响力远低于官方文化。贾平凹坚持民间写作立场，倾心和热爱民间生活，将大量民间审美文化写进小说，促进了民间文化的传播。

贾平凹本人是民间艺术和传统文化的爱好者，熟稔古典音乐和民间传统戏剧，喜欢收藏书法、绘画、剪纸等艺术品。他曾说：“我终生要感激的是我生活在商州和西安二地，具有典型的商州民间传统文化和西安官方传统文化孕育了我作为作家的素养。”[9]317

贾平凹小说中的一些民间艺术、民间艺人都是有原型的。《白夜》中库老太太的原型，是咸阳旬邑县民间剪纸艺术大师，被乡亲们喜称“剪花娘子”的库淑兰。老人一生受尽苦难，年幼辍学，在封建包办的婚姻中受尽虐待；中年丧子，十三个孩子有十个被穷苦和疾病带走；晚年遭厄，65岁掉进枯井几乎丧命。贾平凹收藏着老人生前的几幅剪纸，并将其精湛的剪纸艺术写进小说。

《白夜》中穿插了许多目连戏的内容。贾平凹自述，1993年夏天，他观看了五台目连鬼戏，被其“阴间阳间不分，历史现实不分，演员观众不分，场内场外不分”[17]的独特表现形式所吸引，在竭力搜集目连戏资料的基础上，将这种民间传统戏剧写进小说，使得“目连戏”这种独具特色的地方戏剧被广大读者知晓。

一些濒临绝迹的民间艺术，也因为贾平凹的小说书写而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埙是中国最古老的吹奏乐器，诞生于先民长期的生产劳动实践。《诗经》中有“伯氏吹埙，仲氏吹篪”的佳句。但近现代以来，人们对埙的了解多停留在史前考古的层面。1992年，贾平凹在构思《废都》时意外听到了埙的吹奏声，被其独特的音乐品质所吸引，专程拜访了吹奏者刘宽忍。在埙幽深、悲凄、哀婉的音色中，贾平凹找到了废都的感情基调，塑造了爱听埙乐的庄之蝶形象。1993年小说《废都》出版之际，贾平凹和刘宽忍联袂出版了《废都》的埙乐专辑，让普通大众第一次通过文学作品熟悉了古乐器——埙。之后，埙乐迎来了在国家大剧院的演出，西安成立了多家制埙作坊和埙乐社。某种意义上，贾平凹的小说创作促成了古乐器“埙”的复活，中华民族音乐的内涵和质地也因此得到了更新。

民间审美以“俗”为特征，根植于乡土地理和民众的日常生活。贾平凹对民间审美的关注，并不局限于简单的好奇，而是带着对中国传统文明的情怀和对民间传统艺术的欣赏，将其融入自己的小说书写，使其创作呈现出鲜明的民间审美取向。贾平凹小说中大量的民间审美文化，与人物形象的精神世界相联系，彰显了民间艺术的精神救赎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间艺术文化的传播。伴随着贾平凹作品在国内外的广泛发行，其小说中的各种民间审美文化元素必将对传承与振兴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发挥积极作用。

四、结语

贾平凹的成长经历赋予他独特的民间生活记忆，他骨子里始终流淌着对民众日常生活、民间审美的倾心与热爱。20世纪90年代以来，贾平凹的写作立场转向民间，写作趣旨由雅入俗，呈现出鲜明的民间审美取向。与“俗”交相辉映的是对民间审美文化的原生态展现。从文学发展轨迹看，贾平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民间审美文化书写，呈现出流动着的生活痕迹，符合“文学是人学”的要求，从文化角度看，书写民间审美文化，彰显了民间艺术的独特价值，传播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伴随着贾平凹小说在国内及世界各地的流行，他的民间审美文化书写必将更好地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阐发中国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