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杜丽娘的团圆结局看汤显祖“至情说”与封建礼教的和解

时间：2024-06-19

商梦同

（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贵州贵阳550025）

商梦同

（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贵州贵阳550025）

《临川四梦》之翘楚《牡丹亭》是对汤显祖“至情”世界观淋漓尽致的演绎。杜丽娘作为情之至者，勇敢追求理想爱情，谱写了一曲敢于挑战封建礼教霸权的生死绝唱，但“至情”最终还是与封建礼教伦理相和解，皇权恩典之下，杜丽娘的爱情才得以团圆结局。

汤显祖；杜丽娘；“至情”世界观；和解

汤显祖所生活的年代是明朝的衰落时代，封建集权统治阶级为维护自身政权的需要，以封建伦理纲常维护社会秩序。在思想上极力宣扬“程朱理学”，竭力鼓吹“存天理，灭人欲”，以“道心”制“人心”，以“理”灭“欲”，教导人要“内无妄想，外无妄动”，［1］在文艺创作上主张“文必西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2］的后七子文学复古思想。如此极力地禁锢人的思想发展、扼杀人的正常情感和欲望。与此同时，十六世纪晚期，也是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时期，新兴的商业城市、市民阶层正在不断壮大，知识分子阶层也在逐渐觉醒。

一、汤显祖的“至情说”

汤显祖受到泰州学派罗汝芳、李贽（“童心说”）发扬心学、反对理学束缚人性的思想的影响，提出了著名的“至情说”，认为情乃天地人生自然本性的产物，并主张以个性自由、人性解放为实质内容的“情”，来与扼杀基本人性、窒息自然人欲的“理”相抗衡。在文艺创作中，汤显祖特别重视“至情”的“情”所起的作用，他以“为情作使”来概括平生的戏曲创作，在《耳伯麻姑游诗序》中写道：“世总为情，情生诗歌，而行于神。天下之声音笑貌，大小生死，不出乎是。因以憺荡人意，欢乐、舞蹈、悲壮，哀感鬼神，风雨鸟兽，动摇草木，洞裂金石。其诗之传者，神情合至，或一至焉；一无所至，而必曰传者，亦世所不许也。”［3］108“情”是创作的动力，是作品的内容，同时也是欣赏品鉴的准尺。作家有情，才有作品，作品有情，才能生“哀感鬼神，风雨鸟兽，动摇草木，洞裂金石”［3］108之力量，从而撼动人心、传之久远。

人生而有情。思欢怒愁，感于幽微，流乎啸歌，形诸动摇，或一往而尽，或积日而不能自休。盖自凤凰鸟兽以至巴渝夷鬼，无不能歌能舞，以灵机自相转活，而况吾人。［4］汤显祖所提倡的情是人的自然本性之情，是人生而有之的感性生命与情感欲求，是与掌握话语霸权的“程朱理学”要求“存天理，灭人欲”的观念背道而驰的。所以，在汤显祖的“至情说”中，也就包含了“以情抗理”的叛逆思想，也是反抗封建礼教与专制制度的启蒙思想。

汤显祖的“至情”世界观认为，世总为情，人生而情，有情人生的最高境界是至情。当达到至情时，便可与禁锢自然人性的“理”相抗衡，这在《牡丹亭》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演绎——杜丽娘的生死至情，呼唤着精神的自由和个性的解放，与压抑人性、摧残人情的封建“理学”相抗衡，呼唤以“有情之天下”替代“有法之天下”。而汤显祖在《牡丹亭题词》中所言，“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5］1即是杜丽娘为“至情”生死相随的誓言。

二、情之至者杜丽娘的生死绝唱

汤显祖以“至情说”铸造了杜丽娘，用贯穿生死虚实之间的“至情”，向世人演绎了一段敢于冲破封建理学的牢笼、渴望展现个性自由、勇敢追求幸福爱情的千古绝唱。

杜丽娘本是封建礼教的闺阁女子，作为南安太守的父亲想要把她培养成“他日到人家，知书知礼，父母光辉”（《训女》）［5］7的遵守三从四德的贤妻良母。私塾先生陈最良是陈旧迂腐的封建教化系统之代表，他恪守儒家教条，只知教授杜丽娘“思无邪”等儒门旧礼，他解读《诗经·关雎》是歌颂“后妃贤达”（《闺塾》）。［5］15但是不按照封建道德标准而思想的杜丽娘，却直觉地认出这是一首热烈的恋歌，［6］并不禁发出“圣人之情，尽见于此矣。今古同怀，岂不然乎？”、“关了的雎鸠，尚然有洲渚之兴，何以人而不如鸟乎！”（《肃苑》）［5］22的叹息与感慨。严父、慈母、迂师、深闺，共同组成了封建礼教的牢笼，禁锢着杜丽娘这只内心向往自由的丝雀。但真情是不可遏止的，杜丽娘的内心暗暗勃动着青春的热浪。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合）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锦屏人忒看的这韶光贱！（《惊梦》）［5］25游园“惊梦”，青春和个性意识开始觉醒的杜丽娘，惊异于大自然的美好和青春的活力，她对景伤情，不由得感叹自己“生于宦族，长在名门。年已及笄，不得早成佳配，诚为虚度青春，光阴如过隙耳。”（《惊梦》）［5］26的可悲之境。但她的这份少女春情在冷酷虚假的现实礼教社会中是不被允许的，于是“因情生梦”。梦中杜丽娘郁积于心的苦闷和热情得以爆发，她大胆地接受书生柳梦梅的爱情，可梦醒之后，她顿觉现实生活的冰冷与美好爱情的渺茫，而后陷入无边的苦闷之中。［7］

杜丽娘无法从现实生活中看到希望，她只能将这份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寄托于梦境之中，她再次游园“寻梦”，倾诉“这般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5］34的怨恨与哀思。但寻梦无果，她只能在苦闷压抑与相思哀怨中捱着时光，最终情思致病，在真情的烈火中燃尽了生命。杜丽娘的死是强烈的爱情欲望与残酷的禁欲之理发生冲突的结果，是对封建礼教束缚的反抗，是“以情抗理”的表现，从中也揭示了封建社会吃人的本质。

但是，杜丽娘的死却并不意味着其追求真爱的停止，相反，恰是昭示着其新生的开始，因为杜丽娘魂灵未灭“一灵未歇。泼残生，堪转折。”（《冥誓》）［5］119，没有了封建理学的压迫，她更加热切、大胆地追求自己的爱情和幸福。从人寻到鬼寻，杜丽娘化作游魂，纵然阴间孤寂、凄清，但她仍坚持着，终于等到情郎，她坦率地表白自己的爱情，“看上你年少多情，迤逗俺睡魂难贴。”（《冥誓》）［5］117，最终，杜丽娘用她追求真爱不畏生死的“至情”感动了阴司的胡判官，“为钟情一点，幽契重生”（《婚走》）［5］130，柳梦梅也敢于冒砍头之罪，为其开棺还魂，使杜丽娘得以为真情而死，又因“至情”而起死回生。

可见，杜丽娘的重生是“至情”的最深刻表现，她“前日为柳郎而死，今日为柳郎而生”（《冥誓》）［5］116，生生死死之间的“至情”，冲破了人与鬼、世间与冥府的重重阻隔，并在顽强地与外界束缚做斗争的过程中，演绎得淋漓尽致。

三、皇权之下，生死绝唱的大团圆

怀着对“至情”理想的执着追求，杜丽娘得以回生，但在现实生活中，又遭到“酷理”的逼迫。为获得世人的认可，她鼓励柳梦梅参加科考，面对亲生父亲“愿吾皇向金阶一打，立见妖魔”（《圆驾》）［5］211的狠心，她慷慨陈词、据理力争，最终感动皇上，得以御赐团圆。虽然汤显祖赋予了杜丽娘“至情”的个性与为了自由爱情敢于冲撞制度牢笼的勇气，但最终“至情”还是与封建礼教伦理相和解，皇权之下，生死绝唱才得以团圆。

首先，是因为中国传统艺术精神追求和谐与圆融。中国古典悲剧的特点在于往往不以大悲结尾，而是追求悲喜交加、讲究结尾要有团圆之趣。对于中国古典悲剧的精神，有学者论述：“中国悲剧是形而下的，诉诸从根本上解决现实生活的矛盾和冲突的物质力量，即正义力量。”［8］所以，杜丽娘的团圆结局得于科考及第、夫贵妻荣以及最重要的皇权恩典等所谓形而下的“正义力量”，是“情”对“理”的妥协，是“至情”与封建礼教伦理的和解，最终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悲剧因素的减弱。

其次，汤显祖本人也深受儒家强调伦理情感要讲求和谐的美学思想影响。不主张激发矛盾冲突趋于尖锐而导致毁灭，而是以正常人欲反对绝对天理，主张情理兼顾，存理遂欲，法治与教化并举。所以，“汤显祖的思想只能是同代文人学士中之激进，而非时代的叛逆，他所向往的理想世界是既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一套封建道德，又有和平幸福的社会生活。”［3］1 1 3因此，纵使汤显祖赋予了杜丽娘“至情”的个性与为了自由爱情敢于挑战制度教条的勇气，但终究由于现实世俗强大的束缚力，杜丽娘的形象性格、命运结局最终还是与封建礼教相妥协的团圆结局。

虽然，杜丽娘为了理想爱情生死相随的千古绝唱，最终是在皇权的恩典下才得以圆满的，这似乎是“情”对“理”的妥协，是中国古典悲剧追求“团圆之趣”，是作者汤显祖本人陷于儒家思想的禁锢——既主张文学艺术以“情”为本，又认为个体情感的抒发其最终目的是维护善良的社会秩序和人伦道德的入世观点。［9］但不能否认，汤显祖究竟还是封建时代敢于冲破黑暗、打破牢笼，带来一点光明以便向着灿漫春光前行的勇者。汤显祖笔下的杜丽娘及其至情，鲜明地肯定了自然人性的本能欲求，歌颂赞美了青春与爱情的美好，在唯礼法的天下唱出了极具生命感召力的动情之声，给处于封建礼教重压下的人们一方灵魂的栖息之处。

（责任编辑远扬）

［1］何京敏.“至情”女性杜丽娘的现代意识［J］.戏剧之家，2007（2）：82-90.

［2］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287.

［3］王运熙，顾易生.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下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4］徐朔方笺校.汤显祖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1127.

［5］汤显祖.王思任批评本《牡丹亭》［M］.李萍，校点.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

［6］徐朔方.汤显祖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126.

［7］樊小青.《牡丹亭》中杜丽娘人物形象分析［J］.文学界:理论版，2012（10）:96-97.

［8］李阳.从《牡丹亭》看中国古典悲剧精神［J］.安徽文学，2008（11）:6-9.

［9］陈烨.从儒士到名士到戏剧家——浅析汤显祖的儒家思想［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7）:149-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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