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多模态话语分析的《土门》英译本研究

薛雨

（商洛学院人文学院，陕西商洛 726000）

《土门》是贾平凹颇具特色的一部长篇小说，讲述了在仁厚村走向城市化的过程中村里人的挣扎与痛苦，表达了作者对城市、农村中的腐朽保守之态的双重批判。《土门》英译本（The Earthen Gate）由胡宗锋及其团队历时两年多翻译完成，于2017年底在全球出版发行。该译本的发行是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实践，可让优秀的文学作品走出国门，增进中西文化的理解沟通与共融共通[1]。与贾平凹《废都》《浮躁》等作品相比，《土门》的影响力稍显逊色。目前，对《土门》英译本的研究多数停留在翻译视角层面，如梁红涛[2]对贾平凹《高兴》《土门》的英译本作对比研究，对文本选材、翻译策略、接受效果等英译过程的主要环节进行深入阐述。陈瑢[3]从再现伦理、服务伦理等翻译伦理学角度出发，对《土门》英译本中特色文化词进行分析。总体上，从语言学角度探讨《土门》英译本的研究较为缺乏。多模态话语，指运用视觉、听觉、嗅觉等感知系统，通过文本、图像、声音等多种方式和符号资源进行交际的现象，模式、媒介、模态是多模态话语分析的重要维度[4]。张德禄[5]根据系统功能语言学，从文化层面、语境层面、内容层面、表达层面构建了多模态话语分析的综合框架，从文化、情境、语法、话语意义等多个层面进行了深入研究，探讨多模态话语之间的互补、协调、联合等关系，丰富了多模态话语理论研究，拓宽了多模态话语研究领域。本研究拟采用张德禄的多模态话语分析综合框架，从文化层面、语境层面、内容层面、表达层面考察《土门》英译本的多模态话语特征。

一、文化层面

多模态话语分析理论认为文化在多模态话语交际中起着关键作用，涵盖整个文化所蕴含的意识形态、意义潜势、行为模式，可细化为思维模式、生活习惯、处世哲学等要素，且强调译者在翻译实践中，除了探讨相关的翻译策略与技巧，还需重点考量原文本中方言、俗语、民俗等文化现象[5]，为多模态话语的准确译出提供了理论支撑。《土门》原文本中出现“涩涩”“江江水水”“宽展”“喤泠泠”“倒头”等方言，以及“当小官上不是人，下也不是人，老鼠在风箱里两头受气”“人老了是不是怕死爱钱没瞌睡”等俗语，“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这日抱婴儿出门，碰上谁谁就是干爹”等民俗，蕴涵大量的地域文化。

在多模态话语中，主要通过不同模态的相互配合实现话语交际的最佳效果，探寻多模态话语的语法、话语结构，区分图素、图式、图像等图像语法。“瓷”在陕西方言中有“坚硬”“迟钝”“呆傻”“不灵活”等释义[6]68。原文本中眉子对房屋进行现代化改造，梅梅看到后故意表露震惊、羡慕之意。原文说“眉子明显的是瓷在那里”。按照多模态话语分析理论，“瓷”具有两个层面的图式，一是叙述眉子不知所措、不知所云的心理画像，二是刻画眉子出乎意料地发愣的画面图像，在英语中，dull/motionless/still/resting分别表示迟钝、静止不动等意义，无法完全诠释方言模态，英译“Brow was stock-still”刻画眉子当时逻辑混乱、失神发呆的心理图像及画面图像，凸显方言意义潜势，较为传神地表达出原文释义。

“架子”意为自以为是、装腔作势，在方言中常用“架子大”“摆架子”等表述。原文中成义说出“人是要有架子呀，猪没个架子都长不大哩，村长也是个官啊！”根据多模态话语分析理论，人由头、四肢等图素组成，村长成义、矮矬子主任、村委会办公室都是图式，构成解决仁厚村车棚事件的故事要素，架子实指成义拿出村长的作派和架势，与矮矬子主任斡旋，最终取得成功，属于动态图像。英译本对应文为：“A man needs to put on airs sometimes.A pig never grows up without putting on airs.When all is said and done,a Village Head is a government official”[7]104。英译本中的“put on airs”将方言中“架子”的处世哲学和盘托出，折射出部分基层公职人员根深蒂固的管理观念，将成义以村长之名拿出固有的腔调及姿态刻画得淋漓尽致，这样处理既有听觉模态，又有视觉模态，两者同时刺激读者的感官，增强话语的交际功能。

黄表指迷信的人祭祀鬼神时用的黄色的纸[6]174。《土门》用于形容人病入膏肓的面色，原文中“黄表脸的病人”指寄居在梅梅家中身患肝病的病人，其面色晦暗或出现古铜色面容。面色发黄在汉语中经常代表一种病相，从模态的角度出发，“黄表脸”主要涉及视觉语法，图画结构与句子语法结构相互配合，使“黄表脸”这一意象更加具体、逼真，英文“pale”表示面色苍白，但英译本并未选择“pale”，而将其译为“the sallow-faced patient”，形象地描绘出一个面色如土、脸色灰黄的病人，和原文高度契合。结合情境语境，原文本中发烧指心虚、心里发慌或受到指责后面部灼热，是一种心理反应的表征，并非体温超出正常范围的发热现象。按照多模态话语分析理论，发烧侧重描绘心理图像。原文中，魏小小的老婆和两位妇人街上骂仗，妇人说“小小家的，你骂谁的？”魏小小的老婆回应“谁发烧就骂谁！”因译者对小说语篇布局、模态理解偏差，将魏小小老婆话语误作妇人话语，译文“Little Wei＇s women,who are you swearing at?Who＇s caught a fever”。此处翻译存在部分误译现象。根据思维模式及方言意义，原文中的“发烧”译为“get nervous”较为合适，可实现多模态话语的意义对等。

整体而言，在文化层面，英译本可将原文本中多模态话语所蕴含的思想观念、行为模式等文化现象“译出来”，保存原文本的文化元素，传播中国本土文化，使原文本语言的多模态性在译文中得到充分展现，为中外文化交流搭建良好平台。

二、语境层面

在多模态话语分析理论中，话语范围、话语基调、话语方式等语境因素是影响语言交际的制约因素，对原文本情境语境、文化语境等具体语境的准确翻译需在一定的交际模式中进行[5]。《土门》中有多组人物对话，如成义—梅梅、梅梅—眉子、范景全—梅梅、梅梅—老村长等，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角度分析多模态话语，每组人物对话都在具体情境与文化语境中产生，话语主题、话语角色、交际渠道等各不相同。成义—梅梅的话语范围包括仁厚村建设、管理、发展等主题，兼有口语、书面语两种形式，是村长与村里人之间的语言交际活动。梅梅—眉子的对话多为感情、境遇、价值观等的沟通交流，以口语形式居多，是仁厚村女子之间的言语活动。

例1梅梅与眉子对话，原文：

我说：“我什么都不要了，真的，都是一堆英文字……你到底还是仁厚村的人，这房子还是在仁厚村里。”

“这我知道。”眉子说，“梅姐，村人另待我，我哭过多少次哩。……我救了阿冰，其实是阿冰救了我。阿冰，阿冰——”[8]18

译 文：＂I want none of these,＂I declared.“Really.A heap of English letters...,you are still a member of this community and your house still stands here.＂

＂I know this,＂Brow replied.＂Sister Plum,the villagers treated me differently and...I saved him,but in fact he saved me.A-Bing,ABing!＂[7]37

多模态话语分析理论将语言模态纳入话语分析的范围，实现内容层向表达层的转变，同时使物质语境因素转变为物质生理语境因素，丰富了模态意义，稳固了实现模态的物质实体，文字、图像等组成的多模态语篇拓宽意义所指，使上下文情境更加真实生动，称谓、内容等语言模态作用于同一个交际事件中，使原文本所刻画的人物形象惟妙惟肖。例1中，原文本通过语言模态刻画不同的人物画像，凸显两人交际的情境语境，预设对话双方的身份、价值观等。Brow（眉子）与Sister Plum（梅梅）构成话语的参与者，梅梅话语中连用5次“you”，情意深长地劝导眉子，眉子用“Sister Plum”称呼梅梅，两者的情景身份、对话内容决定了语篇的情境语境。“I declared”凸显了梅梅话语中的坚定，“our fellow villagers”拉近了眉子与村里人的距离，使眉子与村里人的紧张关系得到缓解，“how well you marry”“what kind of life you lead”等译文更是打动人心，让眉子意识到梅梅始终是她的好姐妹，“a member of this community”“your house still stands here”更是让一心向往城市生活的梅梅有了最终的精神寄托，“treated me differently”“cried many times”描述梅梅的境遇、委屈、烦难，“never come to”“never expected that”表明梅梅对村里人的积怨和对阿冰的感激之情。译文通过语言模态的构建与创造，着力描写梅梅、眉子的内心世界、社会经历，与梅梅热爱乡村生活、眉子渴望城市生活的人物形象相符合，译文话语过程所属类型将原文的语境因素成功展示出来。

例2梅梅与成义对话，原文：

我一下子扑过去，啪地抽了他一个耳光，“你疯了！疯了！鬼迷了心了！”自己倒气得哭出声。

……

成义突然双手一举，身子竟腾空向后翻了一个跟头。“梅梅，仁厚村是对的，云林爷是对的！”[8]41

译文：I leapt and delivered him a hard slap across his face.＂You are mad.Crazy!You must be possessed by a ghost.＂

I was angry to the point of crying.

……

Without warning,Chivalry raised his hands and performed a backward somersault.

＂Plum,＂ he said, ＂the villagers are right and so is Grandpa Cloud Forest.＂[7]79

多模态话语分析理论认为情境语境与文化语境相互关联。情境语境指语篇的即时环境，包括自然话语、姿势、面部表情等。文化语境涉及整个语言系统环境，是经济、政治、社会等结构的产物。情境语境是文化语境的具体表现，文化语境是情境语境的抽象系统。原文本中，通过梅梅、成义的语言模态及身体模态使话语交际方式更加系统全面。在描述梅梅找到成义后的悲喜交加时，梅梅认为找到成义当村长，仁厚村就有希望，但成义却深陷球场骚乱不可自拔。译文用“leapt”“delivered a slap”“crying”描述梅梅的失望、懊丧，在告知人们推荐成义当村长的决定以后，用“frozen”“really”“why”“whose”形象地传递成义从发呆到理智问询的过程，“performed a backward somersault”“the villagers are right”等则描述了成义难以掩饰内心的激动及当好一个绝不辜负众望的村长的决心。通过对语言模态、身体模态的准确转换，译文生动地描绘了会话双方的动作、表情，凸显了会话发生的即时环境。

多模态话语的文化语境包括行为潜势、意识形态等文化意义系统。译文“possessed by a ghost”“delivered a slap”成功预设了原著的神秘色彩。梅梅认为成义是鬼迷了心，上前抽了成义一耳光，使成义保持头脑清醒。译文直观描述民间传说，使国外读者仿佛看到中国特有的风俗人情、思维方式等民族性因子。此外，英译本对“云林爷”的处理也较好地体现了文化语境翻译的要求。原文本中云林爷可视作一个明显的文化符号。云林爷是原文刻画的理想人物之一，云林爷的“病夫治病”“神气”等文化语境成为翻译过程中的难点问题，译文“Grandpa Cloud Forest”的译法看似简单机械，实则寓意云林爷的坚守、智慧、神秘、无我，使译文获得预期的文化意蕴。

通过译者对多模态话语转换的深入挖掘和斟酌，英译本在情境语境、文化层面等语境层面更好地诠释了原文本，在人物话语性质、社会关系及意义结构上，传达了作者写作的初衷，向受众全面展现了中国式对话及其所镌刻的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元素。

三、内容层面

多模态话语分析理论认为内容层面包括意义、形式两个方面，具体表现为概念意义、人际意义和谋篇意义，不同形式的模态相互作用，实现语篇意义[5]。部分学者从语法关系、图文关系研究多模态话语，以期重新建构话语意义，使话语研究从静态走向动态。在文学作品原文本中，尤其是小说中，涵盖“看”和“听”的大量描述，视觉模态、听觉模态表现形式较为丰富。

从多模态视觉语法的角度来讲，在文学作品翻译过程中，为构建与原文本多模态话语吻合的视觉图像，再现意义、互动意义、构图意义都是译者需重点考量的要素[9]。原文本“下饺子一样往下跳”“蚂蚁窝突然扔个火炭”“把你烧着吃了你还以为给你取暖哩”“嚼舌根，天打的，雷击的，遭瘟绑票挨枪子的”等描述在英译本中分别被译成了：“dumplings being tipped into a wok”“as if an ant＇s nest had suddenly been stuck by a burning briquette”“he＇s trying to warm you when he＇s actually barbecuing you for food”“be slain by the heavens”这些翻译一方面强化了视觉效果，同时也实现了两种文本之间的意义等效。

原文本第一章说：“六月的天打着旋涡的麦浪没有了，静穆得如千手观音的柿树没有了……酸枣刺破了手指”。其中包含大量视觉模态信息，在再现意义层面，原文描述属于叙事过程，出现麦浪翻滚、繁茂的柿子树、乌鸦报丧、喜雀报喜、剜荠菜、蚂蚱飞溅等场面，刻画了乡村生活的纯真美好，再现了人们对乡村生活的向往。在互动意义层面，受众可体会到打着旋涡的麦浪、枝繁叶茂的柿子树、带来厄运的乌鸦、提竹篮去剜荠菜等，将乡村生活刻画得淋漓尽致。在构图意义层面，原文本勾勒出清新脱俗、空旷无垠、万物和谐的乡村生活画面，“柿树没有了”等否定意义的运用，更加彰显了乡村生活的弥足珍贵和一去不复返。将相关表述译为“wheat waves”“persimmon trees”“crows”“magpies”“shepherd＇s purse”“bamboo baskets”“grasshoppers”，通过“roll”“stand”“swooping over”“dropping by”“took from”“prick”等动词使叙事过程得以完整再现。在互动意义和构图意义上，译文弱化人称主语，突出物称表达，借“wheat”“grasshoppers”“magpies”等客观事物塑造人的感知，达到以物抒情的效果，增强了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关联互动，突出一幅自由、惬意、唯美的乡村生活画面。

在文学作品中，多模态话语的听觉模态多表现为声音符号的交错使用，具体包括声音视角、声音时间、曲调等方面。听觉模态在《土门》原文本中并不少见，字里行间都有清脆、柔和、悲切、高亢等韵律。秦腔、二胡演奏、自编歌曲、改编歌曲，以及“笃笃地响”“算黄算割”“喤泠泠”“喊喊叫叫”“呸呸呸”“哇哇地”“金声丝声土声肉声”“猫头鹰叫”等描述，在英译本中被表述为“The tunes of Little Cabbage and Cold Cave were to be heard blaring out”“Pumping out a melee of metal,strings and voices”“letting out a tinkling sound”“shouting and yelling”“Pooh，pooh，pooh”等可对等传递原文本听觉模态信息。

原文本中，成义是一个走南闯北的乡村干部，他自编了一首《我是一个流浪汉》。自编歌曲尽显幽默、诙谐，对城市的人、事、物都嗤之以鼻，用受不惯、听不惯、穿不惯等作为韵脚，使歌曲自带节奏感，现场人群都唱起这首农民之歌。

例3歌曲原文：

我是一个流浪汉

全国各地我都走遍

我是一个单身汉

各地的姑娘我都谈遍

北京的姑娘和我谈

她会玩政治我受不惯

……

至今我还是个单身汉

仁厚村里我才最习惯[8]93

译文：

I＇m a wanderer,

Who has been all over the country.

I＇m a bachelor,

Who has dated girls from every province.

When a Beijing girl dates me,

With her political tricks,I don＇t agree.

……

So far,I still don＇t have a wife-to-be,

The life in my home village most suits me.[7]177

英译歌曲以“me”“agree”“be”为韵脚，运用“tricks-talk”“food-face”等头韵修辞，译文歌曲结构简明，语言优美生动，将原文本中的听觉模态进行了充分表征。

因此，在多模态话语内容层面，英译本基本实现了视觉模态、听觉模态的对等转换，在视觉语法、听觉语法的指导下，勾勒了与原文本意象一致的多模态语篇。

四、表达层面

多模态话语分析理论强调文学作品通过语言媒体实现意义传播，语言分为伴语言、纯语言两类，包括字体、排版、文字等要素[5]。和原文本相比，《土门》英译本中出现了斜体、大写、上标、中英混合、封面设计等多种模态要素，创新原文本意义表现形式，增强了模态的物质性，更易于外文读者解读。

原文本山墙上、院墙上的“拆”，以及拆迁标语“坚决执行市政府改造西京的工程规划”“消灭破烂死角，建设新城市”，译文分别用大写英文“DEMOLISH”“RESOLUTELY EXECUTE THE PROJECT PLANNED BY THE CITY GOVERNMENT FOR THE RENEWAL OF THE WESTERN CAPITAL”“WIPE OUT THE DILAPIDATED DEAD CORNERS AND BUILD A NEW CITY”等表述，着重强调了不管村里人如何捍卫自己的土地，仁厚村即将被拆迁的事实都已无法改变。原文本“头上戴草帽是草字头，人在中间，身下是树为木，正是一个茶字”“写一个‘田’字”。英译本则以英文+汉字+拼音的翻译模式，将其译作“A'straw'(艹)hat on the head,a'man'(人)in the middle and a'tree' (木 )beneath him made the Chinese character for'tea'(茶)”“it was a 田（tian,'field'）”，既清晰表达了原文本信息，又呈现了象形文字的特征，有助于受众理解、接受译文。多模态翻译可展现互文和隐喻的符际特征，塑造中国爱好和平、与仁者亲近、与邻邦友好的大国风范[10]，原文本涉及富涵中国传统文化的表述，如古文、诗词、文学作品、神话故事、历史人物等，英译本多采用英文斜体（人名除外）+上标字母作尾注的方式进行处理。如qigongn（气功）、Zhang Lian Sells the Clothag（张连卖布）、the Stories of Twenty-four Filial Sonsbe（二十四孝）、A Collection of the Documents in the Yan＇an Rectification Campaignbn（延安整风运动文件汇集）、Lu Xunai（鲁迅）、Zhuge Liangbt（诸葛亮）等。为引导读者翻阅尾注，Lu Xunai在尾注中被处理为“ai Lu Xun(1881—1936)was the outstanding essayist,revolutionary provocateur and controversialist of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China”[7]363。此种排版设计将丰富多彩的中华文化推介出去，增进了外文读者对中华文化的了解与向往。吴平认为文学作品的各种译本封面以不同的社会符号重构小说叙事模式，实现了理念意义、人际意义、组合意义的固有功能，传递了原文本的现实主义观照情怀[11]。《土门》英译本的封面按照RGB标准处理色彩，封面颜色以暖色为主，画面呈现秘鲁色的土房、一扇土门、金桔黄色的狗、身着陶坯黄西装的农民。封面顶端的白色英文“Jia Pingwa”“The Earthen Gate”尤为突出，此种设计具有较强的视觉冲击力。此外，封面中的人、物也别具寓意，土门与该书书名一致，狗是作品中的阿冰，农民可视作仁厚村的所有人，土房极具时代意义，代表了中国20世纪70—80年代的农村发展现状。原文本序言中说：“有必要提醒读者的是书中的象征和寓言……改革是一股滚滚洪流”，英译本的封面设计可以博取大多数外文读者的眼球与贾平凹序言中的强调具有异曲同工之妙。总之，就多模态话语表达层面而言，英译本采用色彩、字体、字号、排版方式等媒介信息，丰富了原文本的多模态表达，成功实现了原文本的意义传播，将中国特有的城市化过程、传统文化、历史记忆等保留并推介出去。

五、结语

人类利用各种感官相互作用，将语言及相关联的意义符号连接起来，产生多模态话语，对文学作品进行多模态话语分析，可深度发掘作品中所隐含的意识形态[12]、行为习惯、传统文化等元素，对文学作品进行精准解读。本文从多模态话语角度考察翻译作品的语言特征、翻译风格、文化元素，探讨了翻译作品的语言学研究路径，实现了语言学、翻译学在理论层面及实践层面的高度结合[13-14]。从多模态话语角度审视《土门》英译本，可让读者感受到中国的人情世故与优秀文化，如亲眼目睹社会转型过程中人们的精神痛苦和内心挣扎，身临其境感受改革的滚滚洪流。英译本充分再现了原文本的意识形态、情境语境、文化情境[15-16]，凸显了视觉、听觉模态，将处世哲学、行为习惯等元素较为精准地译出来，对传播中国文化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英译本更好地诠释了原文本在语境层面上的人物话语性质、社会关系及意义结构，传达了作者写作与译者译出的初衷，向受众全面展现出中国式的对话，用色彩、字体、字号、排版方式等媒介信息呈现多模态语篇[17]，折射出中国改革开放后城市化的侧面映像，为推介传统文化与地域文化、“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一定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