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中国商业报刊研究

刘玉婷

（商洛学院 人文学院，陕西商洛 726000）

按照办报主体进行划分，近现代的中国报刊可以分为三类：由商人主导办的民营商业报刊；由文人办的专业报刊；由政党办的报刊。其中，民营商业报刊因其充足的经费、经验丰富的办报人才和相对自由客观的办报理念，在中国的报刊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通过文献整理发现，对于20世纪30年代中国商业报刊的研究多是对典型报刊的个体化研究，缺乏对这一时期商业报刊发展状况的整体性探究，不利于从整体上把握这一时期商业报刊在中国新闻史上的地位和意义。

19世纪30—40年代，外国的文化侵略在我国催生了最早的外文版商业报纸，以《广州记录报》为代表，主要是为外国人提供情报[1]28-33。到了19世纪50—60年代，香港和上海等大城市出现了外国人办的中文商业报刊，具有代表性的有：《香港华字日报》《香港船头货价纸》（后改名为《香港中外新报》）和《上海新报》等[1]35-39。这一阶段报纸的报道内容以商业信息为主，较之前一阶段在新闻信息上稍有增加。19世纪70年代，由国人自办的商业报纸才真正出现，以1873年由艾小梅在汉口创办的《昭文新报》和1874年王韬在香港创办的《循环日报》为代表，内容上新闻信息的比重有所增加[2]。民国初，商业报刊取得了长足发展，主要表现在报刊的数量和实力都不断提升，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规模化生产。而我国商业报刊真正的繁荣期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具体为1927—1937这十年，上海地区的老牌商业报纸《新闻报》《申报》进一步发展壮大，逐步朝着企业化方向发展；以上海地区《晶报》为代表，掀起了商业小报热潮；新记《大公报》和《世界日报》的创办拉开了“世界报系”的帷幕[1]249-269。这一时期的商业报纸百花齐放、百家齐鸣，中国的新闻史迎来了发展的“黄金十年”。

一、20世纪30年代商业报刊成熟原因分析

（一）经济基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在1927—1937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总体是向前发展的。具体表现在面粉工业、机器工业、棉纺织业、丝绸业、商业等方面均有发展。在旧中国的工业结构中，轻工业占绝对优势，单是纺纱、卷烟、缀丝的资本，就曾占整个民族工业资本的44%[3]。

这一时期也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工业化进入近代最高阶段，商业报刊在强劲的经济基础之上也呈现出相对繁荣的景象。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为商业报刊提供了广告和资金来源、广阔的消费市场、先进的技术设备等有利条件，报业成为利润丰厚的产业。

（二）时代机遇：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政治局势错综复杂，政治斗争风云变幻，刺激了商业报刊的发展。虽然国民党于1927年4月18日发表了国民政府定都南京的宣言，1929年7月还颁布了关于颁行训政时期施政纲领草案的训令，国民党党内的派系斗争却仍不断。北京政府被推翻后，国民党内部各派系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军事冲突连连发生：如蒋桂战争、蒋冯战争、中原大战等，都使政治局势更加的混乱。局势的动荡，使民众对于新闻的需求与日俱增，这就大大刺激了商业报刊的创办与发展。

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蒋介石拉拢新闻界的姿态，客观上也有利于商业报刊的发展。这个时期，蒋介石鉴于国民党统治还不够稳固，还需要借助商业报纸为他制造舆论，因此对报界采取了若干“宽容”的政策，其为了笼络新闻界煞有介事地发表通电开放“言禁”，召开记者招待会，表示欢迎报界的“善意批评”；而且在这个历史阶段，军事行动仍在首位，蒋介石既要同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大战以便收服他们，又要抽出兵力对付日益壮大起来的共产党和红军，一时还无法控制全国的新闻界。

另一方面，30年代的抗日救亡形势也推动了商业报刊的发展。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沦陷，日本侵略势力深入华北。空前的民族危机使民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关心时局的变化。风起云涌的抗日救亡运动，促使大量的私营报刊、通讯社问世，反映了广大民众的抗日愿望和呼声。这种情况在1935年华北危机后表现得更为突出，国难当头，促使每一个中国人不得不关心时局的变化，需要看到真实详尽的新闻报道；同时还需要有媒体表达他们的爱国呼声以及救亡建议，生死存亡的时局也促进了商业报刊的发展。

（三）人才和受众支撑：教育事业的全面发展

1929年3月25日，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便通过确定了南京国民政权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等。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统区初等教育的规模逐步扩大。1929年全国初等教育各类学校（其中包括幼稚园）总数为212 385所，学生数（含幼稚园学生）为8 882 077人；至1936年，学校数（含幼稚园）增至320 080所，增长50%，学生数增至18 364 956人，增长106%，同期学校规模由平均每校42人增至57人[4]。这一时期，中等学校的规模逐步扩大，1928—1933年，全国中学在校学生数从188 700人增至415 948人。高等教育事业亦呈稳步发展之趋势，从1928—1936年，全国专科以上学校自74所（大学及独立学院49所，专科学校25所）增至108所（大学及独立学院78所，专科学校30所）；在校生自25 198人增至41 922人，毕业生从3 253人增至9 154人[5]。教育系统的完善以及教育的发展，提高了民众的识字率和文化程度，使民众能够阅读报纸，为报纸提供了受众基础。

而早期新闻教育的发展，也为这时期的商业报刊提供了人才。1920—1927年，全国先后有12所高等学校成立新闻系科。其中，上海圣约翰大学1920年正式成立报学系，1921年华侨陈嘉庚先生创办厦门大学，报学科是该校开设的8个学科之一；1923年，北京平民大学创办报学系，徐宝璜担任系主任，邵飘萍、吴天生任教授；1924年，建立新闻系的院校有所增加，北京燕京大学、国际大学、北京国民大学都建立了报学系；1925年，上海南方大学创立报学系；1926年，上海沪江大学、光华大学、大夏大学都增设报学系[1]232-233。这些早期的新闻教育的发展，也为30年代的商业报刊发展提供了人才储备。

（四）技术基础：造纸业、印刷业和交通的发展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到1937年，中国民族机器造纸工业获得初步发展，全国在广东、贵州、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天津、福建等地，有近60家造纸厂，生产有连史纸、毛边纸、有光纸、道林纸、新闻纸等近20种印刷用纸。

在1915年以后的十多年时间里，中国报馆出现了更新印刷设备的小高潮。有实力的报纸均添置了高自动化的印刷设备，如《申报》《时报》《时事新报》等，产地多为美国、德国、日本等，最多的如申、新两报大约有二到四层不等的机型三、四部。在众多报社竞相从国外购买印刷设备的同时，国产印刷机器和配套机器也开始出现。1913年商务印书馆铸造了中文铸字机，1920年上海明精机器厂制造出全纸报纸机和小报纸机，五色石印刷机也由明精机器厂制造出来。1924年前，出现了自来墨印刷机，胶印机在1924年由上海沪江机器厂制造出来，滚筒印刷机于1926年在上海出现，1931年明精机器厂还制造出印钞机和照相铜锌版机器。上海的印刷和造纸机器厂生产了大量的印刷机器，从价格为7 800元的滚筒机到只有135元的手动平板机[6]。可以说，上海成为中国印刷业起步和发展的中心地带。

在交通事业方面，全国修筑的公路通车里程由1932年5月的7 700余公里，增加到1936年6月的2万公里以上。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的十年间，铁路亦由8 000公里增加到13 000公里，完成了粤汉线的修建，展延了陇海路。这对货物运输、商品流通及报刊发行网络的建立等起了重要作用。

二、20世纪30年代商业报刊的特征

1927—1937被称为商业报刊的“黄金十年”，是我国商业报刊自诞生以来的第一个真正繁荣的时期。在这一阶段，老牌的商业报纸（比如《申报》《大公报》）发展趋势向好；新的商业报纸（比如《晶报》《世界日报》等）也不断创办，民营商业报纸的发展达到了顶峰，在整个中国新闻史上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全国的报刊数量在1931年是488家，到了1937年这个数据增加至1 077家，当时因为局势动荡，政党主导办的党报和文人主导办的专业报刊数量较少，这1 077家报纸中70%以上是私营商业报刊[1]366。这一阶段商业报刊呈现出以下几方面的发展特征。

（一）经营管理：现代化管理，规模化发展

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时期，商业性报刊经过20年代的经营也积累了一定的财富，一些老牌大报就在原有发展的基础上开始兼并其他报刊，扩大经营范围，或者在别的地方开设子报，亦或几家报刊进行联合经营，形成一定的体系，抱团发展，比如成舍我的“世界报系”。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期，成舍我在当时的北平（今北京）创办了《世界日报》《世界晚报》《世界画报》，之后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1934年成舍我南下南京创办了《民生报》，1935年又到上海，和报界同仁联合创办了之后成为小报大办之翘楚的《立报》，为自己成为一代报人奠定了基础[7]。

此外，已经拥有老牌商业报纸《申报》的史量才也不满于已经取得的办报成就，花高价收买了《新闻报》的大部分股权，之后，以《申报》为核心，开始朝着一报多刊的规模化方向发展。而同时代的张竹平也整合资源、联合发展，成为拥有《大陆报》《大晚报》《时事新报》和申时电讯社——旧中国第一个准报团——的办报集成者。

（二）报刊内容：提供客观公正的新闻信息

19世纪30—40年代，最早由外国人创办的外文版商业报纸主要内容是航运信息和货价行情，几乎没有新闻信息。到了50—60年代，外国人创办的中文商业报刊上刊登的主要有货物价格和航运日期，除此之外，还有专门的版面专门刊载新闻。19世纪70年代由国人自办的商业报纸多为中国商人私募资金合股而创办，内容上新闻信息的比重有所增加。而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商业报刊才真正以刊载新闻、提供信息为主要内容，并且关注报纸发行和经营管理，在技术上不断革新，一定程度上实现规模化生产，并大力发展广告业务。

同时，现代新闻业所追求的客观、公正，在这一时期的商业报刊中也得到了发展。具有代表性的《申报》和《大公报》不接受任何政府和政党的津贴，坚持言论自由，在新闻报道上秉持不党不私、不偏不倚、切合实际、真实客观的原则。当时的《申报》不受利诱，敢于刊载反映民间疾苦和平民生活状况的信息，敢于为贫苦阶层的劳动人民发声。比如在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件的报道中，党报出于利益考虑，在报道中隐瞒事实，歪曲真相，而以《申报》为代表的商业报刊，坚持报道真相。在长达3年的时间里，针对此案刊载新闻、评论60余篇，派出专门人员调查，报道案件的具体情况，其真实客观的报道和言论犀利的评论制约了当局黑暗的司法，最终帮助小白菜洗脱冤屈，也是中国新闻史上客观真实报道、发挥舆论监督的一次宝贵实践[8]。

（三）话语模式：新闻话语立场的分化与融合

新闻话语模式指的是新闻主体从一定传播目的出发，结合所处的时代背景，并遵循话语自身演变规律来叙述和建构新闻事实和观念的方式[9]1。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报刊的话语模式也经历了变化和发展的过程。不同于中国古代典籍话语模式强调的“内在浸润”“文以载道”，传教士将报刊带入中国就决定了现代报刊的叙事模式，新闻话语重在“告知”，重在提供各种类型的信息。晚清至五四以前的中国报刊新闻话语主流是“文言文”，整个话语体系依然保留着封建皇权笼罩下的“君臣”等级模式。“五四”运动时期，报刊的新闻话语模式属于“白话话语”模式，话语主体称谓、目的、方式方法、策略等均较之之前发生了变化。

1927—1937年，国内政局复杂，反映在商业报刊的新闻话语模式上也呈现出分化与融合的态势。这也说明了，中国报刊的发展兴衰与政党政治力量的消长、政党政治路线以及社会矛盾的变化密切相关。这个时期影响力较大的四家私营报刊政治倾向和话语风格呈现出分化的特点：《申报》总体上保持客观公正，报刊内容的选择上对政治话题和党派之争刻意回避，把重点放在民意取向和业务改进上；《大公报》则秉持“四不主义”：不党、不私、不卖、不盲，坚持独立，强调报刊监督政府和时局的职责，体现出“独立话语”的新闻模式；成舍我的“世界报系”（包括《世界日报》《世界晚报》《世界画报》）这个时期的主流话语是拥蒋，有一定的偏向性；而邹韬奋的“生活报系”（包括《生活》周刊、《大众生活》《生活日报》）则秉持“大众”话语模式，积极推广大众文化，努力促进民族解放，以“民众立场”作为自己的政治立场。而到了“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在民族危亡关头，中国报刊界的新闻话语模式趋向了统一，自觉站在民族大义的立场上[9]40-45。

（四）政治倾向：内部分化，个性化的立场倾向

推翻清政府的封建统治之后，国民党逐渐建立对全国的统治，20世纪初期，商业报刊在国民党统治方面的政治报道上所持的态度是积极正面的。20年代末30年代初对于国民党内部各派系的争斗持客观看待的态度，在新闻报道上，对于国民党各派系的斗争、战争基本上是依据事实客观报道。然而，随着国民党独裁统治的建立和对新闻业的统治越来越严苛，再加上1931年中国共产党苏维埃政权建立后正式形成了新的政治格局，一贯顺应、客观的商业报刊也开始有了自己的立场倾向，尤其是“九一八”事变之后，抗日战争一触即发，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不同的抗日政策和行动也促进了商业报刊内部的分化。

在不同的办报理念和政治观念之下，在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之下，以《立报》《申报》为代表的一些进步商业报刊开始在新闻报道中批评国民党的抗日政策和独裁统治，积极报道共产党的抗日先进事迹和民众的要求，甚至直接表明和蒋介石集团不合作的态度；一些报纸继续坚持不偏不倚、不党不私的态度，寻求夹缝中的生存；另外一些或迫于压力或自愿成为了蒋介石集团的走狗，为国民党方面的不抵抗政策和独裁统治做宣传和辩解。其中，背离蒋介石集团的商业报刊遭遇了严厉的打击，为共产党鼓吹呐喊的《立报》创办人成舍我被囚禁，倾向进步的史量才被杀害。

三、结语

民营商业报刊是晚清时期外国“文化入侵”的舶来品，之后逐渐根植在中国新闻发展的土壤中，得利于20世纪初期中国政治、经济的发展所带来的机遇，在20世纪30年代迎来发展的高峰，为后继的报业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这一时期商业报刊追求客观公正、秉持言论自由的原则以及敢于为受众发声的勇气值得现代报刊学习借鉴，其积极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也为我国新闻传播史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对于现代新闻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