裘帕·拉希莉《比比哈尔达的治疗》中的疾病书写与伦理诉求

邢佳仪

（浙江大学 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浙江杭州 310058）

印度裔美国作家裘帕·拉希莉（Jhumpa Lahiri,1967—）2000年凭借其首部短篇小说集《解说疾病的人》（Interpreters of Maladies） 获得普利策小说奖，成为该奖史上最年轻的获得者。《比比哈尔达的治疗》（The Treatment of Bibi Haldar）是《解说疾病的人》中极具特色与代表性的一篇，当许多学者把目光投向同名短篇小说《解说疾病的人》的时候，却忽视了《比比哈尔达的治疗》中对印度底层人群的关注和对真实疾病的书写。

研究《比比哈尔达的治疗》的学者们多从印度性、庶民性、精神分析、凝视理论等出发，探讨印度的传统生活和比比的身份特征。然而，这篇小说的意义绝不仅仅止于此。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提到：“正是那些被认为具有多重病因的（也就是说，神秘的）疾病，具有被当作隐喻使用的最广泛的可能性，它们被用来描绘那些从社会意义和道德意义上的感到不正确的事物。”[1]55尽管桑塔格的写作目的是为了揭示并摆脱这些隐喻，但是“居住在由阴森恐怖的隐喻构成道道风景的疾病王国而不蒙受隐喻之偏见，几乎是不可能的”[1]5，而这从反面“让我们更加意识到疾病隐喻的无处不在，并用这种隐喻思维来研究、考察‘疾病’被言说的意义”[2]。拉希莉以二代移民的视角书写印度底层人群的疾病，这种疾病书写与其背后暗含的伦理诉求应当得到关注。本文从诊病、疗病、痊愈三个方面去看待比比疾病的形成原因、治疗手段和疗愈结果，揭示疾病隐藏下的伦理环境、伦理规则，以及作家的伦理诉求。

一、诊病：疾病成因与伦理环境

比比的疾病具有双重意味：一方面指其本身患有的癫痫，另一方面指其在大众眼里的疯狂。她的癫痫在小镇居民看来，是一种神秘的、无法解释的疾病，是“从社会意义和道德意义上的感到不正确的事物”[1]55。因此，“疯狂”便成了比比疾病的隐喻，是大众的主观臆测，而非其真实的生理疾病。那么，此处谈到的疾病成因，就并非是病理意义上癫痫的成因，而是伦理意义上疯狂的成因，即为何比比成为了他人眼中歇斯底里的疯女。

疯狂是一种文明产物，被社会“觉察为差异”，判定一个人是否疯狂“要具有常识的人作出自发和集体的判断”[3]361。无论是莎翁笔下的奥菲利娅（Ophelia），亦或勃朗特笔下的阁楼上的疯女人伯莎·梅森（Bertha Mason），这些“疯女”形象都映射出了不同时期社会的伦理环境。因此，纵向上看，“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有其固定的属于特定历史的伦理环境和伦理语境。”[4]但伦理环境的差异性也横向地体现在当今的世界中，尤其体现在传统文化影响深远的国家里，印度便是如此。

《比比哈尔达的治疗》中，29岁的印度女性比比哈尔达就被认为患了一种神秘的、不可言说的疾病。作者采用了有限非全知视角来叙述比比的疾病特征，是一种有距离的观察。首先，比比的发病时间和地点难以预测。“比比的病发作起来毫无征兆……她随时可能失去意识而不知羞耻地发狂，没有人盯着他们不敢放手让比比过马路或者上电车”[5]204，有时“在鱼池边走着走着，就倒在了小路上”[5]214。其次，比比发病时的身体难以受控。她会战栗、抽搐，甚至痉挛，“一天晚上，比比下来吃晚饭，下到三楼时摔在了楼梯平台上。她又是砸拳，又是踢脚，汗水涔涔流下，迷迷糊糊地不省人事。她的呻吟在楼梯井里回荡”[5]207。最后，比比发病时会胡言乱语。她“身子蜷作一团，嘴里颠三倒四说着胡话”[5]206。

从邻居的描述中，可以见得这种疾病不可预知、来势凶猛且摄人心魄，具有疯狂的特质。因此在他人眼中，比比就是一个歇斯底里的疯女。无论是社群或是医生，甚至连女性群体都认为比比的疾病是一种心灵层面上的疯狂，源于对婚嫁的痴迷。除了她去世的父亲，没有人认真探寻过她真正的疾病到底是什么，成因到底是什么。比比的堂哥对她的疯狂不屑一顾：“她什么也不懂，说话颠三倒四。都快三十岁的人了还生不来煤炭炉，煮不来饭，分不出茴香和孜然。想想她怎么去伺候一个男人吧”[5]209。同为女性的堂嫂认为她的疾病是邪魔附体，女邻居们也认为比比只是一个“结婚狂”：“显而易见，男女之事乃是这个可怜女孩一直需要的。我们第一次想象起宽大的外套底下她的身段来，估摸着她能给男人带来多少乐趣。”[5]208除了代表大众话语的平民，医生通常被认为是理性知识与权威话语的代表，然而在小说中，医生通过检测血样也无法正确诊断比比的病情。这从侧面展现了印度底层社会医疗技术的落后，而束手无策的主治医生竟气恼地断言“唯有结婚方可治好她”[5]207，则是一种认知上的误差和理性的破产。

“疯”是心像的错乱，“癫”是肉体的失控。比比的病实际只是普通的癫痫，是肉体的失控，但缘何她又会产生歇斯底里式的求爱话语呢？这是因为比比的逻辑是：女人都要拥有一个男人的。我没有丈夫，因此我不是女人。毫无疑问，她的前提假设是错误的。因此，逻辑上的谬误导致了她的伦理困境与歇斯底里的表现。而她的谬误，也体现了话语对主体的形塑。福柯论“疯狂”时谈到这是一种“异化”，是“在权利主体的头上，像是环绕着一道非理性的光环；光环的范围，乃是由法律认定的无责任、无能力，由紧治产的命令和疾病的定义所划定。”[3]200

历史上，歇斯底里与女性就是一对双生子。从词源的角度看，歇斯底里的英文“hysteria”源自希腊单词“hysterikos”，意为“源自子宫的”。柏拉图也在《蒂迈欧篇》（Timaeus）中提到：“在女人身上有称为子宫的东西，是一生命体，有怀胎的欲望。如果超过定期而长久没有结果，它就会烦躁不安，痛苦不堪，漫游于身体，阻塞呼吸，进而带来极度的难受而引发各种病乱，直到传种爱神和怀胎欲望相聚。”[6]印度的历史文化语境也将单身女性妖魔化，将月经视为不洁，视为一种疾病，禁止经期的女性参加宗教和生产活动，因此单身的育龄女性便成为众矢之的，导致比比一开始就对婚嫁产生了极度渴望：“我不该嫉妒你们吗？你们当了新娘又当妈，日子过得热热闹闹的。我不该想描一描眼睛、头发洒点香水吗？不该想养个孩子，教他分辨是非善恶吗？”[5]205

揭开渴望结婚的表象，比比实际上是在渴求一种印度社群公认的女性气质。小说中由加尔各答小镇居民组成的印度下层社会人群早已共同建构了一套所谓“理想女性”的生存环境，这些群体的价值判断都基于子宫操控了女性的全部，而正是“游走的子宫”造成女性不健全、非理性和病态的特质，因此女性无法独立思考与判断。小说集的其他短篇也折射出了这一难以改变的伦理环境，伦理环境不止是有形的物质环境，更是无形的心理约束：《解说疾病的人》中达斯太太年纪轻轻却昏头昏脑地被家人下套结了婚，稀里糊涂地生了小孩；《福佑之宅》里价值观天壤之别的晶晶和桑吉夫被家人安排相亲，在不了解对方的情况下完婚；《性感》里的麦蓝达甘心被有妇之夫德夫视为玩物。尽管这些故事中的主人公都远离了故土，生活在异国他乡，但还是难以摆脱积习深重的伦理环境对自己的影响，他们的生活也都陷入了一种病态的迷茫。

男性以女性的“他者化”和女性的自我“从属化”，以及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愚昧形塑了崇尚婚嫁的伦理，不同的社群都或多或少创造着这一环境。比比也早已被熏陶成一个为结婚而生存的女子，而因生理疾病无法找到丈夫的她，自然成为了伦理环境中的异类，只能“歇斯底里”地发出自己的愤懑，但这样的歇斯底里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一次次地印证了他人的猜想，使她沦为了众人的笑柄，在歇斯底里结束后走向更深的孤独。

二、疗病：治疗手段与伦理规则

小说的英文题目The Treatment of Bibi Halder带有双关的意味，“treatment”既有“治疗”之意，又有“待遇”一意，前者是医患伦理关系，后者是更大层面的人际伦理关系，“待遇”作为隐藏的主题对“治疗”进行了补充，也体现了印度不同社群的伦理规则。

首先，向来被视为“知识权威”的医生在诊断时就未查明病因，比比的癫痫得到了错误的诊断，因此，随后的治疗手段是没有针对性的、甚至是致命的。“医生的治疗只会把事情弄得更糟。对抗疗法，顺势疗法，阿育吠陀疗法——时间一长，所有的康复艺术都施用过了。”[5]204对抗与顺势疗法都是古典医学的治疗手段，而阿育吠陀疗法则是印度传统“梵我合一”思想的体现，包括草药、推拿及瑜伽疗法，尽管阿育吠陀疗法是印度的传统医学，但其“替代医学”的本质依然有局限性。医生对比比的治疗与普通人并无出入，且缺乏统一的标准，尽管采用了现代医学的治疗手段，但囿于技术的局限无法查明病情，这些看似权威实则昏庸的医生将患者性命视如玩笑：“一些医生只是建议比比增加体重，另一些却要她减肥。如果有人禁止她睡过黎明，则必有另一家伙非要她睡到中午不可……一个一个专家走马灯似的看过后，女孩得到了这样一些药方：忌食大蒜、饮大量的苦药酒、冥思、喝青椰子汁、服用打了生鸭蛋的牛奶。”[5]204这样一来，理性与疯狂边界模糊，医生与巫师毫无二致，所谓的“专家”颇具讽刺意味。从这点上讲，下层社会的医患关系是非正常的，这些劳而无功的治疗无疑是对比比身体的戕害。

医者的角色除了传统意义上的医生，还包括“家人、朋友、和尚、手相家、老处女、宝石命相家、预言家，还有白痴”[5]203，他们的治疗方法代表了印度神灵主义的医学范式，信奉神灵主义的“人们对健康和疾病的认知只能作超自然的理解，认为疾病是鬼神作怪、天谴神罚，健康与生命乃神灵赐予”[7]。家人将比比绑起来给她敷“黏糊糊的药泥”，基督徒让她去“亲吻圣徒和殉道者的坟墓”，她全身被佩满了护身符、幸运石。“为了治好她，城里关心她的人从七条圣河带回过圣水来。”[5]203“圣水”这一物质暗含了印度的湿婆崇拜。湿婆在印度文化中是生殖与力量的象征，说明关心她的人潜意识中也认同唯有男性力量才能治愈比比。可以看出，无论是狭义还是广义层面的医生，都凭借个人经验妄自判断了比比的病情，将其视为歇斯底里的精神病患，破坏了医生对患者负责的正常医患伦理规则，然而，这种非正常的规则却成为底层社会默认的主导规则。

除了医生，作为比比家人的堂哥和堂嫂哈尔达夫妇放弃了对比比的治疗，甚至对比比产生了直接的压制。身为至亲的哈尔达，让自己的妹妹为自家店铺打白工，只提供三餐和日常所需，只允许她睡在楼下的折叠床上，这是对比比物质需求的压制。对比比结婚的幻想她经常实施言语打压，经常给比比浇冷水，辱骂她“是败坏生意的祸根，是累赘，是赔钱货”[5]211，也不准比比看电视，怕电子器件引起其兴奋发作，切断比比的信息来源，这是对比比精神需求的压制。而这一压制的顶峰是在哈尔达夫妇的孩子出世时，对比比完全的物理隔离。起初，“哈尔达的妻子认定比比待在近旁会传染未出世的孩子，于是用羊毛披肩包裹隆起的肚子”，比比的东西全部与家人分离；当比比癫痫再次发作受伤后，哈尔达拒绝比比进屋，认为“就快生孩子了，跟歇斯底里的人接触医疗风险太大了”[5]214，孩子生病后比比便彻底被隔离在了肮脏的储藏室里，“储藏室的进口垂着帘子，一洞窗户没有铁栅，室内满是旧门板做成的货架，隔壁还有一个茅坑”[5]204。这样的隔离不禁使人联想到古典时代的监禁体制，将精神病人看作会传染的麻风病人隔离在恶劣的环境中，任其自生自灭。比比哥嫂的行为无疑破坏了正常的亲人伦理关系，但这样的情况是司空见惯且无法得到解决的。

身为叙述者的女邻居作为女性社群，看似关心比比的病情，实则也间接对比比造成了压迫。小说采用女邻居的第一人称视角进行有限叙述，同为女性的邻居们展现出了对比比的关爱与同情，在比比发病时照顾她，在比比颓丧时鼓励她，的确体现了一种姐妹情谊和同性关怀，但因长期被男性主宰的意识形态钳制，她们实质上也将比比视为异类，叽叽喳喳地消费着比比的身体，生产着无尽的非议与流言。女邻居们的真实想法在叙述中无意流露出来：“然而她不是我们的责任，私下里，我们曾为此感到欣幸”[5]214，因此大多数时候她们并未拿出实际行动只是默默旁观，最终导致比比独自暴露于潜在的危险中。女邻居们利用自己过去的经验帮助比比准备相亲：“他们会盯着你看，再问几个问题。他们会查看你的脚板儿，摸摸辫子多粗……还会让你用半打鸡蛋喂饱一打肚子饿了的人。”[5]212看似和谐的画面下暗藏着对女性的物化与规训的传承，深陷其中的女人们早已不知不觉地被这套性别道德规范“病态化”形塑，形成了所谓“好妻子”的伦理身份，而并不深谙此道的比比只能对她们进行拙劣可笑的模仿。“伦理身份是评价道德行为的前提。”[8]比比对自己的伦理身份产生困惑，女性气质的缺乏似乎变为道德上的原罪，变相加重了比比的精神痛苦。

“社会的伦理规则是伦理秩序的保障,一个人只要生活在这个社会里,就必然要受到伦理规则的制约,否则就会受到惩罚。”[4]19然而，本该是医患互相尊重、家人相亲相爱、女性互帮互助的伦理规则被颠倒过来，成为了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比比因处在食物链的最底层而饱受欺凌，这显然是病态的。比比的境遇可类比小说集里《真正的门房》中的布梨太太，后者在千夫所指中流浪，前者在说教声中羞耻。一次次的矫正治疗让比比产生了“病耻感”，“耻辱既可能源自外部的压力和凌辱，也可能源自对族类和个体生存状态的理性审思，而最后，总是要归结为内在精神的紧张和痛苦”[9]。正是假扮成治疗的权力话语使得比比无法与自己原本的癫痫疾病和解，反而误以为自己患了难以治疗的精神疾病，所谓的“治疗”实际上是对比比进行的“钳制”。

三、痊愈：疾病平复与伦理诉求

比比的故事最终以痊愈结尾，比比成为了一位母亲后便不再发病。叙述者以喜剧性的轻松语调结束了这个故事，但其背后隐藏的情节线索却是阴暗的：比比极有可能是被侵犯后独自一人生下了孩子。如同海平面上八分之一的冰山，海面下的悲剧更值得读者思考：未婚先孕的比比是否真正痊愈？

针对痊愈与否的态度决定了叙述者与隐含作者截然不同的伦理诉求。叙述者女邻居坚信比比的疾病痊愈了，因为她们从头至尾的看法就是“比比需要一个男人。她需要依靠，需要保护，需要他来安排她生活的道路”[5]205，比比缺乏女性气质所导致的歇斯底里是一种先天疾病，最终比比与男人结合后怀孕，疾病才得以痊愈。斯皮瓦克认为第三世界的属下女性承受着父权制和帝国主义对其的双重压迫，女性的声音通常无处可寻：“庶民没有历史而且不能说话，作为女性的庶民更是深深地笼罩在这阴影之下”[10]，在此，女邻居们的态度不代表女性的发声，反而是一种被认知暴力扼住喉舌发出的工具声音。

叙述者认为比比的痊愈是因为有了“性”的参与才得以发生。印度传统中对“爱与性”的分离也影响着印度人的生活方式与家庭伦理。无数印度家庭的组成都并非建立在爱的基础上，家庭的功用仅仅是为了繁衍后代。“规训‘造就’个人。这是一种把个人既视为操练对象又视为操练工具的权力的特殊技术。”[11]叙述者在比比的神秘怀孕上并未过多着墨，仅仅提及并未搜寻到“强暴的线索和破门而入的痕迹”[5]220，最终的结局仿佛皆大欢喜，比比的怀孕与痊愈抹去了导致其怀孕的伦理僭越，净化了强暴的犯罪事实，这其中隐含了作者所反对的社会现实。不知名的强暴者指代的不是一个人，而是社会中的每一个人，是这个社会的规训本身。

作者隐含的立场体现了对比比真切的同情与礼赞。从医学的角度讲，比比的癫痫或许没有痊愈，因为怀孕与癫痫的治愈并无关联，那么为何叙述者认为比比痊愈了呢？实际上，比比只是因怀孕而不再被视作异类，比比的怀孕让她符合了社会伦理规范对女性气质的要求，她拥有了“母亲”这一伦理身份，成为了一个真正的女人。比比成为母亲的原因是残酷的，阳光下的阴影在叙述中不经意闪过：比比“开始有了与她的年龄不再相称的表情”[5]220，让人不禁猜想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比比怀孕四个月才被发现，这四个月间她忍受着心理与生理的痛苦艰难地挺了过来，可以说，是母爱让比比不再疯狂。比比的母亲在她出生时难产死亡，虽有父亲照料，但母爱的缺失造成了比比缺乏模仿女性气质的对象。比比对结婚的渴望实际上是对爱的渴望，而当她成为母亲后，这种爱便自然而然产生了，比比生存的逻辑谬误也不攻自破，伦理困境得以消解，因为她不需要男性的在场就足以成为一个母亲，一个女人。

比比的“母亲”身份是一种伦理身份的杂糅与妥协，与社会伦理秩序和解的同时也使自我得到满足，“母亲”与“妻子”的身份断层无疑挑战了“男性代表丰裕，女性代表缺乏”[12]的固有观念。隐含作者将父亲这一角色隐去，不是为男权辩护，而意在凸显女性的坚韧与母爱的强大。比比既是孩子的母亲，又是孩子的父亲，体内孕育着矛盾又统一的因子，正如一种“他者”与“自我”的调和，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体现了作者隐含其中的对女性力量的肯定及其浑融一体的宇宙观。

比比的痊愈似是而非，她的痊愈中蕴涵了多元的性别话语。这一痊愈不是永久性的，只是一种暂时的平复，若底层社会的伦理环境与规则不发生改变，疾病永远不会真正地康复。作者的伦理诉求是复杂的，幼时就随父母辗转于美洲与亚洲两块大陆的拉希莉，将自己视为不属于任何一个地方的“异乡客”，因而她得以“透过玻璃般”[13]有距离地观察美国与印度这两个世界。在书写比比时，拉希莉有意采用福克纳在《献给艾米丽的玫瑰》中的多重视角叙事，用一种印度式的口吻去平衡西方式居高临下的声音，试图用一种既非“西方”又非“印度”的方式化解这一伦理困境。因此，“痊愈”这一模棱两可的结局也可看作是一种对隐含作者调和立场的投射。

四、结语

疾病书写与其背后的伦理隐喻难以分割，在文学中，“疾病和疗救的主题成为仅次于爱与死的文学永恒主题”[14]。小说里看似对比比歇斯底里疾病的诊断与治疗，实际体现了伦理环境的恶劣与伦理规则的畸形。小说虽以治愈结尾，却是一出披着喜剧外衣的悲剧，比比表面的痊愈下暗藏着作者更深的伦理诉求，那便是对女性个体的尊重。作为底层社会中患病的女性，比比的脆弱性不言而喻，但她化脆弱为力量，面对兽性的社会展现了自己作为人的尊严，小说也用四季更迭的时序暗示了比比的涅槃重生。自福柯对医疗权力的产生进行谱系学梳理后，医疗伦理一直是当代社会经久不断的讨论话题，关于医学是否过度干预人们的正常生活这一问题，这需要我们去反复思考。拉希莉通过书写印度的医疗现状，对这一话题作出了自己的注解，小说结果的含混意味蕴含着她对于印度医疗领域，乃至整个社会人文关怀回归的期望与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