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廉政文化建设

刘健

（商洛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商洛 726000）

廉政文化是人们关于廉洁从政的思想、信仰、知识、行为规范，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社会评价等内容、范畴的总和，从根本上反映着一个阶级、一个政党的执政理念、执政目的和执政方式，是廉洁从政行为在文化，以及观念上的客观反映。这个定义是目前最为流行、被研究者广泛认同的定义。但是，这个定义也明显存在过于强调廉政文化主体执政党地位的弊病，容易导致对正在争取执政地位政党的廉政文化建设的忽视。以是否成为执政党为依据，中国共产党历史即可采用二分法：一是尚未成为执政党的党史，对应的历史时期为1921年至1949年；二是成为执政党的党史，对应的历史区间为1949年至今的党史。故此，党的廉政文化建设的研究也可分为在逻辑上完全平行、具有对称性的两个方面：1921年至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廉政文化建设和1949年至今的社会主义廉政文化建设。不过，从已有的研究成果看，研究者的研究投入在这两个方面的分配并不对称和均衡，呈现出明显的“前轻后重”的态势。根据中国知网呈现的信息，围绕“社会主义廉政文化建设”的主题，近三年来产生了较多的研究成果，如陈平其2018年发表的《廉政文化建设的信仰培育与制度规范》[1]等；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廉政文化建设”为主题的研究成果，近三年只有4篇文献（1篇期刊论文，3篇学位论文），如董蕾的学位论文《政治生态视域下中国共产党廉政建设研究》[2]。

根据普通政治学常识，正在争取执政地位政党的廉政文化建设更加符合政党纲领和宗旨，对政党廉洁性要求更高更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廉政文化建设也应具有上述特征。毫无疑问，在廉政教育中，开展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廉政文化建设的研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廉政文化建设的思想渊源

廉政思想是廉政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廉政文化建设方面具有价值引领作用。党在革命初期的廉政文化建设理论，就是在一系列廉政思想的影响下产生的。具体地说，中华民族传统廉政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廉政思想，对党在这一时期的廉政文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一）中华传统廉政思想的影响

毛泽东、董必武等中共一大代表在探索党的廉政思想时，都深深受到中华传统廉政文化的影响。

中国古代推崇高尚的品格，推崇君子文化，先秦时期的儒家文化强调德行修养，要控制住个人的私欲。在《论语》里面就有“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的表述。这种德行修养深深地影响了后世的学者、官员。法家思想强调要严厉惩处贪污犯罪现象，秦国商鞅变法就更加注重对贪污问题的处理。明朝开国皇帝太祖朱元璋出身贫寒，十分痛恨贪污腐败及欺负农民的官员，一经查出，严惩不贷。他颁布的《大明律》对贪腐官员提出了非常严苛的处罚，是历代王朝中以“严厉”著名的法典。

毛泽东在参与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早期工作时就强调遵守革命政党铁的纪律的重要性，中共一大通过的党的纲领把党的纪律放在了突出位置，这是毛泽东等一大代表汲取中华传统廉政文化，尤其是纪律层面内容的重要体现。董必武也曾在各种场合借用古人“俭以养廉”的廉政思想教育党员干部，并多次强调要“以法令反腐”[3]来治理党内的腐败现象，这都是受到了传统廉政文化的影响。中国古代这种注重德行修养、严惩贪官污吏的文化传统，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廉政文化建设提供了思想借鉴。

（二）马克思列宁主义廉政思想的影响

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新的先进思想，推动了青年知识分子的觉醒，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党风廉政文化建设必然深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影响。

马克思十分注重高效廉洁政府的建立，正是因为身体力行地感悟了资本主义国家政治运行体制的黑暗，以及在此治理模式下无产阶级所遭受的压迫，才会极力地倡导建立廉洁高效的政府。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一书，就体现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无情鞭挞及建立廉洁清明的政府和国家的要求[4]。列宁在谈及俄国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时候，也提出了较为丰富的先进性政党和廉洁性政府思想。尤其是在“政治遗嘱”里，列宁关于遏制国家官员腐败的廉政思想深深影响了苏联的党风党政建设[5]。

在苏联召开的中共六大上，周恩来就当时党内出现的“资产阶级种种政客官僚的卑污恶浊手段”[6]做了严厉的批判，要求净化这种不良风气，搞好党内廉政文化建设。这种思想显然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的资产阶级私有制腐败思想的影响。马克思列宁主义廉政文化思想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党内廉政文化建设及纯洁性先进性建设，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指引。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廉政文化建设内容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廉政文化建设是根据革命实践阶段的不断变化而发展的。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至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革命的发展经过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至国民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28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始终伴随着党的廉政文化建设。根据不同时期革命形势的特点，党在国民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相继开展了以纪律建设、反贪污腐败斗争、廉洁政府建设、党风建设为内容的廉政文化建设。

（一）国民革命时期党的纪律建设

在国民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在政治建设、组织建设、思想建设等各个方面，还不够成熟、不够完善，还有待深入。这一时期党的廉政文化建设主要体现在历次代表大会的报告及党章中。

在早期党的建设活动中，蔡和森就提出了要坚守党的铁律的观点，强调党的纪律性、组织性。毛泽东、陈独秀等人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1921年，党的一大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在纪律方面做出了严格的要求。比如，“党员除非迫于法律，不经党的特许，不得担任政府官员或国会议员”[7]。这是在了解了当时国民政府官员的腐败现象后所做出的规定，较好地扼止了党内发生官员腐败问题。

在1922年7月的中共二大上，我党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党史上第一个《中国共产党章程》，其中对党的政治纪律及廉洁自律思想都有提及[8]。在党的三大、四大上，也都对纪律做了严格的要求，尤其是在涉及到统一战线和党群关系的问题上，对各级党员的自身廉洁作风有细致的说明。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及了党在组织上和群众工作上如何进行准备的问题，在党群关系的处理上，一再强调要加强纪律建设，搞好廉政文化工作。“四大”之后，党员人数迅速激增。个别基层组织在发展党员过程中忽视考察培养，导致一些品行不端投机分子混入党内，败坏了党的形象和威望。鉴于此，为扼制、惩处贪污腐败，1926年8月，党颁布了《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这是我党历史上第一个反腐败文件，在保持党的队伍纯洁、提高党的威望、推动革命事业发展方面，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土地革命时期党的反贪污腐败斗争

1927年8月1日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第一枪，此后，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的不断威胁中，中国共产党更加注重党群关系及党内腐败问题，不断强化廉政文化建设，开辟了一个又一个红色革命根据地。

在井冈山根据地建设时期，毛泽东通过对时局的判断指出，许多投机分子混入了党内，使党内出现了“对经费的滥用和贪污”[10]，严重破坏了党组织的良性发展。中共六大上提出要转变工作任务，强调“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党的中心工作不是千方百计地组织暴动，而是做艰苦的群众工作，积蓄力量”[11]。在党的六大的《土地问题决议案》中，以苏维埃政权从成立起就对各种贪污腐败分子、官僚主义现象的打压为例，提出了要坚决制止贪污腐败的不正之风。毛泽东根据党组织及党员中出现的各种腐败、官僚现象，提出“厉行洗党”的要求。“永新、宁冈两县的党组织全部解散，重新登记”[12]。党组织和党员面貌得到了很大的改观。

1931年，我党成立了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进行反贪污腐败斗争的机构。随后又颁布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二十六号训令》。该训令对于当时的政府机关和广大党员做出了严格的纪律要求，尤其是涉及到了公款问题上的整顿，处罚条例相当明确。如“利用自己的地位贪污公款在500元以上者、300元至500元者、100元至300元者及100元以下者，分别处以死刑、3年以上5年以下监禁、半年以上2年以下监禁和半年以下的强迫劳动。”[13]凸显了土地革命时期我党对党员队伍建设问题的重视，也体现了当时的党中央全力塑造党员队伍的先进性、纯洁性的决心。

1934年，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在江西瑞金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在《我们的经济政策的报告》中，毛泽东指出“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14]这是毛泽东基于当时的革命形势提出的新要求。当时，国民党实行白色恐怖统治，还不断诋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存在大量的经济问题，诋毁党领导下的党群关系。但是，我党并没有在诋毁中被打垮，没有在白色恐怖中走向毁灭，而是通过不断强调党的廉政文化建设，加强党与人民群众尤其是农民的联系，获得了广泛而良好的群众基础，推动了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党组织和党员的先进性、纯洁性发展，推动着“星星之火”转化为“燎原之势”。

（三）抗日战争时期的廉洁政府建设

卢沟桥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新民主主义革命进入到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在全国军民的通力合作下，最终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这一时期，党内廉政文化建设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正是在这种不断推进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建设的过程中，我党才在敌后战场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才能更好地在和国民党的合作中，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胜利。

面对日本全面侵华的严峻形势，中国共产党出于民族大义和国家长远利益，展开了和国民党的第二次合作，达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然而，面对国共合作，一些共产党员在和国民党的交流交往中产生了懈怠思想，在工作和生活中，出现了纪律和作风问题。面对党内出现的思想滑坡现象，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深思熟虑、高瞻远瞩，制定了抗战时期著名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该纲领是在洛川会议上确立的，主要针对廉洁政府的建立进行了说明。纲领第四条明确指出，“实行地方自治，铲除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府。”[15]要求严厉打击各种贪污腐败现象，追求一个对党负责﹑对人民群众负责﹑对国家前途命运负责的廉洁性政府。另外，该纲领强调要对人民群众进行动员，使其参与到抗日救国战争中，以此建立广泛有力的党群关系。这一举措进一步提升了党在人民群众之中的地位，巩固了党在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领导。《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是我党在国共合作新时期，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时提出的，是在全面分析了我党当时所处的历史地位和所承担的历史责任之后制定的，强调的是在国共合作中继续保持中国共产党员的廉政作风，加强党员队伍的先进性纯洁性建设，建立为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服务的党群关系。正如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中所指出的，“这一新阶段内的最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16]

为了更好地巩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陕甘宁边区政府相继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各级政府干部管理暂行通则》《各级政府干部奖惩条例》等一系列推动党内廉政文化建设的规章条例。1940年起，根据《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边区政府逐步确立了“三三制”的政权组织形式，通过民主监督和各个阶层的广泛参与，贪污腐败等现象大大减少，群众参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热情进一步高涨，为推动国共合作和抗日战争的胜利赢得了良好的群众基础和党员干部队伍基础。在制度建设层面，边区政府还颁布了类似于井冈山时期的贪污处分条例，即《惩治贪污条例》，对贪污金额及其对应的处罚行为作了明确的规定，还对公务人员知情不报的行为做出了惩罚说明。一系列强有力的处罚规定，大大遏制了贪污腐败问题的滋生，政府公务人员的高效廉洁进一步增强，党群关系建设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四）解放战争时期的党风建设

在中国人民赢得抗日战争胜利的时刻，国民党掀起了全面的反共高潮，重庆谈判破裂后，国共之间的第二次合作也走向了尽头，新民主主义革命进入解放战争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面对部分党员思想滑坡的现象，在全党尤其是军队开展了广泛的整治运动。1947年西柏坡土地会议的召开，提出了以“三查”“三整”为主要内容的整党整军要求[17]。同年冬，“三查”“三整”运动在各解放区陆续开展，提高了广大党员的思想认识，及时遏制了思想滑坡现象，同时，提高了解放区人民群众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信任。

在三大战役时期，尽管我党我军已经取得了解放战争的战场主动权，但仍然注重党纪党风问题。在辽沈战役胜利之际，东北行政委员会出台了《东北解放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对于军队进城后的纪律作风问题做了强调和说明[18]。展现了我军良好的军容风貌，赢得了解放区人民群众的强烈拥护，为全国性战争的胜利做了良好的表率，打好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党风廉政文化建设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群策群力的结果，这一时期党的廉政文化建设紧紧围绕党领导下的革命形势，涉及到纪律、反贪污腐败、高效廉洁政府、党风思想等方面，极大地提高了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认识，塑造了一支纪律严明、作风优良的人民部队，为推动革命形势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

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廉政文化建设经验启示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廉政文化建设是在革命形势不断发展变化的动态过程中，通过对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性特征和任务的精准把握，有侧重、有针对开展廉政文化建设来实现的。新民主主义时期党的廉政文化建设为新时代党的廉政文化建设提供了值得借鉴的经验。

（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廉政文化建设的根本保证

无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哪一个历史阶段，无论开展什么形式的廉政文化建设，始终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党的领导是良好开展廉政文化建设的根本保证。历史和现实反复昭示：坚持党的领导对于廉政文化建设极端重要。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到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党在不断推进自我革命，始终强调全面从严治党，坚决同贪污腐败现象作斗争。我们能够取得一次又一次的成功，离不开党的领导。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出台“八项规定”，严厉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坚定不移“打虎”“拍蝇”“猎狐”，“不敢腐的目标初步实现，不能腐的笼子越扎越牢。”[19]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廉政文化建设能够成功，离不开党的领导，当前和未来，我们要不断推进党的廉政文化建设，必然要在党的领导下逐步深入推进，这是廉政文化建设的根本保证。

（二）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廉政文化建设的永恒基础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各个历史阶段，从国民革命到土地革命，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我党的廉政文化建设之所以能够不断取得成功，是因为始终坚持将廉政文化建设和革命实际发展相统一。和我党的指导思想的发展情况一样，只有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我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才能更好地指导我们的革命，推动革命不断走向成功。国民革命时期，我党刚刚诞生，所以党的廉政文化建设是为了更好地推动我党的成长，保持党的队伍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更广泛地吸收人民群众，壮大我党的力量。抗日战争时期，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面对日益严峻的民族矛盾，我党从全局出发，出台了一系列廉政文化建设政策和法规，目的更多地在于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逐步成熟，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做贡献。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党在各方面的建设都进入了关键时期，新时代党的廉政文化建设，要结合全面从严治党要求，根据党员队伍建设情况，不断在目的﹑措施等方面做出新的改变。只有与时俱进，才能永葆生命力，只有不断与实际结合，才能永恒发展。

（三）以人民为中心是廉政文化建设的核心要义

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各个阶段的廉政文化建设，始终都围绕着党群关系在变化和发展。在惩治贪污腐败的问题上，除了涉及到公款挪用的问题，还涉及了对人民群众财物的侵犯问题。在纪律作风方面，更强调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党自始至终都在强调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处理问题。正是因为注重党群关系，我党不断争取人民群众尤其是最底层农民的坚决拥护。在广泛的群众基础上，才取得了各个阶段的胜利。***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多次提及“人民”这两个字，还不断强调“人心向背”的问题，更加说明了人民群众在党的发展历程中、在民族和国家的发展历程中的巨大作用。十八大以来，以***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彻在全面深化改革和脱贫攻坚的各个方面，始终坚守着“初心”和“使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必须坚持贯穿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方面，坚持贯穿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征程中。

四、结语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廉政文化建设，是在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的领导下开展的，受到了中国传统廉政文化思想及马克思恩格斯廉政文化建设理论的影响，在这一时期的四个历史阶段，表现出各自侧重的廉政文化建设内容，积累了丰富的廉政文化建设经验。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在完成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基础上，继续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朝着第二个百年目标努力奋斗。这对党的廉政文化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断结合发展的新实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核心要义，继续深入推进廉政文化建设，为全面从严治党注入新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