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南移民文化适应干预新模式

何树勋

（商洛学院语言文化传播学院/商洛文化暨贾平凹研究中心，陕西商洛　726000）



陕南移民文化适应干预新模式

何树勋

（商洛学院语言文化传播学院/商洛文化暨贾平凹研究中心，陕西商洛726000）

摘 要：在陕南移民搬迁过程中，许多移民，尤其是老年人和留守妇女的文化适应困难较为突出。以陈国明的跨文化适应理论为依据，强调移民在平等和保持自身文化认同的基础上，采用社区、志愿者和移民共同协作的新模式，达到移民与当地居民、老移民与新移民相互包容的动态平衡，最终实现移民身心融入城镇，顺利完成文化适应的U形路径。

关键词：文化适应；社区、专业机构和志愿者；干预模式

陕南移民的总体目标是对居住环境恶劣的240万农民的异地安置，截止2015年8月底仅进城入镇的人数就高达65万［1］。其中很多人，尤其老年人属于非自愿移民，这些人中间存在心理适应困难的不会是少数［2］。移民的文化心理问题，如社会支持缺失、人际关系网络崩溃等将严重影响他们的身心健康［3］。目前各方面的主要精力放在移民点建设，专门针对移民，特别是老年移民和妇女的心理调查和干预研究很少［4］。陕南移民搬迁和工程移民在许多方面有相似之处。不管是自愿还是非自愿，移民必然要遭受一定程度的文化休克，需要一个较长的心理恢复过程。

一、文化适应：从对抗走向融合

对文化适应的关注始于20世纪初。二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末全球化导致的种种文化摩擦进一步推动了学者们对文化适应问题的思考。西方研究者已提出了多个不同的文化适应理论和模型，其中Oberg的“文化休克”模型，Adler的“文化适应五阶段”模型，Berry的“跨文化适应”模型，Ward的“文化适应过程”模型等影响较大。进入21世纪以后，许多具有东方文化背景的学者逐渐从西方中心主义的二分思想和线性思维的逻辑中觉醒。文化如同调色板，更多是在一个连续体（continuum）上的差异。以自我为中心、十字架式思维看待移民，只能得出同化和整合是最佳模式的荒谬结论［5］。换句话说，按照西方的思维逻辑给出的解决办法，移民只能单纯依赖迎合对方丧失自我来换取接纳。这在实践上是行不通的，因为即便移民愿意采取这种策略也未必总能成功。不同社群的心理结构决定着他们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文化适应既是文化习得（acculturation）的过程，也是“去文化”（decultuaration）的过程，移民和当地居民都必然要放弃许多不合时宜的东西［6］。不管是历史上民族融合形成的汉唐盛世，还是全球移民在美国得到尊重，都是因为他们坚持了自身独特的文化。

陈国明受太极周而复始生生不息思想的启发，认为文化适应的困难和本质是在动态中保持“双核心”状态，也就是所谓的“道”［7］。在陈国明看来，文化适应是两种文化力量的持续博弈（infinite game），移民要经历“理解-尊重-接受”的漫长过程。接触区域（contact area）两种文化的差异高度模糊，这也是文化适应实现的关键之所在。中心/边缘，强势/弱势两种对抗的力量在这里即将挣脱各自封闭的体系，自我吸收、自我凝聚完成内部动态的循环和转变。原有的权力中心和边缘相互瓦解，孤立变为聚合。两种相反的力量带来了从自我集中（self-concentration）到自我分散（self-decentralization），并将两个原本敌对的中心合二为一，形成共同中心（co-center），即新中心。这一理论为现实的搬迁移民心理干预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即通过创造有效的条件，加速移民与当地居民之间的接触实现新的融合。这种融合既不要求移民被动迎合、适应当地人，也不是让当地人做出无原则的牺牲，而是一个综合、系统的安排，移民和当地人都能平等博弈，最终实现互融多元的动态平衡，即理想的文化适应状态。

二、文化适应干预新模式：政府、机构和志愿者、移民三位一体

进行文化心理干预的前提是要了解移民本身的文化心理结构。陕南移民长期居住在环境恶劣的山区，普遍具有吃苦耐劳、宽厚善良、爽直憨厚的优点，缺点是视野狭窄，文化低，卫生意识差，对土地有天然的依赖。移民文化适应涉及许多方面的因素，需要政府、专业机构和志愿者以及移民的共同努力。政府的责任不只是要保证移民“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这些经济上的权利，还要重建移民的社会和文化网络，形成类似国内回民街、国外唐人街一样封闭和开放并存的环境［8］。社区作为基层自治单位，可以让移民更多参与进来，从事治安、文艺、公共劳动等，让新移民有“自家人”的地位和归属感。志愿者可以灵活机动地拜访新移民，与老年人拉家常，发现、疏导问题并在必要时上报。

（一）政府：心理综合干预的组织协调者

在现代中国，政府一直承担着类似西方社会的角色，老百姓婚嫁、建房、迁移等几乎都与相关部门的工作直接相关。同理，关心移民精神健康理应是政府责无旁贷的义务。但是任何政府都已经被证明不是万能的；政府只能也只需在宏观上做好政策制定、监督和协调工作，具体技术层面的问题交由专业机构、志愿者和社区去做。具体地说，政府要确保移民对心理服务提供的可获得性和可及性，促使私立和公共服务机构间的合作。政府首先要评估移民所遭受的精神损失和创伤程度，制定方案，包括使移民尽快融入当地社会的路径和流程，并确保重点人群得到兜底保障：儿童要尽快入学，留守妇女和老人得到经常性的心理关照。

（二）专业机构、志愿者：心理健康实施者

专业机构的优势在于其业务能力，类似于医生之于病人。专业机构不但可以给移民进行疏导、矫治，而且还可以对志愿者进行业务指导，培养一支扎根基层的队伍。专业机构可以针对特殊人群，例如儿童和青少年，采用各种形式来帮助他们理解被迫迁移过程是成长的特殊经历。移民进城后大多外出打工归还买房借债和贴补家庭开支，留守妇女又面临新的环境，专业人士需要发现每个人独特的心理问题。成年人的心理压力来自方方面面，因为社会文化心理的原因，留守女性的问题往往隐藏较深，更需要得到专业的帮助。老年人故土难离，心理适应能力差，也需要技巧和沟通技术才能给他们以实实在在的帮助。

志愿者因其毫无功利和压力，更能用心给移民带来高质量的帮助。近年来国内自然灾害救护、社区事务的各类志愿者都发挥了意想不到的作用。他们人数庞大，人才全面，掌握的资源丰富，是政府、专业机构之外一支不可小觑的“游击队”，能够弥补政府和专业机构顾及不到但却是非常重要的工作。志愿者可以和专业人士一起工作，向政府、专业机构提供信息，也可单独行动，细化、优化服务。很多时候，这种帮助付出的只是时间和知识，他们给老人提供陪伴，给孩子辅导功课，替移民跑腿，同时，对其自身也是一个了解社会、历练成长的过程。

三、文化适应实践：以XX新城为例

XX新城是陕南移民搬迁省级示范点，规划占地面积600余亩，安置5000户，分7年建成，目前已有1600多户入住。研究者选取该移民点进行研究的原因是其做法既非农民自愿零星在西安或各县市老城区买房，也不是从山顶搬到山脚或搬到镇上（地形开阔处），而是与较大繁华老城区有一定距离或在其边沿，基础配套设施较齐全。这在陕南移民搬迁安置点中具有代表性，其移民的文化心理状况也具有普遍性。从2012年9月起，研究者对该移民小区进行了不间断跟踪研究。

该小区距离老城区约400米，隔河相望。最初在征地选址时，当地人获得了较为满意的补偿。可是伴随着新移民的入住，人口急剧增加，虽然形成了市场规模，但同时各种日用品和服务的价格也上去了，治安压力较以前也有所增加，当地人对新移民有一定的负面看法。移民也出于心理安全，更愿意与老乡以及其他新移民交往。在研究者看来，从共时角度看，移民和当地人尚处于孤立对抗阶段。随着后来的新移民源源不断地搬迁进来，早先来的移民和后来者虽然生活在同一社区，也有一个接触了解的阶段。当地人、移民、后来移民始终处于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中。

（一）移民自身努力

首先是移民对老家和新家心态的微妙变化。研究者发现，搬入移民点最初一段时间，移民较为频繁的返回原居住地，料理自己的财产、看望原住地的亲朋好友或者应对红白喜事送礼等人情。时间稍长以后，移民与左邻右舍成为好友，回老家的次数也越来越少，潜意识里已经把自己当做城里人了。这时，他们对待当地人和后来移民的心态也发生了微妙变化，既有当年当地人所体会的资源争夺从而心理上排斥新移民，又有对新移民的亲切感，不自觉地担当了两者沟通的桥梁。他们已经积累了一定的人际关系，懂得了什么事该怎么办，办什么事找什么人，什么事解决得了，什么事解决不了。情感上，他们依然是自己居住地异乡人，尤其是涉及到社区人事、经济利益等潜规则方面的问题，自己与后来移民无异。因此，移民更容易因为共同政治、经济利益而逐渐抱团，一方面外在形成当地人和移民两大阵营，另一方面，部分早先来的移民慢慢向当地人群体转化。例如，2013年以来，39户移民由于国家补贴被现在所在村某些领导侵占，在争斗中，早先移民被村镇领导找来作为中间人进行调停。这一事件本身说明早先移民已经在当地获得了一定社会地位，受到当地人信任，同时和新移民也有着共同命运。

（二）政府、专业人士以及志愿者立体协作

研究者在走访调查中发现，许多原本单门独院的山里人进城以后生活习惯自己能够慢慢改变：习惯了室内入厕，在公共场所也能注意形象，但是焦虑、失眠依然是很多中老年移民共有的生理、心理问题。研究者最初请专业的心理医生，几次下来效果不是很明显。后来受自己看中医的启发，请了一个退休老中医免费诊疗，结果很多原来不承认有问题的人也来了，看完医生后他们也能睡着觉了。农民认为中医才是医生，能帮他们解决问题；心理医生不开药，空说没用。老中医也反映，大多病人是情绪所致。尤其是女性，脉象判断生气、焦虑居多，对症吃些廉价的草药加上心理疏导自然就好了。农村人本身有信赖中医的传统，中医本身就是心理医生。

鉴于移民小区留守妇女和老年人相对较多，研究者联合社区制定了一套较为详尽的方案，动员移民从事力所能及的社区清扫、花草护理、治安巡逻、文娱活动策划管理、探视高龄老人等义务活动，尽量人尽其才，让这些人忙碌起来，并在活动中实现了热爱新家园、建立新的社交关系网和心理归属感的效果。移民原先在山里周围很少有人，形成了不爱多说话的习惯，进城后空闲时间多了却不会与人交流。在社区参与中，他们慢慢地学会了敞开心扉与人交往，人也变得自信开朗，生理和心理疾病明显减少了。

志愿者的作用是多方面的，归纳起来主要是陪护和沟通指导。研究者最初带去的志愿者有青年学生，也有中年人，个别人还有政府背景，后来本地镇上也有很多人参加。他们中有农村生活经历的，也有一直在城市生活的。在该移民点，志愿者教会许多老年人学会使用家电、炊具、电话，甚至视频聊天。有些移民不懂得如何与背景不同的人沟通，尤其是与小孩的有效沟通。在志愿者的帮助下，老人学会了先进的看护孩子理念，小孩假期安全、身心健康与以前都有较大改变。特别是在课余和假期，孩子们跟着老人参与社区活动，改变了以前普遍的任性、自私、封闭的性格，学会了协作、劳动、尊重他人和一些基本的生存技能。由于我们以几乎零投入的实践实现了社区凝聚力提升、治安改善、移民快速精神扎根的效果，移民、社区、专业人士和志愿者的支持越来越多。

四、结语

陕南移民离乡背井怀着美好的愿望开始新的生活，最初几年在文化、社会心理的过渡期会有诸多困惑与不适应［9］。文化适应的U形路径需要外力的帮助才能缩短周期，降低消耗烈度，从而避免部分移民的幻灭感，减少精神痛苦，提升他们的幸福指数。移民搬迁的核心是人的迁移，移民搬迁与城市化目标的同时实现，最终目的是让移民融入城市，幸福地生活。保持移民应有的权利和优良品质，逐渐消除其不合时宜的习惯，在内心争斗和外部对抗中寻求共同点，最终身心在城市得以安顿。这一过程在我国具有极大的优势。移民工程本身是政府主导的，政府强有力的领导、协调和专业机构、志愿者的参与，政府、专业机构和志愿者、移民自身三位一体的努力，将会是解决移民文化心理适应的一个有效模式。

参考文献：

［1］霍强，程伟，齐卉.走出大山，65万群众进城入镇［N］.陕西日报，2015-08-31.

［2］何树勋.陕南移民搬迁文化适应问题研究——以商洛市为例［J］.商洛学院学报，2014，28（12）：21-25.

［3］刘琴.三峡水库移民社会心理健康问题、相关因素及干预对策研究［D］.重庆：重庆医科大学，2009.

［4］唐萍萍，胡仪元.陕南移民搬迁式城镇化建设绩效评价研究——以汉中市为例［J］.陕西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2）：8-12.

［5］Berry J.Acculturation as varieties of adaptation［M］// Padilla A M.Acculturation：Theory，models and some new findings.Boulder，CO：Westview，1990.

［6］Kim Y Y，Ruben B D.Intercultural transformation［M］// Gudykunst W B，Kim Y Y.Readings on communicating withstrangers： Anapproachto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New York：McGraw-Hill，1992.

［7］陈国明，余彤.跨文化交际理论构建［J］.学术研究，2012 （1）：130-138.

［8］何树勋，鲁绵茸，寇新智.陕南移民文化适应心理干预研究［J］.价值工程，2015（8）：244-246.

［9］冯明放，彭洁.陕南大规模移民搬迁面临的主要问题分析［J］.安徽农业科学，2012，40（31）：15482-15484.

（责任编辑：彭治民）

中图分类号：G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033（2016）01-0077-04

doi：10.13440/j.slxy.1674-0033.2016.01.017

收稿日期：2015-11-15

基金项目：商洛学院科研基金项目（14SKY-FWDF008）

作者简介：何树勋，男，陕西丹凤人，硕士，讲师

A New Model of Psychological Adaptation of Southern Shaanxi Immigrants

HE Shu-xun
（School of Language and culture/Research center of Shangluo culture&Jia Pingwa，Shangluo University，Shangluo726000，Shaanxi）

Abstract:Immigrants，especially the old folks and the left-behind young wives experience great cultural and psychological pains during the replacement.Chen Guoming's cross-border intercultural adaptation theory is applied as a theoretical tool，emphasizing the importance of the equality and maintaining their cultural identity，on which the collective efforts of government agencies，experts，volunteers，community workers and families are made.By employing a new model of comprehensive interference，psychiatric seminar，family-based tutoring and supporting，the U-shape route and a shortcut of cultural adaptation can be smoothly achieved.

Key words:cultural adaptation；agencies，experts，volunteers，and families；mode of interfer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