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6-19
田德芳
(延安大学 西安创新学院,陕西西安 710100)
秦岭是中华民族的龙脉和华夏文明的重要发源地,是我国南北气候、生态、地理、地质等自然环境及语言、风俗、习惯等文化特征的天然分水岭。秦岭作为文学表现对象,可追溯到《诗经》时代,历经汉唐的诗文歌赋,到柳青、叶广芩、贾平凹、陈忠实、巴陇锋等陕西作家对秦岭的书写,构成了丰富的秦岭文化圈。本文将以秦岭为写作题材或发生在秦岭地域的文学书写泛称为秦岭叙事。秦岭叙事除了具有丰富的自然生态反思,还具有地域民俗文化价值,展现了秦岭地域生民的生存状态,尤其关注社会发展中带来的精神困扰与精神救赎的努力。
文学地理学强调地理环境对文学地域差异的影响,提出“文学的地理基础”这一关键词。“地理因素在文学的产生与发展历史中,往往起着一种制约与规定的作用,是作家与作品产生的基础和前提。”[1]陕南作家创作多以秦岭为背景或主角,如贾平凹、王蓬、陈彦、李春平等。正如贾平凹在《山本·后记》中所说:“我就是秦岭里的人,生在那里,长在那里,至今生活在西安城里工作和写作了四十多年,西安城仍然是在秦岭下。……今生也必然要写《山本》这样的书了。”[2]贾平凹早期小说创作多写改革开放背景下发生在秦岭的故事,质朴的大山和时代发展潮流形成鲜明的对比。在时代发展潮流的裹挟下,人的思想日渐改变,秦岭是时代发展的见证者,是社会生态发展变化的注视者。小说《浮躁》写出了秦岭商州山美水美人也美的自然社会生态,最初如《边城》般美好,但在浮躁之气侵袭下,家族利益之争甚嚣尘上。人们从安分守己、知足常乐到人心不古、欲望躁动,利益争斗成为生活的重心。人在利益追逐的道路上,精神虽单一,但是在利益目标的支撑下,精神危机尚未显现。
贾平凹新世纪以来的小说多围绕秦岭写生态、废乡等民生故事展开,秦岭是贾平凹笔下故事的发生地,是故事中人物性情的组成部分,展现秦岭风土人情,构成了所谓的秦岭志。秦岭志的书写以《怀念狼》始,经历《秦腔》《老生》的丰富,以《山本》为集大成,完成了贾平凹笔下的商州秦岭世界建构。秦岭逐渐成为故事的主角,秦岭叙事的生态反思意识更为自觉。
《怀念狼》是贾平凹新世纪以来秦岭世界建构的首部作品,讲述的是子明(“我”)与猎人舅舅傅山、烂头三人在秦岭记录仅存的十五只狼的离奇经历。小说中狼与猎人相互依存,猎人在寻找、猎杀狼的过程中确认生命的价值,狼失去对手后也会孤独自杀。狼又是具有情感和灵性的,它们会感激救助生命的老道士。可见作家众生平等、相互依存的生态意识,同时也在反思物欲之下“种的退化”。
鲁枢元《生态文艺学》认为:“‘生态’本就是‘自然生态’,一种纯真的自然状态,一种接近于原生的自然界的存在与生长状态。”[3]67但是人类所及遍布地球的角落,纯粹的自然已经非常罕见,当今自然生态体现为人与物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农耕文化时代的文艺作品多书写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人对自然万物依赖与敬畏,如历代文人的山水田园诗。但是自科学理性流行以来,近代思想轨迹被马克斯·韦伯概括为“世界的祛魅”。“祛魅”祛除了沉淀在人心中的愚昧和落后,也清除了人对自然的崇拜和敬畏。因而我们看到人类对自然的大肆掠夺,自然由优美变为蛮荒、凋敝。同时也看到了技术理性把我们劫掠一空,人类陷入自然生态危机中。
贾平凹早期小说具有田园牧歌风格,自诩为“乡下人”的贾平凹,饱含深情地写出了故乡商州的自然之美。《浮躁》讲述一个女孩、一位老人、一条黄狗,靠着小河的船渡为生的事故,描绘了优美、自然、健康的山间生活,是贾平凹商州秦岭世界的典型写照。以《浮躁》为贾平凹小说创作的分界点,之前的小说投射出作家明显的生活体验和经历,有着对故乡的深切关怀。之后的小说创作已经不拘泥于个人生活体验,密切关注时代发展,具有深切的社会关怀。《怀念狼》在形式上具有鲜明的探索意识,内容上则有自觉的生态意识,写出了物欲追逐中的自然生态危机。
小说中“我”是城市现代文明的代表,却在城市中找不到精神的皈依,因而回归秦岭(大自然),想寻求精神的救赎。而“我”的舅舅在自然生态失衡的现实面前,从一个猎人变成了追寻狼的守护者。“我”和傅山接受寻找狼的任务时,自然生态的危机已经出现。老县城曾经狼群成灾,现在狼却只剩下十五只,成为州县政府要颁布条例保护的对象;熊猫研究专家付之心血的熊猫母子双双弥世,物种的濒危,给人类敲响了自然生态的警钟。
狼的数量虽少,但是保护狼的条例颁布后,狼失去了对手,也失去了生命激励。所以“我”在寻访狼的过程中听闻诸多关于狼的怪事、奇事。如狼会自杀,船夫说夜里行船时,见过狼坐在岸头树根下一动不动,也有过狼往岸上树杈上跳,像是在自杀。一般人听来觉得离奇古怪,不可想象,但是傅山知道“狼也没对手了”。狼群陷入了生存危机。
狼与人在自然生态中是并生相存的,狼激发了猎人的生命力量;普查狼、保护狼是生态平衡破坏后人类必须承担的责任。因此,曾经彪悍刚猛的猎人傅山受命普查狼,担负起保护狼的使命。在“我”的时刻提醒下,傅山克制着自己作为猎人的职责与天性,承受着巨大的心理煎熬。狼虽然减少到需要保护的境况,但是狼的野性不减,依然会给山民带来生命危险。狼的凶残激起了他作为一个猎人的尊严,他终于忍不住射杀了十五只狼中的一只;后来又在熊耳川人的刺激下,失控射杀了三只狼。傅山在一次次的挣扎中,被压抑的本能逐渐复苏,直到所有的狼被射杀。
狼的消失,是自然生态危机的一个缩影。对于猎人而言也是一种毁灭性的打击,使他失去了活着的意义。伴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自然受尽科学技术的役使,秦岭已不全是“我”心中的故乡。
寻找狼的过程中,红岩寺的老道和狼其乐融融、和谐相处。老道喂养了各种小动物,其中包括狼,以后凡是狼有病,就会到红岩寺。有只狼屁股上肿了个大包,找了上来,老道帮它放了脓血,狼将前爪跪地致谢,恍如天方夜谭。老道生命临终,前几天获救的狼也赶来哭老道,还给他带来一小块金香玉。“它蹲在了门口先是呜呜了一阵,紧接着呜呜声很浊,像刮过一阵小风,定睛看时,就在土场边的柏树丛里闪动着五六对绿荧荧的光点:那是一群狼在那里。这么多狼为什么远远地躲着不肯近来,我还未多思量,门口外的大狼就抓门,嚓啦啦响,再是背过身去,用后腿扬土,土打在门上和窗上。……狼转过身来,高高扬起了头,然后头一低,我看见它的口里叼着一块小石头,放在了门口,转身走掉了。”[4]134这些充满了隐喻性的故事显示了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基础。只要人类打破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就有解决自然危机的希望——“世界的复魅”,“打破人与自然的人为界限,把人与自然重新整合起来,把自然放到一个与人血脉相关的位置上去。”[3]82
《怀念狼》写出了狼群的生存危机,以及人与狼休戚与共的关系。狼群的灭绝,预示着人类的精神危机。如何摆脱精神危机,实现自我救赎,表现了作家深切的忧患意识。
《怀念狼》是在狼逝去后的反思,是对失去狼以后猎人日益萎缩的生命力量的担忧。在人狼共舞的生态环境中,狼虽残暴,却也激发了人的生命意志。随着狼越来越少,狼需要保护,人亦陷入精神危机,需要寻求精神救赎。
从记者子明的角度看,《怀念狼》是一次逃离—归乡—再逃离的归乡之旅,这与鲁迅乡土小说的归乡模式有同有异。二者都是在归乡中寻求希望,但鲁迅笔下的归乡模式有缅怀之情,最后离去时绝望中包含希望。而贾平凹小说中的归乡含着迫切,是逃离城市文明、追寻生命力量的迫切,但又因精神救赎的落败而仓惶而逃。
作为知识分子的“我”(子明)生活在喧嚣的西京城,对一切失去了热情,麻木地生活着。西京这座繁华的大都市,竟让“我”觉得无处安放、无所适从(对城市精神荒芜的书写,是《废都》思想的延续)。“我”所能想到的唯一解救方式就是回到最初的地方——乡村,回到秦岭,在商州的土地上寻求精神归属。却没想到秦岭已不是“我”想象中的样子。
寻找狼的过程,刷新了“我”对商州人事的认识。商州的民众是在对狼的恐惧中长大。白狼的传说,猝死的十二个少女,狼变人,狼变猪……这些事使得商州人心惶惶,狼似乎是商州人摆脱不了的噩梦。时间流失、社会变迁并没有改变人与狼的敌对关系。当政府颁布条例,保护商州仅有的十五只野狼时,这在商州人的眼中是可笑荒谬的,在他们看来人狼之间的战争是永远不可能调停的。当最后一只狼被猎杀后,商州的野狼真的绝迹了。商州人终于杀死了他们宿命中的仇人。熊耳川人在没有了对手后,得了怪病——脸上长毛——他们惊恐地发现自己朝着他们的对立面发展,变成了人狼。熊耳川人变成了整个商州最大的恐惧,一切又回到了最初,对狼的恐惧一直都围绕着商州。
熊耳川人和舅舅傅山的异变,是“我”不曾想到的,“我”怀着期待归来,离开时却狼狈不堪,精神荒芜的情况也没有得到好转。逃离城市回归乡村,再从乡村逃离,是希望的幻灭。“我”在归乡中追寻自我的救赎,最后又在自我追寻中迷茫失落。“我”回归秦岭,寻求精神归属失败的背后带来的是精神层面的无根性和自我灵魂的无处安放,这是城乡夹缝人无法摆脱的现状。
子明寻求精神救赎的精神之旅中还包含着另一种精神危机,即“我”的舅舅傅山等猎人们的生命确认。人狼命运休戚与共,狼被击毙,自然生态危机导致猎人的退化。因为禁止捕狼的法令颁布,那些曾经的猎人都染上了十分怪异的病——软骨病,头痛病,精神萎靡,浑身无力,视力衰退,日渐枯瘦。失去狼,猎人就失去了活命的动力和生命力量。
傅山等猎人以捕狼为生,他们在猎杀中确认自我价值。越来越少的狼促使保护狼的条例的颁布,打破了他们既往的生活状态,使他们无所适从。身体患病和精神空虚使他越发排斥现代化的城市生活,城市的罪恶在他们眼中也是狼的幻身。他们缅怀过去,又被现代化同化,在过去与现在的夹缝中确认自我。傅山等猎人形象体现了中国寻根文学中“最后”一个文学典型,在傅山思想中既有对即将逝去的过往生活的眷恋,又有面对现实生活的疑惧和反思。在现实和历史的夹缝中煎熬的猎人陷入巨大的精神危机,最后落得变成人狼的结局,体现出精神和肉体无处安放的双重毁灭。
鲁枢元认为“精神生态学”是以人的内在情感生活与精神生活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一方面涉及到精神主体的健康成长,一方面还关涉到一个生态系统在精神变量协调下的平衡、稳定和演进。”[3]148《怀念狼》中熊耳川人伴随生态系统的变化产生精神病态,他们无法从历史发展中确认自身的主体地位,亦无法看到个人的生存价值。在历史与现实的夹缝中,他们向着宿敌狼退化而去。
贾平凹在《怀念狼》中展现了秦岭自然生态失衡下的城乡精神生态危机,在对狼的寻找中,子明和傅山也在寻找自我。但是物欲的社会导致精神救赎之路曲折漫长。面对生态危机,作家用小说的形式倡导人们打破人类中心主义,呼唤野性生命力量和回归自然本性。
社会生态系统包括人生存的自然环境、物质资源,以及人所处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贾平凹小说的秦岭叙事展示了秦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历程,在《浮躁》《怀念狼》《秦腔》《山本》等小说中勾勒出了二十世纪陕西社会文化发展脉络。
秦岭是动荡年代里人们的避难所,是鱼龙混杂的所在。《老生》《山本》等秦岭叙事文本,写出了民国时期秦岭是各方军事力量活跃的领域,秦岭是包容的,接纳被抛出社会秩序的边缘人。秦岭也是苦难的象征,是战胜苦难的生命之源、希望所在。《秦腔》则展现出新时期城镇化进程发展中,人与人的隔膜,人被欲望的洪流裹挟前行,逐渐迷失了自我。在《怀念狼》中,秦岭是精神救赎的归属地,面对子明和傅山代表的城乡精神危机,作家寄希望于秦岭世界的野性力量,呼唤野性、回归自然本性对抗物欲之下精神的荒芜,寻求精神救赎。
《怀念狼》在流浪汉式的秦岭寻狼行程中,展现了秦岭原始粗犷、充满生命力量的风土民情。南北七里、东西几十里的河川道里,黄沙地上黄中泛绿,山风吹过,枯茎泠泠作响,河滩的石头白得发亮。三十个猎人牵着三十条细狗,追赶野兔,腾起两排尘土,猎人与细狗奔跑,围观人群欢呼,一场壮观的狗撵兔的游戏持续了六个小时,纯粹为了生命力量的宣泄。作家详尽的场景描写凸显了原始生命形态中民风彪悍,对原始生命力量充满溢美之情。
秦岭人的饮食建筑和日常习俗也体现出民风原始粗犷之态。在一个叫刘家坝子的小镇,装板门面一律往西斜,门面粉刷着黑色,而露出的柱子则染着白灰,给人冷硬之感。日常饮食是锅盔,类似锅盖大小的硬饼;豆腐是从豆腐箱直接切下一大块,划开小块浇上辣子醋水,饮食粗俗豪放,极具山民生活特征。如果身体受伤流血,山民会把棉套或头发烧成灰用来止血。夏季人们不分性别,集体睡在打麦场纳凉。秦岭人生活艰辛,但是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熊耳川是猎人之乡,是原始生命力量的集中地。然而当保护狼的条例颁布后,熊耳川人没有了昔日的辉煌,或惧怕狼的存在,小心谨慎生活;或患上了奇怪的病,期待着与狼共舞中重新焕发生命活力。“我”来到熊耳川,狼也在熊耳川重现,猎人们在追逐最后几只狼的过程中完成了生命的释放。熊耳川人因为狼的出现而慌乱,用声响给自己鼓劲壮胆。小说采用侧面烘托方法,写出了人狼大战之中激发的生命力量。其中牛和狼的较量如雕塑一般壮烈震撼,“桥头上站着的是一只狼和一头牛,狼和牛头顶着头撑在那里,是拱桥上的一座拱桥……狼和牛都死去了,狼的头顶着牛的脖子,以至使牛头仰面朝天,而牛的左蹄则塞在狼的口里,一直顶着喉底,牙齿不能咬合,唇角撕裂,血在桥面上凝了一滩黑红色的糊状……”[4]150此处场面描写由结果可以想象过程的壮烈,生命意志的强大和生命力量张扬的壮美。狼牛大战张扬的正是人类日益委顿的生命力量,因而作家细描精雕,呼唤野性的美和蛮性的生命力量。
小说正面描写人狼大战的场景不多,结尾处舅舅傅山与狼的斗争写得惊心动魄:“舅舅和狼搅在一起……,从桥头滚到了公路上,从公路上滚到了水田里……双双站起,狼咬住了舅舅的肩头……舅舅扑向了狼,啃。”在人与狼的生命搏斗中,即便强壮如猎人傅山,在不借助外力的情况下,依然处于劣势。由此可见,熊耳川人对狼因恐惧而产生的痛恨,为求生而激发的生命力量。众人齐力用铡刀、乱石等打死了狼,狼被砸成了扁形,而一条尾巴举起来如旗杆一样。狼死尾不倒,可见其生命力量强大。
在秦岭寻找保护野狼的过程中,狼的故事和秦岭社会人生紧密相连。极具野性生命力量的山民生吃活蝎、宰杀活牛,小镇上的父亲不顾及女儿生死,面对来往的车辆推女儿去碰瓷牟利,这也显现了秦岭世界的保守落后,更暴露出物欲侵袭之下人性的异化。作为知识分子代表的子明、从事熊猫研究的黄专家则是物欲之下城市生态保护者进入秦岭的代表。狼之于子明是打破生活庸常状态,获取新的生活工作状态的契机;大熊猫之于黄专家是职称晋升的希望,城市欲望之下的人难以真正实现与动物淡泊相处。因而,夹杂着个人私欲的生态保护者们的行为动因和结果产生了悖反,仅剩的十五只野狼在子明等人的追寻中灭绝,黄专家因为大熊猫的死亡而发疯。《怀念狼》中城乡社会生活的点滴记录折射出“齐一化”物质标准下的社会危机。对秦岭世界原始生命力量的张扬是作家给予现代人孱弱精神的强心剂,也是对其疯狂物欲的反拨。现代理性的烛照没有让作家走向对原始强力的颂歌,反而使他进一步反思原始粗放的民风与物质利益结合后的凶残,体现出作家对秦岭文化的反思。
贾平凹商州秦岭世界的建构中包含了复杂的文化反思。一方面是鲜明的生态反思意识。秦岭是生命之源,是原始生命力量的承载地,是作家心中的桃花源。秦岭文化包含了人的本初生命力量。“我”厌倦于城市生活,所能想到的唯一解救方式是回到乡村,回到秦岭。回到乡间看见野性蓬勃的生命,激发了“我”对创作和生活的热情。“我”需要这种生命力来激活自己的灵魂,在商州的土地上寻求救赎。面对孤苦伶仃的幼狼,“我”不忍弃之荒野,任其自生自灭,便抱养于身。傅山悄然将狼崽带离尘世,返归自然,让其在大自然的庇护下保持应有的本性。老道士为狼疗疮的举动,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秦岭文化寄予了作者对人的自然与社会本性复归的内在追求。另一方面,在现代文化烛照下,秦岭文化又是落后、愚昧、保守的,受到物欲冲击后,野蛮和物欲结合,激发了人性之恶。在寻找狼的过程中,“我”重新认识了商州的人和事,也开始质疑原来盛赞的野性。这种野性也包含了野蛮、血腥、残忍的野性,令人生厌。“我”保护生态的行为被山民们嘲笑,体现了现代理性与传统认识判断的偏差。
乡村作为子明心中最后救赎的圣地,在城乡对照中消减了对城市的批判和对乡村的赞美,显得复杂暧昧。猎人的疯狂举动,山间人的粗鄙怯弱,相比之下“我”这个城市人显得善良、理性、文明。与城市人萎靡病态的精神对照,山间人勇敢、充满野性,却又愚昧无知。乡村无法代替城市成为子明的救赎地。
《怀念狼》是作家对人的生存、城乡现状等创作主题的承前启后之作。这部小说是《废都》中的知识分子庄之蝶寻求精神救赎的延续,城市的精神荒漠无法带来知识者的生命力量和精神慰藉,他们进而转向乡村,转向包蕴原始生命力量的秦岭。同样,《怀念狼》又先于《秦腔》淋漓尽致地书写了“废土”之状,山村生活的艰辛、物欲思想的侵袭,乡村已经不是“礼失求诸野”的希望所在。
《怀念狼》直面现实生存困境,以生态整体主义的观念表达了敬畏生命、与狼共舞的生态理想。正如贾平凹在访谈中所说:“人是需要对立面的”,“人是在与狼的斗争中成为人的,狼的消失使人陷入了惶恐、孤独、衰弱和卑鄙,乃至于死亡的境地。怀念狼是怀念勃发的生命,怀念英雄,怀念着世界的平衡。”[5]只有打破人类中心主义的锢桎,在万物平等的观念下才有可能找回昔日的“对立面”,重获曾经的生命力量,实现自然与人和谐相处的生态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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