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青年佛系化的原因、影响及其励志改造

李文晓

（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西安 710119）

佛系青年并非指信奉佛教的青年，这个词跟佛教并无直接的关系，只是借鉴佛教彰求超脱世俗的人生态度，描述一部分以“一切随缘”为行为准则的志趣平庸的青年群体。“有也行，没有也行，不争不抢，不求输赢”是他们对待生活和事业的基本理念[1]。

佛系青年现象的实质是青年志趣平庸化。佛系青年大范围的存在形成了我国社会中的青年佛系化现象。青年佛系化现象的出现，意味着社会中相当一部分青年弱化理想、 抱负，不再为志向、兴趣拼搏、奋斗。青年是一个社会中最具有活力的群体，虽然还没有完全社会化，但他们是未来社会的管理者和社会发展的推动者，青年佛系化会削弱社会发展的动力。

1 青年佛系化的原因

引起青年佛系化的因素很复杂，我国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存在诸多的导致青年佛系化的因素。

1.1 “小富即安”的社会心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在上世纪90 年代，解决了温饱问题；跨入21 世纪，我国社会达到总体小康；从2012 年到现在，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2016 年恩格尔系数为30.1%，2017 年下降到 29.3%。根据惯例，恩格尔系数下降到30%以下即为富足，2017 年的恩格尔系数反映出居民消费结构已经发生显著改善，居民生活达到“富足”状态[2]。2019 年7月国家统计局发布了《新中国成立70 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一》。该报告中显示，2018 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达到9732 美元，折合人民币67 000 元，高于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3]。

综上，我国当代城乡居民已经初步富裕，衣、食、住、行等方面的生活需求能够很容易获得满足。衣、食、住、行等方面的生活资料，是人的生命存续必须依赖的物质资料；获取这些物质资料以使生命存续也是人类进行生产实践活动的最原始、最有力量的动机。我国当代城乡居民显然已经不再为这些基本物质生活资料的获取而担忧。当人们不拼搏、不奋斗也可以衣食无忧时，以往为生存而奋斗的动力便逐渐衰退[4]。当这种因素影响到年轻人的时候，就会出现青年佛系化现象。所以，物质财富的积累，是佛系青年出现、存在的物质条件和客观原因。

1.2 高校的扩招与高等教育的大众化

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变更，是佛系青年出现的次要原因。高校扩招前，“青年”和“大学生”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区别非常明显，大学生只是“青年”中的一小部分。如果高校扩招并使高校毛入学率达到50%以上，则“大学生”会成为“青年”中的大多数。高等教育政策由此与“青年佛系化”问题产生关联。

依据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指标，高等教育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毛入学率低于15%，为高等教育的精英教育阶段； 毛入学率是15%～50%，为高等教育的大众教育阶段；毛入学率达50%以上，为高等教育的普及阶段。1978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只有1.5%，到1988年升至3.7%，1998 年提高到9.8%。虽然在多数人的认识和印象中，1998 年高校扩招是一件令人记忆深刻的大事，理应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元年”，但数据显示，该年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也只有9.8%，尚未突破精英教育毛入学率的顶格，距离15%较远。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5%，是在2002 年。所以，严格地讲，2002 年是我国高等教育进入“大众教育”阶段的元年。2017 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45.7%。根据“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数据，2018 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48.1%，逼近高等教育普及化毛入学率50%的关口，2020年将突破50%[5]。

衡量高等教育发展状况和水平的指标，除毛入学率外，还有“录取率”指标，即高等教育招生人数与考生人数之比。高等教育录取率与毛入学率虽然具体数据不同，但二者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1977 年，我国高等教育录取率为5%，高校扩招后的1999 年录取率为 56%，2002 年达到63%，2018 年达到81%。毛入学率达到或超过50%，意味着凡能报考大学的基本上能上大学接受高等教育，录取率将接近或达到100%。

我国高等教育已经越过精英教育阶段，目前正处于大众教育后期，即将跨越大众教育进入到高等教育普及阶段。高等教育的发展与青年佛系化之间存在难以发现的相关性[6]，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去精英化的高等教育对青年尤其是大学生能够形成一种负面的心理暗示，催生青年尤其是大学生“我不是精英”的潜意识，由此造成青年尤其是大学生对自己在未来社会中的自我地位定位较低、 使命意识淡薄等后果。在进入大众教育阶段后，我国的教育目的表述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由精英教育阶段的“又红又专的接班人”变成了“合格的劳动者”。高等教育系统内绝大多数高校的教育目的也相应地定位于培养有获取职业能力的人，即有能力谋生的人，或简言之“职业人”。这样，大学生就从精英教育环境里的“天之骄子”沦为大众教育环境里的“凡夫俗子”，其自我定位也随之下降，使命意识趋于淡薄，“国家” “民族”“社会” 等宏大目标日渐退出青年尤其是大学生的人生追求，取代这些宏大目标的是一些琐碎、平庸的目标。因此，青年大学生的志趣逐渐平庸化，成为所谓的“佛系青年”。

第二，高等教育大众化且日益迫近普及化的趋势，将每年数百万计的青年大学生推向自由就业市场，虽然扩大了青年大学生自主择业的空间和余地，但实际上也造成了青年大学生就业的剧烈竞争。很多大学生在就业竞争中，迫于竞争压力，最终不得不选择高中生甚至普通民工即可以胜任的岗位，虽然已经就业，但就业质量较低。这种情况客观地造成了大学生对自己的高等教育经历的价值质疑，降低了青年大学生人生目标的预期值，由此导致了青年大学生的志趣平庸化，成为所谓的“佛系青年”。

1.3 年轻人的畏难心理强烈

首先，改革红利减少。在某种意义上，改革红利是指由改革引起的社会结构变动触发的社会成员获得成功上位的机会。改革是一种深刻的社会改造活动，其改变社会的深刻性有时可以跟“革命”相提并论。改革引起的社会变动包括社会阶层的变动，它给处于低位者提供了合理上位或合法上位的渠道与机会。从这个层面上理解“改革红利”，那么“改革红利”在时间上的分布便会呈现出这样的规律：改革初期获得“改革红利”的机会较多，随时间推移，改革红利的释放将逐步变少、变小。这种现象也合乎“先动优势”规律。先动者，介入某项事业的时间较早，能够优先获得事业所需要的各种资源，而且竞争环境相对宽松，获得成功的便利条件较多，成功的概率也比较大。我国第一轮经济体制改革开始于上个世纪70 年代末，当时政府鼓励民众创业，搞多种经营，并要求各信用社、银行提供贷款，积极支持民众创业。但当时有多数人并未形成“红利意识”，缺乏“第一个吃螃蟹”的胆识和勇气，害怕创业不成带来的债务风险，从而错失通过创业先富起来的绝好时机。有少数人抓住了这次机会，最终创业成功，成为改革中第一批先富起来的人——万元户。当时的创业环境非常宽松，做一个“经销店”“代销店”项目都会产生很高的利润。从改革开始到现在已经有40 多年的历史，现在的创业环境的宽松度已远非改革初期可比，再加上全社会“红利意识”普遍增强，民众普遍在“红利”面前都变得十分敏感，竞争对手众多，成功实现奋斗目标的机会减少，难度增大。

其次，高房价对青年人的志向、理想产生“挤压”作用，使青年人的志向、理想由“饱满”趋向“扁平”。上世纪90 年代末，房产开始脱离计划体制走向市场，“商品房”的概念出现。此后房产价格几乎从未真正下跌过，一路扶摇直上。目前在国家调控政策的强力干预下，房产价格趋于稳定，但仍处于一个绝对高位上。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一线城市的房产价格一般在每平方5～6 万，二线城市房产价格早已突破万元，甚至不少三线城市的房价也超过1 万。二十多年来房价的持续上涨，固然带动了其相邻行业的发展，助推了经济增长速度，但也在社会经济领域产生了明显的“挤压”效应。首先，房产价格不断上涨，“挤压”了实体经济。房地产产业从表面上看，它生产的是一栋栋大楼，有物质性产品的产出，但由于交易过程中房贷、按揭等金融因素的介入，使其金融属性强于实体产业属性。在社会资金的零和环境中，进入房地产行业的资金多，必然意味着进入实体产业的资金少； 进入房地产行业的资金少，也意味着进入实体产业资金多，二者之间确实存在彼消此涨的冲突。我国房价二十多年的连续上涨，已经给人们带来“房价只涨不跌”的心理暗示，这种暗示助长了人们对高房价的预期。在房价会更高的预期下，以效益最大化为目的的社会资金被优先投放在房地产领域中，实体经济被搁置在一旁，因缺乏资金这种生产要素的支持而陷于困顿状态。其次，过高房价对社会的“挤压”还表现为“物质”对“精神”的挤压，房产对志趣、理想的挤压。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现实的“骨感”其实是指现实中存在的对志趣、 理想实现的助推条件很贫乏，再丰满的理想也难以实现。在中国传统的士大夫思维中，安身是立命的前提。在这种情况下，“拥有自己的一套房子”便占满了年青人志趣、理想的全部空间，他们没有更多的物质条件和精力去实现更大的欲望和更高远的目标。以“拥有自己的一套房子”为奋斗目标的青年人，其欲望较低，志向也不高远，自带佛系青年的特征。

在高房价的挤压下，以“拥有自己的一套房子”为奋斗目标的青年人，依然算是有志向的，虽然他们的志向并不高远。还有一部分青年人看着高高在上不可企及的房价望而生畏，买不起就不买了，连“买房”的目标也放弃了。经常挂在某些青年人嘴边的“我就想做一条咸鱼”，便是青年人这种消极心态的真实写照。这部分青年人基本放弃了全部的追求，被动地安于现状，随遇而安。他们的身上具有典型的佛系青年的特征。

2 青年佛系化的影响

佛系青年现象的出现说明，一部分青年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处世态度比较消极。2018年，有人在网络上发起、组织了一项关于“佛系青年” 的调查活动，参与本次调查的共1437人。在回答“90 后成‘佛系青年’是消极还是调侃”一题时，有373 人选择“消极”，在总被调查人数中占比30%左右； 有526 人选择“不好说”，在总被调查人数中占比36.6%。在回答问卷第5 题“对于‘佛系青年’你怎么看”时，有510 人认为“凡事抱着‘佛系心态’未免有些消极”，在被调查总人数中占比21.5%左右。由于第5 题是一个多项选择题，待选项多达7 项，因此分化了被调查者的答案，所以被调查者选择答案的集中度较低，选择“凡事抱着‘佛系心态’未免有些消极”这一答案的人，虽然只有21.5%左右的比率，但选择这一答案的人仍然是最多的，21.5%的比率相对于其他各项的比率也是最高的[7]。虽然这项调查的设计存在某些技术瑕疵，但上述数据还是能够说明：有相当一部分90 后青年处世态度消极，成为没有追求、志趣平庸的人。

志趣平庸的佛系青年的出现和存在，会延缓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理论认为：生产力包括三个要素，即劳动者、以生产工具为主的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劳动过程其实就是劳动者驾驭劳动工具，改造劳动对象的过程；所谓的生产力发展，实则是劳动者素质的提升、 劳动工具的改善与改进、劳动对象范围的扩大；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三要素里，对生产力发展贡献率最高、最活跃的要素是劳动者。劳动者素质对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高低具有极端重要的决定性作用，优秀劳动者与普通劳动者对生产力发展的贡献率是完全不同的。

是否是真正的劳动者以及劳动者优秀与否取决于两个方面，即以“劳动积极性”为内容的主观方面和以“劳动能力”为内容的客观方面，其中“劳动能力”又可细分为体力和智力。主观方面立足于解决“愿不愿参加劳动”的问题，客观方面则关注“能不能参加劳动”的问题。在这里，看似极其复杂的教育活动就显得十分简单明晰： 一切教育活动的目的无非是帮助受教育者——未来劳动者建构这两个问题的肯定式答案； 全部的教育就是两个“培养”——劳动积极性培养和以智力、体力为内核的劳动能力培养。这两个方面是衡量劳动者真假优劣的充要条件。一个普通人想参加劳动，那就表示他拥有较高的劳动积极性，不过，如果他体弱多病，缺乏参与劳动的体力，他就无缘成为真正的劳动者，有劳动积极性而无智力者也是如此。反过来，一个人即便极端强壮，极端聪明，但如果厌恶劳动，劳动积极性为零，那么他仍旧不会成为劳动者。在真正的劳动者中也存在着素质差异。劳动积极性高、 体力好、 智力高的劳动者属优秀劳动者；劳动积极性、劳动能力一般的劳动者则属普通劳动者。只有真正的劳动者才会成为生产力要素，优秀劳动者才能对生产力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结合前述的劳动者素质理论，青年无疑是各年龄段人群中具有最强劳动能力的群体，应该成为社会中最具有活力的群体。在体力、精力方面，他们处于18～30 岁，是人生中体力最充沛、精力最旺盛的时期；在智力方面，他们中的大多数经过了十几年的从脱盲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学习历程，智力已经得到较为充分的开发，其理论上的综合劳动能力是人生各阶段当中最强的。因此，他们拥有成为优秀劳动者客观方面的条件。

生产力分析语境中的“劳动积极性”在本文研究语境中可转换为“志趣”。“劳动积极性”其实也是“志趣”的同义语。“志趣”是青年成为优秀劳动者的前提条件。因此，青年人一旦安于现状，志趣平庸，也就失去了成为优秀劳动者的主观条件。

3 佛系青年的励志改造

青年佛系化现象的存在，意味着部分青年志趣的平庸化。那么，该如何找到最佳方法、路径，以对冲青年佛系化引起的志趣平庸化的消极后果，这是目前针对青年的励志教育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3.1 有效改善当代青年所处的社会环境

前文已述，当代青年所处的社会环境确实存在着诱发青年佛系化的因素。例如，高等教育大众化甚至普及化，改革红利释放减缓、高房价等[8]。

寄希望于改变高等教育普及化趋势，激活广大青年的精英意识，提升青年自我认识中的自我定位，以抵制青年佛系化的思路不具有现实性。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2020 年将突破50%，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已经成为高等教育发展规划的重要目标，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化趋势不可改变。因为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化可能引起青年佛系化，从而改变高等教育发展的大趋势，是一种因噎废食的愚蠢做法。很明显，虽然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化自带滋生青年佛系化现象的嫌疑，但毫无疑问，高等教育以“普及化”为目标，必然有利于从整体上提升国民文化素养并改善劳动者素质，增强国家的文化软实力。

最重要的是，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化，虽然不利于青年生成崇高志趣，但却有利于其生产生活所需要的知识的储备和积累。在当前的“双创”语境下，志趣平庸，无法启动双创；知识贫乏，也无从谈起双创。知识是已经被证实了的前人思想和理论，所以知识本身并不具有创新性，但它却是创新必需的前提条件。牛顿说：“如果说我比别人看得更远些，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牛顿的这句话，恰如其分地阐述了继承性与创新性之间的辩证关系。没有对前人知识的继承与积累，就不可能有创新。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化，给越来越多的人提供掌握、积累更多、更高端知识的机会，甚至使“全民双创”也极具可能。

我国的改革开放始自于20 世纪70 年代末，到现在为止虽经历了40 年却依然远未结束。目前，我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时期。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必然会不断释放具体表现为各种上位机会的改革红利。所以，全面深化改革能够给富有活力的青年人带来更多的机遇，帮助青年生成追求卓越的志趣。

高房价也对青年的志趣的形成产生了消极影响，但现在房价上涨的趋势已经基本被遏制。经过多年来对房价的不断调控，全国城市的房价虽还处于高位，但已经出现了稳中有降的趋势。房价的稳中有降，必然会减缓房地产业对其他产业产生的挤压，更有可能减轻青年面对的生活压力，进而为广大青年崇高志趣的生成提供空间和余地。

3.2 减少功利教育在励志教育中的比重

逐利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一个人都围绕着属于自己的利益而行动，每一次迈向不同方向的步伐，每一张不同神情的脸庞，背后都隐藏着一个逐利的目的。此即司马迁所谓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看似无序的每一个人的行为，因为都在为利益而奔波、奋斗，所以，市场经济就具有了这样的神奇功能：利用个人为私利而奋斗的动力，推动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承认并鼓励个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的方式为私利而奋斗，这样一来，传统中的励志理论工具就会发生相应变化。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我国传统的励志教育，其实是一种集体主义的励志教育，反对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并不主张将个人利益视作为人生奋斗的目标。实行市场经济以后，励志教育的内容就出现了一些变化，在不放弃集体主义教育的同时，个人主义的利益教育也不再羞羞答答躲在幕后，而是大方地走向前台。不管在家庭还是学校环境中，利益教育已经成为了励志教育非常重要的内容。

个人利益在市场经济中获得合法性的同时，利益教育也在励志教育中获得了合法性。但是，利益教育在回答“为啥奋斗”问题时，将个人奋斗的标的物确定在物质财富上，在回答“为谁奋斗”问题时，将奋斗标的物确定在自己或者家人身上，利益教育中不可避免地包含了过多的拜金主义、利己主义的因素，将受教育者的人生境界与理想圈定在一个狭窄的视野中，远离了“崇高”和“宏大”。这种教育一定会导致受教育者的志趣平庸化、低俗化。

因此，在青年的励志教育中，应减少利益教育的因素与成分，增加崇高境界教育的内容，积极帮助青年人树立远大理想，为国家、民族的兴旺富强而奋斗，为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而奋斗。

3.3 在我国传统的“境界论”中寻找励志教育资源

中国传统哲学思想讲求“修身”，修身的目的是实现完美的道德境界和理想的人格。修身与治国、平天下联系在一起，构成一套具有序列化特征的修身路径。它以人性论为前提，通过心性修养的方式，达到理想的精神境界。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境界论”是优质的励志资源。中国古代哲学思想讲求修身，修身则主要是指心性修养。当个人的修身达到至高的精神境界时，即会获得内心的宁静与淡泊，而不会在物流欲海中放纵自我、随波逐流。如何对待心外之物，范缜《神灭论》中的一段话代表了古代修身论的要求：“来也不御，去也不追，乘夫天理，各安其性。”在得与失之间怡然自得、波澜不惊。当个人的修身达到超越物欲的束缚，并不为物累的地步的时候，自然而然就达到了做人的至高境界。

如何重塑或激活佛系青年的志向？ 面对佛系青年，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修身论必将发挥强大的励志功能。因为修身论在人性修养方面，主张“内省”的方式，这就避开了当代青年可能受到的来自于市场经济的滚滚欲流的影响；修身论在人生目标方面，主张以至高精神境界为目标，这就有可能纠正部分当代青年过度重视功利的错误[9]。总之，传统的修身理论，尤其是其中的境界论，能够为当代青年的励志提供优质资源，进而抵制青年佛系化，以及由此引起的青年志趣平庸化、低俗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