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伦·坡短篇小说中女性病态者的疾病隐喻

李 欢 李毅峰

(天津商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天津 300134)

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是美国短篇小说家、文学评论家、美国浪漫主义代表人物、推理小说大师。爱伦·坡以精巧的叙述手法在美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更以其独特的氛围渲染和深邃的心理描写而著称。爱伦·坡笔下刻画了多位身患疾病的女性，这些关于疾病的描写体现了爱伦·坡独特的美学思想和叙事手法。国外文学评论中围绕爱伦·坡作品中死亡主题的论述较多，国内对爱伦·坡的研究集中于对文本的阐释和解读，而对于其小说中的疾病主题的研究甚少。本文意在探究爱伦·坡小说中的疾病书写和其蕴含的意义，疾病在故事进展中的作用，以及疾病对爱伦·坡唯美主义创作思想的影响。

一、疾病隐喻

疾病在隐喻的作用下成为一种等级意识的体现，被加上了道德批判的色彩，“疾病的隐喻意义随着文化霸权阶层的变化而变化。”[1]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e)在《疾病的隐喻》一书中挖掘了疾病背后的深刻内涵和痛苦经历。在她探讨的诸种疾病中，她认为结核病曾经是生成隐喻最多的疾病，被人们赋予浪漫化的想象，是具有贵族色彩的优雅浪漫的疾病。肺结核所导致的死亡被浪漫派赋予了道德色彩，由于这种疾病的死亡也得以美化。肺结核被认为是一种体面的疾病，是“艺术家的病”，成为诗人和艺术家创作的灵感源泉。结核病的隐喻意义体现了一种等级意识，即当时没落的贵族阶层在道德上和文化品味上贬低其他阶层的一种等级制成见，贵族阶层试图把自己所谓的“气质”依托在结核病身上，因此，结核病成了具有贵族色彩的优雅浪漫病, 成为一种脱离粗鄙庸俗的符号。在浪漫主义时期，结核病甚至一度成为贵族们之间的一种时尚，拜伦曾对友人说：“我宁愿死于痨病，因为那样会显得美丽。”[2]18结核病隐喻的产生根源是贵族阶层与资产阶级的斗争。贵族阶层在逐渐丧失了政治和经济特权后，为了争取自己在文化上的领导权而臆造出结核病的高贵性，试图利用文化方面的领导权贬低资产阶级的物质和政治优势，试图追求精神性而非物质性的优越感，与资产阶级的物质性富裕形成对比。

结核病作为一种美丽、优雅的象征，其隐喻意义在浪漫主义文学时期的诸多作家作品中都有所体现。在爱伦·坡的《贝蕾妮丝》(Berenice，1835)、《莫雷娜》(Morella，1835)、《丽姬娅》(Ligeia，1838)和《厄舍古屋的坍塌》(The Fall of the House of Usher，1839)等一系列有关女性的作品中，他刻画了女性的病症、死亡以及复活。爱伦·坡认为美人之死是一种富有诗意的主题，而最适合此类主题的就是那已逝的情人。在这些小说中，爱伦·坡通过对女主人公症状的描写来表现死亡之美，在女主人公与疾病的顽强抗争中，凸显对生命的美好追求，唤起读者心中对美的感伤和生命的敬畏。在小说的情节发展中，疾病成为情节发展的推动力，在构造角色的身份形象中，疾病隐喻在强调主题和风格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爱伦·坡个人经历对其文学作品中疾病隐喻的影响

文学中的疾病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离不开它所产生的社会环境，疾病源于社会存在并反映当时的社会环境，是特定时代文化的载体，文学作品的作者往往因患病或对社会问题进行思考而描写疾病。爱伦·坡的作品中的疾病书写来自于自身经历和对周围环境的思考。爱伦·坡生活的19世纪上半叶是工业革命时期，工业发展的同时伴随着生活环境的恶化，加之当时的人们对疾病传播缺乏认识，且医疗手段相对落后，导致结核病、霍乱和鼠疫等疾病广泛传播。“城市成为疾病滋生和蔓延的温床，特别是作为美国新兴的工业中心的新英格兰地区，以及波士顿、费城、纽约等海港城市，在城市化急剧发展的同时，居民的生存环境并不是非常完善，导致各种流行疾病频发，如霍乱、肺结核、流感等。”[3]6结核病被称为是“白色大瘟疫”，居住在这一地区的爱伦·坡目睹了疾病的伤害并成为疾病的受害者。在他40年的生命历程中，疾病带走了爱伦·坡的亲人、朋友，给他留下了难以忘却的伤痛。他的生母、养母和妻子都曾先后死于肺结核，“坡的妻子(Virgina)遭受结核病的折磨，她的身体越来越虚弱，这让坡陷入深深的沮丧，难以释怀。”[4]

小说中对于美人之死的描述，对坡而言似乎是一种哀悼，在写作中，他尝试重新审视过去失去的东西，面对现实的残酷，他一次次借文学作品抒发对生命的渴望。坡在他的作品中刻画了快速发展的国家与社会问题之间的冲突，“当时资本主义似乎繁荣昌盛，社会却陷入了政治和经济危机，在这样矛盾冲突明显的社会环境中，人们陷入了极大的沮丧和迷茫，物质文明的异常发展以及各种社会问题和冲突引起了创伤。”[3]13“工业革命之后，疾病爆发了，这种流行病变成了白色瘟疫，在苍白无力的城市中散漫，在疾病中注入了那个时代的浪漫气氛。”[2]19爱伦·坡的短篇小说中多次出现的恐怖死亡主题和疾病叙事揭示了工业革命下的社会环境和浪漫主义文学背景下的生活状态。

三、爱伦·坡短篇小说中的疾病隐喻

在坡的小说中频繁出现关于疾病的描述，即使作者没有直接写出人物患上结核病，通过其自身经历和症状描写也能够判断出来。结核病是一种细菌感染，通常会侵袭肺部，这种病的致死率非常高，是一种持续性疾病，在感染阶段会产生症状，“患病者通常面色苍白，易发潮热，身体消瘦，咳嗽阵阵。”[2]7爱伦·坡作为美国早期浪漫主义文学的先驱，结核病成为他作品中重要的元素，在其作品中，这种疾病的缓慢进展与神秘性常与悲剧主题相结合，致命的疾病使受害者变成了悲惨的女英雄，而疾病则在浪漫美学的构建中被赋予以隐喻的意义。

《厄舍古屋的坍塌》中的玛德琳小姐重病缠身，“她的身子一日日瘦损。”[5]546她最终还是被这非同寻常的病带走了，“正当她青春的好时光，疾病却夺去了她的生命，胸口和脸上泛着薄薄一层红晕，唇上停泊着一抹可疑的微笑。”[5]551作者在小说中并没有明确表达这种疾病，而是通过渲染患者生活周围阴森恐怖的环境以及疾病的神秘莫测来暗示肺结核的症状。荒凉凄冷的秋天，气氛阴冷的古宅等令人毛骨悚然的环境描写暗示了悲惨的结局。玛德琳小姐的哥哥不愿将神秘的疾病告诉他人，桑塔格认为，人们普遍不愿正视结核病的患病真相，对于这种濒临死亡的疾病，医生和患者家属都不愿多谈。在物质发达的工业社会里的人们仍然难以正视死亡，死亡被看作是令人反感的事情，相当于死亡判决书的疾病同样被赋予难以启齿的隐喻意义，加以遮掩。

同样的隐喻意义出现在坡的另一篇小说《莫雷娜》中，主人公莫雷娜患上了一种神秘的疾病，作者细致的描写了她的症状，她逐渐出现了“脸颊上深红色斑点”和“额头上突出的蓝色脉络”。[5]587在这里坡用相似的手法暗示了学识渊博的莫蕾拉也不幸患了结核病。桑塔格认为，在浪漫主义的隐喻中，结核病是一种可以给人的生命带来启迪作用的疾病，这种疾病可以升华生命的意义，使生命超凡脱俗。莫雷娜在临死前生下来女儿，这个孩子的身体和心智都发育得非常快，叙述者“我”对她的成长惊讶不已，女儿非常像她的母亲莫雷娜，而“我”却从不向女儿提起过她的生母。作者借隐喻的手法描写了莫雷娜对疾病的顽强抗争，甚至在疾病的吞噬下顽强地延续了自己的生命。

正如桑塔格所观察到的，疾病伴随着生命，它是生命的异常状态，疾病导致身体器官过早老化，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疾病会加速生命的进程。身体的疾病有助于人们意识到自身的存在并寻找生活的意义。在小说《贝蕾妮丝》中，主人公埃加乌斯体弱多病，在灰暗阴郁的家族中，他沉迷于表妹贝蕾妮丝因病而日渐虚弱的身体，他几乎偏执地沉迷于贝蕾妮丝洁白的牙齿。“致命的疾病秘密地入侵了她的身体并改变了她的思想、习惯和性格。”[5]582疾病使她的身体变得异常虚弱，她的眼睛“毫无生机，几乎看不到瞳孔”。[5]584桑塔格认为“疾病是生命的阴面，是一重更麻烦的公民身份”。[6]7在浪漫主义的视角下，疾病使患者的美达到永恒，但是死亡也需要生理上的衰落，所以由于疾病带来的死亡美中包含着恐怖的元素，意味着对死亡和疾病不可避免的厌恶。作者试图通过夸张和象征的手法揭示现代人的精神困顿和空虚，其笔下的男性大多生性高傲不羁、孤独敏感乃至精神病态，偏执地依恋着心目中理想化的完美女性，而这些完美女性则身患重病但顽强地追求生命，最终以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毁灭走向故事的结局。

爱伦·坡善于通过细致入微的各种器官描写烘托人物的病情。在小说《丽姬娅》中，气质脱俗的美丽女子丽姬娅病了，“惶恐的眼睛闪出熠熠光芒；苍白的手指变成蜡黄颜色；额角上的青筋骤涨骤落。”[5]569从小说描写的症状表现来看，丽姬娅患的正是肺结核病。在爱伦·坡的描写中，患病的丽姬娅符合浪漫主义文学中对于结核病的想象，结核病被认为是一种具有贵族色彩的优雅的病，而这种疾病所引发的死亡是崇高的，具有抒情诗色彩的。由于结核病的死亡有着强烈的道德色彩，这样的死消解了粗俗的肉身，使患者的人格变得空灵。结核病引起的发烧不仅是疾病的外在表现，更是一种身体内部燃烧的标志，在隐喻的作用下，结核病患者遭受着热情的消耗。“她火烧似的心里翻江倒海地折腾着，而那沉着的态度却始终不变。”[5]569作者借隐喻的手法表达了与疾病抗争的顽强和自己对命运不公的愤懑。最终，丽姬娅被结核病夺去生命，叙述者“我”感到悲痛欲绝，离开故乡，流落到英格兰的荒野，与小说的另一位女主人公罗维娜小姐结了婚，在他们结婚的第二个月初，罗维娜夫人也突然生病了。叙述者注意到“她似乎晕倒了”，“眼睑周围出现一些细小的血管，淡淡的红潮微微泛起”。[5]576可以看出这仍是肺结核的症状。

四、疾病隐喻对爱伦·坡唯美主义创作思想的影响

在爱伦·坡的短篇小说中，叙述者通常都是疾病和精神障碍患者，他们认为妇女的疾病和死亡是她们完美的结果，这意味着她们过于完美。桑塔格认为“18世纪发生了新的社会流动和地理流动, 使财富和地位不再是与生俱来的东西, 而是必须有待确认的东西。而确认的方式则是凭借有关服装的新观念和对待疾病的新态度。服装(身体的外部装饰)和疾病(身体的一种内在装饰)都变成比喻, 来喻示对待自我的新态度”。[6]77这种当时的所谓对于疾病的新态度被延续了两个多世纪，在隐喻的作用下，结核病不仅是一种审美化的存在, 一种优越品性的标志，同时也是身份、权力与文化的符号。因此小说中塑造的女性大多都是几乎完美的形象，即使是身患疾病，仍然以不同的方式与死神斗争。无论是玛德琳小姐在疾病吞噬下的生死挣扎，丽姬娅从罗维娜的尸体中复活，还是莫雷拉以女儿的出生延续生命，他们都在以各种形式挣扎。爱伦·坡的女性角色通常遵循女性美的浪漫主义理想，浪漫主义倾向于将致命疾病描述为美，而他故事中的病态叙事则是表达美的一种手段。他作品中女性角色的病态美修饰了疾病和死亡，尽管疾病具有毁灭性，但它为妇女带来了不可思议的魅力和力量，甚至使她们对男人更具吸引力。由疾病和死亡引起的忧郁有助于在故事中树立情感基调，并引发读者的同情。在疾病的描写中，爱伦·坡通过这种方式试图治愈自己在疾病的伤害中所遭受的创伤，疾病的描绘也加剧了故事中可怕的哥特式气氛。这些女性角色在不同的故事中都是完美的形象却都遭受了疾病的生命危机，贝蕾妮丝是活泼朝气的少女形象，而莫雷娜和丽姬娅都是博学多才的美丽女性。在所有这些故事中，女性角色在遭受不幸后都迎来了叙述者深刻而热烈的怀念。而所有女性在死亡后均显示出恢复的迹象，她们全都为生存而奋斗，与死神抗争，从而表现出强大的生存意愿。贝蕾妮丝被过早地埋葬了，莫雷娜逐渐重新出现在女儿的体内，丽姬娅也返回了罗维娜的尸体。爱伦·坡试图通过小说中塑造的女性形象来追寻自己一生中失去的女性，从而治愈在疾病中遭受的创伤，表达他的唯美主义创作思想。

爱伦·坡创作的故事虽然发生在过去，但现在看来，他的作品中所写的斗争、困惑和焦虑仍然具有实际意义，通过塑造多位女性病态者，呈现了一个恐惧、焦虑、孤独的现代人的肖像，展现了她们与疾病顽强的抗争和对生命意义的不懈追求。爱伦·坡在作品中展示了他的人文主义思想，不但对文学而且对人类发展都有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