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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水仙文化

时间:2024-06-19

论中国水仙文化

程杰1,程宇静2

(1.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苏南京210097;2.河北传媒学院国际传播学院,河北石家庄050071)

摘要:据我们考证,中国水仙是外来归化植物,时间在五代或稍早一些的唐末,首传地点在湖北荆州一带。逮至南宋,水仙栽培中心转移到了都城临安(今浙江杭州)和闽、浙沿海地区。明嘉靖之后,苏州嘉定、吴县一带成了水仙著名产地,影响很大。清康熙中期以来,水仙栽培重心再次转移到福建,漳州水仙异军突起,龙溪县水仙一枝独秀,影响至今,漳州成了全国水仙种植、贸易和出口的主要地区。水仙在我国的栽培历史较梅、牡丹、菊、兰等国产名花略显短浅,但其独特的花期、借水开花的习性、宛若仙子的气质则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深受广大文人士大夫喜爱和推崇,创作了许多诗词和绘画作品,寄托了高洁坚贞思想人格。民间也出现了不少美丽的传说与歌谣,表达了人们迎新纳福的美好愿望。

关键词:中国水仙;起源;传播;审美价值;人文意义

中图分类号:G112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会科学

作者简介:程杰(1959—),男,江苏泰兴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中国花卉文化研究;程宇静(1978—),女,河北石家庄人,河北传媒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传媒文化研究。

doi:10.16401/j.cnki.ysxb.1003-6873.2015.01.006

水仙为石蒜科水仙属植物的总称,主产于地中海沿岸。它的品种很多,按照国际通用的分类标准,有红口水仙、黄水仙、喇叭水仙、多花水仙等11种[1]15-16,我国分布的主要是多花水仙类,称为中国水仙(以下简称“水仙”),别名雅蒜、金盏银台等。水仙自晚唐五代传入我国,以其清新淡雅的形象、超尘绝俗的风韵、浓郁清雅的芬香赢得了传统文人骚客的青睐,赋予了高洁坚贞的品格象征意义,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和丰富的文化积淀。如今水仙被称为传统十大名花之一,与梅、兰、荷、菊等传统名花一起,备受国人的喜爱和推崇。

近代以来,随着水仙欣赏、种植、传播的社会化,尤其是规模生产和相应的市场经济的发展,生物、农学、园艺界对于水仙的研究逐步兴起,发表了不少论著。但对于我国古代水仙种植、传播的历史发展及其相应的文学、艺术等人文方面的考察和论述尚比较薄弱。本文拟就宋以来水仙的栽培分布和发展的历史情况进行较为全面的梳理,就园艺、文学、艺术、民俗等方面的基本情况进行较为简要的介绍,对水仙的审美价值和文化意义进行较为系统的阐发,以期对中国水仙文化的历史发展、基本面貌有一个较为全面和系统的认识。

一、中国水仙的起源、栽培分布与传播

(一)起源

(二)宋元时期的分布

水仙传入荆州后,就首先在这一地区种植传播开来,此后北宋时期歌咏水仙的文学作品也高度集中在以湖北荆州、襄阳为中心的鄂北和豫西地区[8]。北宋诗人黄庭坚经过荆州,当地王充道、刘邦直等人就赠与他不少水仙。文人士大夫对这种素姿芳洁的新异花卉,既好奇又喜爱,给予了热情的赞美,出现了金盏银台、雅蒜等别名。黄庭坚称赞水仙“含香体素欲倾城,山礬是弟梅是兄”(《王充道送水仙花五十枝,欣然会心,为之作咏》)[10]11415,将其与梅、山礬相提并论。

到了南宋,水仙的传播就更为广泛,整个江南地区都有了水仙的踪迹。栽培中心移到了都城临安(今浙江杭州)和闽、浙沿海地区,这在南宋的诸种方志中都有记载。*据《宋元方志丛刊》,有七种南宋方志著录有水仙:《(乾道)临安志》《(咸淳)临安志》《(嘉泰)会稽志》《剡录》《赤城志》《(绍定)澉水志》《(咸淳)重修毗陵志》。水仙的商品生产也在这一带兴盛起来,如南宋刘学箕《水仙说》记载建阳(今属福建省南平市)园户所植水仙“若葱若薤,绵亘畴陌”[11],高似孙《纬略》记载朋友杨某从萧山(今属浙江杭州市)购买水仙动辄“一二百本”[12],可见已形成了一定的商品种植规模。*南宋临安东、西马塍,是当时临安近郊最大的花卉生产和销售地,这里有不少从事水仙种植和销售的专业户,宋伯仁《山下》“山下六七里,山前八九家。家家清到骨,只卖水仙花”(《全宋诗》第61册,第38185页),说的就是这一状况,说明水仙花的商品生产性质。宋伯仁,吴兴人,嘉熙元年(1237)后寓居临安,晚年卜居西马塍,地当今浙江大学西溪校区一线。

南宋闽、浙沿海地区水仙种植的兴起,有着生物学和社会学等多方面的原因。东南沿海是海外贸易的集散地,很容易直接从海外获得外来物种,原产于地中海沿岸的水仙也更适宜在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种植,而两浙、闽北邻近当时的京城临安,是当时政治、经济和社会人口的重心地区,又有利于这一观赏消费性物种商品生产的发展。这一生产种植的情景,奠定了此后我国水仙种植分布的基本格局和相应的产业传统。

元代水仙栽培分布基本延续了南宋的状况,查阅《宋元方志丛刊》中元代方志,《(大德)昌国州图志》(治今浙江舟山市)著录当地的物产,花类中便有水仙[13]。《(至顺)镇江志》物产称“水仙花本自南方来,冬深始芳。倘非培植之勤,则不着花。盖此近淮,气候稍寒故也”[14],说明纬度靠北的镇江也有了水仙花的种植。*《(至元)嘉禾志》卷一四虽然载有释僧慧梵于居侧植水仙事。但慧梵为南宋理宗朝人。其事又见于南宋居简《梵蓬居塔铭》。文学艺术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在元代,无论是以水仙为题材的文学作品还是绘画作品,其作者生活区域也都高度集中在苏、浙、闽一带,反映了元代水仙栽培分布的特点。

(三)明清与民国间的分布

明清时期,水仙的种植范围进一步扩大,除浙、闽、鄂、湘外,皖、赣、黔、川、滇、桂、琼等地志乘中都有了关于水仙的记载。如《(嘉靖)广德州志》(今属安徽宣城市)[15]、《(嘉靖)南安府志》(治今江西省大庾县)[16]、《(嘉靖)普安州志》(治今贵州省盘县)[17]、《(嘉靖)洪雅县志》(今属四川眉山市)[18]、《(万历)雷州府志》[19]、《(康熙)云南府志》[20]、《(乾隆)广西府志》[21]物产中都著录有水仙。

江苏南部的水仙种植有了明显的发展,形成了一些著名产地,出现了不少优良品种。嘉靖王世懋《学圃杂疏》称“凡花重台者为贵,水仙以单瓣者为贵。出嘉定短叶高花,最佳种”[22]。万历于若瀛《金陵花品咏》水仙序也说“水仙江南处处有之,惟吴中嘉定种为最,花簇叶上,他种则隐叶内”[23],都是说产于嘉定(即嘉定县,明代属苏州府,今属上海市)的水仙单瓣、短叶、高花,品种优质。万历周文华《汝南圃史》“吴中水仙唯嘉定、上海、江阴诸邑最盛”[24],也可印证。除以上所说几个盛产水仙的地区外,吴县(今江苏苏州)也出产水仙,该县水仙主要出自“光福(引者按:今吴中区光福镇)沿太湖处”[25]。查阅明代苏州方志,《(正德)姑苏志》[26]、《(嘉靖)吴江县志》[27]、《(嘉靖)太仓州志》[28]物产中也都著录有水仙。种种迹象表明,明代嘉靖以来,苏州嘉定、吴县一带成了水仙种植的中心地区,影响很大。此外,杭州海宁县钱山也以出产水仙著称,曹学佺《杭州府志胜》载“钱山,产水仙花”[29]。明末北京还出现了水仙的繁殖基地和贸易,崇祯刘侗等《帝京景物略》“右安门外南十里草桥”,“居人遂花而生。入春而梅,而山茶,而水仙”[30],都说明了明代水仙传播范围的扩大和市场化的发展。

苏州水仙种植兴盛,声名远播,在清代进一步市场化,销往广东,这一状况一直延续到了乾隆年间。乾隆毕沅《水仙》诗注:“邓尉山(引者按:位于今吴中区光福镇)西村名熨斗柄,土人多种水仙为业。”[31]清初屈大均《广东新语》载“水仙头(引者按:鳞茎),秋尽从吴门而至,……隔岁则不再花,必岁岁买之”[32]。乾隆张九钺《沁园春·耿湘门以水仙见贻》注:“水仙自吴门或飘海或度岭来羊城。”[33]说的都是苏州水仙贸易到广东的情形。而此时金陵(今江苏南京)的水仙也开始兴盛。清初李渔《闲情偶寄》:“金陵水仙为天下第一,其植此花而售于人者亦能司造物之权,欲其早则早,命之迟则迟。……买就之时给盆与石而使之种”[34],说的就是金陵水仙的生产和贸易情况。

康熙中后期,水仙种植的重心再次转移到了福建,漳州水仙异军突起。福建是我国水仙的传统产地,南宋时建阳一线即以盛产水仙著称,明代《(弘治)八闽通志》福宁府、福州府、泉州府物产志中都有水仙的著录,但漳州府并没有著录水仙。我们查阅现存其他明代漳州府及其所辖县志,如《(正德)大明漳州府志》、《(嘉靖)龙溪县志》(1535年刊本)、《(万历)漳州府志》(1573年刊本和1613年刊本)、《(崇祯)海澄县志》(1633年刊本),物产志中都未著录水仙。明末龙溪县名士陈正学在《灌园草木识》中说“漳南冬暖,(水仙花)多不作花”[35],或许道出了其中的原因。这说明明代漳州有水仙种植,但并不突出。康熙前期,漳州各地的水仙还主要来自江南,《(康熙)漳浦县志》(康熙三十九年刊本)称“水仙花,土产者亦能着花,然自江南来者特盛”[36]。

从康熙中后期开始,漳州府龙溪县水仙开始一枝独秀,产生影响。《(康熙)龙溪县志》(康熙五十六年刊本)“水仙,岁暮家家互种,土产不给,鬻于苏州”[37]。是说龙溪县水仙种植销售比较兴旺,供不应求。康熙末雍正初出使台湾的黄叔璥在《台海使槎录》写道:“广东市上标写台湾水仙花头,其实非台产也,皆海舶自漳州及苏州转售者,苏州种不及漳州肥大”[38],可见至迟康熙末年,漳州水仙开始外销,与苏州水仙相媲美,并且形成特色品种,以“鳞茎肥大”著称。到乾隆年间,漳州水仙已超过苏州,《(乾隆)龙溪县志》(乾隆二十七年刊本):“闽中水仙以龙溪为第一,载其根至吴越,冬发花时人争购之。”[39]说明龙溪水仙开始返销长期以水仙著称的吴越地区。漳州与苏州一起,成了当时最著名的水仙产地,并且有过之无不及。乾隆以来,与漳州府相邻的泉州府各县以及台湾、广东等地每年都从漳州贩购水仙花头。如泉州府属的马巷厅,《(乾隆)马巷厅志》载“水仙花……不留种,花时取诸漳郡”[40],台湾《(光绪)恒春县志》记载“水仙皆产自闽漳州,他处不能种焉,故只供玩一春”[41]。乾隆以后,漳州成了全国水仙种植、贸易和出口的主要地区。从光绪年间开始,漳州水仙不仅经销国内,还自厦门出口远销至美国、加拿大等海外地区,由此漳州成了国内最著名的水仙产地。宣统三年(1912年)厦门海关税务司巴尔称:“水仙球茎种植于两山靠近漳州城的南门,当地存在着引人注目的出口到美国、加拿大的水仙球茎贸易。”(厦门海关《年度贸易报告》[42])

民国时期,漳州水仙驰名中外,销售范围进一步扩大,内销京、津、沪、粤等各大都市,外销欧、美、日、东南亚等国[43]。1928年《申报》载:“水仙花之产地散在于漳州府之南门外、日桥附近五里之地黄山诸乡社,一年平均可产三百五十万个,达十万元之谱,其产额最多者为新塘,及蔡均两地方,年各有两万元之产额。次为大梅溪,年约一万元。其他多者六千元,少者一千元。”[44]国内远在东北辽阳府海城县(治今辽宁省海城市)的水仙就购自福建[45]。国外欧美地区城市如纽约、伦敦、巴黎等,每到花季人们都争先购买漳州水仙,成为了当时的时尚。由此漳州水仙出口贸易额也不断增加,民国六年,输出欧美总值最高达735200元[43]。新中国成立后,水仙生产有了大幅度增加,漳州水仙继续出口到欧美、日本及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是出口换汇的重要产品。

如今,水仙栽培分布多在东南沿海福建、浙江、上海等省市,另武汉、北京、西安和云南、四川等省也见有栽培报道。野生水仙主要分布在闽、浙沿海诸岛[46]。

二、水仙的种植、观赏及其文艺创作

水仙自五代传入我国,历史较兰、菊、梅、牡等国产名花略显短浅,但由于植株可爱,花期独特,色洁香浓,神韵清雅,加之其球茎育花和传播极为方便,因此备受人们喜爱和推崇。千百年来,广大文人士大夫特别眷顾和推崇,创作了许多诗、词、赋和绘画,抒发了丰富的情趣。民间也出现了不少美丽的传说与歌谣,寄托了人们美好的愿望。

(一)种植、销售与观赏

由于是外来物种,水仙的繁殖方式比较特殊。其实际的种植和传播主要依靠专业化的商品种植和销售。古人在这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生产经验,也形成了一定的产业传统。水仙在栽培方面容易出现的问题是“此花最难种,多不着花”[11]、“种不得法,徒叶无花”[47]317,或者发花后花隐叶间,形象欠佳。因此人们在种植栽培方面最注意总结这方面的经验,南宋以来的农书、圃艺、类书方面的书籍都有丰富的记载。最早总结这方面经验的是南宋温革著、陈晔增补的《分门琐碎录》,书中称商品水仙种植多出于土培,“水仙收时,用小便浸一宿,取出照干,悬之当火处,候种时取出,无不发花者”[48]。“悬之当火处”说的是水仙鳞茎的贮存必须模拟盛夏干燥高温的环境才可以催发花芽,这是水仙栽培的核心技术,得到了现代科技的证明,由此我们不得不叹服当时种植技术的迅速提高。南宋末吴怿《种艺必用》又明确指出水仙性喜肥沃和水的特点:“种水仙花,须是沃壤,日以水浇,则花盛,地瘦则无花。其名水仙,不可缺水。”[49]《(嘉泰)会稽志》又增加了收种时间、三四年不移等新内容,“园丁以为此花六月并根取出,悬之当风,八月复种之,则多花。或曰多粪之,花自多。又曰但勿移三四年,数灌溉而已,不必它法也”[50],是说水仙要三四年的鳞茎才会开花。人们把水仙球茎收获和下种的时间总结成了歌谣,明代俞宗本《种树书》记载《种水仙诗诀》:“六月不在土,七月不在房。栽向东篱下,花开朵朵香。”[51]“房”即灶房。陈继儒《致富奇书》解释说“五月初旬起根,小便浸之,逾月取出,悬近炷烟处,至八九月间纯用猪粪拌土植之”[52],都是说五六月间从土中掘出球茎,八、九月间种植。这一诗诀影响很大,明代《便民图纂》《汝南圃史》《华夷花木鸟兽珍玩考》、清代《花镜》《广群芳谱》等书籍都加以转录。

明清以来,水仙种植更加广泛,更规模化、市场化,栽培技术也更加丰富、细致。万历周文华《汝南圃史》汇集了多种圃艺书籍所载种植经验,这些书籍多已亡佚,资料更显宝贵,如“《水云录》云:‘五月分栽,以竹刀分根,若犯铁器,三年不开花。’……《灌园史》曰:‘和土晒暖,半月方种,种后以糟水浇之。’《冰雪委斋杂录》云:‘霜降后,搭棚遮护霜雪,仍留南向小户,以进日色,则花盛’”。又引宋培桐的话“如种在盆内者,连盆埋入土中,开花取起,频浇水,则精神自旺”[24]。都说出了水仙忌铁器,喜温暖,宜沃壤和微含盐卤的水等特点。如何让花出叶上,明代中后期出现的《格物粗谈》说:“初起叶时,以砖压住,不令即透,则花出叶上。”[53]清代康熙间陈淏子《花镜》又指出,宿根在土,则叶长花短,“若于十一月间,用木盆密排其根,少着沙石实其罅,时以微水润之,日晒夜藏,使不见土,则花头高出叶”[47]317-318。对于花期的控制,人们也总结出一些经验,万历于若瀛《金陵花品咏》水仙诗序记载:“蓄种囊以纱,悬于梁间风之,未播先以敝草履寸断,杂溲浡浸透,俟有生意方入土,以入土早晚,为花先后。”[23]这一经验在李渔《闲情偶寄·金陵水仙花》也得到了证实,“欲其早则早,命之迟则迟……下种之先后为先后也”[34]。

由于水仙育种有一定困难,文人作品中很少写及自种水仙,如非家圃充裕,所赏水仙多出于购买。如杨万里在京城时“见卖花担上有瑞香、水仙、兰花同一瓦斛者,买至舟中”,作《三花斛》[10]38684。花农种植的水仙球茎,每年十月间贩往各地。《(光绪)吴川县志》“毎岁十月后,市自省城,家家种之”[54]。各地多有迎春花市,在冬春时节兜售已经开花的水仙也是很常见的。光绪富察郭崇《燕京岁时记》载北京东西庙的花厂“冬日以水仙为胜”[55]。光绪张心泰《粤游小识》也载“每届年暮,广州城内双门底卖吊钟花与水仙花成市”[56]。人们购买水仙后一般不留种,花谢即丢弃。《(乾隆)永定县志》“水仙,自漳、潮买种,花落即弃之,不能留种也”[57]。水仙素姿清芬,颇合文人淡泊静默的审美情趣,在春节前后,文人之间相互馈赠水仙花也是一种风尚,这样的情景不胜枚举。如清代龙启瑞《以水仙花赠钱萍矼同年宝青叠韵二首》“水仙本花王,素艳群卉伏。娟然如静女,无言自清淑。惟子与此花,对影称双玉”[58],就是用水仙馈赠并赞美朋友。

与其他花卉植物必须肥土栽培、费地费工不同,家居观赏水仙,只需从市场购得球茎,置于一浅盆清水中,用少许石子固定根须,便可发叶开花,养植观赏极为方便。而且只要室内温度适宜,全国各地皆宜。这是水仙观赏传播的一大优势。《广群芳谱》:“水仙花以精盆植之,可供书室雅玩”[59]1246。历代文人对于盆、水、石子的选择十分讲究,他们认为养植水仙可用陶盆瓦罐,但更宜于精致的瓷器。宋人许开《水仙花》“定州红花瓷,块石艺灵苖”[10]30349、清人樊增祥《水仙花》“香透哥瓷几箭花”[60],所说即是。瓷盆中的水最宜清泉,还要放上几块温润的白石,所谓“白石清泉供养宜”[61],“清泉白石是生涯”[62]。为什么最宜用清澈的泉水和光洁的白石呢?因为它们最能衬托水仙花凌波临水、绝尘超俗的高雅气质。对此民国张纶英概括道:“水仙最高洁,泉石雅相称。亭亭绝尘滓,迥迥见情性。”[63]除盆栽外,水仙还被用作插花,这始自南宋。范成大《瓶花》“水仙携腊梅,来作散花雨。但惊醉梦醒,不辨香来处”[10]26049。有时也见于露天地栽,与松、竹、梅等配植。明代文震亨《长物志》云:“(水仙)性不耐寒,取极佳者移盆盎,置几案间,次者杂植松竹之下,或古梅奇石间,更雅。”[64]水仙与梅花期相近,标格最称,配植最为经典,诗云“水仙夹径梅纵横”(韩元吉)[10]23629、“处处江梅间水仙”(许有壬)[65]。在水边种植水仙,则是偶见的营景方式,由辛弃疾《贺新郎·赋水仙》“看萧然、风前月下,水边幽影”[66]1873可见一斑。

清代晚期又兴起了水仙球茎的雕刻技艺,雕刻后的球茎,会长成各种不同的形态。这项技艺据说始创于清代同治年间,广州番禺县城西长寿寺住持智度“癖喜莳植,多以画理参之,于水仙花尤岀新意。创为蟹爪,竦螯拥剑,厥状维肖,白石清泉,一灯郭索,如遇之苇萧沙水间”[67]。蟹爪水仙一直是水仙盆景的经典造型,为人们所喜爱。《(光绪)重修天津府志》载“今津人多喜蟹爪形者,叶短狭而屈曲横短,乃人工也”[68]。球茎经过雕刻后长成的水仙造型千姿百态、情态宛然,将水仙的天然仙韵和人工智巧完美结合。而其造型形象多寄托吉祥幸福的寓意,如金鸡贺岁、松鹤延年、孔雀开屏富贵春等。这样的水仙盆景既可以装饰家居,烘托节日气氛,也可以馈赠亲友,寄托新春的祝福。

(二)文学

古代专题吟咏水仙的诗歌数量较多,许多优秀作品维妙维肖地刻画了水仙的色、香、姿、韵,寄托了高雅的品格意趣,丰富和深化了我们对水仙美的体验认识。宋代黄庭坚《王充道送水仙花五十枝,欣然会心,为之作咏》“凌波仙子生尘袜,水上轻盈步微月。是谁招此断肠魂,种作寒花寄愁绝。含香体素欲倾城,山礬是弟梅是兄。坐对真成被花恼,出门一笑大江横”[10]11415,描写其仙姿、仙韵最为传神,用“凌波微步,罗袜生尘”的洛神来形容水仙,写出了一种轻盈婀娜的姿态,“凌波仙子”、梅兄礬弟则成了描写水仙的经典比喻和说法。南宋陈傅良《水仙花》、朱熹《赋水仙花》、刘克庄《水仙花》赞美水仙的气节情操,“清真处子面,刚烈丈夫心”[10]40392,“独立万槁中”[10]29250,“高操摧冰霜”[10]27562,又进一步将水仙与松竹相提并论,“高并青松操,坚逾翠竹真”[10]22103,推举其岁寒开放的坚贞气节。这些观点和说法,奠定了梅花观赏的基本认识,梅花因此获得了“凌波仙子”“兄梅弟礬”的称呼。

明清水仙诗歌创作更为兴盛,人们的感受认识也更丰富,明代梁辰鱼《月下水仙花》“绕砌雾浓空见影,隔帘风细但闻香”[69]、清代康熙御题《见案头水仙花偶作二首》“翠帔缃冠白玉珈,清姿终不淤泥沙”[70]、谢章铤《水仙不花有感》“只见纤丛几叶新,恼人花事问频频”[71]都是咏不同情态的水仙诗的佳作。文人士大夫还常借水仙托物言志,清代民族英雄邓廷桢咏《水仙花》“惟有水仙羞自献,不随群卉争葳蕤。冬心坚抱岁云莫,粲齿一笑香迟迟”[72],寄托了不随流俗、坚贞乐观的品格追求。清末民主革命志士秋瑾出生于福建闽县,赞美水仙“嫩白应欺雪,清香不让梅”[73],水仙的清贞形象正是诗人卓然独立、坚贞不屈品格的绝佳写照。

历代以水仙为题材的词作也很丰富,主要集中在两宋和清朝,名篇佳作不胜枚举。和诗歌言志的庄重典雅不同,咏水仙词作则更加妩媚缥缈、情韵婉转。宋代如王千秋《念奴娇·水仙》、张炎《浪淘沙·余画墨水仙并题其上》、高观国《金人捧玉露·水仙》、王沂孙《庆宫春·水仙》、辛弃疾《贺新郞·赋水仙》、周密《花犯·水仙花》、吴文英《凄凉犯·赋重台水仙》、元代邵亨贞《虞美人·水仙》、明代刘基《尉迟杯·咏水仙花》、清代郭麐《暗香·水仙花》、周之琦《天香·咏水仙花》、陈维崧《玉女摇仙佩·咏水仙花和蘧庵先生原韵》、清末民初王国维的《卜算子·水仙》等都是佳作。其中宋代高观国《金人捧露盘·水仙花》可谓代表:“梦湘云,吟湘月,吊湘灵。有谁见、罗袜尘生。凌波步弱,背人羞整六铢轻。娉娉袅袅,晕娇黄、玉色轻明。香心静,波心冷,琴心怨,客心惊。怕佩解、却返瑶京。”[66]2349以众多水仙神女喻花,亦花亦人,虚实相生,意境朦胧空灵,写出了水仙花幽雅孤洁的品格、凄清朦胧的姿态,展示了幽怨婉转的美感境界。

《水仙花赋》历代共有十几篇,作者有北宋高似孙(两篇),元代任士林,明代徐有贞、田艺蘅、姚绶,清代陈作霖、胡承珙、胡敬、孙尔准、龚自珍等人。赋长于铺陈,描写较为全面,能具体地展示色、香、姿、韵的不同方面。徐有贞《水仙花赋》语言清美华茂,赞美水仙“百花之中,此花独仙”,其姿态“极纤秾而不妖,合素华而自妍。骨则清而容腴,外若脆而中坚”,其品质是“冰玉其质,水月其神。……操靡摧于霜雪,气超轶乎埃氛。……非夫至徳之世,上器之人,孰为比拟,而与之伦哉”[74],对水仙的“仙人之姿,君子之德”做了全面总结。

在人们对水仙的文学吟咏中,形成了许多关于水仙的典故,凝结了水仙审美的一些基本感觉、印象、趣味和理念。除“凌波仙子”“梅弟礬兄”外,还有“雅客”“十二花师”“一命九品”“岁寒友”“三香”“五君子”等。清代小说《镜花缘》中,视水仙与牡丹、梅花、菊花、莲花等同列,称其“态浓意远,骨重香严,每觉肃然起敬,不啻事之如师”,尊为“十二花师”之一[75]。王世懋《花疏》“水仙前接腊梅,后迎江梅,真岁寒友也”[22],有时也称水仙与松、柏、竹为“岁寒友”。水仙与梅兄礬弟合称“三香”,与松、柏、竹、梅合称“五君子”,乾隆有《题钱维城五君子图》“松柏水仙梅与筠,天然结契意相亲”[76]卷五九。

(三)绘画

水仙入画始于南宋,今存世南宋作品仅见无款署《水仙图页》[77-78]。宋末赵孟坚是第一个以画水仙著称的画家,其《水仙花卷》“画长丈余”,将水仙随风招展、带露凝香、凌然欲仙的仙骨清姿刻画得淋漓尽致,后人赞叹“庶几为花传神矣”[79]。元代以来,水仙成为了文人画的常见题材,卢益修、虞瑞岩、钱选、王冕,明代徐渭、仇英、王榖祥、清代孙杕、郭元宰、汪士慎、吴昌硕等都喜画水仙。清末吴昌硕称水仙“花中之最洁者。凌波仙子不染点尘,香气清幽,与寒梅相伯仲。萧斋清贡,断不可缺”[80],今存世作品有《牡丹水仙图》《天竺水仙图》等。

画家不仅取水仙独立入画,还常常将水仙与其他花卉草木组合加以表现,最常见的是水仙和梅花“双清”组合,如明代钱谷《梅花水仙图》、文嘉《梅石水仙图》、王榖祥《梅花水仙图》、清代郭元宰《梅花水仙图》等都属于这一题材。另山茶、瑞香、竹、松、柏、石等都是常见的清物组合,如明代陆治《山茶水仙图》、徐渭《竹枝水仙图》、陈道复《松石水仙图》、王武《水仙柏石图》、清代孙杕《梅茶水仙图》等。另如明代陈洪绶《水仙灵芝图》、吴焕《梅鹤水仙图》、清代吴昌硕《牡丹水仙图》*以上所引画作名称均引自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编《中国古代书画图目索引》,文物出版社1993年版。等则是吉祥寓意的画作。这些花卉绘画中,水仙不一定是主景,但至少说明它在人们心目中已经跻身“岁寒友”及“君子”之列,与梅、竹、松、柏等地位相持,而且还是吉祥美好的象征。

(四)工艺

手工艺品中也多水仙图案。水仙纹饰、图案常用于瓷器装饰。如清康熙、雍正年间“十二月花卉纹杯”之青花水仙杯,以山石、水仙为主题纹饰,并有“春风弄玉来清画,夜月凌波上大堤”[81]题句。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同治器皿“青花花卉纹水仙盆”[82],盆腹四面各绘有一组水仙花,十分精美。光绪瓷器“青花水仙葡萄纹盒”[83]、明紫砂壶“水仙六瓣壶”[84]、乾隆漆雕“剔红花卉诗句图笔筒”(包括水仙花)[85]、清宫旧藏玉器“染牙水仙湖石盆景”[86]、“清玉菊瓣式盆水仙盆景”[87]等都是不同风格水仙装饰的工艺品。水仙也是清代流行的服饰图样,如故宫博物院馆藏清光绪“绛色缂金水仙纹袷马褂”[88]、清同治“石青色纱绣水仙团寿纹袷坎肩”[89]、清光绪“雪灰色缎绣水仙金寿字纹袷衣”[90]等。

(五)民间传说

民间传说故事中也有不少以水仙为题材的内容,反映了劳动人民对水仙的喜爱。据清汪灏等《广群芳谱》引《内观日疏》,有一姚姥住在长离桥,十一月夜半时分,梦见观星(按:星宿名)坠落,化为水仙一丛,十分香美。她于是摘食了一片花瓣。醒后就产下了一个女孩儿,取名“观星”。“观星”又叫“女史”。因此水仙花又有别名“女史花”或“姚女花”[59]卷五二。

漳州盛产水仙,当地关于水仙起源的故事尤多。一说龙溪县梅溪村有一寡妇,虽子幼家贫,仍救助了一个冻饿数日的癞丐。癞丐为表谢意,将所食之饭洒在田中,变成了满园的水仙花。从此孤儿寡母靠卖花度日,日子渐渐宽裕。水仙花也从此在漳州龙溪繁衍[91]。一说漳州市龙溪县圆山下有名叫余凤鸣的人,侨商于阿非利加(按:非洲),偶于一外人之花园中见到水仙花,美丽可爱,归国时携数颗移植到村里,遂散布于圆山附近之村落[92]。福州也有一些关于水仙花的歌谣[93]。

三、水仙的审美价值和人文意义

水仙有着丰富而独特的观赏价值,古往今来深受人们喜爱,融注了深厚的思想情趣,引为高洁坚贞思想人格的象征,积累了丰富的人文意义。

(一)物色美感

水仙主要有两个品种。一种是单叶(单瓣)。根似蒜头,外有薄赤皮。叶如萱草,色绿而厚。春初于叶中抽一茎,茎头开花数朵,大如簪头,洁白平展,状如圆盘,“上承黄心,宛然盏样”*详参王路《花史左编》(《续修四库全书》本)卷四《花之辩·水仙》。另还有双心水仙,有两枚“金盏”,见于宋代高观国《菩萨蛮·咏双心水仙》句云“的皪玉台寒,肯教金盏单”,这种情况较少见,应是品种的变异。,整体上形似白玉盘上托起一盏金杯,故名“金盏银台”或“金盏银盘”。另一种是千叶(重瓣)。杨万里《千叶水仙花》诗序称“花片卷皱密蹙,一片之中,下轻黄而上淡白,如染一截者”[10]26459,人们以其精致明洁又名玉玲珑。“凡花重台者为贵,水仙以单瓣者为贵”[22],“花高叶短,单瓣者佳”[64]。不同的品种和形态展示了水仙花丰富的观赏价值。

水仙根茎乳白,茎叶碧绿,花瓣洁白,花盏鲜黄,古人称作“素颊黄心”(王之道《和张元礼水仙花二首(其一)》)[10]20252、“青裳素面”(陈与义《用前韵再赋四首(其四)》)[10]19532、金台银盏,其色调素淡清雅,有一种超凡脱俗的气息。和大多数花卉的姹紫嫣红、流霞溢彩相比,水仙的素色有一种洗却铅华、超逸尘俗的仙气,诗人赞美它“神骨清绝”[94]、“冰肌玉骨”[95]、“世上铅华无一点,分明真是水中仙”(周紫芝《九江初识水仙二首》)[10]17404。

水仙属于草本,姿态十分柔婉。水中白茎袅娜,叶片青翠亭立,数枝花葶上点缀着淡雅的花朵轻轻摇曳,姿态分外柔美,杨万里诗云“水仙头重力纤弱,碧柳腰支黄金萼。娉娉袅袅谁为扶”(《再并赋瑞香水仙兰三花》)[10]26456。柔婉的姿态流露的是一种婀娜的神韵,含羞的情态,“含羞着水傍云轻”(法若真《水仙》)[96]、“低垂玉珮浑无力,斜捧金巵别有春”(张毛健《水仙》)[97]。清人戏曲家李渔最爱水仙“善媚”,喜欢的就是它“淡而多姿,不动不摇而能作态”[34]的柔婉幽静韵致。

水仙花诱人之处还在于它的清香。早在北宋诗人晁说之即称赞说:“此花清香异常,妇人戴之,可留之日为多。”(《四明岁晚水仙花盛开,今在鄜州辄思之……》)[10]13749。古人多用“幽香”“暗香”形容,似于梅花,诗云“暗香低引玉梅魂”(沈廷荐《水仙花》)[98]、“漏永幽香逐”(龙启瑞《以水仙花赠钱萍矼同年又叠韵二首》)[58]。但水仙之香明显胜于梅花,甚至胜于酴醾和兰花,“同时梅援失幽香”(韩维《从厚卿乞移水仙花》)[10]5248、“寒香自压酴醾倒”(黄庭坚《次韵中玉水仙花二首》)[10]11415、“清香况复赛兰荪”(杨慎《水仙花四绝》)[99]。其香“芬洌逼人”[23]、“芬芳敛不散”(祝德麟《深冬蓄水仙一盆,二月中旬始放花》)[100],“幽香生自性根来”(吴嵩梁《水仙》)[101],其香引人注意,与生俱来。水仙香气浓郁而不妖,“怀清芬而弗眩”,它幽雅清远的香味,萦绕于素艳、清绝的花株,更衬托出一种高雅的仙人气质、君子之德。徐有贞《水仙花赋》赞叹:“彼之来斯,诚类仙子。馨香芬芳,容光旖旎……怀清芬而弗眩兮,乃独全其天真……发采扬馨含芳泽兮,仙人之姿,君子之德。”[74]“清香自信高群品”(姜特立《水仙》)[10]24144,水仙袭人的清香是确立其崇高地位的一个关键因素。

水仙球茎以清水滋养,也是其独特之处,十分惹人喜爱,给人以无限的美好联想。黄庭坚赞叹它“借水开花自一奇”(黄庭坚《次韵中玉水仙花二首》)[10]11415,“得水能仙天与奇”(黄庭坚《刘邦直送早梅水仙三首》)[10]11415,王千秋《念奴娇·水仙》“开花借水,信天姿高胜,都无俗格”[66]1470,都显示了人们对它的这一习性的喜爱。这一习性在花国中唯有荷花相近。与荷花出污泥而不染不同,水仙宜于清水养花,“瓷斗寒泉不受尘”[60],更显得品性芳洁、气质清雅。因而人们称赞水仙如仙子“毫茫凌波微步来”(刘璟《画水仙花》)[102],“水上轻盈步微月”(黄庭坚)[10]11415,真是一派清婉雅逸、萧然出尘、仙风道骨般的姿态。这一特性使“水仙”名副其实,人们也多理解为水仙得名的由来。

水仙的花期在冬季,与腊梅、梅花、山茶大致同时,人们称水仙与梅、山茶为“小寒三信”。宋人史浩《水仙花得看字》“奇姿擅水仙,长向雪中看”[10]22143,明人费元禄《花信风诗二十四首·小寒三候水仙花》“射鸭池头雪未残,水仙风色正冲寒”[103],这也是水仙花的一大特色。

水仙起源虽晚,但从一开始就甚得人们的推崇。人们对水仙的喜爱与审美情趣取决于水仙的名称、生物条件和人们的文化需求之间的客观契应和历史机遇。水仙的清香素雅符合宋人清逸幽雅的审美标准,所以一经发现,就备受推崇。这对后世影响很大。

(二)人文意义

上述水仙的诸多形质和习性特色,带给了人们生动而丰富的审美感受,历代文人士大夫特别喜爱和推崇,将其引为思想人格的寄托,赋予了品德情操的象征意义。

1.清雅气质

水仙花素雅的花色、轻盈的姿态、清郁的芬芳,“借水开花”的习性,体现了一种高雅的气质和超逸的姿态。这份清绝与清逸,在花卉中只有梅花可与之相提并论,被人们称作“双清”(吕诚《双清诗》)[104],“水仙玉梅亦超俗”[105]、“清峻胜处子”[105]。加之一个“水仙”的美名,“百花之中,此花独仙”[74],“评量卉谱合称仙,脱俗离尘意洒然”[76]卷七三,是人们超越流俗、高雅洒脱的人生态度与生活情趣的极佳写照和绝妙象征。人们并不满足于以“凌波仙子”视之,认为这难免有女性“脂粉”气息,于是进一步将其比作屈原和李太白,“岁华摇落物萧然,一种清风绝可怜。不许淤泥侵皓素,全凭风露发幽妍。骚魂洒落沉湘客,玉色依稀捉月仙”[10]36274,寄托了更为高雅的精神品格,又称赞它如“高人逸士,怀抱道德,遯世绝俗,而高风雅志自有不可及者”(吕诚《双清诗》)[104]。

2.坚贞品格

水仙花期在冬季,此时天寒风冽,草木萎尽,古人认为水仙具有孤根独秀、不畏霜雪的坚贞品格,与“岁寒三友”松竹梅丝毫不让,常将它与梅、竹、松、柏等联类赞誉,以寄托人们高尚的品德。人们称赞水仙具有“高并青松操,坚逾翠竹真”,“独立万槁中”(陈傅良《水仙花》)[10]29250的凛然大节,水仙因此也成了岁寒三友那样的君子之象。

3.吉祥寓意

水仙是“小寒三信”之一,中国阴历春节前后开放,被认为是新春吉祥如意的预兆,人们常用来表达迎新纳福的美好愿望。前引《(光绪)吴川县志》载:“(水仙花)市自省城,家家种之,元旦花开,人争以花验休咎云。”[54]水仙的名字也有吉祥的象征意义,单瓣水仙名“金盏银台”,千瓣水仙名“玉玲珑”,正好符合金玉满堂的吉利兆头,是富贵和瑞吉的象征。因此人们常常在新春时节,将水仙作为馈赠佳品,赠送亲朋,以寄托美好的祝愿。

四、现代的水仙文化

现代以来,水仙也一直备受人们喜爱。现代许多文人对水仙花都十分钟爱。鲁迅就特别喜爱水仙,1935年2月在郑振铎家作客,鲁迅兴致勃勃地向大家谈论起水仙的观赏和药用价值[106]。园艺园林专家周瘦鹃也偏爱水仙,《得水能仙天与奇》一文写道,母亲生前很爱水仙,母亲去世恰在冬天,他就买了三株崇明水仙,养在一只宣德紫瓷的椭园盆里,伴以英石,供在灵几上,赋诗云:“翠带玉盘盛古盎,凌波仙子自娟妍。移将阿母灵前供,要把清芬送九泉。”[107]林语堂对水仙花有一种特殊的亲近感,《论花与花的布置》一文写道:“我觉得只有两种花的香味比兰花好,就是木樨和水仙。水仙花也是我的故乡漳州的特产,……白水仙花头跟仙女一样地纯洁。”[108]郭沫若有一本诗集《百花齐放》,用101首诗赞美101种花,其中水仙花诗写道:“碧玉琢成的叶子,银白色的花。简简单单,清清楚楚,到处为家……人家叫我们是水仙,倒也不错。只凭一勺水,几粒小石子过活……年年春节,为大家合唱迎春歌。”[109]

1987年5月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和上海园林学会等五家单位联合主办“中国传统十大名花评选”活动,水仙荣居其一。春节前后,时令花卉相对较少,摆一盆水仙点缀几案、窗台,可以将居室点缀得更加幽雅多彩,为迎接新年增添无尽的诗情画意。水仙雕刻造型也成了一门艺术,孔雀开屏、金鸡报晓、松鹤延年、螃蟹戏水等水仙造型盆景,符合年节气氛,深受大众喜爱。水仙还被用作切花插瓶使用,人们将山茶、腊梅、梅花等组合搭配。水仙喜暖畏寒,花期在冬季,因此大面积露地栽植、花坛造景并不普便。只是在江南暖湿且盛产水仙的地区,如上海、漳州等地,在冬季常将水仙散植在公园的草坪上或者与其他时令花卉组成花丛、花坛,形成园景。在北方春节前后,则多将水仙培植在温室花房中供游人观赏。新世纪以来,随着花卉文化及贸易与旅游的发展,各地开始举办形式多样的水仙花节和水仙花展。2007年漳州龙海市举办了水仙花雕刻节,同年河北石家庄植物园也举办了首届水仙花展,北京顺义区卧龙公园迄今已连续举办了六届水仙花展,2011年厦门举办了首届水仙花雕刻艺术展,2013年2月杭州高丽寺举办了迎春水仙花展,2013年福州马尾区园林局举办了水仙花展。

福建漳州水仙、浙江普陀水仙和上海崇明水仙并为我国当代三大水仙产地。1984年10月26日,漳州市人大常委决议,将水仙定为漳州市花。1997年8月福建省人大常委又通过决议,确定水仙为福建省的省花。普陀水仙,又称“观音水仙”,原为野生水仙,《(康熙)定海厅志》便有记载,如今被定为舟山市的市花。崇明水仙的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明代中期,但大规模种植始于上世纪20年代。2011年,崇明水仙花被选作“上海最有地方特色的花卉和最能体现上海园林园艺水平的产品”参加了台湾国际花博会。在以上地区,水仙成了当地的特色物产和传统产业,在当地园林、贸易、旅游等经济社会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民国以来,水仙远销南洋、欧美,那里的华侨多是闽粤人,十分珍爱水仙,每逢春节都将水仙供在几案,寄托思乡之情。1950年1月7日,夏威夷檀香山中华总商会举办了首届水仙花节,从那时起,每年一次从未间断。作为节庆重要项目,每年都要选出水仙花皇后和公主,代表檀香山华人到世界华人聚集地进行友好访问[1]131。在某种意义上,在许多华侨心目中,水仙花具有了“国花”的象征意义。在民国水仙大量销往欧美的背景下,西方人也视水仙为中国国花。1920年冰岩《国花水仙》一文中写道:“菊傲风霜开花适在双十时节,定为国花至宜也。顾有主牡丹者,有主嘉禾者,莫衷一是。而考之西籍,则认水仙为吾国国花。水仙,水仙,其为吾国外交的国花乎?”[110]中国水仙作为我国传统的花卉资源,成了中华民族一个重要的文化标志和象征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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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济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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