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倾城之恋》对灰姑娘心理原型的沿用与突破

杜炫佼

（天水师范学院文学与文化传播学院，甘肃天水 741001）

原型批评是20世纪西方最重要的文学批评流派之一，兴起于20年代，50年代达到高峰，代表人物有荣格、弗莱等。“原型批评所探讨的是人类文学艺术活动与人的精神本体的关系，分析人类文艺史中宏观的带有深层规律性的问题，揭示人类艺术活动的精神本原、内在动机和心理机制，真正从人的主体方面、人类心灵活动方面揭示人类艺术史的发展轨迹。”[1]90原型批评强调从神话和文学作品中寻找和证明普遍的原初意象，从而发掘出人类集体无意识和深层次的心理文化特征。灰姑娘的故事最早起源于古埃及，改编流布甚广。这个故事被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的众多作家叙述，好像是一根长线，把不同民族人们的心灵世界连结在一起，也显现着女性所共有的文化心理特征——灰姑娘情结，即“女性对于自信的缺乏和对独立的畏惧”[2]。社会角色的不对等是导致女性缺乏安全感和畏惧独立的关键所在，她们在社会、经济上无法自立的传统地位，也迫使她们把婚姻当作唯一手段。因此，她们渴望寻求庇护，期待用外界事物来改变命运。“任何具体的文艺原型都是心理原型的一种呈现。”[1]109张爱玲就对灰姑娘这一心理原型进行了独特的运用，如《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花凋》中的郑川嫦、《半生缘》中的顾曼桢。张爱玲笔下的“灰姑娘”自卑胆怯、依附男性并把婚姻当作改变自我命运的手段。但不同于其他小说的是，白流苏在延续传统灰姑娘心理特征的同时，还填补了其缺失的一面，即现代女性的自我意识。她大胆挑战封建传统，勇敢与丈夫离婚，并在与镜子中的自己对视的过程中逐渐拥有自信，更试图摧毁范柳原作为男性的优越心理。这种自我意识虽然最终在复杂的因素中趋向毁灭，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了白流苏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张爱玲对灰姑娘心理原型模式的沿用与突破，不仅是对女性生存问题的进一步叙写，也是对灰姑娘原型下的集体无意识共同心理体验的激活。

一、沿用：把婚姻当作庇护所的自卑“灰姑娘”

“灰姑娘情结”最早由美国作家柯莉特·陶琳在《灰姑娘情结》一书中提出，是指妇女“深切地希望获得他人的照顾——是造成今日女性地位低下的主要力量，就像童话中的灰姑娘一样，现代的女性仍然期待着外界的事物来改变她们的生命。”[3]它反映的是女性一种典型而又普遍的社会文化心理现象，即女性群体因经济的不独立而产生的自卑心理，同时期望通过婚姻依附男性改变自我命运，获得幸福生活。

在《倾城之恋》中，张爱玲对灰姑娘心理原型模式沿用的第一个方面就是白流苏的自卑消极。这种心理首先体现在她与家人发生争吵时的失语。因不想回前夫家守寡，白流苏与三哥产生分歧。她站在自我立场向家人表明态度，遭到了哥嫂们的谴责。众人围观，母亲冷漠无视，白流苏浑身发颤，她无力为自己做更多的辩解，便试图用绣花针扎手指，以此来缓解内心的尴尬与无奈。白流苏在家人面前不自信究其根本是因为自己没有经济来源，因此她大多时候都是安静地躲在房间里，甚至避免与家人一起吃饭。在白公馆里，她尽量地克制自己的言行。此外，她还在范柳原面前不自信。最突出的表现是白流苏有意无意地“低头”。遇到范柳原之前，白流苏喜欢“低头”是因为受传统女性性格内敛的影响，其次是个人处境的尴尬。遇到范柳原后，她更加喜欢“低头”。范柳原曾说“你的特长是低头”，所以她在刻意地迎合他。白流苏很在意范柳原对自己的评价，并且努力活成范柳原眼中喜欢的女性，这就是一种自卑心理的消极表现。作为传统女性的白流苏深知只有按照男人喜欢的样子装扮自己，或许才能弥补自己因经济的不独立而产生的自卑心理。

把婚姻当作庇护所，是张爱玲对灰姑娘心理原型沿用的第二个方面。“男人在经济生活中的特权位置，他们的社会效益，婚姻的威望，以及男性后盾的价值，这一切都让女人热衷取悦于男人。对于绝大部分女人来说，她们仍处在受支配地位。”[4]159在咄咄逼人的家庭环境中，作为“灰姑娘”的白流苏不可避免地处于劣势地位。对自身处境有着明确认知的她，也深切地明白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于是白流苏把生活的希望寄托于婚姻，她希望借婚姻获得经济上的保障。因此她把范柳原当作改变自我处境的目标人物，一步一步地靠近他并成为他的妻子。“女人不是那么有诗意，就是要找‘饭票’，今天好听的说法就是要找安全感，找生活中的强者。”[5]132这表明了白流苏内心深处的“灰姑娘情结”，反映了在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中，女性往往处于一种无助的状态，因而也渴望在经济和心理上依靠男性。

作家在创作时都会有意无意地去使用并激活原型。他们通过塑造典型形象和典型环境，达到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统一，最终表达人类所共有的某种目的与愿望。荣格认为，“艺术是集体无意识的表现，是人类集体心灵深处的回声。”[6]灰姑娘的故事能成为众多文学作品的原型，是因为它本身就蕴含着人类心理共性的灰姑娘情结。“在两千年的历史中，妇女始终是一个受强制的、被统治的性别。”[7]作为一种旧事物的“夫权意识”，尽管随着时代变迁逐渐减弱，但这个过程仍旧是缓慢的，更何况它已经内化到人类的潜意识之中。即便当今，仍有不少女性渴望找到生活的寄托，而男性则希望自己仍旧是女子的“天”。所以当读者读到这类文学作品，难免会激起情感的激荡与共鸣。总之，灰姑娘的故事仍被作家们所叙写，女性作为弱者希望得到男性救赎的情结，仍在以一种含蓄而又隐喻的形式潜藏在文学作品中。

二、突破：试图寻找自我意识的现代女性

“原型的置换变形不是在原有的框架中的变形，而是在对原先的心理模式的突破的变形。”[1]244灰姑娘心理原型模式的普遍意义是指女性对男性的依赖及对婚姻的渴望。张爱玲的《倾城之恋》既表现了对女性传统心理的沿袭，又对传统灰姑娘心理进行了解构与突破，即现代女性的自我寻找意识。白流苏寻找自我意识主要表现在：离婚、照镜子、削弱范柳原男性的优越感。

“离婚”是白流苏现代女性独立意识觉醒的表现。她通过离婚向封建道德宣战，宣告自己可以支配掌握自我和人生。当时中国的婚姻观念难以摆脱“夫为妻纲”的藩篱，“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好女不嫁二夫”的观念也仍存在。女性不论在思想上还是行为上，都被“男权”所束缚，更遑论离婚。然而白流苏却大反其道，在遭到丈夫的家暴后，为了保护自己毅然决然离婚，最终通过法律结束了婚姻关系。这不仅是她自我意识觉醒的表现，也是对中国封建伦理道德的挑战。生活在旧式大家庭里的白流苏能够在传统封建年代毅然决然地离婚，这无疑是大胆的，体现了现代女性的新型婚恋观。这是对传统灰姑娘心理原型的一个突破。

在与镜子的对视中，白流苏拥有了自信。法国的露丝·伊利格瑞提出“阳性女性”和“阴性女性”理论。她认为，男人眼中的女人和女人眼中的女人是不一样的。阳性女性即男人眼中的女人。在她看来，还应该有一种阴性女性，即女人眼里的女人。张爱玲用“照镜子”这一细节有力地突破了灰姑娘原型的自卑心理。白流苏看到的是自己眼中的自己，而不是男人眼里的自己，这给了她前所未有的自信。张爱玲“以反装扮、反阳性的态度去书写女性。因此，她鲜少模拟男性，也不书写男性眼中所理解的女性，而是以女性角度直接书写或重写女性。”[8]16《倾城之恋》中白流苏照镜子就属于“阴性女性”的行为。“她开了灯，扑在穿衣镜上，端详她自己。还好她还不怎么老。她那一类的娇小的身躯是最不显老的一种，永远是纤瘦的腰，孩子似的萌芽的乳，她的脸，从前是白得像磁，现在由磁变为玉——半透明的轻青的玉。下颌起初是圆的，近年来渐渐尖了，越显得那小小的脸，小得可爱。脸庞原是相当的窄，可是眉心很宽。一双娇滴滴，滴滴娇的清水眼。”[9]122白流苏注视着镜子，第一次看到了自我：纤细的腰身、孩子般的乳、像玉一样透亮的脸、一双娇滴滴的眼。在与镜子的对视中，白流苏透过身体才真正认识和欣赏了自己。《倾城之恋》与以往灰姑娘故事的不同在于它给了女性可以成长为女人的机会，给了白流苏短暂自审的时间，使她可以带着自信，勇敢地面对镜子进行身体的自爱与自恋。这往往是传统灰姑娘所缺乏的一种心理形态。

有意削弱范柳原作为男性的优越心理是白流苏对传统灰姑娘心理模式突破的又一表现。白流苏无法彻底逃脱男性的桎梏，但她与范柳原的暗自较劲，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了作家有意重新构建两性和谐关系的意图。“社会根据男人制定的法典宣判女人是低人一等的，所以她只有摧毁男性的优越地位才能消除这种劣等性。于是她去攻击使她不健全的，对她进行支配的男人，她和他大唱对台戏，她拒绝接受他的真理和价值。”[4]811范柳原处处推卸责任，甚至用激将法使白流苏吃醋，目的是为了让其能够主动投怀送抱。可以看出范柳原主导并控制着两人的情爱节奏。当白流苏被误唤作“范太太”，范柳原表现得无谓和戏谑时，才算彻底触发了她想削弱范柳原作为男性的优越感的想法。她没有自贬身价，而是返回上海，与范柳原进行了一场两性的抗争。白流苏希望他以较优的议和条件让她回到身边。经过一段时间的僵持后，白流苏以收到“乞来港！”抗争成功。“男人是方向不明，重在过程；女人是目标清楚，手法灵活。男方虽然客观条件占优势。女人却意志坚定以柔克刚。这是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以弱胜强的教科书范例。”[5]135尽管处于劣势，白流苏却依旧保持耐力，她通过一段时间的抗争，最终成为真正的范太太。正如波伏娃所说，“她们尊重时间的持续性，它是仓促所不能克服的，所以她们在做事时不限定自己的时间。当她们把沉着坚韧用于一项事业时，有时会取得惊人的成功。”[4]679白流苏对自己的目的十分清醒。

三、永恒性问题：对女性生存境遇的深切关怀

原型批评关注的是文艺现象背后涌现出的人类情感的相通性。“原型现象表明了文艺的发展循着人类普遍的心理需求在演变，原型的反复性昭示着人们对于某些永恒主题，某些终极问题的关注，由此可以找出文艺的内在轨迹。”[1]242女人依赖男人、通过婚姻寻求自立的普遍心态显示了人类对女性生存境遇及女性自我启蒙问题的终极关怀。妇女个体意识的解放、性别关系的平等和谐构建一直以来都是全人类所关注的社会性问题。不论是国外的波伏娃、伊利格瑞，还是国内的鲁迅、胡适、沈雁冰，他们都高度地关怀女性。“尽管中国女性的境况自19世纪以来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她们从奴隶到主人、从‘物体’变成主体、从男性的‘他者’变成自己……但在意识层面，女性解放仍然是不充分的，中国更多依靠行政法规的组织方式使女性直接进入解放目标。女性要彻底地摆脱传统文化沉淀于自身的劣根因素，完善自己的品格，张扬自己的个性与追求，确立自己独立的人格，从精神层面以本能的独立姿态站立起来……这仍将是一个漫长的伴随着矛盾与痛苦的历史进程。”[10]文学是人学，因此女性的生存境况也成为文学创作史上的重要主题之一。

钱理群认为：“作为一个女性作家，张爱玲真正了解女性在现代社会的生存处境。女人所处的环境，所受的压力，有旧家族内的冷漠眼光，有命运的拨弄，更有来自女性自身的精神重负。”[11]深受父权文化影响的女性要取得真正意义上的自我独立是艰难与不易的。在上海馆子吃饭时，范柳原的话语处处显露着现代人的观念，而白流苏却听不懂，她只能在字面上揣测。在和白流苏相处一段时间后，范柳原也逐渐意识到让白流苏变为一个具有现代意识的女性是十分困难的。即使她敢离婚，敢随他去香港，可渗透在其思想中的“传统”意识仍旧是根深蒂固的，她总是提心吊胆，处处提防，甚至觉得沙滩上的男男女女行动太过自由，她还是不能融入到这个充满现代气息的香港中。电话传情后，两人正式摊牌，因为二人对爱情与婚姻之间的关系存在不同的看法。在范柳原看来，婚姻是建立在爱情的基础上的。而白流苏恰恰相反，她反倒觉得婚姻是爱情的保障，她的爱情婚姻观念深受传统观念的影响。经济是否自由对女性能否自如生存又是另一种障碍。白流苏因为经济的不独立受到了家人的白眼和歧视，也始终觉得自己和范柳原之间存在着不对等。在经历了往返上海与香港的种种事件后，她最终明白女性没有经济实权永远也独立不了。而要解决自我生存问题，也只有奔向并依赖男性。女性观念的启蒙在传统女性身上是很艰难的。虽然白流苏敢于做出选择，甚至不顾外人眼光，去香港谋求自己的婚姻幸福。但她还是抵不过强大的传统观念和经济不独立的两难境地，最终还是没有成为独立女性，而是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女结婚员”。“大概只有萧红和张爱玲能够在临摹和书写之间，掌握到女性在现实社会的压抑与权利问题。”[8]26

作为原型的灰姑娘们共同孕育着一个被隐藏着的社会现象，即社会生活中女性往往扮演着弱者的身份。不论在家庭中还是社会中，她们都处于被压迫被统治的地位。她们想改变自我命运，但仅靠自己一方的努力是实现不了的。她们生活在逼仄的空间中欲有所动，但又无处表述。离了婚的白流苏虽然摆脱了丈夫的凌辱与打骂，实现了暂时的“人身自由”。可回到白公馆里，她依然还是那个被束缚的“灰姑娘”，她不仅面临着女人之间的战争，还面临着男女之间的战争。白流苏在与女人之间的战争中势单力薄。作为同性，她们没有互相怜悯之心，有的只是相互攀比讽刺，“一个女人，再好些，得不到异性的关爱，也就得不着同性的尊重。”[9]125这是女性生存的悲哀。面对异性，她遭受谴责和压迫。对于三哥四哥，她面对的是封建礼教，在旧伦理道德的重重包围下她一次又一次进行反击。对于范柳原，她面对的是现代精神、现代意识。当新旧文化发生激烈碰撞，她不得不努力取悦范柳原，她活得十分疲惫。张爱玲不无心痛地写道：“她急需着绝对的静寂。她累得很，取悦于柳原是太吃力的事，他脾气向来就古怪……从小时候起，她的世界就过于拥挤。推着，挤着，踩着，背着，抱着，驮着，老的小的，全是人。”[9]140女性的疲惫与对生活的无奈被张爱玲表达得十分透彻。

四、结语

张爱玲曾在散文《自己的文章》中阐述其文学观，她认为“强调人生飞扬的一面，多少有点超人的气质。超人是生在一个时代里的。而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着永恒性的意味。虽然这种安稳常是不安全的。而且每隔多少时候就要破坏一次，但仍然是永恒性的。它存在于一切时代。”[12]对女性命运的关注就是张爱玲写人生“安稳”及“存在于一切时代”的一面。她结合自己生长的时代环境与人生体验重构了一个想要突破“传统”却又无力改变现实的灰姑娘形象。白流苏为何始终走不出传统灰姑娘的圈套，归根结底是因为她在强大的父权压制下已经逐渐丧失了对女性自我主体的建构。在她看来，只有不断地依附男性，才可以获得重生及被尊重。19世纪40年代的中国是战火纷飞的年代，更是救亡图存的年代。当国统区与解放区作家们致力于民族救亡运动，企图用文学唤醒民众的爱国热情时，处于上海沦陷区的女作家张爱玲却给读者们创造了一种与政治相离的文学作品。她创作的是小市民的文学，是男男女女的爱情生活。或许这与处于沦陷区的人们的精神状态有关，他们在战争中产生对人生命运的无力感。张爱玲的创作具有一定的超前性与现实性，她关注的是大众普遍的精神现象，因而也更能够反映出人类的精神需求。张爱玲诠释着“灰姑娘心理”的“常”与“变”，显示了处于中国新旧交替时代中的女性对自我定位问题的心理挣扎。可以说，利用原型解读文本，不仅是从整体思维出发去探究最原始的社会文化心理，更是对支配人类行为的内心深处潜在因素的挖掘与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