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研究的“点”和“面”——兼论《路遥小说的传播和接受》

梁向阳，苏文洁

（延安大学文学院，陕西延安 716000）

当代作家路遥以自己的奋斗精神和人格魅力影响和激励着人们，引发了人们阅读和研究的热潮。路遥一生多舛，不管是其人还是其作都是一部积极奋斗的大书。至今，路遥的精神一直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与知识分子，而关于路遥的研究也曾引发“路遥热”“路遥现象”等文学现象。就目前研究而言，路遥生平、作品内涵、人物形象、“路遥现象”等方面都已经由点及面地形成了系统的体系，而关于这些内容的整合和评鉴成为了又一个新的研究方向。渭南师范学院孙萍萍教授与詹歆睿编审合著的《路遥小说的传播和接受》一书，系统地对路遥研究进行了论述。此书分为“路遥生平解读、路遥小说的传播解读、路遥小说的接受解读、路遥小说的文本解读”四章，内容有理有据，细致入微，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路遥研究缺少整合和集中的弊端，两位作者以客观公正的学术态度对路遥研究进行了一次归纳，带着探寻的目光重新审视了路遥与路遥研究的局限与不足，切实而中肯地再现了路遥研究过程中的功与过、得与失。

一、“面”的完善到“点”的存疑

路遥匆匆而逝，给人们留下了无尽的哀叹与惋惜。自1992年路遥去世，学界开始将书写路遥生平经历作为缅怀路遥的一种方式，出版了多本回忆、再现路遥生平的作品。根据《路遥小说的传播和接受》的统计，路遥研究著作已达38种（不包括同一部书在不同时期的再版和修订本）。某种程度上，路遥生平的研究已经达到了相对完善的地步，已经形成了一个“面”。在这种基础上很难推陈出新，而“面”的深入也需要一个个“点”的完善，所以路遥研究者又开始有意将自己的视角放在其中的一些“点”上，并且持有质疑的态度。当前学界争论和关注较多的是：路遥兄弟失和的细节与真实性、路遥与林达婚变的始末等。

《路遥小说的传播和接受》也是在此基础上对路遥的生平进行解读和回望的。该书将路遥的人生经历整合为四次精神创伤，将路遥一生的几次大事件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重塑：“在路遥一生中有几次精神创伤：早年过继生活在贫困之中、‘文化大革命’中被停职及失恋、与夫人林达感情的不合、中年患病，它们深深影响了路遥的性格气质和文学创作。路遥没有因此而沉沦，在人民的关怀和温暖中顽强地生长，以生命的热情表达着黄土地儿女们的痛苦和欢乐，光荣与梦想。”[1]11作者以温情的视角看待路遥的伤痛经历，提出的“四次精神创伤”是对路遥生平的精准总结，是作者长期关注路遥研究而得出的新论断。

《路遥小说的传播和接受》在广泛吸收史料的同时，肯定了路遥生平已没有大的疑点和空白，也就是说路遥研究的“面”已基本完善，但也指出了许多“点”还存在着模糊之处，比如“路遥的‘文化大革命’的经历”及“路遥的亲密关系”等方面，作者也提出了公允合理的观点。

关于路遥的亲密关系，很多文献都有所提及，包括路遥与林虹、林达的关系，目前存在质疑的地方主要集中在路遥是否将自己的招工名额让给了林虹。林虹作为路遥的初恋女友，后来与路遥分手后，使路遥大受打击，初恋的经历成为路遥一生挥之不去的痛楚，这在厚夫的《路遥传》[2]63中有所提及。广泛流传的说法认为林虹占了路遥的招工名额却离路遥而去，但是目前这种说法又有了新的否定性史料——程光炜已将情况做以说明：当时是招聘广播员，路遥的普通话不标准，因此并不具备应聘资格[3]。《路遥小说的传播和接受》梳理了秦陇华发表在网络公众号上的《路遥与林红（按，即林虹）在铜川的恋爱真相》一文，说明了当年招工的具体细节。但是在严谨考据的基础上，《路遥小说的传播和接受》对其中的细节并未加以肯定或否定，只以继续考证作结，坚持“孤证不立”和“孤证不废”[4]。目前可暂且信服林虹并没有顶替路遥的招工名额，但是当时有着特殊身份的路遥是否在其中帮助林虹运作招工的事情，还需要去考证。作家的生平研究只能不断地接近真实却无法还原真相。因为作家本人的去世，了解作家的很多人陷入不敢说、不想说的境地，正如程光炜所说：“作家家属不愿意看到历史真实性和全貌而横加阻拦，而治史的学者都想把真实的历史留给读者。治史的学者即使与作家家里关系再亲密再熟悉，交往频繁，都不能牵扯左右，而应该超越其上。”[5]所以路遥生平存疑的“点”，在开掘过程中，更应该注重的是其实用意义。了解路遥的亲密关系，不是为了猎奇或者诟病作家生平经验，而是能够在这种关系中理解作家的爱情观，分析作家作品中的感情世界。这对全方面分析作品价值有实际意义，也是文学研究、文学批评的重点与责任。目前关于路遥与林虹的具体分手时间，主要的几位传记作家也并未统一，可以说路遥的生平研究几乎是完善的，但是疑点还是存在的。

关于路遥与林达的关系也存在着一些疑点。初期的舆论呈现出了“一边倒”的状况，普通读者多批评林达在路遥生病时不管不顾，甚至留下年幼的孩子北上工作，这些都是流传甚广的说法。但是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真相也浮出水面，邰科祥的《从林达的五封手书管窥情感的波折对路遥及其创作的影响》以信件为证据证实了两人关系始末，非常具有可信度，“林达作为北京知青之所以愿意嫁给路遥，除了看好路遥的潜力，欣赏他传奇的经历，钦佩他不满现状，奋力拼搏的精神之外，那就是她自己对世俗的大胆反叛和作为城市知识青年对所有人的尊重和平等意识，她不因为路遥的农民身份嫌弃路遥，她还要帮助路遥从失恋以及免职的双重困境中振作起来，正是这样，她才能心甘情愿地等待路遥八年，并从精神与经济上给他支持。”[6]这说明林达并不是肤浅自私的人，并且与路遥之间有深厚的感情。在厚夫的《路遥传》中同样也提到：“事实上，当林达成为路遥的未婚妻后，她给路遥付出了很多。她每月三十八元工资，除了自己的伙食和必不可少的零花钱以外，其余的都让路遥花了。”[2]84林达并不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冷漠，两人感情稳定时，林达也是经常照顾和支持路遥。关于林达和路遥的感情出现问题是否有他者的原因，学界也没有给出证实，各种只言片语的文字又无法让人信服。高建群曾给路遥写过一首诗——《你有一位朋友》：“有一天早晨一觉醒来/生活突然出现了怪诞的节奏/你的妻子跟着别人走了/一瞬间你是多么孤独！”[7]18说到的内容也比较隐晦，难以作为支撑。但是确实路遥与林达的感情经历影响了路遥的创作——尤其是其笔下的女性人物：在他们感情的稳定期，路遥笔下城市女性都是理想的自由的，但是感情破裂后，路遥重新审视了自己笔下的“林达”，在《平凡的世界》中出现了“杜丽丽”这个复杂而又特殊的人物形象，甚至也影响了《平凡的世界》中人物命运的走向。关于路遥与林达的关系，《路遥小说的传播和接受》也支持以理性、客观、公正的态度予以解读，并支持张艳茜《路遥传》中的观点[1]33,在此不再赘述。

关于路遥兄弟失和的问题，引发了学者间的争论，主要集中在对航宇《路遥的时间》的解读与评判上。航宇作为最后陪护在路遥身边的人，对这个问题也有一定的发言权。那么兄弟失和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或者是否存在真正的“兄弟失和”，都是目前学界争论的话题。程光炜、邰科祥、李建军等的观点无法统一，只能如同该书作者所说：“如果没有新的史料，这也许会成为路遥生平研究的公案。我们也期待路遥的亲属和知情者勇敢地讲出真相，给历史和读者一个交代。”[1]37

路遥史料研究因为“面”的相对完备，很难再创新，那么几处存疑则为研究路遥打开了新的局面，而《路遥小说的传播和接受》的两位作者能够从庞大的史料群中剥繁抽简进行归纳和处理，能够从优秀前辈的史料整理中细中见微，客观理性地提出个人意见，实属不易。两位作者在路遥史料整合方面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路遥生平研究还需要不断地开掘与完善。

二、“点”和“点”的比较反思

关于路遥的传记，是明显滞后于路遥小说的出版、阅读和研究的。但也因此，目前出版的7本传记，水平比较高，内涵也比较丰富，为路遥研究提供了大量真实的史料，已经使路遥生平研究形成了一个体系。7本传记的作者分别是航宇、王西平、海波、王拥军、厚夫、王刚、张艳茜，每本各有侧重，传记作家们也力求在“面”的基础上寻找“点”的突破。他们或者主要回顾路遥最后的时光，或者勾勒路遥奋斗的人生轨迹，又或者从朋友亲人的角度复原路遥的生活气息等，都为完善路遥形象及其生平轨迹做出了贡献。

在路遥传记的比较与反思方面，单篇讨论某本传记的论文比较多，这些论文就某本传记展开论述，很少注意到传记之间的侧重与矛盾。这些内容在《路遥小说的传播和接受》中有所提及，也是该书的创新之处，书中对厚夫的《路遥传》、张艳茜的《路遥传》，以及王刚的《路遥年谱》进行了比较评价，肯定了三位作家对路遥研究的可喜贡献：“直到三本传记先后问世，关于路遥生平的研究才有了历史性的分水岭。此后，路遥的一生有了完整而系统的记述，关于作家生平和创作的研究也暂时不需要在零散的回忆文章中找寻材料，读者只需要研读三本传记就可以了解作家奋斗的一生。”[1]38但是《路遥小说的传播和接受》的作者并没有因为三部传记的成就而停滞自己的思考，他们指出了三部作品的不足，认为三位传记作家对路遥文学创作中的不足和局限没有展开过多讨论，建议厚夫的传记采用大开本，文后注释的格式需要调整；认为张艳茜的传记体例不均匀，前期所占比例明显多于后期；指出王刚的传记背景性材料过多，前后表述不一致。

《路遥小说的传播和接受》对路遥传记的比较和反思是比较细致全面的，也具有一定的填补空白的意义，但是对其他几本传记的比较研究还不够充分，这也是目前需要完善的重点内容，当然也是学界的共同责任。陕西本土作家对路遥的关注度更高，他们之间必然有着联系，也需要更为清醒和理性的比较、反思和考证，正如张雪艳所言：“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现，路遥传记的几位作者都是陕西本土作家和批评家。本土经验的便利和地方知识的熟稔使他们在撰写传记时，既有庐山中人身临其境的优势，亦有身在此山为景所困的无奈。他们在心灵旅行成为时尚的年代，为我们展开了一道亮丽的路遥文学人生风景画卷。也许不够完美，甚至还有些缺憾，但无疑会启迪人生，并重新开启这个人类赖以生息的平凡的世界。”[8]

三、化“点”为“面”总结路遥的精神内核

路遥的作品一直是人们谈论的热点，形成了言说不尽的“路遥现象”和数量庞大的“路遥族群”，这些都是路遥的作品产生的效应。而路遥作品的文本解读，更是路遥研究的重点。读者从路遥的小说中读出了奋斗的力量、拼搏的热血，艰难的人生经历、浪漫热烈的爱情、可贵的亲情友情，从不同的人物身上看到了多层次的“自己”，热烈地追捧他们，甚至为其中的人物落泪感叹，这是路遥作品带给读者的直接感受。有了以上这些“点”为基础，整合路遥文本的精神外延的“面”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如何化零为整，化“点”为“面”，也是目前路遥研究中比较有意义的话题。当然，学界也在这些方面做出了一些努力，基本上集中在“路遥现象”“路遥热”“路遥精神”等来源于文本又高于文本的方面进行解读。

侯业智在《论“路遥精神”的内涵与传播途径》一文中对“路遥精神”进行了解读，认为“路遥精神”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热爱文学、献身文学的神圣态度，向上向善的价值取向，为人民书写的服务面向和言行一致、敢于坚守的人格引领几个方面[9]。之所以会考虑和思考文本“精神内核”的外延，主要是因为其作品带给读者的影响力比较大，青年读者喜爱路遥的作品，热衷探讨路遥作品中的人物，从而产生了“路遥热”“路遥现象”等文学现象。因此，考量路遥文本的外延也是路遥研究的必由之路。本研究认为这种外延的研究来源应该出自读者与作家的关系。张立群的《作家的自我认同与读者接受——解读“路遥现象”》一文也从这一方面进行了论述：“从路遥的成长经历看待其创作，苦难、青春励志、积极向上、正义感、道德、悲剧英雄以及平民关怀、大众意识直至生活、生命哲理的探寻，很容易成为路遥钟爱的主题及其创作的特点。而这些在充满理想、渴望成功、惧怕失败的80年代，又恰恰可以作为引起广大读者关心的创作题材。”[10]文本的精神外延与读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路遥也说过：“劳动人民的斗争，他们的痛苦与欢乐，幸福与不幸，成功与失败，矛盾和冲突，前途和命运，永远应该是作家全神贯注所关注的。不关心劳动人民的生活，而一味地躲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喃喃自语，结果只能使读者失望，也使自己失望。”[11]路遥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使读者从中感受到的“精神力量”逐步演化成了路遥文本研究的“精神内核”外延。

《路遥小说的传播和接受》积极关注了路遥小说的文本效应，并且对有关内容进行了专门解读。路遥作品的成功，离不开路遥积极投身创作的精神力量。反观路遥的精神世界，可以看到与土地文明结合的路遥，也更容易解读路遥笔下的城乡交叉地带。“高加林的心境其实是路遥的心路历程。比起高加林，路遥要成功得多。他进入城市，受人崇拜，问鼎茅盾文学奖，成为作家队伍中的佼佼者。从都市叙事反观路遥的小说及其精神世界，发现作家始终没有进入都市，他既是都市文化的羡慕者，也是都市灯火的眺望者，却不是都市灵魂的拥有者。”[1]205《路遥小说的传播和接受》对路遥小说文本的解读，具有一定的归纳和创新性，由浅入深，由表及里，从路遥的精神实际出发，看到了路遥对乡土的坚守，而延伸到热点问题——路遥小说中的女性形象解读，立足于性别观展开阐释和总结，并且深入到了作品的细节，比如对雨雪意象的解读、文本的多重内涵等方面。同时，《路遥小说的传播和接受》的作者也关注到了“路遥现象”“路遥研究的热与冷”等方面，对此进行了专门介绍。这是两位作者作为路遥研究学者的自觉，也为更好地研究路遥作品提供了可行的指导。

四、“点”“面”相融看路遥小说的传播和接受

“文学作品都有被读者逐渐了解、接受的过程。作品的接受受制于当时的文学生态环境，受制于读者的审美能力、审美水平和审美需求，也受制于文学作品传播的媒介形态与方式。”[1]71好的作品如果缺少了媒介的传播将会逐渐失去生命力，媒介的传播也是路遥作品历久弥新的一个有利条件，而读者接受程度也是路遥作品解读不断推陈出新的一个重要原因。路遥作品前期主要是文学期刊进行传播，但是人人争说的“路遥热”推促路遥的作品走向了更大的舞台，多种媒介的传播满足了接受者的期待视野而引发共鸣，引发了文学接受的一次次高潮。

卡特拉和爱伯格认为：“传播就是一种选择，是关乎分析、定性、批评、载誉的选择……传播隐含着对客观事实的‘价值判断’。……从传播者角度而言，必须选择一种修辞方法，因为这就意味着选择一种影响策略。所以，所有的传播，无论它多么尊重他人，多么富有道德感，其目的都是为了影响‘公众/受众’，是为了改变他们的思想和行为，是为了说服他们……”[12]路遥的作品对读者尤其是青年的影响力是巨大的，青年读者们热烈讨论作品中的人物，学习作品中的人物，甚至渴望了解怎样的作家能够写出这样的作品。其实这也源于路遥自身的考虑。路遥在当时的文学环境下，认为“现代派”的受众并不广泛，从而坚定地选择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终于在历经波折后获得成功。本文认为，路遥小说的传播与接受的范例应该以《平凡的世界》为主，因为《平凡的世界》享有很高的声誉与地位，它的传播与接受也达到了顶峰。关于《平凡的世界》的传播学、接受学研究非常广泛和全面，二者是相辅相成的，所以能够从传播的广泛程度上和接受的程度上来窥探作品的文学地位。

《路遥小说的传播和接受》以“传播”与“接受”来定名，其实包括的内容是比较广泛和复杂的。其第二章和第三章主要围绕传播与接受来展开，对传播与接受的各个方面的解读是比较全面的，可以说是该书的一个重点与亮点。书中不但对路遥的作品在传播方面的实践进行了归纳，而且进行了系统的时间梳理，从印刷到广播再到影视都进行了细致的阐释，为研究路遥的传播轨迹提供了可贵的指导。每一次系统地梳理，都需要来自多方的资料和数据才得以实现。《路遥小说的传播和接受》能够以准确全面的面貌与读者相见，两位作者也可谓是尽心竭力。可贵的是两位作者还关注到了编辑工作与路遥的文学创作，让读者看到了在路遥潜心写作背后默默支持作家的那个真诚而又坚定的编辑群体，也看到了编辑工作给路遥的文学创作带来的正向影响。该书在解读路遥小说传播过程的基础上，还看到了路遥小说在接受上的实际情况，细致地对“路遥现象”进行了解读，基于详细的调查数据，结合三位核心读者的阅读体验进行实证，提出“路遥不仅到达了个人文学生命的巅峰，更创造了新时期文学作品接受的高峰”[1]169。此外，两位作者还站在纯粹接受者的角度，对“路遥热”进行了“冷思考”，指出路遥的创作主要来自自身经验、创作有模式化倾向、故事题材、人物性格雷同，有理有据有节地提出了路遥创作的局限与不足。前文提到三位传记作家都很少提及路遥创作的局限与不足，但是《路遥小说的传播和接受》的两位作者能够在这本体量并不大的书中做专节论述实是难能可贵，具有一定的建设性。两位作者中肯理性的研究态度，也对青年学子研究路遥具有指导意义。

如果将传播与接受作为衡量路遥作品的标尺，已经足够证明其作品的地位。路遥当时选择了“现实主义”，选择了和读者群体站在一起的时候他就已经成功了。“《平凡的世界》就是一部兼具‘精英化’和‘通俗化’双重内核的文学作品，这一复杂的文学内核造成了精英文化层的文学界、评论界与大众文化层的普通读者之间的接受分野。”[13]也正是在这种分野下，不管是对路遥其人的解读，还是对其作品内涵、艺术特色、人物形象、时代价值、精神动力等方面的研究与分析才能遍地开花，达到高潮。人人争说“高加林”不只是过去进行时，也是现在进行时，在传播媒介大放异彩的今天，路遥的作品一定还会以更多的方式与读者相见。

五、结语

关于路遥研究的细节，不管在他的创作经历，生平故事，还是感情经历上，都依然有着需要考证的地方，在趋于全面的基础上，这些点的积累成为了路遥研究新的活力，也逐渐成为了学者们的主要关注点。《路遥小说的传播和接受》的两位作者就是站在传播与接受的角度对路遥研究进行整合与再现，并且从这两个角度解读路遥的相关研究，创新路遥研究的相关资料。在客观公正的基础上，进行细致的史料整理、数据归纳、反思评价，期间所付出的心力不需赘述。这样一部作品的呈现也实属来之不易。当然在有些地方依然不够细致全面，比如路遥生平故事的一些方面还是存疑的，对几部传记的评价虽然客观但缺乏深度的解读，但是仅就传播与接受这一方面而言是有指导作用和创新意义的，不但有实际数据的支撑，还有相关材料的铺垫，分析评价也有理有据。此外，该书还涉及了对路遥的精神映照、编辑经历和创作上的不足等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打开了继续路遥研究的新局面。路遥的作品如一颗明星永远闪耀天空，为前赴后继的学者、青年人指引着方向，我们应该以更大的热情去解读路遥及其作品，并且向积极开辟路遥研究新局面的学者们学习，争取路遥研究的全面化与精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