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域理论视角下社交媒体时代新闻生产的博弈

刘霞

（商洛学院 人文学院，陕西商洛 726000）

近年来，由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平台引发的网络舆情热点事件频发，“山东于欢案”“杭州保姆纵火案”“求职少年李文星之死案”“程序员苏享茂之死案”“江歌案”“北京红黄蓝幼儿园虐童案”“汤兰兰性侵案”“西安交大博士生溺亡事件”“武汉理工大学研究生之死”“北大教授沈阳事件”等事件通过社交媒体平台海量、高速扩散，从一个单纯的偶发性事件、个人事件、地方性事件短时间内上升为全国性舆论热点事件。社交媒体时代新闻生产的模式和传播效果打破了传统媒体时代新闻生产的传播格局和舆情生成机制，对政府、受众、媒体、社会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

截至目前，国内学界关于“Social Medial”的研究有概念混用现象，翻译成“社交媒体”和“社会化媒体”两种情况，但是研究对象基本一致，包括论坛、博客、微博、维基、SNS、微信等媒体形式。截至2018年4月25日，国内关于社交媒体和社会化媒体的研究，期刊论文和主要报纸文章3 258篇，其中核心期刊1 188篇，2016年、2017年、2018年核心期刊597篇，近两年半的核心期刊论文发表数量占核心期刊发表总数的一半，可以看出社交媒体是近几年的热门研究话题，研究主要涉及四个方面。一是，不同群体社交媒体使用现状研究。何其聪等[1]、刘振声[2]、李智等[3]分别研究了城市居民、大学生、农民工等群体社交媒体使用的媒介偏好、媒介依赖、媒介需求、认知情况等。二是，社交媒体与政治参与研究。周凯等[4]以香港大学生为研究对象，提出社交媒体实名制和网络暴力对香港青年人在公共事务讨论中自我观点表达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催生了“沉默螺旋”效应，妨碍了个体观点的自由表达、社会观点的多元化发展以及公民表达性政治参与的实现。三是，社交媒体与传统媒体融合、竞争研究。方行等[5]认为社交媒体和传统媒体可以利用资源调度、全方位融合实现融合渗透、互补共赢、释放媒介新能量。四是，社交媒体与舆论引导研究。杨洸[6]提出社会化媒体舆论的演变轻事实、重情感发泄，舆论呈现出意见极化和破碎共识共生特点，新媒体技术无法赋予网络民主商议的特质。其中，关于“社交媒体新闻生产”的论文6篇，主要包括国内外社交媒体新闻生产研究、社交媒体对新闻生产的影响、新闻业面临的伦理陷阱等。本文旨在借鉴已有研究基础，基于皮埃尔·布迪厄“场域理论”系统分析社交媒体时代新闻生产和新闻消费方面存在的隐患，并提出可借鉴的对策。

一、社交媒体时代新闻生产场域的变化

“场”的概念来源于物理学，阐释场与场内元素的相互作用。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将“场”理论普遍化，提出了适用于各领域、各学科的“场域理论”。布迪厄场域理论从关系角度思考，是一种关系思维方式，他认为“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在社会世界中存在的都是各种各样的关系——不是行动者之间的互动或个人之间交互主体性的纽带，而是各种马克思所谓的‘独立于个人意识和个人意志’而存在的客观关系。”[7]布迪厄认为，“新闻界是一个独立的小世界，有着自身的法则，但同时又为它在整个世界所处的位置所限定，受到其他小世界的牵制与推动。”[8]因此，在新闻生产过程中，新闻生产者与社会方方面面都存在着客观关系，新闻场域是各种力量之间博弈的场所。

传统媒体时代，新闻生产场域是政府、媒体、社会公众三者之间的博弈，是国家意志、公众意见、媒体表达、社会资本之间的对决。然而，社交媒体时代，“受众观”向“用户观”转变，用户成为传播主体，关系成为连接用户的纽带，用户运用新媒体手段打破了传统媒体机构对新闻生产的垄断，成为信息的制造者、传播者以及独立的信息观察员。同时，新闻场域的变化也影响到了政治场、经济场、文化场、社会场、技术场的变化，如何利用好社交媒体成为媒体、政府、公众、社会必须关注的问题。

二、社交媒体时代新闻生产的隐患

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中提出“媒介即讯息”观点，强调了媒介的发展带来的冲击力远远超出任何时代媒介所传播的“内容”和“信息”。“任何媒介施加的最强大的影响就是改变人的关系与活动，使其形态、规模、速度发生变化。”[9]社交媒体（Social Media）在计算机技术和数字化技术的发展中产生。Web2.0时代，从Web1.0时代以Web网站为主要平台的“门户网站”模式进入到“个人门户”模式。以用户为核心，“关系”要素成为人们连接起来的纽带，形成了线上关系与线下关系、强关系与弱关系、直接关系与间接关系、社交互动关系与信息互动关系的融合。内容生产与社交关系相结合，用户利用Web平台生成内容，同时也促进了新型社交关系的建立，形成基于血缘、业缘、兴趣、目标等为基础的圈子关系和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模式，信息在社交媒体平台极易产生“裂变式”传播效果和“病毒式”传播效果。

2017年6月6日全球最大广告传播集团WPP旗下的分支机构凯度集团发布《2017凯度中国社交媒体影响报告》，精细化解读了社交媒体对中国人生活的影响，将泛社交媒体平台细分为九类：微信、微博、交友类社交媒体（陌陌、世纪佳缘等）、通讯类社交媒体（QQ、LINE、米聊等）、论坛类社交媒体（百度贴吧、天涯、QQ空间等）、生活类社交媒体（美团、去哪儿等）、带有社交评论功能的新闻类媒体（今日头条、腾讯新闻等可评论的新闻APP）、带有社交评论功能的电商类媒体（淘宝、京东、小红书等）、带有社交评论功能的视频或直播平台（优酷、哔哩哔哩、斗鱼TV等）。可以看出在移动时代，网民的社交行为不仅仅只包括微信、微博、QQ等，已经大大泛化了，社交行为无处不在，因此很多产品都具备了社交属性。该《报告》显示，受访者对社交媒体总体上持正面态度，认为社交媒体让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好了，被提及最多的社交媒体正面影响主要是熟人社交和知识获取，例如“随时了解朋友的动态”（70%）和“让我与家人/朋友的沟通更便捷”（70%），以及“方便我更快地了解社会热点”（69%）和“增长了我的知识面”（61%）。受访者对各类社交媒体对用户影响的积极程度进行评分，其中微信评分最高83.5分，排名第四的是新闻的社交功能79.7分[10]。总体上，我国的社交媒体发展日新月异，新的社交媒体形态不断延伸、拓展，可能没有终点，新闻类媒体的社交功能有潜力助力品牌的传播，社交媒体给新闻传媒业带来的变革不仅仅是新闻生产方式与传播方式的转变，也带来了舆论场重心的转向。用户的关注、分享、转发、评论等媒介行为使社交媒体已成为社会热点形成、舆情演变的重要平台，进入到全民参与信息生产、信息传播的时代。

（一）社交媒体抢占新闻入口，传统媒体渠道“失灵”

2018年1月31日，中国互联网络数据中心CNNIC发布第4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7.72亿，其中手机网民7.53亿，我国网民普及率达到55.8%，超过全球平均水平（51.7%）4.1个百分点[11]。2017年1月11日，中国互联网络数据中心CNNIC发布的《2016年中国互联网新闻市场研究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6月，互联网新闻市场用户规模达到5.79亿，其中手机端网络新闻用户规模为5.18亿，互联网新闻已成为网民高频使用的基础类网络应用。社交媒体成为网络新闻获取、评论、转发、跳转的重要渠道,受众通过社交媒体获取过新闻资讯的用户比例高达90.7%，在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参与新闻评论的比例分别为62.8%和50.2%，通过朋友圈、微信公众号转发新闻的比例分别为43.2%和29.2%[12]。

从以上大量数据可以看出，数字化时代新闻资讯获取的“第一媒体”是手机媒体，手机上的社交媒体平台成为人们信息获取的主要渠道，社交媒体抢占新闻入口成为主要信源。喻国明认为“这种信息来源的新型构成方式表明，今天社会信息传播‘最后一公里’的渠道，已经不是传统物理渠道，而是人际关系渠道。”[13]同时，社交媒体的开放性、便捷性、及时性等使新闻事件第一时间在社交媒体平台实时传播，而传统媒体由于审核“把关”制和制作流程等限制，在新闻报道中社交媒体往往“先声夺人”；其次，传统媒体缺乏交互性和伴随性，与受众之间的粘性缺乏，导致传统媒体在新闻传播活动的开端就失去了注意力和吸引力，容易造成渠道“失灵”。

（二）虚拟社群模式下，“信息茧房”效应被扩大

社群，广义上指的是某些边界、地区或领域内发生作用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既可以指实际地理区域内的社会关系，也可以指较为抽象的、思想上的关系[14]。传统社会以血缘、地缘关系、业缘关系等形成不同村落和群体，移动互联网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界限，使人与人之间的自由连接和聚合变得更容易。1993年社会学家瑞格尔得提出“虚拟社区/社群”的概念,“通过互联网连接起来的突破地域限制的人们彼此交流沟通、分享信息与知识，形成相近兴趣爱好和情感共鸣的特殊关系网络。”[15]人们以虚拟社群的方式在网络上存在，网民内部分离成大量小集体，人们将同一社群的人看作是自己的同类，为同社群的人点赞、转发、评论，维护同社群人的观点。一致的身份认同、情感归属、价值归属使社群中的人容易产生信任感和情绪同频共振，这种内嵌式的聚合力能够快速催发和转化成行动力，而一致的行动力反过来再次稳固了社群关系。同时，人们在虚拟社群里只和自己喜欢和兴趣相投的人交往，时间累积逐渐形成趋同风格，形成桑斯坦提出的“信息茧房”效应。

“信息茧房”的概念由桑斯坦在《信息乌托邦》一书中提出，“我们只听我们选择的东西和愉悦我们的东西的通讯领域。”[16]在社交媒体中我们按照自己喜欢的标准选择着志同道合的交往对象，选择着让我们身心愉悦的信息，与其他群体之间容易形成话语隔阂、沟通障碍和认同困难。正如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中预言的一样“数字化的生活将改变新闻选择的经济模式，你不必再阅读别人心目中的新闻和别人认为值得占据版面的消息，你的兴趣将扮演更重要的角色。”[17]总之，虚拟社群的建立不仅局限了人们信息的获取，还容易造成偏激的、错误的、虚假的信息肆意传播；不仅“麻醉”着人们的认知，弱化了人们的行动力、判断力，还淡漠了人际关系，我们把自己置身在虚拟社群中，实际上是在作茧自缚。

（三）“后真相时代”新闻真实性被消解

“后真相时代”（Post-truth）被评为2016年度牛津词典年度词汇，意思是“客观事实的陈述，往往不及诉诸情绪和煽动信仰更容易影响民意。”[18]社交媒体优势传播属性成为“后真相时代”的主要推手，给原本“相对无权者”进行赋权，知情权、传播权、话语权、行动权在社交媒体平台得到实现，实现权利向权力的转移，重构了话语中心、舆论中心、行动中心。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一书中早已预言了现如今的时代，“计算不再和计算机有关，它决定我们的生存。我们无法否定数字化时代的存在，也无法阻止数字化时代的前进，就像我们无法对抗大自然的力量一样。数字化生存有四个强有力的特质，将会为其带来最后胜利。四个特质是：分散权力、全球化、追求和谐和赋予权力。”[17]

“后真相时代”情绪跑过真相。无论是推特、微博还是微信，新技术的更新构建了新的传播环境，对信息传播字符的限制导致信息碎片化和语境缺失，内容生产和社交关系相结合成为传播动力，情绪和观点占主导地位，容易产生情绪性传播。“榆林产妇跳楼事件”曝光后，医院和家属各执一词，医院以没有声音只有画面的视频为证据首先发声引导舆论形成定势，然而医院却曲解了视频内容，造成了信息失真，网民的讨论和猜测使事件扑朔迷离，医院、家属双方的多次回应造成舆情多次反转，在事件真相还未调查清楚时，关于此事件触及的“婆媳矛盾”“夫妻关系”“医患矛盾”“无痛分娩”等话题讨论已经刷爆网络，媒体甚至越位“审判”。事件发生一周后榆林市官方公布初步调查结果：“产妇马某某跳楼系自杀身亡”，才平息了关于此事件的舆论战。当事实真相跑不过互联网技术，又敌不过社交媒体用户情感的时候，新闻事件往往变成渐进式推进和呈现，因此容易出现假新闻和舆论反转。

马克·汤普森《毋庸赘言（Enough Said）》一书中提到，“我们的数字生态系统已经成了扭曲、虚假新闻近乎完美的温床。”新闻专业主义是大众传媒时代的产物，强调职业性和专业性，新闻媒体处于信息传播的垄断地位，真实性和新鲜性是新闻的基本要求。然而，社交媒体时代，传播权利分化，新闻在社交媒体平台即时传播，“现在的新闻现在报”，的确保证了新闻的新鲜性，但是这种快速传播的背后，新闻的第一性原则“真实性”却容易被消解。违背了先有事实，后有新闻，事实第一性，新闻第二性的新闻本质属性。

三、社交媒体时代新闻生产隐患的规避

1994年互联网全面进入中国，互联网不再是原有生活的补充和丰富，而是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互联网就是生活，生活就是互联网。”任何人或组织机构的生存发展都不能逃离互联网环境，要想求生存、谋发展，必须顺应时代的发展趋势转变思维模式，在转型中寻找出路。

（一）转变思维模式，促进传统媒体转型发展

社交媒体时代又被称为“节点化生存时代”，关系是连接节点的纽带，节点与节点之间网状连接，这张关系错综复杂的大网，就相当于一个广场，让我们又重新回到了街坊邻居的熟人关系社会。商家通过网络将产品信息传播给消费者，通过网络直接将产品销售给消费者，消费者通过网络把产品使用后的信息反馈给商家，而消费者的反馈信息在网络平台上也能够成为其他消费者的参考信息，信息在消费者之间自由流动促进了产品销售和产品质量优化升级。

传统媒体渠道在社交媒体的抢占中失去了信源的垄断地位，要解决渠道“失灵”问题。首先，在受众心目中要重新建立良好的印象和评价，通过品牌效应和口碑传播提高传播力和影响力。传统媒体不能坐以待毙，要进行差异化竞争，防止传统媒体边际效应递减。“边际效应递减规律”强调了消费者的满足感随着物品数量的不断增加而递减，当消费者缺少某一物品时，物品最初的满足刺激是最大的，但随着同一刺激不断重复，幸福感和满足感就会递减。因此，传统媒体在和社交媒体竞争时要从受众目前最迫切的信息需求出发，在互联网环境下，新闻生产场域虽然发生了变化，但是受众或用户的共同兴趣点依然没有改变，在追求速度、广度、深度的飞跃时，新闻仍然要固守着内容的真实性、公开性、公平性、客观性的原则。因此，传统媒体必须重新定位，分析自己的优势，找准自己的位置和方向坐标，坚守传统媒体的专业化和公信力，以慢制快，以真制假，以深制浅，以综合性胜过碎片化，为受众提供综合的、全面的、权威的信息报道和新闻解读，与新媒体环境下的新闻生产形成差异化竞争。其次，传统媒体要生产出具有“粘性”的“好产品”，把受众的注意力从社交媒体平台回归到传统媒体，重新确立传统媒体的专业性和不可替代性。最后，传统媒体要顺应现在的“节点化生存”状态，把产品嵌入到受众的社会关系网中，在关系网中实现信息交互流动，形成影响力。

（二）打破“信息茧房”，实现信息多元传播渠道

随着移动通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成为人们信息获取的依赖渠道，信息和观点在社交关系网中被过滤、筛选，形成了信息和观点流动闭环。为了防止信息窄化和群体沟通隔阂，应该打破“信息茧房”，让传统媒体通过发展转型找到出路，传统媒体在转型升级中可以广泛应用新技术，借鉴新媒体的传播模式，不能止步于微信、微博、客户端“两微一端”建设，而是要使传统媒体的内容和新媒体平台形成对接合作关系，实现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在渠道供应、内容生产、资源配置等方面融合，建立网络世界的“人行道模式”。桑斯坦“人行道模式”强调，大众传播和公园、街道一样属于公共领域，媒体应该扮演着“公共论坛”的角色，让种种非计划和不想要的情景，让那些未经事先筛选而遭遇的情况，让各种异质信息多渠道、多元化存在在公共领域中，让人们有机会接触到不同的人、不同的信息，即使争辩和冲突，这样可以避免群际孤立和舆论一边倒。

（三）提高用户媒介素养，增强信息判别能力

媒介素养，指人们接触媒介、获取信息、解读和接受讯息并利用媒介工具传播信息的知识能力和文化素养。1995年美国著名媒介素养研究者詹姆斯·波特，出版了《媒介素养》一书，提出了媒介素养三大重要基石：你的个人定位、知识结构、技能。这三项是构建一个人具有一套更为广阔的媒介视野的必备条件。你的个人定位是你的能量与目标，知识结构是原材料，技能是工具[19]。

媒介素养在中国是“舶来品”，从2003年“非典”时期的哄抢板蓝根及2011年日本福岛核电站泄露引发的全民“抢盐事件”，到2016年电信诈骗“徐玉玉案”、2017年李文星在“BOSS直聘”APP找工作陷入传销组织致死案，无不凸显了当代社会人们的信息判断、甄别能力不足，以及媒介素养急需提高的迫切性。

社交媒体时代，用户首先应具有理性的“现实观”。要有区分“客观现实”“主观现实”“媒体现实”的能力。正如李普曼提到的“拟态环境”理论，对现实世界的认知是在媒介对客观现实世界的构建基础上形成的，而媒介对客观世界的呈现不是“镜子式”的反映，而是通过选择、加工、结构化后的反映，并非现实世界本真的映像。其次，用户应具有内省式“把关”能力。社交媒体时代信息传播权限向一般民众分化，形成“平权化”和“扁平化”，信息监管权已经让位于普通公众。其次，网络的瞬时传播和信息井喷式增长使政府相关部门的监管逐渐式微，这就需要网民提高媒介素养，在信息传播中主动甄别和自查，对传播的信息进行负责和把关，防止假新闻、谣言、过激情绪肆意传播。

（四）转变政府角色观念，管制者转变为共建者

凯斯·桑斯坦在《网络共和国》研究了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提出“一个自由的社会尊重每个人的选择并避免去‘管制’，即便自由选择的结果不符合大家的期待；没办法，这就是自由。”[20]但是，避免管制不意味着无所作为。社交媒体时代，互联网技术赋权于公众。对此，政府不能把社交媒体平台传播的舆情当“敌情”来监测甚至删帖，用“防”和“堵”来掌控舆情。同时，也不能完全不顾舆论失控对国家政权和社会安定的威胁。中东“茉莉花运动”可以看出舆论失控是一个国家政权走向解体的前奏。此外，政府还应该充分利用社交媒体打通老百姓的“民间舆论场”和主流媒体的“官方意见场”，把社交媒体当做民意的“瞭望台”和“风向标”，把社交媒体转换为服务民众的“服务台”，并放低姿态，注意语态，与公众主动交流、坦诚对话，转变管理思维为服务意识，转变监管职能为共建职责，通过制定规则，维持网络环境秩序，搭建利民、便民平台，共建健康、有序的网络环境。

四、结语

社交媒体时代，新闻生产场域发生了变化，形成了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公众、媒体、政府、社会，新技术与内容生产等多方博弈的局面，在博弈中社交媒体平台新闻生产的优越性凸显出来，但是也存在诸多问题，需要社会和个人形成合力，传统媒体和新媒体融合对接，媒体和政府运用新思维、新语态、新管理方式，顺应时代、把握民意、引导舆论，建立和谐、有序、清朗的网络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