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赛博视域下体育竞技的异化危机研究

杨艳,陆玉坤

(1.商洛学院体育教学研究部，陕西商洛 726000;2.和田师范专科学校体育学院，新疆和田 848000)

赛博文化在体育领域的广泛嵌入，出现了以赛博文化空间场域为主流价值取向的体育运动形态，如：电子竞技运动、翼装运动、方程式赛车、卡塔尔拉力赛、摩托艇等，体育的赛博化悄然改变着现代人的运动方式和审美心理诉求。体育赛博化主要是借助一些专业的运动器械，科技手段来满足人们的健身需求或提高竞赛水平，更多地倾向于智力对抗和省力模式，这与传统的以身体练习为主要手段的体育运动方式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反差，进而引发了身体与技术之间的博弈冲突。技术价值的过度扩张冲淡了人们以“力量、速度、耐力”为核心的身体崇拜意识，呈现出体育赛博化的异化危机，导致人类的具身性退化现象。

目前，学界对体育赛博化关注极少。杨艳[1]指出体育赛博化的实质是身体与技术崇拜博弈的终端，从哲学的角度指出构建“身、心、社”一体化的体育赛博文化范式，实现生命态身体的本性回归；代志星等[2]对体育中科技技术的过度嵌入和体育赛博化所呈现的异化现象进行了研究，指出当前体育赛博化发展已走向断裂并逐渐呈现脱域态势，认为在享受体育赛博化便利的同时应警惕技术价值在体育场域中的过度扩张。本研究从身体与技术博弈的角度来阐述体育赛博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未来的发展路径已成为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一、体育赛博化的演变及异化的出现

体育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事象，是为了满足走、跑、跳、掷、攀登等基本生产劳动、生活技能而形成的运动形式。因此，劳动、生活或由此引发的游戏活动成为了体育产生的历史逻辑起点。赛博文化在生产劳动、生活中的嵌入就成为了体育赛博化初始形态的根基文化，比如：狩猎用标枪、劳作用石器的出现也是人类赛博文化形成的原始记忆。赛博文化在人类生产生活中的广泛嵌入呈现出以“赛博”为载体的社会“泛赛博”现象[3]。其中，早期的体育活动摆脱了单纯依托肢体的形式，出现了专门的体育运动器械，推动了投石、投壶、飞石索、投矛、飞刀、手箭、投戟、射箭、蹴鞠等运动形式的发展，是早期体育赛博文化的雏形。另外，在公元前680年第25届古奥运会上就有“战车竞技”项目，比赛分为4马拉车赛和2马拉车赛；公元前648年第33届古奥运会上的赛马比赛也被列为正式比赛项目，这是古代奥林匹亚竞技中的体育赛博项目。这种早期的竞技运动比赛，以及借助兵器进行的格斗类体育活动，都是为了弥补人体在速度和徒手格斗杀伤力中的不足，这也是人类早期赛博形象在体育竞技中的嵌入。

体育赛博化是人类对超自然力的崇拜以及对现代体育追求高效率、量化、记录和世俗化趋向下对技术神话的追求与膜拜[2]。体育运动借助赛博技术有力推动了自身的发展，这也掀起了现代体育科技化、智能化改革的风暴。盲目扩张体育赛博的万能作用，体育领域的“泛赛博”现象加速了体育的异化，体育赛博化的极端发展导致了运动项目形态、分类、参与门槛的脱域；技术场域在体育中的增权弱化了体育场域自身的独立性；体育赛博化不仅赋予体育新的形式，而且正在试图取代身体[2]。

梳理体育发展的历史线索，无论是古代体育还是现代体育都没有割裂赛博与体育之间的文化关联，二者之间融合度的持续深化也成为体育异化现象的本源。这种状态违背了体育发展的逻辑，导致人体运动能力的退化，运动中被替代的身体与传统体育运动中实在的、物质的身体存在断裂，也造成了心理方面的游戏倾向性和扭曲、异化的危机，以及竞赛公平性的断裂与异化。

二、体育赛博化异化的危机

（一）电子竞技运动职业化、商业化运作的异化

体育赛博化从早期的战车竞技到现代的电子竞技、义肢参赛、方程式赛车、拉力赛等，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人体运动能力的某些缺陷，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对抗的激烈程度，但这些替代性的体育赛博形式其突出的特点则表现为必须依靠外在的机械推动才能完成的活动项目。如：电子竞技运动作为对技术与战术要求很高的仿真类项目，运用计算机虚拟的网络（局域网）所营造的虚拟环境来完成人（队）与人（队）之间的竞赛活动，借助电脑来完成特殊编码的信息加工，参与者在虚拟系统的仿真环境中体验现实竞技中的时间感、空间感和运动感，试图逼真地模仿出现实环境中的各种真实情境[2]。在这一过程中，以键击作为运动识别与反应的有效模式，其真实场景也只是人机交互的过程，参与者对呈现界面的识别模式并不能作为判断运动轨迹的真实依据，以此来作为训练运动员现实运动过程中的空间判断、预测、技术、战术能力也似有不妥之处。

任何项目一旦成为竞赛项目，最终的发展目标也将走向职业化和商业化的演化过程。以电子竞技为例，CPL与WCG和ESWC一道，并称为当今世界三大电子竞技赛事[4]。Angel Munoz于1997年创立了职业电子竞技联盟（Cyberathlete Professional League，CPL），比赛在美国、亚洲和欧洲都曾出现。2005年CPL同年的比赛奖金总额就超过了200万美元。电子竞技世界杯（Electronic Sport World Cup，ESWC） 源于法国，2003年在Futuroscope举办了第一届“电子竞技世界杯”，2005年ESWC推广超过60个国家。2000年组办了每年一届的世界电子竞技大赛（World Cyber Games，WCG），2007年参赛选手就已经跨越4大洲，75个国家，近千人的参赛规模，2008年11月8日WCG在PPS上的观看人数就达到了29万人，这也是电子竞技商业化运作的成功案例。2004年，我国召开了中国电子竞技运动会(China Esports Games，简称 CEG)，成功举办了这一国家级的电子竞技联赛。

当前电子竞技运动已成为一项风靡全球的竞赛项目，职业化、商业化运作发展已是其所面临的现实境遇，这一运作模式的出现势必需要培养职业的参赛队员，并在教练的指导下接受正规系统的长期训练。这种长期的以“坐姿”“键击”为主的运动方式，参与者在一个相对闭塞的场域环境中实现着人机之间的交流互动，割裂了人与人之间直观情感的传递通道和信息交流。从表现形式来看，不具备体育所具备的身体、体能、技能，以及现实场景中直接的技战术、情感交流的本质属性，结果只会导致人体运动能力的退化，以及心理方面的表现为游戏倾向性的危机扭曲、异化。

（二）义肢参赛所引发的竞赛断裂

“刀锋战士”义肢参赛的案例是借助高科技义肢加上个人的后天努力来抹平与健全人之间的鸿沟。义肢参赛所引发的学术界的一系列争议主要源自南非的截肢短跑选手奥斯卡·皮斯托瑞斯（Oscar Pistorius）。其作为奥运会历史上首位双腿截肢的运动员，以“刀锋跑者”和“世上跑得最快的无腿者”绰号知名，他靠着一双刀锋形状的碳素纤维复合材料假肢活跃在运动场上，他的跑速因具有更高竞争力引起了公平竞争与否的争议。于是，2007年国际田径联合会修正竞赛规则中提到：“运动员不可借助任何工具来加强自己的竞争力，从弹簧到轮子都一样”。认为假肢给予了皮斯托瑞斯不同于常人的优势，必然导致竞赛的不公。2008年1月国际田联取消了他参加2008年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资格。2012年，国际体育仲裁法庭随即推翻了国际田联的禁令，认为皮斯托瑞斯使用假肢时，并没有获得额外的利益，作出了有权参加健全人比赛的认定。

竞技体育在职业化和商业化发展的推动之下，“赢家通吃”已成为一个较为普遍的现实问题。运动员为了获得“赢家”权位，不惜牺牲个人的健康，在训练、比赛中注射或服用违禁药品，使竞技体育领域出现了人性的异化和伦理道德的异化。电脑“深蓝”在国际象棋多局赛中击败世界冠军加里·卡斯帕罗夫的成功案例，昭示着在科技与人脑的智力对抗中，科学技术将在未来的竞争中拥有权威话语。义肢参赛作为体育赛博形式是借助运动型义肢弥补身体的某种缺陷。德国科隆体育大学专门对皮斯托瑞斯进行了测试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在相同情况下，皮斯托瑞斯比正常选手少支出25%的体能[5]。有实验表明，义肢对地面的作用力超过健全人脚踝关节的3倍，皮斯托瑞斯的“刀锋”能提供92%的回弹力，基本接近人类筋腱的自然弹力，储存能量与释放能量的比值能达到95%以上，因此又被称为“储能性义肢”[6]。在伦敦残奥会T44级别200m项目中，巴西选手艾伦·奥利维拉利用较长的义肢参赛战胜了“刀锋战士”。

另外，如果F1技术轮椅、铁饼投掷框、脑控雪橇、幽灵手套等辅助设备也进入竞技赛场。当科技型的义肢战胜人体的时候，身体的对抗也将走向科技的较量，健全的人是否可以使用类似于义肢的高科技装备参赛[6]，也成为一个问题。运动员为了获得比赛的胜利或许会服用兴奋剂、变性手术等手段牺牲自己的健康，利用人体和义肢之间的无缝链接技术，截去正常的肢体而由义肢所取代[7]。人力机械的赛博轮椅通过嵌入战斗机和F1赛车风洞技术，运动员就如同电子竞技参与者那样只需坐着用思维和简单的动作来完成比赛，体育比赛就成为以高端技术开发为核心的竞争格局。重金开发尖端设备使体育比赛成为了一种富有的游戏，贫穷国家无从与之竞争，体育也就失去了以“身体活动”为核心的初衷，造成竞赛公平性的断裂与异化。同时，运动中被替代的身体与传统体育运动中实在的、物质的身体存在断裂。

（三）“技术态”的身体遗忘

体育赛博化是在技术影响下的“人—机混合体”。用赛博工具来替代身体运动技能，在本质上是指技术所衍生出来的一种身体奇观，具体包括人身体的技术化，技术的人性化[2]；过多依赖这些赛博技术假器来实现体育“更快、更高、更强”的目标，弥补人体本身的缺陷，使身体部分机能器官处于一种“闲置”状态，长期下去势必会造成闲置身体部位机能的退化或缺失。身体在物理意义上被称之为“自然客体”[8]而存在。赛博技术在体育运动技术领域的广泛嵌入，科学技术假器使用改变了身体的自然客体存在样态，而成为被“改造的自然客体”，或称之为“人化的自然客体”。身体技术被赛博技术所超越，人体诸多缺陷的暴露导致运动技术态身体的边缘化，甚至被遗忘。人们试图用赛博技术打造完整、健康的身体，不能再以“更快、更高、更强”为衡量标准，否则会掩盖身体技术的缺陷。

三、虚拟的“离身性”运动空间场域向“具身性”现实场域转换

体育赛博技术是现代信息技术和竞技运动相结合的数字化产物，借助虚拟的空间场域来描摹现实场域情境，具有虚拟现实[9]（Virtual Reality，VR）双重属性，此时的身体就超越了具身范畴。其虚拟性主要体现在身体活动的虚拟性、运动场景的虚拟性和信息空间的虚拟性，表现为虚拟而具象化的形象、环境和行为，借助计算机网络信息空间交互性的特点把参与者的交互行为置于虚拟环境当中，满足了虚拟空间场域沉浸感、交互性和想象力三个基本要素[10]。

体育对赛博技术的过度依赖，现代人工智能技术与体育运动技术的广泛交互、融合，弱化了体育的本体属性，虚拟的运动形式也逐渐取代着现实的运动场景，如：技能类（NPS-极品飞车）、智能类（桥牌、围棋、象棋）、智能技能综合类（FIFA、NBAlove、FOF）[11-12]，以及 2015 年新推出的WiCore智能足球、智能篮球、智能田径等。以上这些项目都表现出一个共同的特征：都是体育现实空间场域中对技术、战术、心理要求很高的仿真类项目，思维过程的复杂程度绝不亚于现实的竞技过程，只是这种虚构的身体形象是被高科技电脑硬软件所替代的产物，体育运动方式的高度智能化，此时的身体具有“离身性”特性，阻断了身体与运动器械之间的链接通道，造成了体育运动本体化的缺失。因此，虚拟运动空间本质的回归还需要发挥体育“具身性”特性，借助现代仿真学理论，根据人体工程学的生态学效度，建立人体运动计算机仿真系统和肌肉力学模型，实现虚拟的“离身性”运动空间场域向“具身性”现实场域的转换，克服虚拟环境的限制，获得真实环境中的训练、模拟、检验和体验效果。

四、净化体育赛博文化空间，理性回归体育本质

前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认为：“体育是生活、是生命、是健康、是友谊、是教育”。在一定程度上，随着科技信息日新月异的不断发展，赛博化、科技化程度越来越高，体育比赛就脱离了人类体育锻炼的最初目标，脱离了躯体本身应有的淬炼过程，走入了技术控制人体的异化道路。运动员对赛博技术产生高度依赖，借助高科技奔跑装备来提高运动竞技水平及成绩，获得金钱和荣誉，任凭高科技技术在竞技体育赛场上无序地发展与膨胀[13]，一味暴力移植或过度扩张必定会致使运动项目发展的断裂与脱域。技术在体育中的过度扩张首先导致人类的身体运动会发生由具身性到离身性的转变，进而引发身体的碎片化和身体的缺场，最终必将致使人类在体育活动的虚幻之像中发生退化甚至消亡[2]。当对名利的追求超越对奥林匹克精神的追求，体育运动本体就不再是体育精神的象征，不再是展现个人勇气和毅力的场所。

体育功能的本质最终要回归理性，体育赛博技术所引发的各类风险和争议已不能用单纯的赛博技术来衡量，而是竞技体育商业化发展的形势之下所面临的社会问题和伦理问题。体育赛博化的本质是技术场域和体育场域中身体的相互渗透，体育身体技术回归理性，赛博技术回归现实。

强化体育伦理道德建设是净化体育赛博文化空间的主要路径，但是借助伦理道德来规制体育赛博文化市场，“柔性化”的干预措施难以形成文化传承的自觉。因此，体育赛博技术的未来发展还需要从法律法规建设的角度出台体育赛博法，制定体育赛博使用的规范条例，对赛博技术使用的材质、规格和要求做详细的规定，以控制科技主宰体育所带来的各类风险。同时，要成立体育赛博使用权限监管委员会及相应的常设机构，对赛博技术的使用标准、适用范围等方面进行审核和评定。

五、结语

现代社会的竞争格局逐渐倾向于科技实力的较量，科技赛博化在体育领域无止境地嵌入也昭示着科技取代人力的现实可能性。技术取代身体，技术工具价值取代理性思维的演化逻辑范式，专门性的身体活动内涵更多地被机械外力所取代，体育身体教育的初衷也势必面临着传承的危机与身体异化。

体育的发展离不开身体活动，同时，也不可或缺科技嵌入的潜在力量支撑，由此引发了身体与技术之间的博弈争端，双重力量共同决定着未来体育发展的走向。二者之间矛盾的冲突与协调也是推动体育发展的内在力量或潜在力量[1]。如何协调二者之间的矛盾已成为当前体育赛博化发展进程中必须思考的问题，只有正确地加以处理才能实现当代体育发展的双向传承与双轨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