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缵宗《秦汉文》的编刻及其文学复古意义

蒋兴燕,杨遇青

（1.西北大学文学院，陕西西安 710127；2.陕西科技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陕西西安 710021)

受十九世纪欧洲文学抒情、小说、戏剧分类观念的影响，近代以来小说戏曲研究非常繁盛，而古代散文却不为研究者重视[1]。近年来，古代散文研究才逐渐为学者所重视。

胡缵宗（1480—1560），初字孝思，更字世甫，号可泉，自署鸟鼠山人，陕西巩昌府秦州秦安（今甘肃天水）人，弘治十四年（1501）中举人，正德三年（1508）中进士，著有《鸟鼠山人集》《后集》《可泉拟涯翁拟古乐府》《拟汉乐府》《愿学编》《胡氏诗识》《安庆府志》，编著有《雍音》《唐雅》《秦汉文》等诗文选本。目前学界关于胡缵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生平、著述[2-5]等方面，对其方志著述与刊刻事业考察也有较多的成果[6-7]，部分研究则围绕其经学思想[8]、书法艺术[9]展开。张桂瑞[10]对胡缵宗的诗文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探讨。孙欣欣、齐霄鹏[11-12]的研究主要考察了胡缵宗《唐雅》所体现的文学思想。作为文学复古运动的羽翼，胡缵宗的诗文在历史上具有较为重要的影响，其对关陇地域文学史建构做出了重要贡献。基于此，本文重点对胡缵宗《秦汉文》的编辑刊刻及其与文学复古派“文必秦汉”的文学主张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

一、《秦汉文》版本与编纂旨趣

《秦汉文》是胡缵宗编次的一部古文选本，成书于嘉靖三年（1524），主要收录秦、西汉两代约46位著名君臣的文章119篇。此书大体以时间为序，同一时代以君前臣后的顺序编次，人名后列其一篇或数篇文章，始于秦惠文王《诅楚文》，终于诸葛武侯《出师表》，注释夹批多采用《史记》《汉书》等经典注本的解释。该书在多种书目中均有记载，如朱睦楔《万卷堂书目》、高儒《百川书志》、徐《徐氏红雨楼书目》、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范邦甸《天一阁书目》、钱谦益《绛云楼书目》等。兹从《秦汉文》的版本及刊刻时间、内容体例等方面，对此书的刊刻情况予以初步探讨。

（一）版本

《秦汉文》刊本较多，当时流传甚广，嘉靖年间尤为畅销。现存明代版本，在卷数上有四卷和八卷之分，在篇数上也存在差异。此书最早的版本当为嘉靖三年（1524）刻本。据马凌霄考证，《秦汉文》目前有四种公认的版本：第一，胡缵宗鸟鼠山房刻本，嘉靖三年（1524）刻成，共四卷，有胡缵宗、王宠、黄省曾、马骥序。第二，吴郡汤氏刻本，嘉靖三年（1524）刻成，共八卷，有胡缵宗、王宠、黄省曾、马骥序。第三，嘉靖二十二年（1543）新安程良錫刻本，八卷。第四，嘉靖三十四年（1555）金陵双桥全氏刻本，八卷。其中，以鸟鼠山房刻本与吴中刻本为最早，皆为嘉靖三年（1524）所刻。

潘景郑《著砚楼读书记》对鸟鼠山房本《秦汉文》予以较为详细的介绍，兹录全文如下：

明刻《秦汉文》四卷，题天水胡缵宗编次，吴门马骥、黄省曾、王宠、皇甫冲、皇甫涍、袁袠、徐玄度校。前有胡氏自序，次嘉靖甲申王世贞序，次嘉靖三年马骥序，次嘉靖甲申黄省曾序。所录秦、汉文，都百二十首，以秦惠文王《诅楚文》为始，而以诸葛武侯《出师表》为终。沨沨乎，先秦、西汉两代述作之林，可得玩索焉。东汉文非不工，而独遗而不取者，谓其气日以渐漓，而其文华而不实，故略而仅存焉。独武侯《出师》一表，精诚磅礴宇宙间，立言明道，堪垂不朽，宜越东汉而进之。作者去取之意，殆非偶然耳。胡氏此书，鲜见著录，夫岂谓秦、汉文章，家户传习，不足与艺林分割一席地乎？然述而不作，先圣所许，区区百篇之文辞，譬之金精美玉，可观法而取类，学者循是以当矩步，庶几乎其无失矣。此书刊成于吾吴，序文俱出乡贤之手，征文备献，足资考镜。每半叶十一行，行二十字，白口，版心下有“鸟鼠山房”四字，盖胡氏自署其室名也。兹帙略有残齾，文字亦间有漫漶，已非初印精椠，犹是明时旧装，古雅为可珍耳。己卯午月十七日记。[13]609

潘景郑说该本有“嘉靖甲申王世贞序”，这一年王世贞尚未出生，应为“王宠序”所误。“鸟鼠山”在陇右，本书的编著者胡缵宗自号鸟鼠山人，因以为“室名”，但从“此书刊成于吾吴，序文俱出乡贤之手”看，可知鸟鼠山房本与吴中刻本皆刻于吴中。鸟鼠山房本刊刻质量精良，“明时旧装，古雅可珍”，分为四卷。潘氏谓篇数“都百二十首”，不知其所据若何？或其“百二十”实为约数？笔者所见之鸟鼠山房本实则118篇。吴郡汤氏刻本又分为八卷，多出一篇韩非《说难》，共119篇。嘉靖二十二年（1543），程良锡校刊本《秦汉文》序中提到“百有七篇，凡若干万言”，而笔者查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存程良锡重校刊本也是119篇，当为后来者根据吴中刻本补入的。

高明认为胡氏“于留都编《秦汉文》，刻于吴门”[14]。胡缵宗在正德十年（1515）升任南京户部员外郎，迁南吏部郎中，约在正德十四年（1519）后升安庆知府，《秦汉文》应定稿于此际。嘉靖二年（1523），胡缵宗迁苏州知府，次年该书在王宠、黄省曾等吴门才俊襄助下正式刊刻。关于该书的具体编订刊刻时间，从王宠、黄省曾、马骥作序时间可看出，王序写于“嘉靖甲申冬十有二月一日”，黄序作于“嘉靖甲申八月二十有五日”，马骥写于“嘉靖三年秋九月望日”，约编刻于嘉靖三年（1524）秋冬之际。从参与人员构成看，作序者有王宠、马骥、黄省曾，校对者有皇浦冲、皇甫涍、袁袠、徐玄度，都属于吴地人。

（二）选文及其编纂旨趣

《秦汉文》所选文章体例有论、议、诏、书、颂、策、传、对、表等，选文的范围从先秦至东汉，“先之惠文、始皇，而次之庄辛以下十有六人。先之汉七帝，而次之贾山以下二十有八人，严其分也。文以名系，不以区分，归其造也。限于百篇，略于东都，慎其选也。众体弗尽，流别弗论，祖于《书》也。尔雅者存，微瑕者黜，尚其粹也，可谓备矣，可以为训矣。”[15]文章的归类多以名字进行划分，而不按文体划分。

篇目选择从秦惠文王《诅楚文》、秦始皇的《泰山刻石铭》《峄山刻石铭》《之不山刻石铭》《琅邪台刻石铭》，到班彪《亡命论》、班固《异姓诸侯王表》《诸侯王表》、诸葛亮《出师表》。时间上起秦惠文王，东汉仅选班氏父子，另选入诸葛亮《出师表》，大部分为西汉文章。

美国国会图书馆藏影像版有一段附注对选篇问题提出了质疑，以为：“所选始秦惠王《诅楚文》，终于诸葛亮《出师表》，乃无东汉文，而独选《出师表》，严格论之，亮已非汉代人矣。至于屈原、宋玉、苏秦、乐毅、鲁仲连之流，亦不得谓为秦人也。缵宗何以附会若此，殆又经坊贾所乱耶？”①可见，该本以秦汉文为主，但在选材上也略有出入。

但该书的选篇宗旨是明确的，经传以下，“辞近古者，其惟秦乎？其惟西汉乎？东汉魏而下，文非不多，非不工，其气渐离，其体渐衰，其辞旨已不得与西汉并，况秦乎？”[15]可见，该书虽以《秦汉文》命名，但重点在标榜秦与西汉文章，而于先秦与东汉、魏只是稍稍附及，对东汉与魏已有贬辞，只是视为余漪与羽翼而已。总之，所选之文“彬彬焉、浑浑焉”，重视质朴浑厚、壮丽雄廓的风格趣味，“艳于辞，畔于道者”不录，这与复古文学借秦汉文学习以恢复秦汉文中透显出的生命元气和蓬勃健康生命活力的宗旨一致。

二、《秦汉文》的编刻背景及其在选本学上的意义

古文经典的型塑来自于后人对前代古文的选编与评点，不同时代批评家笔下不断反复出现相同的文本，本身就是经典形成的累积过程。自宋代以来，复古思潮、明道倾向及科举构成了古文经典三大生成机制[16]166，通过选本及评点，逐渐确立起“秦汉文”和“唐宋八大家”两座古文经典的高峰。明代文人的古文典范选择，一则复古于先秦两汉文，一则推重唐宋文。“前后七子”致力于前者，唐宋派则于后者功莫大焉。

“秦汉文”的经典地位的重塑与前七子的文学活动密切相关。“前七子”大约于弘治十一年（1498）登上历史舞台[17]57，在弘治、正德年间大放异彩，推动了文必先秦两汉、诗必汉魏盛唐的诗文潮流。而胡缵宗在正德三年（1508）进士及第时，便以陕西乡党之身份，与李梦阳、康海等关陇文人有密切的交往。这是其选编《秦汉文》的基本背景。

与此同时，明代中期古书刊刻的繁荣也为文学复古运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程千帆在《校雠广义·版本编》中说：“明家刻本的精品大都出现于嘉靖年间，是与当时伴随着文学上的复古运动而掀起的覆刻本之风密切相关的。”[18]正德嘉靖年间文人们以秦汉文、盛唐诗为写作的参考模板，古书备受青睐，民间私人刊刻也数量众多，这既满足了文人对古诗文阅读的需要，同时也促进了古文学习的繁荣。黄永年在《古籍版本学》中说：“这个从弘治，历正德、嘉靖到隆庆的复古运动，正和此明刻书事业的中期正德、嘉靖、隆庆三朝在时间上相吻合。而‘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正是这复古运动的主张，文人们不再满足于《四书》《五经》和当时人的诗文集，要求多读古书。古书的旧本在这时已流传不多，不易购取，就需要翻刻。”[19]复古思潮的兴盛带动了系列秦汉文集或选本的大量刊刻，明代刻书业也推动了复古运动“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向更深层次发展。一时间，先秦两汉古文刊刻成风，先秦两汉的文学经典或别集被不断翻刻，各种古文选本、唐诗选本也不断涌现，如李梦阳有《刻〈贾子〉》《刻〈战国策〉序》《刻〈诸葛孔明文集〉序》，何景明有《〈学约古文〉序》，康海有《〈史记〉序》，胡缵宗有《〈席子春秋〉序》等。在此背景下，嘉靖三年（1524），胡缵宗的《秦汉文》应运而生。

同为秦汉派的古文选本，何景明的《学约古文》编定于正德十三年（1518）至十六年（1521）任陕西提学副使期间，这本是为学子编定的古文学习篇目，后经岳伦辑为《学约古文》，何景明作《学约古文序》。据高虹飞考证，《学约古文》是何景明为关中学子提供的一份学习目录，作家26人，篇目41篇，其中唐宋名家韩、柳、欧、苏皆未入选，只有一篇唐文《晋书·律历叙》[20]29，这无疑是复古派古文观的呈现。经笔者核对，41篇中有19篇与《秦汉文》重叠，接近一半。《秦汉文》秦文石刻、汉代帝王诏书部分，何本未选；何本选魏晋南北朝文8篇，胡本只留一篇《出师表》。尽管两者目的都是为学子提供学习古文的范本，然何本用于官方教育目的，故选文数量更加精简，范围略为宽泛，秦汉文章虽占主体，但边界依然是模糊的，并未严格执行复古派“文必秦汉”的文章观。胡本则显然以“文必先秦两汉”为梏矢，更加清晰明确地执行了该派的文章复古主张。

与同时代的古文选本相比，唐顺之的《文编》刻于嘉靖三十五年（1556），是唐宋派较早的古文选本，选先秦两汉至唐宋文共1 420余篇，唐宋文占比约百分之七八十，八大家之文占绝大多数，秦汉文比重不及五分之一，无疑体现了唐宋派的文学主张。与《秦汉文》不同的是，该书“由周迄宋之文，分体排纂”[21]以真德秀《文章正宗》为稿本，《国语》《战国策》《左传》皆有选，“其中如以《庄》《韩》《孙子》诸篇入之论，中为强立名目，又不录《史记》《汉书》列传，而独取《后汉书·黄宪传》，冠诸传之上，进退亦多失据，盖汇收太广，义例太多，踳驳往往不免”[21]。《文编》对秦汉部分的选文范围太广，不免显得驳杂，不录《史记》《汉书》亦是失据。《秦汉文》的选编刊刻则比唐氏早三十多年，选文也更加纯粹，鲜明地体现了秦汉派的文章观。

同样限于“秦汉文”范围的选本还有万历年间汪道昆作序冯有翼选编的《秦汉文钞》，倪元璐、鸿宝甫的《秦汉文尤》，明末顾锡畴《秦汉鸿文》，后七子吴国伦选编的《秦汉书疏》等，但时间上都晚于胡氏《秦汉文》，经典篇目的认定及体例的选择亦多受《秦汉文》影响。

此外，《秦汉文》注释评点形式有文前注、文后评、夹注、眉批等多种，内容大多是对经典文本注疏评点的选择性照抄，涉及字音审定、名家注释，如司马贞《史记索隐》、《文选》李善注、《礼记》郑玄注等，多选公认经典注释，亦多引经史注解，但也有少量的眉批如“凭空起论”“妙喻确论”“突然顿住”“句亦惊人”等。也有文章论事之法，如《谏魏王书》文后：“西山真氏曰：按此书于秦之情状与当时形势利害，若指诸掌而文特奇妙，可为论事之法。”[15]这些都体现了胡缵宗对秦汉散文的认知。

作为选本，《秦汉文》带有明确的流派意识，是明代第一本以秦汉文章为主的古文选本，也是明确落实文学复古主张的选本。在胡缵宗编刻《秦汉文》之前，文章选本如《文选》《文章正宗》《文章轨范》等以大的类别命名，胡氏之后才有唐宋派《唐宋八大家文钞》选本的出现，胡氏的选文编辑体例亦为茅坤所用。从此，秦汉文与唐宋文作为两种相互关联又相互对立的古文经典的地位大体被沿续了下来。

三、对江南文学复古的推动与南北文风的调适

《秦汉文》编刻对文学复古的意义，不仅仅止于一本普通的秦汉文选本，在李何文学复古淡退之后，它再次推动了新一轮复古文学的浪潮。

嘉靖三年（1524），适逢前七子淡出京师文坛②，李何之争也发生在此前③。何景明意欲调整复古思路，倡导“舍筏登岸”，使之更具有包容性[22]30，由此诗坛上对李何之争何去何从，莫衷一是，前七子复古派内部面临着分化的局势。

胡缵宗于嘉靖三年（1524）五月任苏州太守，在任六年，得与袁袠、王宠、马骥、黄省曾、皇甫汸、皇甫冲、皇甫涍、徐玄度等江南复古文人交往。王宠在《秦汉文序》中说：“嘉靖癸未，天水可泉先生刺我邦，宪古振文，式崇化本，数进诸生馆下，追琢砻厉，范以短濩。”[15]《秦汉文》的刊刻，正是胡缵宗与黄省曾、袁袠等江南才俊，共同戮力完工。可以说，围绕着胡缵宗《秦汉文》的刊刻，集结了一批新的文学复古生力军，他们或应命作序，或躬事校对，在苏州形成了以胡缵宗为中心的“秦汉文”学术文化圈[23]61，这无疑是文学复古运动向江南渗透和影响的又一重要事件。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中曾提出南人北学的问题，以为：“南方之士，北学于空同者，越则天保，吴则黄省曾也。”“献吉唱为古学，吴人厌其剿袭，颇相訾謷。勉之（黄省曾）倾心北学，游光扬声，袖中每携诸公书尺，出以誇示坐客。”[24]320-321作为复古派宗主的李梦阳在正德九年（1514）广信狱后，循迹开封，颇为潦倒。但复古派在南方的影响力却不断扩大，如周祚、黄省曾等皆致信李梦阳，称弟子。嘉靖七年（1528）四月，黄省曾因歙人程诰投书李梦阳，李梦阳作《答黄子书》，从而订交。这年八月，另一吴中才子袁袠以刑部主事在河南开封举行乡试，写信给李梦阳，深表膺服，也颇得李梦阳赏识，成为李氏身后的传记作者之一。这批事北学的吴中才俊多为胡缵宗的门生，也在《秦汉文》刊刻中躬事校雠。所以，吴中才子们的北学现象与胡缵宗在苏州对秦汉文的谕扬也不无关系。

胡缵宗《秦汉文》在苏州的刊刻，必会推动南北文风的融合。吴中士人自古便颇具文采，自六朝陆机、陆云始，吴中已形成“散华流艳”[24]301文章格调，钱谦益称其“标格清妍，摛词婉约，绝不染中原伧父槎牙奡兀之习”[24]301。正德至嘉靖初期，吴中文坛气骨卑弱，文风靡丽，但伴随着崇古之风在吴中的崛起，吴中文人对此进行了反思与省察，在六朝风习之外推宗秦汉，实现两种文学宗尚相互融合、协同发展。《秦汉文》的刊刻应运而生，对吴中骨气卑弱、靡丽文风予以矫正，达到文气兼备的理想状态，“彼艳于辞，畔于道者”[15]皆不取即是此意。秦汉文的优长在于“先秦西汉去古未远，而其气犹浑厚”[15]，王宠、袁袠等人对吴中“靡丽”“雕镂”文风有所警惕，而对秦汉文“彬彬焉、浑浑焉”心生向往，正体现了起于北方的复古文学在空间上向江南地区的扩展。

《秦汉文》的刊刻可视为文学复古运动的一种自我调适和发展。自成化、弘治以来文学复古已成流行之势[25]2，大约可以弘治十五年（1502）康海登第为标志，崇尚秦汉文逐渐成为时代风潮，他们在散文创作上拟先秦两汉文，如李梦阳《戏拟赵高答李斯书》、王九思《国语补》、吕柟《子畏于匡传》等风格古雅的仿制文章。这种对先秦文的推崇也有过甚之处，一时“国语体”（王九思）、“尚书体”（康海）、“论语体”（吕柟），模拟先秦经典，风靡一时，有愈古愈雅之趋势④。胡氏在苏州任上与袁袠讨论诗文甚多。袁袠《少司马武陵陈公集序》反映了当时吴中地区文章观，明确反对前七子追随者语言古奥生涩、行文芜杂支离：

其后有崆峒李公者出，而文体稍变，学士大夫翕焉同风，习崆峒子之文，然实未有究厥旨归、涉其堂奥者也。夫今之言文者，鲜不曰西京、先秦，及考其述作，则艰深其辞，谲诞其体，支离庞杂，偶俳刻棘，而文体曰陋。噫，西京、先秦，果若是哉！[26]

胡缵宗对此种观点当不陌生，其选编《秦汉文》第一卷即从秦文开始⑤，而非《左传》《国语》，这一定程度上可以引导后学避免复古文学中的文辞艰深、支离庞杂之病，当可视作为复古文学提供一个更加完善的学习范本所做的调整。胡缵宗与王宠就《秦汉文》的编刻有一段深入的对话，对此也有所申论：

宠跽而请曰：“是编何居？”先生曰：“五经其炳矣，日月宇宙，弗可湮已。近古而闳丽者，其秦乎？其汉之西京乎？今士以文进，古之制也，而业之者弗古是程，吾惑焉。捃摭经传苟以徼于有司，其尤疵者口耳乎？帖括剽裂乎？占毕秦与汉，无庸及焉。吾怪其涉之流而不饮其源也。将浚之使邃，辟之使廓，而毋用是谫谫促数也。文其有倡乎？”宠曰：“然则《左传》《国语》尚已，何遗焉？”先生曰：“《左传》《国语》其旨奥，其辞简，其为书也，联属而成章，经之翼也。小子识之尔，焉得而选诸？”宠曰：“然则西山真氏之所辑者，不既韪乎？”先生曰：“夫文也，终始有体，节奏有变，繁简有裁，经纬有章。譬之乐焉，一音弗备乐弗谐矣。吾窃疑其析而不属也，离而不理也，惧学者之窥其一而遗其二也。”宠曰：“然则东京以后，不亦有可录者乎？”先生曰：“气未见其浑也，体未见其雅也，间有之，吾惧学者之作法于涼也。故略而仅存焉。[15]

胡氏并非否认前七子“文必先秦两汉”的文章观，而是继承与调整，其主要动机是对当时士子“弗古是程”的批判，选编目的是“浚之使邃，辟之使廓”。其不选《尚书》《国语》的理由在于《左传》《国语》是经之羽翼，旨奥辞简，但作为著作，它“联属成章”与“终始有体，节奏有变，繁简有裁，经纬有章”，因而难以裁剪割裂。如真德秀《文章正宗》多选此数书，却难免“析而不属”“离而不理”。这大概也是他大力提倡西汉的原因之一吧。此外，他还认为东汉以后文，气未浑，体未雅，不宜多录。可见，《秦汉文》的刊刻是胡缵宗深思熟虑的结果，其目的在于提供“秦汉文”学习的范本，对“文必秦汉”的学习典范进行适度调整。

四、结语

嘉靖三年（1524），复古派文人胡缵宗在苏州刊刻了古文选本《秦汉文》，对明代文学复古运动有着时间和空间上的重要意义。继李、何淡出文坛之后，胡氏《秦汉文》的编刻，在江南地区集结了一批文学复古生力军，掀起新一波文学复古浪潮，推动了文学复古向更广大的空间发展。《秦汉文》的编刻是对前七子“文必秦汉”文章复古在新时代背景下的坚守，体现了胡缵宗的古文主张，它在新的文化空间与时代背景下，融合南北，各取所长，对卑弱时代文风予以矫正，也对复古派的愈古愈雅的创作趋势有所调适，是在新的时空语境下对“秦汉文”经典的重新再确认。《秦汉文》对其后的古文选本亦有示范作用，深刻影响了其后的古文选本。

注释：

① 此则材料来源于国家图书馆古籍与特藏文献资源网络搜索结果美国国会图书馆藏的附注一栏。

② 李梦阳正德九年（1514）广信狱后便归家，何景明则卒于正德十六年（1521），康海、王九思更是在正德五年（1510）便离开了京城，前七子作为文学群体在京师文坛的效应已大大弱化。

③ 李梦阳《答周子书》（《空同先生集》卷61）：“一二轻俊恃其才辩，假舍筏登岸之说，扇破前美，稍稍闻见，便横肆讥评”，表达对文坛反复古文气的批评，直指何景明“舍筏登岸”说，李何之争的时间约发生在何景明陕西提学任之前。

④ 前七子复古，在创作层面包括系列拟古文章的创作和方志族谱的创作，见《新疆大学学报》2022年第1期《明代秦汉文特质——从经史之学到文学复古文章观》一文。

⑤《秦汉文》卷一有五篇石刻文，包括秦惠文王《诅楚文》，秦始皇《泰山刻石铭》《峄山刻石铭》《之罘山刻石铭》《琅邪台刻石铭》，皆为秦代石刻文。据欧阳修《集古录》考，《秦泰山刻石》经风雨剥落仅有十字留存，从十字考察宋人见到的《泰山刻石铭》文为真实可信，确为丞相李斯刻于其上。《秦峄山刻石》则字数虽多，磨灭尤甚，只可兼资博览。这些石刻文，虽字迹斑驳，然笔迹雄浑，结构圆转，大有秦时审美风尚，也体现出胡氏选文求真求实精神与审美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