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留守儿童语言使用影响因素评价模型的构建

冀芳

（长安大学 人文学院，陕西西安 710064）

留守儿童是指由于父母双方或一方外出务工，被留在户籍所在地，无法与父母生活在一起的未成年孩子[1]。我国农村地区普遍存在留守儿童现象，《中国农村教育发展报告2017》数据显示，截止2016年，我国农村留守儿童数量为1 726.29万[2]。民政部组织开发的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信息管理系统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共有农村留守儿童697万余人，96%的农村留守儿童由祖父母或者外祖父母照顾，其中义务教育阶段儿童占比78.2%。由于缺少父母监督，祖辈监护人文化水平较低、无力监管与疏于管理，加剧了农村留守儿童的各类问题，这势必严重影响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近年来，关于留守儿童的研究增多，较多关注父母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的影响[3-4]、留守儿童现状及教育问题等方面[5-9]。《2019年度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数据显示，55.3%的留守儿童所在学校没有图书馆，62.3%的留守儿童所在的学校没有计算机房。通过实地调研，还发现留守儿童所在农村地区的语言教育资源相比城市更加匮乏。在留守儿童存在的诸多问题中，普通话使用情况常被忽略，学界对该类现象的关注也不多。伏干[10]通过调研江苏省阜宁县中小学生留守儿童，研究了年龄、性别、父母是否外出务工等因素对留守儿童在学校与家庭中语言使用的影响。李金凤等[11]通过调研江西省湖口县农村学前留守儿童，分析了语言态度、语言环境对儿童语言使用的影响。现有的研究成果为分析农村留守儿童的语言使用的影响情况提供了很好的资料与思路，但仍存在两个不足。一是尚未关注语言管理因素对留守儿童语言使用的影响。二是忽略了一些个体特征因素对留守儿童语言使用的影响。基于此，本文以陕西省农村留守儿童为调研对象，构建留守儿童语言使用影响因素的评价模型，并从语言管理、语言态度、个体特征等方面分析留守儿童语言使用情况，以期充实该领域的研究。

一、研究方法

（一）变量设计

1.被解释变量

结合伏干[10]关于留守儿童语言使用情况的变量设计，本文将“母方言”与“普通话”作为留守儿童语言使用的选择结果。在母方言中，如混合使用少量的普通话，则视为母方言选择；在普通话中，如混合使用少量的母方言，则视为普通话选择。因此，不存在母方言与普通话都选择的情况。界定“语言使用”（YYSY）为“0～1”虚拟变量，其中，0表示选择母方言，1表示选择普通话。

2.解释变量

本文将“语言管理”（YYGL）和“语言态度”（YYTD）设计为主要的解释变量。其中，语言管理是指通过各种语言干预、规划或管理的方法改变或影响语言实践的具体行为。语言管理是家长为了提高子女的语言水平，采取措施或以实际行动进行干预，比如，纠正孩子的发音、有意提高某种语言的使用频率、参加课外辅导班、有意让孩子阅读某种语言的材料或收看收听某种语言的视听节目等。语言管理旨在解决语言领域中出现的问题，但语言管理的制定与实施却受到众多语言之外因素的影响，这些影响多表现为社会、文化、经济等环境层面[12]，如国家对语言使用的导向、语言培训机构等。因此，本文将“语言管理”（YYGL）细分为“语言使用控制”（YYKZ）和“语言环境管理”（YYHJ）两个子变量。如果留守儿童的家长对孩子的语言使用进行干预，就视为对留守儿童进行了语言使用控制，此时对其赋值1；如家长对留守儿童无要求或态度含糊，则赋值0。如果留守儿童所在村落有关于普通话推广宣传、课外辅导机构，或者能够接触到针对儿童的网络辅导课程，则视为实施了语言环境管理，此时对其赋值1；如缺少上述的环境表现，则赋值0。“语言态度”（YYTD）包括监护人方言惯性（FYGX）与儿童普通话态度（EPTD）两个子变量。语言态度是人们对某种语言价值的评价及其行为的倾向，是一个主观性的变量。因此，对监护人方言惯性（FYGX）与儿童普通话态度（EPTD）子变量采取李克特五级量表法进行测度，即“1～5”依次表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说不上”“同意”和“非常同意”。

3.控制变量

为控制可能影响留守儿童语言使用的其他因素，本文控制变量主要考虑个体特征，主要包括家庭月均收入、家长教育程度、外出务工时长等因素。

模型各变量具体符号与定义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定义

（二）模型构建

本文建立异方差的Probit模型，来分析语言管理、语言态度对留守儿童主讲普通话的影响，具体模型为：

其中，i为调研样本的个数，α为常数项，β1、β2、β3、β4、γ 分别表示语言使用控制、语言环境管理、监护人方言惯性、儿童普通话态度、系列控制变量的系数，C为系列控制变量的符号，ε为误差项。为了解决语言使用控制、语言环境管理变量的分布数值呈右偏态的问题，本文借鉴Rossi的方法，将变量均加上1，然后取对数[13]。

留守儿童的父母多外出务工，其对留守儿童的语言使用控制与监护人的方言惯性对留守儿童使用普通话有很强的冲突性。这种冲突性主要表现在，留守儿童的父母会通过自己或影响监护人对留守儿童进行控制以实现使用普通话的目的，也会要求监护人多采用普通话与留守儿童进行交流，以促进留守儿童使用普通话。但是，限于监护人的方言惯性很强，尤其是隔代监护的情况越来越多，即父母外出务工后祖父母扮演着留守儿童的实际监护人，这类监护人还是习惯与留守儿童讲方言，这会导致留守儿童接触更多的母方言，从而使用母方言。因此，本文借鉴潘越等[14]的研究方法，在式(1)基础上，增加了语言使用控制（YYKZ）与方言惯性（FYGX）的交乘项，用来检验语言使用控制与方言惯性在影响留守儿童使用普通话方面是否具有替代效应。具体模型为：

当 YYKZ为 0时，即父母或监护人没有对留守儿童使用普通话采取实际行动，则式(2)变化为：

当 YYKZ为 1时，即父母或监护人对留守儿童使用普通话采取实际行动，则式(2)变化为：

（三）数据来源

本文主要采取对中小学生进行调研和入户调研相结合的方式采集数据，先将1个乡的中小学及相关家庭作为预调查点，在研究问卷反复修订后再进行大规模调研。本文主要调研了陕西省商南县试马镇、赵川镇、金丝峡镇，山阳县漫川关镇，富县茶坊镇，府谷县孤山镇、凤县河口镇、勉县定军山镇、韩城市龙门镇。调研时间为2020年6月至9月。留守儿童家庭有父母双方外出的情况，除调研父母的语言使用情况，还调研了祖父母的语言使用情况；家庭有父母作为监护人的，只调研在家的主要监护人。选取了500户家庭作为调研对象，家里有多个儿童只调研一个，一共发放500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464份，回收率为92.8%。

二、留守儿童语言使用的影响因素

（一）语言使用

如表2所示，在总样本中，有420名留守儿童主讲普通话，其比例超过90%。即便在未考虑既使用普通话也使用母方言的情况下，这也可说明在我国农村地区留守儿童日常使用普通话还是很普遍的。由此可见，普通话在我国农村地区的普及率日趋提高，国家近年来普通话的推广效果显著。不过，仍有44名留守儿童主要讲母方言，其比例接近10%。在调研过程中发现，主讲母方言的留守儿童，多是由祖父母来监护，年龄趋向于低龄化。

表2 留守儿童语言使用情况

（二）语言管理

在总样本中，有74名留守儿童会被家长要求多使用普通话，其比例为15.9%，且更多是母亲或父亲为居家监护人的情况，少数则是父母与留守儿童通话或视频时被要求使用普通话，极少数留守儿童会因为外出务工的父母要求祖父母对其施加语言控制来使用普通话。通过调研发现，通过父母要求或者进行纠正等方式对留守儿童进行语言控制的情况偏多，极少数家长会让留守儿童通过参加辅导班、兴趣班或网络课程等方式进行语言使用控制。不仅如此，农村地区关于普通话推广的宣传很少见到，也极少有各类语言辅导班，外出务工的父母更少会通过网络课程等方式来影响留守儿童的语言使用。这由多种原因所导致，如：国家在农村地区普通话宣传与推广的力度较前些年有减弱。祖父母作为监护人对留守儿童的语言使用重视度不够，再加上其自身较少使用普通话，更倾向使用母方言。农村地区留守儿童的课外兴趣班、辅导班也较少，加之外出务工父母担心留守儿童迷恋手机，或祖父母的智能手机普及率极低，这也决定了父母更少会通过网络课程来影响留守儿童的语言使用。这些现象都是农村地区语言环境不佳的表现。

（三）语言态度

如表3所示，在农村地区，47.4%的监护人对母方言的态度持“说不上”的态度，其比例最高。对母方言持“不同意”与“同意”的比例略相似，分别为24.4%与18.5%，但持“同意”的比例略低于“不同意”。这反映了农村地区留守儿童的监护人认为母方言并非那么重要。

表3 监护人对方言重要性评价

如表4所示，在监护人的方言习惯方面，按照是否习惯使用母方言的标准，将监护人分为“习惯使用母方言”和“习惯使用普通话”两组，该两组人数分别为348人与116人，其比例分别为75.0%与25.0%。这表明农村留守儿童的监护人多数使用母方言，但是仍有一部分监护人使用普通话。通过调研发现，使用普通话的监护人多为父母一方居家照顾留守儿童。统计数据表明，监护人习惯使用母方言，留守儿童则选择主讲母方言，其比例为81.8%。监护人的母方言习惯对留守儿童的语言选择影响显著。与此同时，在监护人习惯使用母方言的情况下，有74.3%的留守儿童选择主讲普通话。这主要是因为留守儿童入学后接触的普通话教育较多，学龄后留守儿童已逐渐建立起普通话意识与使用习惯。同时，这也反映了普通话在农村地区的推广具有一定的效果。

表4 监护人语言习惯对儿童语言选择的影响

如表5所示，留守儿童对普通话重要性评价持“非常同意”的比例最高，为62.5%。持“同意”的排序第二位，其比例为21.8%。二者合计比例超过80%。由此可见，留守儿童普遍认为使用普通话具有较高的重要性。

表5 留守儿童对普通话重要性评价

（四）个体特征

针对留守儿童家长的个体特征调研结果如表6所示。从月均收入情况看，调研样本月均收入最多的是2 001～3 000元，其比例为38.1%；其次是3 001～4 000元，其比例为32.5%；但仍有14.7%的样本收入在2 000元以下。从受教育程度看，留守儿童家长初中学历的比例最大，为47.6%。其次是高中、中专、技校学历，比例为28.4%。高职、大专学历的家长为17.5%。从外出务工时长看，留守儿童家长外出时长比例最高的是“4～6 个月”，为 41.4%；“6～12 个月”与“1～3个月”比例较相似，分别为24.1%与22.6%。这说明留守儿童的家长虽外出务工，但每年仍会返回农村接触孩子，从而能够当面督促监护人与留守儿童使用普通话。

表6 留守儿童家长的个体特征

三、实证分析

（一）语言管理、语言态度对留守儿童普通话使用的影响

使用Stata15.1软件对模型(1)进行回归分析，旨在分析语言使用控制、语言环境管理、监护人方言惯性、儿童普通话态度及个体特征等因素对留守儿童使用普通话是否有影响，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

由表7可知，父母的语言管理积极影响到留守儿童的普通话使用，语言使用控制与语言环境管理两个变量的影响结果均呈现出显著正相关。语言态度的两个变量对留守儿童普通话使用的影响结果有差异，其中，监护人方言惯性与留守儿童普通话使用呈现显著负相关，而儿童普通话态度与留守儿童普通话使用呈现显著正相关。

首先，语言使用控制与留守儿童普通话使用呈极显著正相关（P＜0.01）。这表明，父母对留守儿童或通过监护人间接对留守儿童使用普通话施加控制是留守儿童使用普通话的重要影响因素。由于父母进城务工，其在工作、生活中与普通话接触更加密切与频繁，能够体会到普通话的重要性。为了提升留守儿童普通话水平与能力，父母返回农村与儿童接触时会施加一些语言管理，以期提高留守儿童对普通话的重视度，进而影响留守儿童的普通话使用。即便父母外出务工，无法做到实时进行语言控制，但由于通讯方式的便捷，在日常通话或视频时，父母会对留守儿童使用普通话施加影响，督促儿童多使用普通话，甚至在与儿童交谈时父母也倾向于使用普通话。祖辈监护人往往不愿意违背儿童父母的意愿，并且会更加注重对孙辈的教育。在单独照顾留守儿童时，越来越多的祖父母监护人也努力克服方言惯性障碍。加之本文调研的留守儿童多为中小学生，这类群体在校学习的时间较长，而普通话已成为学校语言场合下最常用的语言。调研发现，几乎很少有留守儿童在与老师、同学交谈时使用母方言。

其次，语言环境管理与留守儿童普通话使用呈不显著（P＞0.05）相关，其影响程度要显著低于语言使用控制变量。在农村地区，留守儿童所面临的语言环境略显不足，这也导致能够进行语言环境管理的情况较少。这种现象是多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农村地区普通话推广与宣传的力度较前几年要减弱很多。在调研时，很少发现有普通话宣传或推广的广告、标语、广播等，这与前几年的普通话推广热度呈现较大反差。农村地区与城市相比，各种设施与条件要差一些。不仅家长对儿童教育观念、重视程度等有差距，而且语言教育环境、资源较城市都要差了很多。比如，类似语言辅导、语言培训、兴趣班在农村地区几乎没有。农村地区学校在这方面的硬件与软件都存在很大短板，农村地区电脑普及率及祖父母监护人智能手机普及率都不高。通过网络方式进行语言环境管理也很少，如父母很少给留守儿童报各类网课，这与父母担心孩子迷恋网络与手机等因素有关。整体上看，农村地区普通话的语言环境仍较落后，进行语言环境管理的力度不高，从而导致语言环境管理对留守儿童普通话使用的影响程度要较大程度低于语言使用控制变量。

再次，监护人的方言惯性与留守儿童普通话使用呈极显著负相关（P＞0.01），这说明监护人的方言惯性越大，留守儿童使用普通话的可能性越小。监护人的方言惯性越小，则留守儿童使用普通话的可能性越大。监护人是留守儿童学习与使用语言的最主要和最直接的输入渠道之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由于留守儿童的父母双方或一方外出务工，能够陪伴在留守儿童身边的情况较少，这就造成留守儿童的监护人较多为祖父母。即便留守儿童父母一方外出务工，尤其以父亲外出务工偏多，相对于祖父母而言，父母的方言惯性要少一些，但是其普通话程度较城市居民仍偏弱，再加上农村环境方言使用程度较高，这就会影响到监护人的方言惯性。

最后，儿童普通话态度与其自身普通话使用呈极显著正相关（P＞0.01），且要略高于父母的语言使用控制变量。这表明儿童对普通话的态度决定了其自身普通话使用，这也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如：所调研对象多为中小学生，其已较多具有自我意识与判断标准，对普通话的认可程度及使用水平较高。这类留守儿童多数为独生子女或兄弟姐妹不多，受到父母的偏爱较多，尤其受到祖父母的隔代疼爱更多，监护人也会较多尊重这类儿童的自我意愿。这就促使留守儿童由于自身对普通话的认可度较高，所以对自身普通话使用的正向影响程度也较显著。

由表7可知，留守儿童家庭月均收入与留守儿童的普通话使用影响程度呈不显著性。父母受教育程度与留守儿童普通话使用呈不显著性，但其影响程度显著高于留守儿童家庭月收入。这说明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其对普通话的作用了解越高。加之其自身普通话水平也会越高，父母进城务工后，工作选择、收入水平、工作环境等都会有一定的影响，其更能体会到普通话在工作与生活中的作用，因此会更倾向于子女选择使用普通话。父母外出务工时长与留守儿童普通话呈极显著负相关（P＜0.01），即父母外出务工时间越长，留守儿童普通话使用的可能性越小。这说明父母外出务工时间越久，其返回农村与留守儿童接触的频次越小，接触时间越短，则其对子女的语言管理越少，进而会降低留守儿童的普通话选择与使用。

表7 语言管理、语言态度对留守儿童普通话使用影响的回归结果

（二）语言使用控制与方言惯性的替代效应

当将式(3)和式(4)对等时，得到系数β2小于β3，这意味着父母自身或通过影响监护人对留守儿童施加影响并强化留守儿童使用普通话时，监护人的方言惯性对留守儿童使用普通话的影响程度会被削弱。采用同样的方法，计算出语言使用控制与方言惯性的替代效应回归结果，如表8所示。

表8 语言使用控制与方言惯性的替代效应回归结果

当 YYKZ为 0时，FYGX×（1-YYKZ） 的系数绝对值和显著性水平显著高于FYGX×YYKZ。这说明父母没有进行或通过监护人间接进行语言使用控制时，监护人的方言习惯对留守儿童使用普通话的负面作用非常显著，即留守儿童的语言选择显著依赖监护人的方言习惯，会倾向于使用母方言。当YYKZ为1时，YYKZ的系数绝对值比交叉性FYGX×YYKZ的系数绝对值要大，这说明父母直接或依托监护人间接对留守儿童进行语言使用控制时，监护人的方言惯性对留守儿童选择使用普通话的负向影响变弱了，即父母直接或依托监护人间接对留守儿童普通话使用施加控制时，冲抵了监护人方言惯性的影响程度，留守儿童在选择语言的过程中，便会减少对监护人方言习惯的依赖。

四、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本文通过研究留守儿童日常生活中主讲普通话还是母方言的影响因素，着重分析了父母对留守儿童主讲普通话进行语言使用控制、父母对留守儿童主讲普通话的语言环境进行管理、监护人方言惯性的影响、留守儿童的普通话态度等四个因素对留守儿童语言使用的影响，还对父母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及外出务工时长等因素加以分析。本研究发现，父母对留守儿童语言使用进行控制、留守儿童对普通话的态度是留守儿童选择普通话的关键影响因素。监护人的方言惯性、父母外出时长、农村地区普通话语言环境都是影响留守儿童普通话使用的重要因素。进一步研究发现，父母的语言使用控制与监护人的方言惯性之间存在替代关系，即父母对留守儿童普通话使用不进行控制时，留守儿童显著依赖监护人的方言惯性而倾向选择使用母方言；父母直接或通过监护人间接对留守儿童使用普通话进行控制时，留守儿童依赖监护人的方言惯性而使用母方言的作用会大大减弱。

（二）建议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加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力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要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还要完善留守儿童关爱体系。进入十四五建设阶段，关注及解决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及留守儿童问题，仍是国家顶层设计之一。基于此，本研究有以下建议。

第一，在留守儿童普通话使用与能力培养过程中，父母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适当的语言管理能够冲抵监护人方言惯性对留守儿童普通话使用的负面影响，尤其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规模剧增，已成为城市外来务工群体的中坚力量。新生代农民工不仅具有一定的教育基础，其与城市环境也融入更多，更能体会到普通话的重要性，进而会提升对其子女普通话使用的引导与控制。因此，要提升农村地区留守儿童的普通话使用能力，父母对其施加必要的语言管理措施，是至关重要的。

第二，监护人方言惯性是制约留守儿童普通话使用及能力的重要因素。由于新生代农民工普遍外出务工，留守儿童监护人更多依赖于祖父母群体，而该类监护人群体更多长期生活在农村，无论是自身的普通话使用频率或水平，还是农村的语言环境，都驱使该类监护人更多使用母方言。因此，这类监护人的方言惯性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留守儿童的普通话使用。为了促进留守儿童更多使用普通话，减少监护人方言惯性的负面影响至关重要。这不仅需要监护人自身从意识上加以重视，还需要外出务工的父母通过影响监护人间接施行语言管理。

第三，建设与完善农村地区留守儿童普通话使用的语言环境及资源。语言的使用与学习需要一个良好的语言环境与氛围，而农村地区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导致留守儿童普通话使用与学习的环境略有欠缺。首先，应加大普通话宣传力度，尤其在农村地区的普通话宣传还需要强化。充分发挥农村墙体、广播等宣传资源进行普通话推广工作，尤其注重对留守儿童监护人的普通话意识的提高。其次，加强农村地区学校、农村公共设施的建设，缩小城乡差距。如在农村地区学校建设语言图书馆、语音室、多媒体活动室，完善普通话学习的硬件与软件基础。在农村建设图书馆或活动中心，为留守儿童学习普通话提供资源与场所。最后，加大在线课程、新媒体资源在农村地区普通话推广的作用。外出务工父母可以通过让子女学习网课等方式来提升普通话使用能力，这也需要网课开发机构或软件能够针对留守儿童网络使用习惯与现状进行功能设置，以减少留守儿童迷恋网络、滥用手机等行为发生。

第四，外出务工父母应增加与留守儿童接触的时间与频次。出于营生所迫或改善经济收入的需要，父母会选择外出务工，从而与留守儿童长时间分离，这也会导致父母对监护人或留守儿童进行语言管理的频率、效果都受到较大影响。而且父母外出务工时间越久，留守儿童普通话使用受到的负面影响越大。为了促进更多留守儿童选择普通话，提升其普通话使用能力，父母不仅需要从思想上重视，还应该从实际行动上努力。如：尽可能增加每年返家的频率与时间；寒暑假期间将孩子带到城市生活一段时间；有可能的情况下，在外出务工期间可以随带子女，进而使留守儿童成为流动儿童，这样能最有效提高父母对子女的语言管理效率；如不能长时间或短时间让孩子伴随自己外出务工，那么父母可以通过电话、语音、视频等多种方式，增加与留守儿童的接触时间与接触频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