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之际关中人物的政治取向

唐会霞

（咸阳师范学院 文学与传播学院，陕西咸阳 712000）

两汉之际，一般指从汉哀帝起（公元前6年）到公孙述被消灭止（公元36年）的四十余年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中国社会经历了一系列重大事件，各种社会势力重新大洗牌。在急剧变革中，全国各地的杰出人物，无论是在朝廷和各级政府任职的大小官员，还是赋闲在家、隐居教授的士人们，或者地方豪杰、普通百姓，都做出了自己的历史选择。其中，出身关中之地的众多人物，其人生道路选择的艰难与复杂堪称代表。这段历史时期的政治、历史、文化及士人的表现是近年来学界研究的一个热点。彭丰文[1]、冯小禄[2]、马亮宽[3]、臧知非[4]等分别从不同角度研究了这一时期著名人物的价值取向与政治思想，颇有新见。然以两汉之际关中人物群体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成果尚未得见。本文将借鉴现有研究成果，聚焦这一时期关中人物的活动，分析探讨他们在这段乱世中的政治取向，探讨他们艰难抉择中表现的特点，以及他们的选择对当时政治格局和自己人生命运的影响和意义。

1 乱世中的艰难抉择

“关中”一词，最早出现在战国时期。《战国策·秦策四》云：“臣为王虑，莫若善楚，秦楚合而为一，以临韩，韩必授首，王襟以山东之险带，以河曲之利，韩必为关中之侯。……如此，而魏亦关内侯矣。”[5]此为楚襄王使春申君黄歇游说秦昭王的话。此处的“关中”即指秦昭王所据之地，与今天的“关中”大致范围一致。而最早对“关中”之“关”作出解释的是三国时吴国学者韦昭。“‘与诸将约，先入定关中者王之。’《索隐》云：‘韦昭云：函谷、武关也。’”[6]252此处虽未明确解释“关中”一词，但解释了“关”的具体含义，“关中”的含义也就大致明确了，即指函谷与武关之间的地区，这是“两关说”。随后，晋朝学者徐广更明确地解释了“关中”的含义。“‘关中阻山河四塞’。《集解》徐广曰：东函谷，南武关，西散关，北萧关。”[7]这里，“两关说”变成了“四关说”。又，《史记索隐》所引的大约成书于唐初的无名氏《三辅旧事》亦注释云：“西以散关为界，东以函谷为界，二关之中谓之关中。”[6]252此处虽也是“两关说”，但由韦昭的“函谷、武关”说变成了“散关、函谷”说。综合以上说法可知，战国时的关中地区，即指东起函谷关、西至大散关之间，北到萧关，南至武关这一区域。秦汉时亦沿用这一概念，与今天的“关中”指陕西境内渭河平原、谷地、丘陵地带这一概念大致相同而略有出入。从行政区域上说，汉代的“关中”地区主要归属于左冯翊、右扶风、京兆尹三郡管辖，称为三辅。此外还包括弘农郡西部的一部分地区。

本文所指关中人物，即出生、成长于关中的士人、文臣武将、地方豪杰、广大百姓等各类人物。笔者据《汉书》《后汉书》《东观汉记》等统计，这一时期有姓名事迹者约80多位。他们在这剧烈动荡的时期，和全国其它地域的杰出人物、广大百姓一样，面临着各种各样复杂的政治选择。

为了更直观地表现这段波谲云诡的历史时期中关中人物的艰难抉择，笔者将前述的80多位关中人物的政治选择情况进行了简要归纳，详见表1①。表1大致按时间顺序列举了关中人物在两汉之际不同阶段人生道路选择的主要情况。就表1所列举的情况而言，两汉之际关中人物的政治选择大致呈现如下三方面的特点。

1.1 选择的复杂性和艰难性

表1中将两汉之际进一步划分为四个阶段。从表1中可以看出，在这个混乱动荡的时期，关中人物的选择的确非常艰难复杂。其原因大致有两点。

其一，可选择的方向很多。从哀、平帝之际开始，天下已极度衰弊。王莽末年，绿林、赤眉相继起义，不久更始政权建立，“是时海内豪杰翕然响应，皆杀其牧守，自称将军，用汉年号，以待诏命，旬月之间，遍于天下”[8]。王莽败后，局势更加混乱：“天下云扰，大者建州郡，小者据县邑。”[9]公元25年6月刘秀在河北建号称帝。同年10月，更始被杀，其政权灭亡，天下依旧动荡不安。“时隗嚣据垄拥众，招辑英俊，而公孙述称帝于蜀汉，天下云扰，大者连州郡，小者据县邑。”[10]“于时怀玺者十余，建旗者数百；高才者居之南面，疾足者为之王公。茫茫九州，瓜分脔切。”[11]在这种混乱不堪、政权林立的情况下，选择追随哪个政权，或者是否割据自立，抑或另立新主，确实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其二，选择错误的后果非常严重。在这多达十几种，甚至几十种的选择中，每一种选择都不仅关乎着这些人物个人的功名利禄、身家性命、社会理想，还决定着其整个家族的兴衰荣辱、生死存亡。正确的选择不仅可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社会理想，还会惠及整个家族、后代子孙、朋友、生徒。而选择错误，轻者会使自己仕途坎坷，功名难建；重者便会导致身死族灭的惨烈后果。究竟何去何从，严峻地考验着每一个关中人物的智慧，并拷问着他们的良知。从表格所列，我们已经看到了他们的选择。而这些历史人物的选择，引起了后世不断的思考和评价。

表1 两汉之际关中人物政治道路的选择情况

1.2 选择的多次性

关中人物的政治选择具有多次性的特点。这是从关中人物的个体角度出发总结出的特点。西汉末年，因为局势混乱，各股势力前途不明，所以半数以上的关中人物在人生道路的选择上都不是从一而终的。表1中，仕于哀、平之际的35位关中人物，除去在王莽称帝前已经死去的孔光、萧由，不仕王莽、隐逸民间的王丹、申屠刚、郭钦、蒋诩外，其他人皆有多次选择。最多者有5次之多。如窦融、窦友、马援等，即依次任职于西汉、王莽、更始、避乱河西依于隗嚣，最后归于刘秀。郭伋先后仕于西汉、王莽、更始、刘秀四朝。张纯、耿况、宋弘、张湛、苏竟等历仕西汉、王莽、刘秀三朝。其他有过三次以上选择的人物尚有30余人。

总之，表1中所列之关中人物，绝大多数都有过两次以上的选择。这种情况，充分说明了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关中人物所面临的局面之复杂和内心之矛盾。

1.3 选择的多元化

选择的多元化是就关中人物的整体来说的。关中人物作为一个群体，在两汉之际的乱世之中并不像当时天下大部分士人一样，仅仅满足于随波逐流，混一份差事，领一份俸禄，置儒家的忠义或天下的危亡于不顾，而是选择自己认为卓越或正宗的领袖去追随，或者另寻他途。因为各人在智慧、学识、政见、世界观、价值观、忠信程度等方面的区别，所作出的抉择也自然各异，这是关中人物政治抉择多元化的主要原因。如吴章、张绍忠于汉室、反抗王莽，刘歆先追随王莽后又谋反，廉丹誓死效忠王莽，冯衍忠于更始、坚拒刘秀的劝降，公孙述称帝自立，方望先辅佐隗嚣、后拥立孺子婴为帝，方望之弟方阳拥立刘盆子为帝，王元力劝隗嚣割据称雄，荆邯劝说公孙述据蜀地而窥天下，宣秉、王丹、杨宝等8人拒仕王莽而归隐，宋弘宁愿投河而死也不愿仕于赤眉，杜林、马援、班彪等人坚决离开隗嚣投奔刘秀等②。这些政治选择各不相同，却都展示出了关中人物在乱世之中的思考、主张、胆略、品质和政治追求，表现了乱世之中关中人物人生道路选择上的多元化特点。

2 艰难抉择的深层原因

关中人物的选择如此艰难复杂、多次化而又多元化，其背后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2.1 人生追求的推动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的需求层次理论认为所有人都潜藏着从低到高五个不同层次的需求，即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爱和归属感、尊重、自我实现。前三个层次的需求属基础需求，也是人们首先追求满足的层次。在前三个层次基础需求被满足后，每个人都会积极寻求后两个更高层次需求的满足。其中第四层次“尊重”包括自尊和外界的尊重，而这种尊重需以稳定的社会地位、杰出的能力和成就来赢得。第五层次“自我实现”的需求即是实现个人理想、抱负，发挥个人的能力到最大程度的需求[12]。第四、第五两个层次的需求亦可表述为对富贵利禄、地位声望、建功立业的需求。其中对禄利的向往，历史学家班固也一针见血地指出过：“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迄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胜，枝叶藩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13]③同时，生活在汉代的士人们大都接受过儒学的教育。儒家的入世思想也被他们积极接受，渴望建功立业的思想早就在他们的血液中流淌。所以，在这种人类本能的驱使下，在禄利的吸引下，在儒家思想的激励下，关中人物自然会积极选择可以带动自己实现人生价值的对象或者方法去追随、去践行。当然，除了要实现个人价值外，实现天下大治的社会理想也是关中人物汲汲以求的。

而哀、平之际，灾异频仍，政治黑暗，民不聊生。所有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的人物都希望能够有所改变。此时王莽适时而出，顺势而为，采用施赈钱财、救济贫民、尊崇刘汉宗室、封侯、赐爵、大兴儒学等各种方法和刻意塑造出的节俭恭谨、谦卑礼让的形象赢得了朝野的一致拥护。因而“当王莽之作，外内咸服”[14]。“当王莽居摄篡弑之际，天下之士，莫不竞褒称德美，作符命以求容媚。”[15]正如吕思勉先生所云：“新莽之所行，盖先秦以来志士仁人之公意。”[16]余英时先生亦云：“从其（王莽）行事及所推行的政策看，则他又代表了汉代士人的共同政治理想。”[17]因此，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人生价值，大部分关中人物在王莽专政和代汉自立时自然而然选择了追随王莽，继续任职。

而当王莽改制失败，新朝覆灭之后，他们自然会因为渴望实现社会理想、个人价值而另寻他途。所以，无论是选择更始、刘秀，还是自立为帝，或拥立他人为帝，拟或做出以上表格中的其它选择，背后的原因都离不开对政治理想和个人价值的追求以及对利禄的向往。

2.2 “忠”德思想的影响

“忠”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范畴。在《左传》中共有66处。其含义非常丰富，既指“利民、利公、利国，属于政治伦理的范畴，是处理个人与集体关系的原则”[18]，也指一种美好的品德：“忠为令德，非其人犹不可，况不令乎？”[19]比《左传》略晚出的《论语》有18次提到了“忠”，并对《左传》“忠”的思想进行了发展。如《学而》篇：“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梁朝皇侃疏曰：“忠，中心也。言为他人图谋事，当尽我中心也。”[20]这里将“忠”扩展到普通的人与人之间相处的原则。《学而》篇在言及君臣关系时又提及“忠”：“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20]这是儒家第一次将“忠”用在君臣关系中，也是对《左传》忠君思想的强调④。同篇，子夏在言及君臣关系时说“事君，能致其身”。汉儒孔安国注曰：“尽忠节，不爱其身。”[20]从这里可以看出汉儒对于“忠”君品质的重视。此后经过近两百年的强化，“忠”于君或者忠于主人的思想被片面推崇，被相当一部分士人所接受。

西汉末，易代之际，全国出现了拒仕王莽、隐遁山林的高潮，表1所列宣秉等8位关中士人就是其中的代表。他们皆不肯仕于企图篡权或已经代汉自立的王莽，对刘氏君主的忠心可见一斑。

除拒仕王莽、忠于汉室的隐逸之士外，还有一些关中人物也表现出了“忠”的品质。如廉丹始终追随王莽，冯衍忠于更始、拒不投降刘秀，宋弘宁愿投河自杀也不作赤眉军的官员等，皆是受了“忠”这一传统思想的影响。还有霸陵王遵，也是这一时期“忠”德思想的代表。王遵先追随隗嚣举兵反莽，但是因为其父曾仕于汉室，为了报答刘汉恩德，即投奔了刘秀。他在给刘秀大将来歙的信中说：“吾所以戮力不避矢石者，岂要爵位哉！徒以人思旧主，先君蒙汉厚恩，思效万分耳。”[21]528其所云“人思旧主”即是“忠”德思想的表现。

当然，从先秦演变到汉代的“忠”的思想，除了利民、利公、利国、利人、利君（利主）外，还有对自己理想始终如一的坚持这一层含义。那些在乱世之中历事数主，或者自立为帝、拥他人为帝者，多是为了追求自己的个人价值和建功立业的人生理想。虽然追随的对象不断变换，但救世的理想和人生的信念始终未变，这是“忠”德的另一种表现。正是“忠”德思想的影响，关中人物才于乱世中四处奔走，艰难抉择。

2.3 政治眼光的局限

对于乱世之中的关中人物而言，如何才能在每一次选择中都能正确无误，安享荣禄，光宗耀祖，并实现治国平天下的远大理想，是需要非凡的政治眼光的。

众所周知，刘秀于公元25年6月建立东汉，凭借自己的文韬武略最终统一全国，成为哀、平之际到公元36年这四十余年乱世的终结者，人生的大赢家。可以说，选择了刘秀，便意味着其政治眼光的敏锐与超群。如耿弇父子、景丹、万修，在王郎、更始、刘秀三者并立之际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实力最弱的刘秀。当时刘秀正奉更始之命平定河北，却被王郎军队打得狼狈不堪。此时选择刘秀，其眼光之远大令人佩服。尤其是此时年仅二十一岁的耿弇，敏锐地看出王郎、更始之必败，预言刘秀必得天下。这样的眼光居于当时所有关中人物之上，堪称人杰。马援在王莽败后避乱隗嚣处，后又奉隗嚣之命考察公孙述，一眼便看出公孙述如“井底之蛙”，难成大事[22]829。之后一见刘秀便“睹颜识奇”，决然选择了刘秀，并留下了“当今之世，非独君择臣也，臣亦择君矣”[22]830的名言。其他在刘秀称帝后、更始死后、隗嚣死后、公孙述死后不同历史阶段来投奔刘秀的关中人物，其政治眼光也相应具有差异，即越早投奔刘秀者，其政治目光越远大，识见越出色。

而那些选择追随王莽的，如大儒刘歆与他的儿女们，以及平晏、张竦、廉丹等，错误地估计了王莽的政治才干，以为追随他可以建立太平盛世，造福天下，同时实现个人建功立业、势位富贵的雄心，充分暴露出了其政治眼光的短浅。

与这些人同样政治目光短浅，缺乏对当时局势、自身才干或者其他方面条件的正确判断而做出错误选择的还有很多。如公孙述在王莽死后“恃其地险众附，有自立志”[21]534，后在其谋士游说下于公元25年称帝。他与自己的谋士、平陵人荆邯皆因为过高估计了蜀地雄险的自然条件和优越的社会经济条件，企图与刘秀分割天下。任隗嚣大将军的长陵人王元亦力劝隗嚣据西州以窥天下，“且畜养士马，据隘自守，旷日持久，以待四方之变，图王不成，其弊犹足以霸”[21]525。并认为刘秀政权为“危国”，劝隗嚣不要投降刘秀。其他如拥立孺子婴的方望、弓林，拥立刘盆子的方阳及投奔公孙述的关中豪杰吕鲔等，皆因为缺乏敏锐的政治目光而做出了错误的选择。另一个著名的关中人物冯衍，九岁能诵《诗》，二十博览群书，怀抱济世之愿和忠贞之志，王莽称帝时拒不出仕，后来却仕于王莽大将廉丹。廉丹战死后却又误选了更始政权，且在更始死后还忠心耿耿，拒不投降刘秀，并修书给当时投降了刘秀的另一位关中人物田邑，指出更始政权的神圣和前途远大，斥责田邑不能尽忠于更始、抓住时机建功立业。最后在确知更始已死后，方才投降，从而被刘秀嫌怨，一生坎坷，壮志难酬。其政治目光之短浅可笑可叹。

纵观以上十几位关中人物在两汉之际的错误选择，可看出政治眼光在人生关键时刻的重要性。而与之相反的，是以耿弇父子等为代表的其他关中人物政治眼光的非凡超群。

3 关中人物政治抉择的影响及意义

前文梳理和论述了两汉之际关中人物的艰难抉择及其原因。那么这些关中人物的人生抉择对当时的政治局势产生了什么样的作用？对自己的人生理想及社会理想又有怎样的影响？

3.1 影响了两汉之际的政治格局

3.1.1 选择王莽，确保了从西汉到新室的和平过渡

两汉之际复杂的政治局势影响了关中人物的人生选择。反过来，关中人物的选择也对其产生了反作用。

哀、平之际，上至大儒孔光、刘歆、平晏等高官显宦，下到普通百姓，他们对王莽的支持与追随，保证了王莽摄政时政权的稳固和新室的和平建立，避免了政权交替带来的血雨腥风、生灵涂炭。

前文已经指出，在哀、平之际，朝政腐败，灾难频发。朝野大部分人士已经对刘氏政权失去信心。而王莽所具备的节俭恭谨、谦卑礼让、公正廉洁、爱护百姓、才干突出、政绩卓越、崇儒惜才、经学深博等品质与能力，适时地笼络了人心，使广大士人和百姓转而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

这一点除前文所举例证外，还有很多史实可以证明。如，哀帝继位后，王莽被遣就国，“在国三岁，吏上书冤讼莽者以百数”[23]4043。后来，为其争封争赏、歌功颂德的现象不断涌现，人数从几十、几百、几千，达到数十万。“是时，吏民以莽不受新野田而上书者前后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及诸侯、王公、列侯、宗室见者皆叩头言，宜亟加赏于安汉公。”[23]4070在这种情况下，王莽代汉虽然是导致刘汉政权覆灭的主要因素，但却顺应了当时的民心，使天下百姓没有遭遇一般政权颠覆时的战乱。而广大士人，包括部分关中豪族的支持，也是这一局面产生的重要原因。

新室建立后，他们继续留任（见表1），为新朝前期的稳定和王莽政权十九年的统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中，刘歆父子四人、孔光、孔永、平晏、张湛、张竦、张纯、杜业、廉丹、国由、涂恽等任职于朝廷，关并、张戎、公孙述、马况、马余、马员、马援、陈遵、云敞、原涉、耿况、苏竟、刘龚、宋弘、郭伋、窦融、窦友、王丹、申屠刚、郭钦、蒋诩等任职于地方。这些关中豪族人士或者博学多识，或者富于杰出的政治才干与军事才干。他们在王莽主政的西汉末年和新室建立之初，依然坚守职位，认真履行职责，表明了对王莽执政的支持。这种支持是西汉向莽新王朝和平过渡的重要保障。

3.1.2 背叛王莽，选择更始，加速了王莽政权的灭亡

西汉末年，大儒刘歆先追随王莽、后又密谋反莽，其行为对天下士人的选择一定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刘玄称帝后，天下豪杰迅速追随。关中人物如隐逸的宣秉、冯衍和任职于王莽新室的景丹、田邑、郭伋、云敞等纷纷归附，一来壮大了更始的实力，二来也吸引了更多的杰出人物跟随更始。再加之后来关中豪杰赵明、霍鸿等二十三县人民的起义，这一切都极大地动摇了王莽的统治，加速了其灭亡。

3.1.3 选择刘秀，促成了刘秀政权的建立、稳固和天下的统一

如表1所示，先后仕于刘秀的著名关中士人有32位。其中，为刘秀驰骋疆场、出生入死、立下了卓越功勋的有耿弇父子及景丹、万修、窦融、窦友、马援等。在刘秀还听命于更始之时，耿弇父子、景丹、万修等及时投奔，对刘秀实力的壮大及其在河北称帝，至关重要。

古人在论及前述诸人时，对其功绩评价甚高。宋黄震评曰：“王郎起，光武自蓟狼狈还，独光为汉守信都，与忠、修迎谒光武，藉以起兵，系汉兴亡功最大。”[24]明末清初谈迁评价道：“而邳彤、万修运奇掌上，逐鹿而树万全之功，非佐命巨擘乎？……景丹、傅俊、李忠，或收战胜之烈，或参帏幄之谋。为功不同，而其策立于当时者，要皆从王事于有终者也。”[25]清王夫之云：“王郎之乱，微耿况与宠之力不及此。……光武所与兴者，南阳崛起之流辈，而其收河北以为根本，则唯得耿弇、寇恂、吴汉而大业定。”[26]清芮长恤评云：“……微此十人（包括耿弇、景丹、万修在内），……不惟河北不可得，而三辅惊扰，汉事去矣。”[27]谈迁、王夫之、芮长恤的评论都提到了耿弇父子、景丹、万修在刘秀初期壮大于河北，甚至对东汉的建立都起到的基础性、决定性作用。窦融、马援的加入对刘秀消灭隗嚣、平定西部也至关重要。王遵、苏竟以自己的生花妙笔游说隗嚣、公孙述数名大将投奔刘秀，壮大了刘秀的实力，加速了隗嚣、公孙述的灭亡。

其它投奔刘秀的关中人物，如田邑、郭伋、宣秉、张湛、宋弘、孔奋、苏竟、刘龚、张纯，及隗嚣集团里的杜林、范逡、孟冀、赵秉、王隆等，无论在朝廷还是在地方任职，都发挥了杰出的才智，对稳定刘秀初期的统治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3.1.4 其它各类选择，对当时的政治格局的影响也很重要

其它各类选择，包括公孙述称帝，荆邯力劝公孙述与刘秀对抗，方望拥立孺子婴，方阳拥立刘盆子，王元力主隗嚣据西州以窥天下等，这些都或多或少影响了王莽败后的天下格局。尤其是公孙述政权、隗嚣政权各自割据一方，并企望与刘秀三足鼎立。这两个割据政权使刘秀分别花费了12年和8年的精力去消灭，实属不易。

3.2 影响了关中人物及其家族的命运

《史记》在评价萧何的功绩时云：“依日月之末光，……。位冠群臣，声施后世，与闳夭、散宜生等争烈矣。”[28]在评价樊哙等人的功绩时云：“方其鼓刀屠狗卖缯之时，岂自知附骥之尾，垂名汉廷，德流子孙哉。”[29]这两处评价指出萧何、樊哙等人的盖世功勋是因为跟随了刘邦、吕后这样的人物才得以取得。如果把《史记》关于萧樊的评价移用在那些在乱世之中独具慧眼、选择了刘秀的人物身上，也非常恰当。

前文所列80余位关中人物，不同的选择决定了各自不同的命运。如，耿弇父子，追随了刘秀，最后封侯拜将，整个家族“自中兴以后迄建安之末，大将军二人，将军九人，卿十三人，尚公主三人，列侯十九人，中郎将、护羌校尉及刺史、二千石数十百人，遂与汉兴衰”，成为东汉历史上最为煊赫的家族之一[30]。景丹、万修也以功臣封侯，名列云台二十八将，并泽及子孙。窦融、马援亦封侯，其家族后来又发展为外戚与经学家族，亦荣耀无比。其他陆续投奔刘秀的众多关中人物，亦在新朝位居高官，实现了建功立业、显亲扬名的人生理想。当然，在实现个人理想之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其社会理想。东汉初年，社会政治相对清明，人民也能安居乐业。这些成就自然包括了这些关中人物的积极奉献。

而错误地选择了王莽、更始、公孙述、隗嚣或者自立为帝、拥立他人为帝的，轻者有仕途坎坷、终生困顿的冯衍，重者则导致身死族灭，令后世叹惋，如刘歆、廉丹、公孙述、方望、方阳等，他们的人生理想无法实现，而社会理想也随之灰飞烟灭。

4 结语

两汉之际的四十余年里，政治局势错综复杂、社会生活动荡不安。关中地域的士人、文臣武将、地方豪杰、广大百姓等，在刘汉、王莽、更始、刘秀、公孙述、隗嚣及各种大大小小百余种割据政权后先相继、鱼龙混杂的情况下，进行了艰难的抉择。在各自的学识、人格、政治眼光、人生价值、道德追求、人生际遇等的影响下，他们的选择往往不同。及时选择刘秀的，大多封侯拜将，不仅实现了自己的人生理想和价值，还惠及整个家族，甚至影响国家政权；而选择其它政权的，大多以悲剧告终。他们的这种不同选择和在乱世中的表现，引起了后世的深入思考，对我们今天也有极大的启发教育意义。

注释：

① 表格中人物情况主要根据《汉书》《后汉书》《东观汉记》等史书的记载而列。

② 以上史实皆据《汉书》和《后汉书》。

③ “禄利”即金钱或物质财富，按照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财产需要属于人类第二层次需求即安全需求的一部分。

④《左传》中提到的忠多指君民互忠。如《恒公六年》：“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又如《恒公十二年》“民当尽忠以死君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