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觉醒》中的美国社会样态与权力关系流变

李颜伟，张琬莹，宁雨奇

（天津大学 外国语言与文学学院，天津 300350）

论《觉醒》中的美国社会样态与权力关系流变

李颜伟，张琬莹，宁雨奇

（天津大学 外国语言与文学学院，天津 300350）

《觉醒》为探查肖邦时代的美国社会样态与权力关系提供了途径；它将美国维多利亚时期男权制的强势存在、“真女性”观念对女性人格的束缚、女权运动的势不可挡，以及克里奥尔移民文化在权利话语压制下的艰难抗争逐一剖露。因此，对《觉醒》的批评视野可以从美国女性意识的觉醒扩展到19世纪末整个社会观念的嬗变。

新历史主义；美国社会；维多利亚传统；女性觉醒；权利关系流变

19世纪末期当女作家凯特·肖邦（Kate Chopin）的小说《觉醒》（The Awakening）问世之际，美国各界对这部小书及其作者的诘难和封杀几乎同期而至。书中超前的社会意识与两性道德伦理观念无一被时代所见容；它被抨击为“本质粗俗不雅”[1]，“令人不安”[2]。直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西方女权运动的日益高涨,文论界才开始重新审视这部作品的主题,从女性主义、生态主义和伦理道德主义视角发掘这部作品的进步意义，相关研究衍为热潮[3]。20世纪末新历史主义的萌芽与发展为文学批评提供了一条合乎逻辑的新路径。相对于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等文学本体论批评思潮，新历史主义强调文学文本的语言机构身份及其社会历史阐释功能。鉴于此，本文将从历史的宏观维度出发，运用新历史主义的批评方式，挖掘微观文学文本中的社会历史内涵与划时代意义，在对19世纪末美国社会权力架构的关注下，探讨个人意识觉醒与社会意识嬗变之间的联动关系。

一、新历史主义对文学本体论批评思潮的反拨

“新历史主义”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带有鲜明的后结构主义思想烙印。它以文化诗学的主张反驳，本体论的文学批评思潮，重新构建历史参照与文学阐释间的桥梁。

美国加州大学文学教授路易斯﹒蒙特洛斯曾指出，新历史主义包含两层含义，即文本的历史性与历史的文本性[4]。包括文学文本在内的多种文本形式构成了历史；历史也影响着文本自身。“新历史主义主张将历史考察带入文学研究，更指出文学与历史之间不存在所谓‘前景’与‘背景’的关系，而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5]。新历史主义认为文学文本“与文本所嵌入的社会和政治语境是不可分离的”[6]4。而“所有新历史主义的分析普遍的做法是研究同一时代的一定范围的文本，以假设，或争辩，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权力模式”[7]。这里所说的权力并不是传统意义上阶级观念和意识形态中的压迫力量，“而是具有积极性的一种力量”[6]3。

二、“维多利亚美国”价值观的文学性再现

（一）历史投射下的财富观念

《觉醒》出版于1899年，正值美国工业化的转型期。社会转型无疑会造成社会意识在潜移默化中的改变；美国原有的种族与性别观念无不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觉醒》所揭示的便是当时女性意识觉醒对传统观念的颠覆。

《觉醒》以美国南方腹地新奥尔良为场景。那里的老贵族世家固守传统的维多利亚男权制社会观念，对世纪更迭中的美国文化走向深感迷茫。曾几何时，他们与欧洲，尤其是法国的深厚历史渊源将这一地区引向了克里奥尔文化的勃兴，其上流社会模仿大洋彼岸的服饰礼仪和道德准则，法式餐饮尤其盛行[8]，中产阶层也纷纷效仿，致使维多利亚时代的欧洲文化在这一异域成为气候[9]。《觉醒》的女主角埃德娜出身法裔贵族世家，丈夫莱恩斯·彭德列经商有道，家境殷实。但莱恩斯深受维多利亚男权观念影响，视男性养家和女性相夫教子为命理。他长期外出经商，让妻子留守家中照顾幼子。《觉醒》第三章开篇的情景将这一家庭模式展现得淋漓尽致：彭德列商场得意，深夜回家；埃德娜却在家中百无聊赖，令彭德列大为失望。“他的心情非常好，兴奋异常，很想一吐为快…从他的衣兜里掏出一大把褶褶巴巴的钞票，里面还包着许多叮当作响的银币”；她“对他在意的事竟然漠不关心…实在感到扫兴至极”[10]9。这场戏不仅为日后埃德娜与罗伯特·勒布朗的婚外情埋下了伏笔，更暗合了当时的历史状况：工业化带来的经济模式转变使人们对财富的重视达到了空前的高度；特别是在经历了内战动荡后的南方，有产者渴望通过积累财富来恢复和巩固社会地位。

（二）父权制下的女性觉醒与两性权力博弈

《觉醒》着重表达两性之间的权力斗争关系，而从“新历史主义”主张看，这种关系可以通过分析互文性材料来挖掘和查证。这部小说通过阐释埃德娜与三个男人之间的种种关联，探讨历史作用下的社会伦理观念样态与女性意识觉醒。

美国维多利亚男权制势力依然强劲，温婉顺从的贤妻良母是上流社会极力推崇的“真女性”典范[11]。爱德娜是丈夫“心爱的财产”[10]7。也是他眼中不称职的母亲。他“责备太太粗心大意，平时对孩子缺乏应有的爱护。如果一个人身居母亲的地位而不照料孩子，那么还有谁能干这件事呢？”[10]10。肖邦又通过对阿黛尔·莱迪奈的角色塑造具象化了淑女形象的标准。莱迪奈是“古老爱情故事的女主角”和“梦中仙女”[12]；她“宠爱孩子，崇拜丈夫”，“宁愿牺牲自己的个性，长出侍奉天使的翅膀，并把这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13]。但埃德娜却无法容忍这种典范式的淑女生活；她虽舐犊情深，却宁可放弃家庭也要坚守独立人格。

埃德娜的自主意识经历了一个渐变式的觉醒历程，而社会偏见则发挥了强大的反向推动作用。她从丈夫的指责中痛楚地感到夫妻关系带给她的压抑——“她无声地流泪”[10]11。此时她尚处于觉醒的茫茫“前夜”；还不曾怀疑过身为人妻者的“忠诚”[10]11。但她的泪水与缄默业已分明在倾诉她对家庭生活的绝望，预示着她挑战社会权力制度的大胆举动行将开始。

埃德娜的觉醒始于她在格兰德岛度假时与罗伯特的邂逅。这个具有新时代思想的男人唤醒了她沉睡的自我。她经他反复劝说而下海游泳，久积的压抑在大海的广阔中得到释放，灵魂与海的沟通让她初尝到冲出牢笼的欢畅。自那时起，她开始怀疑女性从夫的道德教化并有了反抗的冲动。面对丈夫的指责，她不再沉默，而是据理力争，甚至负气走出房间。房间是丈夫用财富构筑的牢笼，而她正是丈夫的笼中鸟。她觉悟到自己在“屈服于现实”[10]35。从迈出房间之际，她便踏上了挑战夫权的跋涉之路。

埃德娜与罗伯特的婚外情是其觉醒的催化剂。罗伯特的陪伴为埃德娜填补了丈夫时常外出经商造成的空寂，也带来了甜美又平等的爱情体验。度假归来，埃德娜开始了寻找自我的历程。她听从自身意愿，“整天泡在画室里”，还取消了每周二下午的会客日。这一流行于上流社会的社交礼仪，“婚后六年来，像进行宗教仪式一样，不断重复着枯燥单调的规矩”[10]55。彭德列对她的种种“反常”行为感到“非常吃惊和不可理解”；在他眼中，她“太有失体统”，“竟全然不顾一个女主人应尽的责任”，“作为一名女主人，一个孩子的母亲…应该把时间献给家里”[10]71。埃德娜对独立人格的追求与其丈夫所代表的社会价值观背道而驰。

埃德娜与艾奇·艾罗宾的关系象征着她对男权的颠覆。在一次赛马会上，埃德娜遇到了风流成性的艾罗宾。后者的狂热追求刺激了她的情欲本能。但在二人的关系中，她始终掌控主动权。“维多利亚美国”只许男人不忠，不许女人失节[10]5，女性的名节会影响整个家庭。“仅仅是他（艾罗宾）的光临就足能使一个女人家名誉不保”[10]101。埃德娜信告离家经商的丈夫，她要搬出去住，丈夫回信告诫她“首先考虑的，也是最重要的问题是人们将怎样议论这件事…这一切关系到她和他本人的名声…原来，他所考虑的只是他的财产利益不致因此而受到损失”[10]98。相对于妻子的身心需求，彭德列更关心自己是否会“丢面子”。这样的叙述与当时的美国社会实况高度契合。埃德娜身心双重出轨，其行为蕴蓄着反叛男权的巨大能量。

小说的高潮是罗伯特的突然出走。他的不辞而别让艾德娜在情感煎熬中进一步走向意识觉醒与权力斗争。罗伯特在释放爱情的冲动后，被埃德娜的话语点醒；在当时的社会伦理环境中，他永远无法娶埃德娜为妻；她的丈夫不会给她自由，她只能是永远的彭德列夫人，“受到集体的社会能量约束”[6]129。她虽然自认为“现在再也不是彭德列任人摆布的财产了”[10]113，却无法真正摆脱强大的父权制势力。好友莱迪奈太太的一番话更让她重新意识到自身的困境。她既身为人妻，家庭和社会绝不允许她自主选择爱情；男性主导话语“重新指引这种颠覆力量回归到”了男性权力话语的“程序和惯例中”[6]13。

三、女权运动与女性主义文学叙事的呼应

（一）19、20世纪之交女权运动在美国的衍进

《觉醒》的惊世骇俗是特殊历史条件下个体社会体验与文学实践交互作用的结果；当时的美国不仅处于维多利亚价值观念的主导之下，同时受到另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的深刻影响，那便是女权运动的风起云涌。正如澳大利亚文化理论家克莱尔·科勒布鲁克所言：“这种‘历史差异’，或历史意识的出现常常得益于‘变革的时代’”[14]。在美国社会转型中，“新女性”颠覆了世俗偏见，“以大规模游行运动展现女性的力量”[15]。

19世纪中期以降，随着美国妇女受教育机会的增多与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其权力意识与参政意识也在迅速觉醒。“女性社会与政治联盟与女性自由联盟的成立都是女权运动和妇女争取选举权运动的标志性成果”[16]。《觉醒》便是对该时期女性反抗男权，争取自身权益的社会样态与权力关系的历史叙述与文学表现。

（二）女权运动推动下的新型两性关系理念与女性权利观念的萌生

19世纪末，新的两性关系理念与女性权利观念在美国女权运动的推动下得以艰难孕育，《觉醒》正是女权运动影响下的产物。美国历史上首位女性总统候选人维多利亚·伍德胡尔曾公开提出“爱情自由”理念，即女性对结婚、离婚和生育拥有不容干涉的自由选择权利[17]。

一个男权社会不会轻易接受离经叛道的女权思想；伍德胡尔曾遭起诉和逮捕，而小说中的埃德娜也受到了旧势力的无情打压。丈夫彭德列所代表的男性权威和好友阿黛尔所象征的真女性典范无不试图熄灭其女权意识的星星之火。埃德娜遭遇的伦理困境并非孤例；小说出版后遭遇的封杀正体现着男权势力对女性启蒙的普遍恐惧与仇视。

埃德娜的投海身亡并不代表女性反叛的终止。在美国女性选举权运动的推进下，各种女权组织相继成立，女性报刊发行日盛，终致第19条美国宪法修正案对女性投票权的法律保障。“历史的变迁常常在社会的喧嚣与骚动后给予人们重新审视人类文明的冷静与睿智”[6]128。埃德娜的悲剧是历史变迁与社会喧嚣的祭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艰辛历程。

四、克里奥尔文化在文学叙事中的映射

（一）克里奥尔文化与“路易斯安那州克里奥尔人的肖像画者”

新历史主义认为文学作品是“冲突和转移兴趣的地方，经典和颠覆交锋的场所”[18]。《觉醒》正是将社会权力冲撞中的克里奥尔文化呈现于世人眼前。

所谓克里奥尔人是指在美洲出生的欧洲后裔，主要聚居于美国南部的路易斯安那与新奥尔良。

肖邦作为“第一个描写藤和地区的克里奥尔作家”[19]，其创作思想与所处的社会、种族、阶层、性别、家庭等多种因素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她的母亲出身于法裔名门，她本人在克里奥尔文化氛围中长大并嫁给了一个克里奥尔人。这样的背景很难不对其文学创作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觉醒》充满了浓郁的克里奥尔方言、习俗和生活方式[20]，埃德娜的丈夫彭德列、挚友阿黛尔和情人罗伯特等人物也都是克里奥尔人[21]。

（二）克里奥尔文化的自由追求倾向及其与“维多利亚美国”的抗争

借助埃德娜的塑造，肖邦表达了自己对克里奥尔文化的认同，也叙述了处在这一文化中的女性在北美大陆上的生存困境。

克里奥尔人既非美国土著，也非英裔移民，这种尴尬的身份与文化属性为其女性反叛男权的博弈平添了又一层艰辛。它导致埃德娜难以找到身份认同，在相当大程度上造成了其人格分裂与自我毁灭的悲剧。

作为一名法裔美国人，埃德娜生活在典型的克里奥尔家族环境中。她与丈夫在价值观上格格不入，却对罗伯特倾慕不已，个中隐情与19世纪末克里奥尔文化在美国主导价值观下所遭遇的冲击不无关系。克里奥尔先人曾为西属美洲独立运动的领导人[22]，追求独立自由的精神早已植如其文化基因。但“维多利亚美国”不接受女性独立，追求自我的女性是世俗眼中的异类。

文学文本的素材与主题受社会环境的深刻影响，《觉醒》是人们探查肖邦年代美国社会样态与权力关系的一条途径。对这部作品的批评视野可以从女主人公个体意识的觉醒扩展到对整个19世纪末美国社会观念的嬗变。历史参照的引进可以帮助读者从中还原出一段特殊的历史进程。人们可以从束缚女主人公的无形枷锁中领悟维多利亚时代“真女性”的刻板执念，于其艰辛的反叛斗争中体味女权运动的势不可挡，更从人物塑造的克里奥尔出身背景中体味她们所代表的移民文化在美国维多利亚观念主导下为自由而抗争的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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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郭 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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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3-2014（2017）04-0031-04

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从浪漫到写实：埃伦·格拉斯哥在美国文学转型中的先驱作用”（13Y J A752008）；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210-0903067003）

2017—05—09

李颜伟（1967— ），女，天津人，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英语语言文学文化与应用语言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