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德《华夏集》中河流意象的空间构建

任桂婷

（商洛学院人文学院，陕西商洛 726000）

文学作为人类一种重要的精神活动内容与生命存在方式，毫无疑问会受到文化地理环境的影响。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指出“文与天地并生”[1]，意思即为文学与它所产生的地理环境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每位作家都生长于一定的文化地理环境中，他周围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一景一物会对他的精神境界和思维方式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这种文化地理环境的影响进而不可避免地反映到他的文学作品中。河流作为地理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也频频成为古今中外文学作品描写的对象。司马云杰[2]认为，文学作为一种艺术表现与创造形式，以富有诗意的想象力将河流景观进行重塑，丰富了河流文化，赋予“河流”这一地理空间文化表征的意义。美国学者达肯[3]也认为，世界河流对人类精神文化有着重要的影响，河流通常能让人产生众多的联想，因此世界上一些著名的河流如莱茵河、多瑙河及其他许多小河流都成为文学和艺术爱好者作品中常见的主题和对象。在国内，黄河、长江被称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山河”“江山”成为领土与政权的代称[4]。中华许多河流正是因为历代文人墨客通过“山水诗”“山水画”反复书写吟唱，才得以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符号经久不衰[5]。

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是美国现代诗歌的奠基人和代表作家，他研读过许多中国诗词，将大量的中国古诗翻译成英语，开创了美国20世纪初的“新诗运动”。《华夏集》（Cathay）是庞德根据东方学专家欧内斯特·费诺罗萨翻译的中国古典诗歌改写而成的[6]108，收录诗歌19首。1915年4月《华夏集》一经出版，即得到普遍好评。庞德的好友福特·马多克思认为，《华夏集》中的诗是至高无上的美；如果这些诗是原著而并非译诗，那么庞德便是当今最伟大的诗人[6]133。肯纳对《华夏集》的艺术成就极为推崇，将其中的译诗当做优美的英文诗篇[7]20。艾略特为此称赞庞德为“中国诗歌之发明者”，并说“通过他的文字我们终于能真正地了解原文了。”[8]很多美国作家通过庞德的译述了解中国的文学和文化，从而掀起了中国文化西传的热潮。

在《华夏集》中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河流意象频繁出现。那么，庞德笔下的河流有什么特点？这些河流意象是如何构建的？庞德对河流的地理感知又是如何形成的？本文将从《华夏集》文本出发，分析其中河流意象的空间构成要素及这些意象产生的地理影响因素，考察河流意象作为中国文化的载体在国外传播的效果及其影响。

一、河流在《华夏集》中的呈现

纵观《华夏集》中的19首诗，河流意象及其主题表现非常突出（见表1）。仅在标题中就出现了3次，例如：李白的《江上吟》和《侍从宜春苑奉诏赋龙池柳色初青听新莺百啭歌》，庞德将其合并译为《河歌》（The River Song），《长干行》的译名为《河商之妻的一封信》（The River Merchant's Wife:A Letter），《送孟浩然之广陵》 的译名为《江上别》（Separation on the River Kiang）。这些题目直截了当，以河流为主线，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除了标题，河流意象在其中15首诗中也是频频出现，既有江、河、溪、泉、水（river,water,eddies,stream,pond,fountain）等较为直观的河流意象，又有bridge,boat,sail,sea,snow,rain,dew等能够让人联想到与“送别”“思念”“重逢”“怀旧”等情绪相关联的间接的河流意象。另外，杜夕如[9]曾经对《诗经》中的河流意象进行统计，《诗经》中出现“河”字59次，“水”字112次，其中“河水”12次；“泉”字44次，其中“泉水”6 次；“舟”36 次；“川”字 16 次。由此可见，河流意象在《华夏集》中的频繁出现绝非偶然。

表1 《华夏集》中的河流意象

续表

庞德在《关于意象主义》一文中写道：“情感不仅产生‘图示单位’和‘形式的排列组合’，它也产生意象。”[10]可见，任何一位作家的创作都离不开人的情感，情感是文学创作的源泉。但凡有艺术成就的作家，他们都具有在生活中发现美、感受美、传递美的能力。他们能从司空见惯的事物中，发现其新奇之处；能从平淡无奇的生活中发现其中所具有的惊心动魄的、感人肺腑的东西；能从那些细微末节之中发现具有重大意义、深刻蕴含的东西。然后将自己的感受以借物抒情、托物言志的方式在作品中通过某种意象传递给读者。河流存在着与诗人内心情感同构的“力的图式”，故而庞德在《华夏集》中频繁引入河流意象。

二、河流意象的空间构建

曾大兴[11]143认为，在诗、词等以抒情为主的短篇作品里，存在着或隐或显的地理空间，这些地理空间在情感表达、意境构建等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华夏集》亦是如此，河流意象即通过显性空间要素和隐性空间要素得以构建。

（一）河流意象的显性空间

景、物、人、事等客观因素构成了显性空间。河流意象的显性要素在《华夏集》中随处可见。景观包括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是人物活动、故事发生的具体空间，情节展开和推动的具体的中心、路线和边界，是作者抒情言志的媒介和凭借，也是触动和激发灵感的酵素。《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这首诗是李白于天宝九载（750）前后写给好友元演的。当时，正是诗人政治上遭受挫折，第二次离开长安之后，诗中历叙与元演四番聚散的经过，抒发了诗人在政治上遭遇失意，深入体验了社会现实与世态人情之后的失落与感慨之情。

庞德将其译为颇具浪漫色彩的《流放者的信》（Exile's Letter），表明了庞德站在诗人李白和诗中主人公之间，通过对情感体验的理性化，找到了他所要表达的感受和自我意识。其中的河流景观如“天津桥”“渭桥”“晋祠流水”“百尺清潭”等，正是李白和元演四次聚散时所经过的路线。庞德分别将其直译为bridge at Ten-shin,your river bridge,the dynamic temple with water,the water a hundred feet deep，与中国诗歌中往往以河流为离别的场所是一致的。在《长干行》中，河流景观如“瞿塘滟滪堆”（Ku-to-Yen）、“长风沙”（Cho-fu-Sa），都衬托了少妇思念丈夫的情感。《送孟浩然之广陵》一诗，庞德将“烟花三月下扬州”译为“The smokeflowers are burred over the river”，“扬州”这个地名与河流景观密切联系在了一起。

实物不同于景观，两者虽然都具体可感，但景观固定于一时一地，而实物则可以整体移动，它可以在它所产生的那个地理空间做短距离的移动，也可以超越它所产生的那个地理空间做长距离的移动。当然，有些实物有鲜明的地域性，于特定的地理空间产生、在特定的地理空间使用。人们习惯于使用哪一种实物，是受到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和制约的[11]157。在《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中，李白追忆自己与元演“泛舟弄水萧鼓鸣”，他们携带乐班歌女，泛舟于清波之上，欣赏歌舞，饮酒为乐。庞德将这句诗歌译为“With boat floating,and the sound of mouth-organs and drums”。“舟”（boat）作为一个实物，能够反映当地群众的娱乐方式。晋水从这里发源，风光极美。人们闲暇时可以在湖面上浮舟弄水，击鼓吹箫，真是轻松愉悦。除此之外，庞德将李白《江上吟》中的“沙棠舟”译为“shato-wood boat”，《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中的“孤帆”译为“lone sail”，陶渊明《停云》中的“舟车靡从”译为“no boat,no carriage,approaches”，这些实物的直译，既是对诗人追求美好、惜别友人或思念亲友等情绪的传递，又生动地构建了美好的河流意象。

河流意象中的人物塑造在《长干行》中尤为突出。诗歌以一位居住在长干里的商妇自述的口吻，叙述了她的爱情生活，倾吐了对远方丈夫的殷切思念，塑造了一个具有丰富深挚情感的少妇形象。长干，是地名，在今南京市秦淮区中华门外秦淮河南。《长干行》属于乐府曲调名，原为长江下游一带的民歌，内容多写江上渔家生活，抒发船家女子的生活感受[12]。庞德根据其对整首诗叙述者身份的判断将其译为《河商之妻的一封信》(The River-merchant's Wife:A Letter)。在这首诗中，“河商”虽非抒情主体，但是少妇的一切思想情感都随着“河商”位置的移动而不断变化。因此，“河商”的工作性质及经商路线也成为理解少妇情感变化的关键因素。中国古代，陆地交通不是很发达。而位于长江中下游的江苏扬州一带，物产丰饶，水运发达，这里富甲天下，商贾云集。少妇所思念的丈夫，正是这些商人中的一员，他们为了逐利逐富，常年奔波于长江两岸。长江自古以来由于江水流量大险滩多，在三峡改造之前一直是比较凶险的。就是这样的经商路线塑造了一个吃苦耐劳，不畏艰险的“河商”形象。

《华夏集》中的事件也是构成河流意象的一个重要因素。李白《江上吟》以泛舟江上，歌舞诗酒相伴发端，表达了对权力、富贵的鄙弃，对自由的向往和对自己才华的非凡自信。《侍从宜春苑奉诏赋龙池柳色初青听新莺百啭歌》是李白于天宝二年（743）春所作的一首应制诗，当时李白侍从唐玄宗游览宜春苑。诗中，李白用清新的笔调描绘了长安城青草如茵、柳丝如烟、新莺婉转的初春景象，并在欣欣向荣的景物描写中表达了对皇帝及太平盛世的赞颂。庞德误以为这两首是一首诗，将其译为《河歌》（The River Song）。将“江上遨游”和“皇帝游苑”这些事件发生的场所设置在河上，诗歌结尾的“功名富贵若长在，汉水亦应西北流。”[13]借不可能发生的汉水西流表达功名富贵难以持久的认识。汉水即汉江，是长江的支流，在历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常与长江、淮河、黄河并列，合称“江淮河汉”。汉江流经陕西、湖北两省，在武汉市汉口龙王庙汇入长江，总体走向是朝东南方向。诗人通过类比的方式，正话反说，强调功名富贵不会长在。他用这种违背常理的假设表现自己对功名富贵认识之通透，否定之彻底，并流露出嘲讽之意。《送孟浩然之广陵》是李白送别孟浩然的一首赠别诗，这次离别是在开元盛世，世事太平、社会经济繁荣，正是烟花三月、春意最浓的时候，从黄鹤楼顺着长江而下，一路都是繁花似锦。李白心里没有什么忧伤和不快，他向往扬州地区，又惜别孟浩然，所以送别的同时，胸中有无穷的诗意随着江水荡漾。庞德给这首诗的译名是《江上别》（Separation on the River Kiang），诗中将浩瀚无边的长江和暮春时节繁花似锦的扬州作为背景，绘制了两位风流潇洒的诗人充满诗意的离别画面，“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朋友的征帆已经消失在天的尽头，可诗人还在凝望着这空荡荡的江面，落寞之情油然而生，这个情感细腻、变化微妙的离别场景，被庞德用“江上别”极为传神地表现出来。

（二）河流意象的隐性空间

隐性空间构成要素包括情感和思想，既可以是作者的情感和思想，也可指作品中人物的情感和思想。在《华夏集》中，这些中国古诗中的河流意象总是和离别、重逢、思乡、怀旧联系在一起，成为了诗人寄托惜别、思念之情的媒介。李白的《送友人》是一首情意深长的送别诗，作者通过送别环境的刻画、气氛的渲染，表达出依依惜别之意。首联的“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交代出了告别的地点。诗人已经送友人来到了城外，然而两人仍然并肩缓辔，不愿分离。只见远处，青翠的山峦横亘在外城的北面，波光粼粼的流水绕城东潺潺流过。诗句中清澈的“白水”，更加凸显出诗人送别友人时的哀伤情调。庞德的译诗也完美传递了离别之愁。他将“白水”直译为“White river”，将诗人与友人的难舍难分、对离别的无可奈何烘托得恰到好处，尤其是那湾绕城的流水似乎又象征着绵绵离情，潺潺不绝。

陶渊明的《停云》是为思念亲友而作。酒樽里盛满了澄清的新酒，家园内排列着初绽的鲜花，本应是亲朋好友相聚的时光，可只能寂寞独坐，再加上阴雨绵绵，阻断了道路，车船不通，更加剧了诗人的忧愁。其中的河流意象“平陆成江”“舟车靡从”被庞德译为“The flat land is turned into river”“no boat,no carriage,approaches”，将这种思念亲友而不得相会、叹息无奈的情感抒发得淋漓尽致。《登金陵凤凰台》是李白被排挤离开长安、南游金陵时所作。“凤去台空江自流”体现了李白对历史的凭吊，当年六朝帝都金陵繁华的景象一去不复返了，只有长江的水仍然不停地流着。庞德将其译为“The phoenix are gone,the river flows on alone”，与诗人潇洒的气质和略带感伤的情怀相一致，大自然才是永恒的存在。“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强调了大自然的力量，也暗示了自己报国无门，触境生愁。庞德将其译为“The isle of White Hero splits the two streams apart”，意寓言外，饶有余味，体现了诗人对大自然的敬畏和对现实的无奈。

《长干行》是一首写商妇的爱情和离别的诗。诗中以商妇的自白，用缠绵婉转的笔调，抒写了她对远行经商丈夫的真挚的爱和深深的思念。庞德将其翻译为《河商之妻的一封信》（The River merchant's Wife:A Letter），突出了河商妻子的愁苦与无奈，她的愁和苦都与丈夫经商的河流密不可分，河流的凶险莫测无时无刻不在牵挂着少妇的心。“十六君远行，瞿塘滟滪堆”[13]（At sixteen you departed,forever and forever,and forever,you went into far Ku-to-Yen,by the river of swirling eddies）。瞿塘峡和滟滪堆是长江三峡中最为凶险的地段，也是少妇的丈夫经商的必经之路，庞德在翻译时补充说明这里布满了“密密麻麻的漩涡（swirling eddies）”，用地势的险恶来烘托思妇对丈夫的牵挂与担忧。“早晚下三巴，预将书报家。相迎不道远，直至长风沙。”[13]（If you are coming down through the narrows of the river Kiang,Please let me know beforehand,And I will come out to meet you,As far as Cho-fu-Sa）“三巴”是地名，即巴郡、巴东、巴西，在今四川东部地区，庞德将其直接译为“长江狭窄地段（the narrows of the river Kiang）”，可见丈夫的安危也在牵动着少妇的心。长风沙，又名长风峡，位于安徽省安庆市东五十里的长江边上，距离南京有七百里之遥。妻子不辞辛苦，到七百里之外的长风沙迎接丈夫。庞德用直译的方法（Cho-fu-Sa），突出了迎接之远，将妻子的思念之苦、期盼之切表达得淋漓尽致，妻子不因长江的凶险而退缩，也不因“长风沙”的遥远而畏惧，赞扬了少妇从一而终、对爱情忠贞不渝的传统美德。

三、河流意象频出的原因

要进一步研究《华夏集》中频繁出现的河流意象，有必要考察是什么样的因素影响了庞德对河流的感知。

（一）庞德对中国文化的接受

庞德于1885年生于美国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受到过良好的教育，从小就对诗歌创作充满了热情，十二岁起便开始读诗写诗，二十三岁便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诗集《一盏熄灭的灯》。1908年，庞德离开美国远赴欧洲，他抱着对当时美国文化的失望和对欧洲深厚的母文化的渴望，去追求他的文学理想。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庞德凭借自己的天赋和勤奋，在伦敦文坛上迅速赢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当时，西班牙裔美国东方学家费诺罗萨的遗孀玛丽正在寻找一位合作者。她的丈夫曾客居日本多年，研修中国古典诗歌，做了大量的笔记。1908年费氏逝世后，他的大量笔记未经整理而难以付梓。玛丽为了让丈夫的心血不致付诸东流，决定寻找一位理想的合作者翻译丈夫的“中文诗歌”。1912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她认识了时年27岁的庞德，对他大加赞赏，就把丈夫的笔记交给庞德去整理。

费氏认为一个民族的诗歌是该民族文化的精华，但是诗歌的根本又在于语言，所以理解一个民族的诗歌乃至整体文化的最佳方式就是理解该民族语言的特点[6]89。费诺罗萨的观点深深地影响了庞德。庞德通过阅读这些手稿，认识到中国是一个不同于英国但同样充满智慧的民族。在中国这个文明古国里，不仅有活生生的诗，还有和人类之爱相结合的自然之爱。于是他一次次突破西方文明和文化氛围，通过对中国文化的进一步吸收和理解，从自然中寻求人类自我纯净和文化资源更新的途径。20世纪初，他投身于“意象派”文学运动中，碰巧接触到独特的中国文字，他自然倾向于将其编收为己所用[14]。在编写《华夏集》时，庞德非常重视对整个文本意义的忠实再现，并不单纯强调对字面意义的翻译，因而能够从语言、意象等方面再现中国古诗的意境，呈现出中国古诗的美感[15]。正因如此，河流意象在《华夏集》中被原原本本地呈现了出来。

（二）庞德对河流文化的认同

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古时候，人们以为他们脚下的国土就是全世界。所以，在汉语里面，经常用“普天之下”和“四海之内”来表达“世界”。这让作为海洋民族的欧美人无法理解，“四海之内”怎么就成了“普天之下”？这是因为，对农耕民族而言，河流与自己的生活息息相关，远比大海更有亲切感。众所周知，诸如河姆度、半坡等文明往往兴起于江河之畔，并且沿着江河不断迁衍，逐渐发展和繁荣。古代中国农耕型文化生态系统造成了中国人乐天知命的生活态度及根深蒂固的伦理关系网。农耕民族只要顺应天时地利，及时播种、收获，其与自然界的关系是“天人合一”的。在中国文化里，山水不再是纯粹的自然，而是被人们赋予了优良品格的独特意象，反过来，这些意象又成为了人们磨砺品性的模范。所谓“比德山水”，就是借山水来建构人类的价值观和审美观。中国传统文化对文学艺术的影响广泛而深远。许多抒情诗人常常将自己的情感投射到斗转星移、云卷云舒、花开花落、鸟兽奔腾中。相比之下，在欧美国家所处的地理环境中，海洋占据了很重要的地位，这不仅决定了他们赖以生存的气候地貌，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他们的历史和文化。海洋民族为了生存，必须时刻与变化无端的海洋和气象进行斗争，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对立冲突的。

通过对中国文化的不断深入了解，庞德也开始对欧美海洋文化进行反思。比如在他的《水手》中，虽然没有毒龙、猛兽、巨人、海妖，但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海洋意象的修饰词中得到了体现，例如“恐怖的”（dire），“冰冷的”（ice-cold），“残酷的”（harsh）。而诗中水手所体现的精神正是个人英雄主义。庞德体会到了无节制的个人主义所带来的社会痼疾。面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庞德认为“这可能是两个同样令人憎恶的势力之间的冲突。”在发表于二战时期的《华夏集》中，庞德希望以中国的河流意象，及其背后的伦理体系做参照物，反衬彼时近在咫尺的世界大战。对中国人而言，一提到“水”，相比“大海”，更容易马上想到的是“河流”。所以，《华夏集》中大量的“水”都被直译为“river”。

四、结语

《华夏集》中的河流意象对现代甚至是后现代英语诗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也将中国文化的内涵传播得出神入化。传播的效果从美国诗人佐伊·阿特金斯（Zoe Atkin）在读完《华夏集》后给《诗刊》杂志主编所写的信中就可以看出来，当她穿过芝加哥的桥时，一看到桥下的运粮船，就不由自主地想起了中国，觉得这条河就好像中国的河[7]19。可见，《华夏集》中的河流给读者的印象是深刻的，其河流意象的构建是成功的。这些意象的构建既有显性空间要素又有隐性空间要素，他们共同为诗歌的情感表达、意境构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也促进了河流作为中国文化的载体在西方的传播与交流，让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文化为越来越多的西方读者所接受。

庞德在《华夏集》中构建河流意象绝非偶然，一方面源自于他与中国文化的机缘巧合，使他对中国文化充满了欣赏和向往；另一方面源于他对当时欧美社会弊病的反思，他希望借由河流所展现的中华文化的宏大与宽广净化人类的心灵，重构人类的价值观和审美观。对文化传播者而言，不仅要博览群书、胸怀宽广，更要有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要深刻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的现实价值，自觉担当文化传播重任，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世界各国文化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