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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中国内地电影导演处女作观察(2010—2020)

时间:2024-06-19

余克东 彭 勃

(1.福建师范大学 传播学院,福建 福州 350117;2.兰州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从2010年的全球第三大电影市场[1]到如今204.17亿元的[2]全球第一大电影市场,中国电影已然来到历史性的转折时期——21世纪20年代。近十年中国电影实现了从量到质的飞跃,尤其是“代际消散后的‘新力量导演’群体”[3]及其处女作在此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纵观目前中国电影票房排行榜,前十名中就有两部是处女作,除却中国香港导演,无一例外都是中国内地的“新力量”导演。而这些新人导演绝大部分都是在2010年后完成其处女作继而走上中国电影的舞台。电影导演处女作井喷的现象俨然成为过去十年中国电影发展的一道亮丽风景线,这种百花齐放、新人辈出的状况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时代语境的典型特征与精神面貌。处女作是一位新导演的艺术起点,有时也是艺术高点,它凝结了导演最原始的美学旨趣,也是日后美学风格的奠基之石。对近十年中国内地电影导演处女作的研究“是对于中国电影发展前景一种愉快的巡视,也是体察新一代年轻人的生活世界和艺术趣味的机会”[4]。

一、创作格局:多元、开放而杂糅

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下,中国内地电影导演的处女作类型丰富,形态各异,看似庞杂没有统一的美学风格,却也真实反映出整个时代的风貌,呈现出多元、开放而杂糅的处女作创作格局。

(一)现实题材电影

近十年,一大批新锐导演将处女作聚焦于现实题材,敏锐捕捉现实生活中的社会议题和人生困境,以电影的方式对社会进行观照与反思。如《我不是药神》触及敏感的“仿制药”话题,在情与法的矛盾中叩问医疗体制,助推了中国医疗体制的完善。《过春天》在深港双城互动背景下反思区域差异与原生家庭问题,颇具时代性。还有首次将镜头对准儿童性侵问题,剖面式地审视社会、家庭和个人的责任的电影《嘉年华》,以黑色幽默而又不乏严肃的方式反映城市化浪潮下的城乡二元差异问题的《平原上的夏洛克》。表达挣扎于家庭、伦理与女性独立意识的“剩女”问题的《剩者为王》,反映中年危机问题的《情圣》,探讨都市两性关系的《前任攻略》,反思老龄化社会中存在的老年生活与老年心理状态的《番薯浇米》,表现女性困境与挣扎的《送我上青云》《春潮》《喜宝》《少女佳禾》等影片,均从不同层次、不同角度对当下社会中存在的困境与问题进行或深或浅、或平和或激烈的思考与影射。这些问题如同人体的细胞,是一个时代集体意识的组成部分,也是一定阶段社会的文化基因。

(二)喜剧电影

喜剧电影在近十年迎来了新的春天,呈现出狂欢与杂糅的创作景观,既有《我不是药神》《羞羞的铁拳》《西虹市首富》等票房佳作,也有《前任攻略》《情圣》《驴得水》等不凡口碑,更有《煎饼侠》《大闹天竺》《祖宗十八代》《分手大师》《万万没想到》等勇敢尝试。这类影片在质量上虽良莠不齐,却暗合了大众狂欢的娱乐诉求。

当然,其中不乏具有一定深度的喜剧电影。如演员黄渤的导演处女作《一出好戏》聚焦遇难流落荒岛的群体,集体利益面临着个人功利主义的挑战。黄渤在影片中用三组分别代表暴力、资本、公信力的符号对社会的建构模式进行解读和比较,虽然结尾处的妥协显得逊色,但影片用寓言的方式对社会进行思考不失为一次勇敢的尝试。相较而言,饶晓志导演的《你好疯子》将人物中的七种人格形象化,探索人类潜意识的心理世界,隐晦表现社会发展及秩序更迭更显得有创意。董润年的导演处女作《被光抓走的人》,“相爱的人会被光抓走”与其说是一种科幻,不如说更像一个寓言,相爱的人被光抓走消失了,留下的都是不相爱的人,爱情成为人性困局的索引。影片通过不同形态爱情的危机与困境来表达两性关系的复杂心理虽稍显稚嫩,反而使“突然消失的人是被光抓走的人,还是留下来的才是被光抓走的人”的设定体现的辩证关系颇具哲学意味。此外,《西虹市首富》中的拜金讽刺,《驴得水》对欲望与权利的鞭挞,《夏洛克的烦恼》《羞羞的铁拳》对人性的虚伪、贪婪的揶揄等,用艺术的手段歌颂真善美,都是这个阶段喜剧电影较为成功的探索。

(三)动画电影

近十年另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动画电影的崛起,其中的代表是《哪吒之魔童降世》的大获成功。具体来说,动画电影有以下两个创作特征:

其一,民族性。2010年以来,《大护法》《小门神》《大圣归来》《大鱼海棠》等动画电影处女作从低幼化的沼泽中走出来,开始打开国际视野。它们虽然带着日美动漫的底色,但都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小门神》《大鱼海棠》《哪吒之魔童降世》以神话故事、传统习俗为载体,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其二,现代性。这些动画电影在形式上民族化,在思想内容上则体现出现代性。在《哪吒之魔童降世》中,无论是手插兜、黑眼圈、龇牙咧嘴的“丑哪吒”形象,还是孤独、重情、敢于牺牲、迎难而上的人物性格,都跳出了神话小说《封神榜》的设定。那句“我的命由我不由天”更是振聋发聩,既像不畏挫折、不向命运低头的奋斗者的呐喊,又像是全球化语境下不惧霸权、独立自主的民族心声。而《西游记之大圣归来》中孙悟空的回归,也意味着是传统文化、中国动漫的现代性发展。在形式上保留了中国动画传统的民族性,在思想上体现出强有力的暗合时代语境与文化心理的现代性内核,这是此类动画电影导演处女作一鸣惊人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文化表征:跨界、电影节与女性导演

处女作背后的青年导演,他们的成长背景、创作理念、个人风格等截然不同,而跨界、电影节与女性导演成为这个阶段最显著的三个文化表征。

(一)跨界导演

“按照‘跨界’是从某一属性的事物进入另一属性的运作,其运作主体不变,但事物属性归类发生变化的表述,跨界导演就是从其他职业进入导演领域的人群。”[5]跨界导演成为近十年越来越引人注目的特殊存在。

其中首推“演而优则导”的影视演员跨界导演群体,他们凭借表演生涯中积累的人脉、资源、创作经验而走上独立执导影片之路,典型代表有吴京、陈思诚、王宝强、黄渤、李晨、徐峥、邓超等。随着互联网的兴起,一批由互联网内容生产进入大众视野的早期“网红”转型成为电影导演。例如以网络短剧《万万没想到》走红的叫兽易小星,用2015年执导的院线处女作《万万没想到·西游篇》开启了导演生涯,2020年推出了第二部院线电影《沐浴之王》。还有一类是由电影其他工种跨界而来的导演群体,如摄影师赵小丁执导电影处女作《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编剧董润年执导电影处女作《被光抓走的人》、编剧田羽生执导电影处女作《前任攻略》等。此外,从其他领域跨界而导的例子有畅销作家郭敬明、韩寒,歌手刘若英、卢庚戌,舞台剧演员开心麻花团队的闫飞,相声演员郭德纲,等等。这些跨界导演的处女作类型丰富,风格多样,反映出更为宽松的创作环境与愈发开放的社会语境。

当然,跨界导演处女作中不乏叙事乏力、价值空洞、剧情俗套的所谓“烂片”,但也催生出吴京、陈思诚、徐峥等具有创造力的新导演。随着电影市场的结构调整,中国电影观众更加注重电影的质量与口碑,进一步推动跨界导演在创作中不断进步、不断推出优秀作品,成功完成转型。

(二)电影节导演

草根出身的毕赣凭借一台单反摄像机拍摄而成的小成本电影《路边野餐》在2015年第68届洛迦诺国际电影节上获得最佳导演银豹奖,此后这部影片先后参加国际上20多个电影节共获得7个奖项,尤其在2015年第52届台湾电影金马奖上获得最佳导演奖。伴随着电影节获奖带来的名气和更多的资源,毕赣于2017年推出第二部电影《地球最后的夜晚》。刁亦男导演的《白日焰火》在2014年2月柏林电影节获得金熊奖后蜚声国内外,影片于3月21日在国内上映,而通过2019年上映的《南方车站的约会》刁亦男逐渐确定自己的导演风格。

与此同时,中国电影节为更多的新人导演提供了实现梦想的可能。西宁FIRST青年电影展(以下简称“FIRST”)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2010年以来,FIRST孵化出文牧野、忻钰坤、王一淳、顾小刚等艺术导演,他们因此也被称为“FIRST系”导演。与之类似的,还有从平遥电影节进入主流院线实现导演梦想的文晏、霍猛、叶谦、白雪等人。

电影节及其相应的新人扶持计划在近十年的中国电影创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依托于电影节而崛起的导演群体也成为这个时期显著的文化现象之一。从创作表征看,电影节导演群体的处女作大多制作成本不高,惯常使用现实手法来表现个体的情感体验及区域性特质的人文景观。例如,充满贵州风情的陆庆屹《四个春天》、毕赣《路边野餐》,带着北方影像的忻钰坤《暴裂无声》、张大磊《八月》,体现闽南风味的叶谦《番薯浇米》,刻画江南水乡的顾晓刚《春江水暖》。这些导演处女作画面粗粝而质朴,表现手法与主流商业电影大相径庭,有些作品还带有先锋实验色彩,如《大象席地而坐》。电影节导演的处女作往往带有鲜明的个人色彩,丰富了中国电影的样貌,满足不同观众的观影需求。

(三)女性导演

女性导演的创作一直都是中国电影重要的组成部分。近十年,一批青年女性导演及其充满独特体验与个性思考的处女作登上电影舞台,形成一股女性导演创作热潮。

从这一批女性导演处女作来看,既有表现少女时代青春好奇与悸动情愫的《我心雀跃》《黑处有什么》,又有少女问题反思的《嘉年华》《过春天》《少女佳禾》等。这类题材在少女的青春里反思女性成长过程。另一类题材则聚焦青年时代的女性,以女性的视角追忆青葱岁月,有对爱情的惋惜,也有对逝去青春的遗憾,如《致我们即将逝去的青春》《后来的我们》等。第三类题材关注独立女性的困境,如《春潮》中三代女性的角力与撕扯,原生家庭中男性的缺失深深影响了三代女性。又如《送我上青云》中的报社记者盛男,她不仅有着男性化的名字,在工作中也是独立上进、争强好胜的形象,但如此比男性还要优秀的女性也无法自由支配自己的婚姻与生育。第四类题材则是反映时代语境下对女性的偏见。如《剩女为王》中相貌姣好、独立成熟的盛如曦到了而立之年却始终没有属于自己的爱情,被动的“剩女”在面对社会世俗压力的同时还要面对传统母亲的逼婚。婚姻与爱情、家庭与责任成为当代女性面临的最为普遍的矛盾。

三、繁荣原因:政策、教育与扶持计划

电影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电影强国的建设无疑处于‘排头兵’的位置,在某种程度上发挥了‘先行先试’乃至‘急先锋’的作用”[6]。建设电影强国不仅需要良性的产业生态及宽松的创作氛围,更需要传承有序的电影人才队伍。如果电影是文化强国的“排头兵”,那么电影人才就是电影强国的“先锋队”。近十年,电影导演处女作的繁荣离不开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国家政策的引导

党和政府十分重视电影产业的发展,不断根据市场环境的变化出台相应的政策,以不断激发电影市场的生产力。在宏观调控政策方面,2010年出台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电影产业繁荣发展的指导意见》,设立电影精品专项资金,刺激电影繁荣发展;2015年出台的《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2017年实施的《中国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2019年通过的《关于深化影视业综合改革促进我国影视业健康发展的意见》等,都在相当程度上规范了电影市场,为中国电影的发展提供了健康有序的环境。2012年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委员会接连发出《关于对国产高新技术格式影片创作生产进行补贴的通知》《关于“对新建影院实行先征后返政策”的补充通知》《关于返还放映国产影片上缴电影专项资金的通知》《关于对安装数字放映设备补贴的补充通知》等四项扶持政策,以补贴、奖金等形式保障制片方的利益。与此同时,党和政府十分注重电影人才的扶持与培养,“扶持青年优秀电影剧作计划”“青葱计划”“华语青年影像论坛”“新力量导演论坛”等项目和活动为导演新人提供了放飞梦想、互动交流的平台,在政策层面为近十年电影导演处女作的百花齐放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二)电影教育的加持

电影与电影教育相辅相成、相互影响,一方面电影教育为电影业输送人才,一方面电影业带动电影教育的发展与变革。近十年,“尤其是在2011 年艺术学升格为学科门类之后,‘戏剧与影视学’学科由原来的戏剧戏曲学、广播电视艺术学、电影学整合成了新一级学科,这为学科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形成了一个由综合性大学、专业院校和民办院校三足鼎立的办学格局”[7]12,多类型、多层次的办学格局为电影发展提供了多样化的人才。“我国‘戏剧与影视学’学科的本科教学点约700 所学校,戏剧与影视学一级学科博士点16所学校,相关联的戏剧戏曲学、广播电视艺术学、电影学等博士点约40余所学校,‘戏剧与影视学’一级学科硕士点约70所学校,戏剧戏曲学、广播电视艺术学、电影学、播音主持艺术学等专业则覆盖至少上百所高校。”[7]14与此同时,我国涌现出一大批电影学院,如西北大学西安电影学院、暨南大学珠江电影学院、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上海戏剧学院电影学院、厦门大学电影学院、浙江传媒学院华策电影学院、山西电影学院等。电影学院发展的热潮,一方面为电影人才的培养提供了更多机会,另一方面形成联动示范效应,助力戏剧与影视学科良性发展。

随着电影技术和互联网的发展,电影创作和发行的门槛逐渐降低,电影人才培养也打破了北京电影学院一家独大的传统格局。例如,青年导演毕赣毕业于山西传媒学院,毕业于四川大学华西药学院的杨宇凭借《哪吒之魔童降世》获得第35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编剧奖,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专业的李芳芳凭借《无问西东》入围第34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导演奖、最佳编剧奖等。

(三 )新人导演扶持计划的直接推动

除了政策引导、教育加持,完善成熟的新人导演扶持计划较好地解决了新锐导演电影创作的资金问题。近十年,大量青年导演在各项扶持计划下完成处女作,独立开启了电影艺术生涯,如“青葱计划”“坏猴子72变计划”“FIRST影展”等都极大地鼓舞了新人导演的创作热情。而且,不同的新人扶持计划宗旨有所不同,为电影导演新人提供了多样化表达的可能。如FIRST电影展注重新人导演处女作现实与个人风格化的创作,助推中国艺术电影新类型的探索,如黑色犯罪片《白日焰火》《心迷宫》,乡土题材融入侦探元素的《平原上的夏洛克》,纪录电影《四个春天》,极具实验性的《大象席地而坐》等。这些远离商业性的极具个人化的作品能够进入电影市场,均离不开新人扶持计划的推动。

较之以前,当下中国电影市场的成长渠道愈发多元,可以为新人导演从创作到发行提供全产业链解决方案,这是电影工业成熟的表现,也是电影强国的必然要求。完备的新人培养机制更加凸显导演对内容与创意把握的重要性,这也为电影教育带来一定的启示。

过去十年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十年,也是中国电影飞速发展的十年。这一时期,在政策、教育、扶持计划的多重作用下,电影导演处女作的集中涌现体现出中国电影生生不息、代代赓续的新陈代谢。虽然这些处女作类型多元、形式多样,甚至质量参差不齐,但也为中国电影带来无限可能。新导演的崛起和处女作的繁荣,让我们有理由相信电影强国的梦想将在不远的将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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