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循古倾向管窥

程鑫

（陕西理工大学人文学院，陕西汉中 723000）

《儒林外史》假托明代儒林故事，在“纪传性结构”[1]的架构下刻画出“儒生”百态。这些“儒生”，与春秋传统儒士较之可谓是天冠地屦。春秋儒士以其崇高的价值操守，成为历来儒学者孜孜以求的最高典范。同时，春秋儒士作为儒家学派的渊源，是兼具圭臬意义和初始意味的原儒。熊十力[2]在其《原儒·原学统二》中说：“中国学术导源鸿谷，至春秋时代，孔子集众圣之大成，巍然为儒学定宏基。”以孔子为代表的原儒，是儒家后学导夫先路的宗师。张勇耀[3]亦认为“原儒学说是指以先秦孔子、子思、孟子为代表的思想文化学说。”其学说概括来讲即“内圣外王之道”[4]101。“‘内圣’指的是孔孟儒家讲的修身之学，孔子所谓的克己和修己，《大学》所谓的诚意、正心和修身，孟子所谓的存心养性，荀子所谓的修身和治气养心，都属于此，这是一种内在品德修养的问题；而‘外王’则是指治国平天下的政治之学。”[4]101具体而言即是“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忠恕”“孝悌”等美德。

《儒林外史》中的“儒生”，其人多为道貌岸然、餐腥啄腐之辈。与原儒相比，可以说是判若云泥，故一般称其为假儒。当然，《儒林外史》中亦有极少数与原儒在道德操守上相似的儒生，可以真儒概之。但不论真儒还是假儒，都是作者借以表达循古这一倾向的。循古，即遵循古制，首见于《庄子·徐无鬼》：“反己而不穷，循古而不摩，大人之诚。”[5]本文所谓的循古，主要指吴敬梓借小说人物探求原儒古貌的倾向。但仔细研读文本，则吴敬梓循古的对象其实并非单单聚焦于原儒，受吴敬梓思想复杂性的影响，《儒林外史》中的真儒亦存在魏晋士人“越名教而任自然”（嵇康《养生论》）的特征。故吴敬梓的循古，亦是对魏晋士人的因循，具有双重指向。

一、讽假儒以循古原儒

吴敬梓出生于家声科第皆美的世家大族，家中几代人都为儒生。《儒林外史》是其“继承了儒学的原教旨”[6]之作，塑造了诸多的儒生形象，尤以假儒数量为最，以他们的活动性象征地展示了清代儒生在道德操守上的腐朽沉沦。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认为该书“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7]171假儒虽假，但却从侧面反映出吴敬梓对原儒价值观的求索与复归，是作者反向循古的笔法之一。

假儒之假，既表现于知之假，亦表现为行之假。就求知来说，《儒林外史》中的儒生仅仅局限于研习八股制艺之术，而于真正的时事学问却耳目闭塞。在范进和张静斋、汤知县的一段讨论中，张静斋说刘基老先生是洪武三年开科的进士，范进插嘴说是第三名，张静斋辩解道是第五名，连试卷他都读过。事实却是刘基是元顺帝元统元年考取的进士。著中汤知县、张静斋、范进都是明朝中期人，连大名鼎鼎的“明初诗文三大家”之一的刘基都不知道，而是互做妄断之语。在“知”这个问题上，原儒主张“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8]25，认为知与不知都应讲求实事求是，假儒则罔顾事实。

再如娄家两位公子几次拜见杨执中不得，却偶然见得杨执中的一首诗，不胜叹息地说道：“这先生襟怀冲淡，其实可敬！”[9]66这样一首一字不曾改地抄自元朝诗人吕仲实的诗，娄府两公子竟不知情，反而越发觉得杨执中有真才学。假儒的蒙昧无知，竟到了此种荒唐的地步！孔子说：“学如不及，犹恐失之。”[8]120先儒尚且“学而不厌”[8]94，儒家后学更应秉持勤学之心，而非如娄府二公子般浅见寡识。

至于假儒在行方面的假，较之于知，则有过之而无不及。鲁迅评范进拜谒汤知县一段谓：“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诚微词之妙选，亦狙击之辣手矣。”[7]174范进口称“先母见背，遵制丁忧”[9]29，不用银镶杯箸，亦拒绝象箸，却“拣了一个大虾元子送到嘴里。”[9]29又如，严贡生口口声声称自己为人率真，乡里之间不占人半丝便宜，却在弟弟去世后，欺负弱寡，强夺家产。此类假儒在言语上皆对所学儒业进行标举，而在行为上却又与原儒所倡行的“先行其言而后从之”[8]23相疏离。

在对待金钱的态度上，孟子主张“万钟则不辨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10]266，认为君子应该重义轻利，假儒却一反其道。原本秉有赤子之心的匡超人因受到来自潘三的巨大金钱诱惑而自甘沉沦。匡超人越觉得“身上渐渐光鲜”[9]130，便越发深陷其中。为分得二百两巨资，他竟去参与替考舞弊，又蒙潘三做媒人，帮他上下打点，而老家的发妻，则活活吐血闷死。陈文新评此情节时认为这是匡超人“用‘代圣贤立言’的八股文博取富贵，延伸到日常生活中，便是用美妙的合乎纲常的言论来为一己的私利服务”[11]。诚然，匡超人之所以前后发生如此明显的改变，即是其作为假儒，虽能言及义理，但内在精神文化却早已缺失的一种表现。

在对待功名上，《儒林外史》中的儒士们皆注重举业，却看轻了行文出处。小说通过八股才女鲁小姐这一形象突出强调了这点。鲁小姐虽是女儿家，但历程科目，心内已记得有三千余篇。其父曾言“八股文章若做的好，随你做甚么东西。”[9]74在鲁小姐的妆台前，摆满了蝇头细批的文章，女儿家都如此这般地注重八股举业，那个时代的儒士们便可想而知了。当然，原儒亦追求功名，主张积极入世。孔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8]236但原儒是在“有道则见，无道则隐”[8]118的前提下，借入世寓道于名，以求经世致用。如孔孟之主张入世，是借助政治手段以实现其匡世扶道的理想。而小说中的假儒则是纯粹为了追求功名利禄而重举业，他们在八股文的规矩中空谈原儒义理，心中实无大道可行。

在道德上，荀子强调“士欲独修其身”[12]，认为儒士们应多注重自身的修养，讲求对儒士品性的坚守，而假儒则完全颠覆了原儒所恪守的人格底线。“名士”杨执中是以邹吉甫口中的“忠直”君子形象出现在娄府两公子那里的。在得知这样的名士却为盐务的事而身困监里的时候，两位公子出资救出杨执中，后屡次拜谒，皆不会。杨执中误以为是要钱的差人来拜访，对家里的老妪又是打嘴巴，又是踢几脚，丝毫没有文人的端庄得体，也与小孩子口中所说的“和气不过”[9]66大相径庭。因怕差人寻他，他从清早出门就闲混。全然不类士君子人格，也与原儒所倡导的“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8]6相悖。

总之，《儒林外史》中的假儒都表现出与原儒截然相反的价值取向。吴敬梓虽未直斥假儒之伪，但讽刺意味却了然于其中。吴敬梓借一代儒生丧失原儒所应具备的道德操守，沦为虚有其名的假儒，从侧面引起人们对原儒内在品性的追忆。这种借原儒为暗在评判标准的人物形象设定，是吴敬梓于微词妙选中悄然展现其循古倾向之重要方法。

二、颂真儒以双重循古

《儒林外史》中真儒虽为数不多，但真儒所体现的价值追求较之原儒乃是沿其流而扬其波。真儒在品性坚守上以原儒为圭臬，在他们身上，可以洞见儒家先贤遗风。此外，受吴敬梓思想因素的影响，真儒亦表现出明显的魏晋名士之风流，故而真儒的循古倾向具有双重性。

（一）颂真儒以循古原儒

《儒林外史》中的杜少卿是一位不慕荣利、高情远致的真儒士。杜少卿是众人口中的“败家子”，家业丰厚却处处施与，短短几年，便千金散尽。但杜少卿所施与的对象，在他看来皆是确实危困之人。孔子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8]51“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也。”[8]206孟子曰：“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10]17“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10]304强调士人不应该追求身外的物质与名利，而应注重精神境界的提高，追求兼济天下的道义。在利欲熏心的年代，杜少卿倾囊相助有困之人，并发自内心对他们寄予深切的同情，这样一种扶贫济困、至情至性的人格，与假儒的重利轻义反差鲜明。

正如原儒所主张的积极入世一样，庄绍光虽不求朝廷重用，但在天子求贤问道时，仍为君王忠言进谏。如其奉召前与妻言：“我们与山林隐逸不同，既然奉旨召我，君臣之礼是傲不得的。”[9]234但庄绍光又深觉入世已非能挽其颓波，故婉拒权臣拉拢，奏本还山。在湖光山色中著书立说，以文会友。庄绍光广学博识、经世致用，同时又不为名利所惑，一定程度上与原儒“有道则见，无道则隐”[8]118的道义追求相一致。

此外，真儒还有迟衡山等人。这些真儒所恪守的价值追求，是对春秋原儒“内圣”[4]101理念的一种承继。在这种因循承继关系里，寄托着吴敬梓对原儒修圣德、重礼教并兼济天下的仁者之道的归复与热望。

（二）借真儒超脱循古魏晋

《儒林外史》的另一循古对象是魏晋名流。“竹林名士恣情任性、超逸风流的特征，在吴敬梓的生平和作品中表现得也很明显。”[13]吴敬梓本人即具有纵情恣意的魏晋名流风范，以其为原型的杜少卿亦然，“在杜少卿形象里纵心肆志的思想表现得更充分。”[13]他托病不第，“热衷于经营舒展个性的小天地。”[13]当他的妻子问及，他道是：“你好呆！放着南京这样好顽的所在，留着我在家，春天秋天同你看花吃酒，好不快活。”[9]230他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竟携着娘子的手，出了园门”[9]225。以至于当时“两边看的人目眩神摇，不敢仰视。”[9]225杜少卿表现出的正是对虚伪名教束缚人性的反抗，是阮籍《大人先生传》里所说的“彷徉是以舒其意，浮腾足以逞其情”[14]的名士之风的再现。吴敬梓在杜少卿这样少有的真儒形象中注入了魏晋名士的气度特征，正是在借真儒不拘名教的超脱以因循魏晋名士的风流。

此外，在小说的结尾，作者写了四个奇人：会写字的季暇年、卖火纸筒子的王太、开茶馆的盖宽、作裁缝的荆元。这四个人从事着普通市井大众的买卖，却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实是隐逸在市井的雅士。这不得不令人联想到同样不以仕途为念，安心打铁的嵇康。这四位贤人君子，俨然当世的竹林名士。吴敬梓塑造杜少卿与市井四大奇人，既是其“无道则隐”的思想流露，亦是其循古魏晋名士倾向的表露。

三、《儒林外史》循古之缘由

崇古思潮的发生多是源于人们对时局环境的不满，从而产生一种角色期待的心理。角色期待是指社会或个人对某种角色表现出特定的行为期待。于吴敬梓而言，即是对当时社会条件下的儒士面目感到不满，进而期待原儒面目的重现。这种心理的产生，既牵涉作者的生活环境与性格特征，同时也兼有作者所接受思想学说的影响，即对某种精神理念的自觉追求。

（一）专事制艺、不辨忠奸之时境

吴敬梓生活在清康熙四十年至乾隆十九年间，“在此时期，……统治阶级自相倾轧，剧烈分化，生活越趋腐烂，精神越趋崩溃，封建主义制度破绽百出，加速地走向穷途末路。”[15]245清朝科举承袭明以来的八股取士，儒生多以八股制艺为读书目的。小说中，马二先生曾道：“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9]7果如其言，《儒林外史》中的儒生不辨吕仲实诗，不知刘基何年及第，作文但观照历程科目，磕破了脑袋只在八股制艺上下功夫，精神文化方面愈加空虚，只将读书作为谋生手段，而忽视对道义、人格的讲求。吴敬梓正是看破了碌碌儒生对“读书”的歪曲，借该书既作讽刺，亦作循古原儒对于求知治学的态度。

此外，朝廷不辨忠奸亦是造成吴敬梓循古倾向的原因之一。如小说中萧云仙奉令重筑青枫城时，广开荒地、兴修水利、招集流民、开设学堂并建坛尊礼，整个城内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百姓皆怡然自得。竣工之后，上报朝廷，不仅未获得朝廷嘉奖，反而被索要巨额赔款。再看被认为是“江西的第一能员”的王惠，任命期间，不问黎民生计与案件冤情，而是查询地方人情，词讼通融。将衙门里原本的“吟诗声，下棋声，唱曲声”[9]54，通通变为“戥子声，算盘声，板子声”[9]54，地方原有的安乐祥和因他的赴任而充斥着中饱私囊的逐利行为。“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9]54这样一种讽刺重利轻政之语竟成了王惠任职期间的信仰与追求，而就是这样持禄保位的贪官污吏却被荣称“能员”。在与萧云仙的两相对比下，其强烈的讽刺意味显露无遗。忠奸不辨，奖惩不明的昏聩世道阻塞了一代真儒为圣明而除弊事的力举。由此，时人难免哀叹当局，继之向往原儒学说所欲构建的明德之世。

（二）饱受淡漠、仕途失意之人生

吴敬梓生于安徽全椒的世家大族，曾祖和祖父两辈宦途显达。十三岁时，其父去世，家族内部闹出分家产的乱剧。“在这场争夺中，吴敬梓处于‘弱肉’的地位，‘饕贪’的是他的叔伯和堂兄弟……在这场纠纷中，叔伯和堂兄弟的步步紧逼，引起了吴敬梓极大愤慨。”[16]92故而吴敬梓将所得家产一度挥霍，成了全椒县人人讥笑的对象。后吴敬梓致力于科举，希望通过举业来振兴家业，然考官因为听闻吴敬梓此前的荒诞行为，不予录取。家族人对吴敬梓的落第也是冷嘲热讽。三十三岁时，吴敬梓怀着“逝将去女”[17]的愤怒移家金陵。

《儒林外史》所写的五河县即是作者幼时故居的缩影。在经历了分家、败落与乡邻的讥笑之后，吴敬梓借大余先生的话道出了五河县“礼义廉耻一总都灭绝了！”[9]322吴敬梓正是看清了家族内部的虎视狼贪、乡邻的冷漠、科举取士的荒唐，故而在秦淮河畔与三九好友往来相和，孤灯清影中度过残年，并创写了这部饱含半生辛酸的《儒林外史》。书中原型多有所考，既是作者的映射批判，亦是作者欲在原儒所倡行的世道环境中寻得温情、有所作为之殷殷期盼。吴敬梓借此循古，乃是在沉重悲戚的激发下心有所托。

（三）正儒重经、心怀六代之思想

“他的朋友程晋芳介绍他的思想，说他‘好治经’，把治‘经’看作‘人生立命处。’这很明白，他是要以正统的儒家思想作为自己立身处世的站脚点。”[15]249吴敬梓为江昱的《尚书私学》所作序中讲：“夫圣人之经，犹天有日月也。日月照临之下，四时往来，万物化育，各随其形之所附，光华发越，莫不日新月异。”[18]在清初《尚书》辨伪工作已有充分论据的情况下，吴敬梓和江昱等人仍推崇伪古文，其目的是在维护对经学的信仰。经学的核心即是儒学，由此看来，吴敬梓所接受的儒家义理对其思想有着深重的影响，儒家所倡导的“内修圣德”等精神品质是其在《儒林外史》中所要标举的。

张锦池认为吴敬梓“主要是继承了儒学的原教旨及其在各个历史发展时期的合理内核而一炉铸之”[6]，故而，深受正统孔孟儒学思想影响的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尽描假儒们趋炎附势、鸢飞戾天之丑态，在批判鞭挞中颂扬真儒之磊落，因循原儒之古貌。

“吴敬梓非常仰慕魏晋六朝的文采风流，经常以阮籍自比，他的亲友也以阮籍比他：程晋芳说‘敏轩生近世，而抱六代情。’”[13]在吴敬梓的诗文创作中多有魏晋士人超脱思想的体现。其中尤以《儒林外史》中的杜少卿这一形象最为典型地体现了吴敬梓面对无可奈何的环境，借魏晋名士的恣情任性一抒怀抱，虽是无奈之举，但也是吴敬梓精神世界的一隅，是其循古的一个方面。

四、结语

《儒林外史》用写实的笔触道出了吴敬梓的人生价值取向，“这就明确揭示出了吴敬梓创作《儒林外史》的用意不只是讽刺，还有表彰；不只是要讽刺那些或委琐或丑陋的人和事，更要为读书人树起精神自立与道德高尚的榜样。”[16]31这种对立属性兼存的安排，一方面是作者为时下士人们树立的名士标杆，是为被权钱所迷失的士人们指引的正路所在；另一方面，更是作者循古思想的外露，即对传统儒家思想价值观回归的呐喊。“面对层出不穷的社会危机，清儒拿不出良策，只好返身向后，向古人古书寻求答案。”[19]吴敬梓正是基于对人性的淡漠、儒子们的沉沦的深深的无力感，转而以假儒为标靶，力赞继承原儒之风骨的真儒，既是寄托，亦是循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