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围城》看江南文化的近现代转型

从《围城》看江南文化的近现代转型

顾梅珑

(江南大学人文学院，江苏无锡214122)

摘要：钱锺书先生的《围城》蕴含着深厚的江南文化底蕴，并展现出近现代转型时期新旧交替、中西交织的文化特质。江南特有的崇文重教与家族文化氛围让作者关注了一批特殊的社会群体——知识分子的生活境况，构建出在新旧两种迥然不同的价值取向夹击下令人啼笑皆非的“新儒林”景象；江南文化具有的兼收并蓄及开放性特征使其能够广泛接受西方先进文化，然而在对外在文化的盲目崇拜与缺乏内化的过程中出现了令人尴尬的“洋泾浜”现象；江南是中国近代民族工商业最早的发源地，也较早被列强打开门户开放商埠，其商业化与都市化进程带有鲜明的殖民化特征，以独特的方式进行着独特的现代化进程。转型时期的江南文化不仅奠定了《围城》整部作品的背景底蕴与环境氛围，更积淀在人物的心灵深处，成为其悲剧人生的客观因素，直接构筑了他们的“精神围城”。

关键词：《围城》；江南文化；近现代转型；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G112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钱锺书与吴学的近现代转型研究”资助项目(JUSRP11029)。

作者简介：顾梅珑(1979—)，女，江苏无锡人，江南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硕导，文学博士，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

doi：10．16401/j．cnki．ysxb．1003-6873．2015．01．007

钱锺书先生的《围城》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一部旷世奇著，具有多层深沉的意蕴，向人们揭示了爱情，婚姻、仕途、人生中的一个又一个“围城”，既有现实与文化中世态世相的描绘，也蕴含着对社会与人生的玄想深思。作品从印度洋上驶来的法国邮船白拉日隆子爵号开始到十里洋场的上海，再到因为战争四处辗转至湖南平成三闾大学，从海外到国内，足迹几乎踏遍大半个中国。这本书虽然地域跨度较大，但其中所蕴含的江南文化特质却较为明显，并且带有鲜明的时代转型特质。江南自古就是著名的“鱼米之乡”，承载着特有的崇文重教的文化气质；也是中国近现代民族工业最早的发源地之一，经济较为发达；它偏安一隅，但在文化上却兼收并蓄，最早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在世纪转型的特定时期，其新旧交替、中西交织的文化特质也最为明显，这在《围城》中的人物与社会形态上有着鲜明的表现，江南以其当时独特的地理位置、文化传统、经济发展状况奠定了整部作品的背景底蕴，甚至决定了整部作品的发展方向。

一、啼笑皆非的“新儒林”

《围城》开头便对主人公方鸿渐的家庭背景详细介绍。书中写道，方鸿渐的父亲是前清举人，“在本乡江南的一个小县里做大绅士”，那里的人在大都市大多干三种行业，“打铁、磨豆腐、抬轿子”，“土特产中艺术品以泥娃娃为最出名”，“年轻人进大学，以学土木工程为最多”[1]6。可以说，这是钱锺书在文中对家乡无锡最明显也是最直接的一次描绘。无锡和许多江南城市一样，家族文化十分兴盛，形成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文化家族，其中就包括《围城》的作者钱锺书先生出身的钱氏家族。钱氏家族学风绵长，不论是钱基博、钱穆还是钱锺书，都是文史兼治、学贯古今、渊博会通的大师。钱氏家族的先祖钱镠是钱氏后人发奋学习的榜样。他出身贫寒，却从小酷爱读书，直到晚年还坚持阅读，并立下家训：子孙虽愚，诗书须读。钱氏子孙一直秉承这样的家学渊源。从宋代开始，钱氏家族就形成了族内相互扶携的风气，让族中的贫困子弟有书可读，各地的钱家都设立义田、义庄、祭田，并明文规定其中一部分田产或盈利必须作为教育经费。这种早期的“教育基金”模式，保证了钱氏子孙无论贫富，都有受教育的机会，建在无锡鸿山七房桥的“怀海义庄”就是一个典范。钱穆和钱伟长都是在义庄资助下才得以上学的。这种对子孙教育的重视是钱氏家族的立族之本，也是江南文化崇文重教的典型表现。

江南文化自东晋后便具有突出的崇文特征，崇文重教之风使得江南地区鸿儒硕学辈出。一方面这和其偏安一隅的地理位置有关，杜佑的《通典》写道，“永嘉之后，帝氏动迁，衣冠之族多渡江而南，艺文儒术于斯为盛。”[2]另一方面，明清科举制度的盛行更极大推动了这一趋势。科举入仕是江南家族教育的热点。在封建社会，一个家族社会地位的高低以及家族利益能否维护，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家族是否“代有闻人”。在科举入仕的社会中，家族及第人数的多少直接关系到家族地位的高低，特别是到了清代，对秉赋聪颖、学习上进的子弟，族内会给予大力支持，希望他们有朝一日获取功名﹑跻身官场。《吴氏家典》曾经写道，“族内子弟有器宇不凡，资禀聪慧而无力从师者，当收而教之，或附之家塾，或助以膏火，培植一个两个好人作将来楷模，此是族党之望，实祖宗之光，其关系非浅。”[3]官绅地主和庶民地主都需要依靠科举考试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巩固自己的经济利益；兴办家族教育，鼓励子弟参与科举考试，正是各个家族维护家族利益的重要举措。

这种江南的传统文化特色在钱锺书的《围城》中有典型表现，主人公方鸿渐的家族便是一个传统的江南文化家族，他的父亲是前清举人，在本乡江南一个小县里做大绅士，读书在他看来是头等大事，在给留洋的儿子回信中，他表达了对儿子胡思乱想而不安心读书的不满，教训道，“吾不惜重资，命汝千里负笈，汝埋头攻读之不暇，而有余闲照镜耶？”[1]7方鸿渐后来在回国之前费尽心思弄来个“克莱登大学”的假文凭，才算有脸回乡，而方家也把这件事大张旗鼓地刊登在当地报纸上，足见江南大家族对子女教育的重视。和他一起登载在报的还有另一大户人家的女儿苏文纨，说明在江南即使是女性，也可以和男性一样接受高等教育，并且以有文化知识为荣，这在中国其他地方是罕见的。

中国的近现代，社会的思想领域和文化领域都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江南地区地处沿海地带，加上本身便具有开放性与包容性的特点，频繁地对外交流开拓了视野，人们开始接触异域文化，特别是随着时代的变迁科举入仕之路被堵塞后，封建家长不得不顺应历史潮流将目光转向海外，他们将子女送出国去学习更加先进的文化知识，以期寻找新的出路。留洋便成为一种时尚。方鸿渐的经历正是那个时代转型期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他们从海外带来的新思想新文化极大丰富了知识界，给传统的江南儒林注入了新鲜血液，却又和传统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冲突，新旧文人之间的矛盾冲突是构成《围城》的重要内容之一，我们因而得以看到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新儒林”景象。

在新旧交替的独特时期，方鸿渐在国外接受了新的思想，明显受西方文化影响，自我意识觉醒，开始重视个人的价值，有了追求自由生活的理想和愿望，于是鼓起勇气向父亲提出退掉包办婚姻的要求，但很显然在这次和父亲的抗争中，他失败了。江南文化是建立在中国强大的封建专制文化基础上的，这在等级森严的江南家族中表现尤为明显。可见，方鸿渐不是败给了自己的父亲，而是败给了几千年的封建家长制。这种表面的开放、内在的保守在方鸿渐与同乡遗老的较量中有进一步表现。方鸿渐受邀为家乡同仁进行演讲，主席台上坐着烫着波浪头的时髦女性，演讲题目是《西洋文化在中国历史上之影响及检讨》，倒显得很开放，但一听到方鸿渐提及鸦片和梅毒，全部哗然，结果是“不到明天，好多人知道方家留洋回来的儿子公开提倡抽烟狎妓”，搞得“原本有意于他的小姐们纷纷对他避之不及”[1]8。可见，转型时期的所谓开放只停留在表面盲目地崇拜，而无法深入内核。即使看上去开明的方鸿渐的父亲，在其择偶问题上依旧表现出男尊女卑、父权至上的封建思想，在儿子结婚时方豚翁送的那口老式自鸣钟就是传统文明的象征。

可见，尽管西方文化呈破浪之势汹涌迅速地“淹没”江南大地，但统治中国这块土地的几千年的封建传统文化根基却很难动摇，外来思想只能暂时浸湿表皮，而不可能触及其根本，根深蒂固的仍然是腐朽的传统文化政治秩序。与此相对，囫囵吞枣接受、盲目地崇拜倒让知识界忘了真正传统文化的精髓，从而呈现出一片可笑可悲的错位场景，最典型的便是各类卑琐恶劣的文人败类，如清高却缺乏爱心的女博士苏文纨、酸味十足的大诗人曹元朗、三闾大学满嘴洋文却虚伪狡猾的高校长等等。

作为新旧交替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方鸿渐对近现代转型时期江南文化的双重性有着深刻认识，同时他又是这种双重性的典型代表。一方面，他对父辈的迂腐不化很是反感，崇尚西方文化中的个性自由，却无法彻底摆脱封建家长制的藩篱；另一方面，他看清当时所谓西学的浮华却又不学无术、浮躁并带一点虚伪，与传统文化完全脱了节。留洋期间他到了欧洲，“既不钞敦煌卷子，又不访《永乐大典》，也不找太平天国文献，更不学蒙古文、西藏文或梵文。四年中倒换了三个大学，伦敦、巴黎、柏林；随便听几门功课，兴趣颇广，心得全无，生活尤其懒散”[1]9。不过，即使对传统知识的精华领略不够，但对于那些崇洋媚外，甘当洋奴走狗的人却打心眼里瞧不起，保持着知识分子特有的清醒与清高，如对酸味十足的大诗人曹元朗极尽鄙夷挖苦，对满嘴洋文却虚伪狡猾的高校长极尽讽刺批判，宁愿辞职也不同流合污，中国传统文人的精神气质在他身上有着独特的烙印。在这两种价值取向迥然不同的文化的夹击下，方鸿渐形成了江南“新儒林”中这类知识分子对待人生的悖谬态度和双重人格，那便是既认真又玩世，既正直而又脆弱。可以说，《围城》最独特之处便是关注了这一批独特的社会群体——知识分子的生活境况，这和钱锺书本人的江南生活背景有着密切联系，并在世纪转型期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

二、光怪陆离的“西洋镜”

“五四”前后，西方文化曾经作为近代人类文明发展的先进模式而备受膜拜，中国知识分子急切希望利用西方的先进文化来拯救封闭落后的中国，“民主”“科学”便是当时高举的两面大旗，足见当时人们对外来文化的渴望。西方文化便在这样急切的需要下，迅速地传入中国，江南由于地理位置的独特当然备受影响。此外，江南文化本身便具有兼收并蓄以及开放性的特质，自远古以来就通过不断地吸收与融合其他区域的文化来丰富自己，比之中原文化相对开放：先秦时期，吴越文化便与中原文化广泛交融；到了近现代，更因为其独特的沿海位置，开始广泛接受异域文化。不过，由于对外在文化盲目崇拜而缺乏内化的过程，近现代转型期的江南文化甚至完全抛弃了传统文化的精髓，出现了令人尴尬的“洋泾浜”现象，《围城》中这种囫囵吞枣的盲目接受就得到了广泛的体现。

《围城》中的人无论尊卑贵贱都以西方文化为上，在他们眼中，只要是沾染一点“洋”气的人与物都是好的，崇洋心理可见一斑。作者首先对知识分子崇洋媚外的嘴脸毫不留情地进行了讽刺与揭露。方鸿渐在国外不学无术，只能靠买假文凭来蒙混过关，但是回国还是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所有的家人、七八个堂房叔伯兄弟以及方老先生的朋友们都簇拥在月台上接他回家，甚至连当地的记者也赶来为他照相，同乡校长还来请他做关于西洋文化的演讲，着实热闹了一把。其实，大家看中的并不是真才实学，而是那张有留洋标志的文凭，后来方鸿渐也靠着这样张“洋文凭”获取了三闾大学的聘用，校长高松年甚至都不知道方鸿渐是谁，只知他留过学，便将其聘为教授。

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从他们一开始成长并走上历史舞台，就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历史悲剧，即他们是民族启蒙的英雄，担当着用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来拯救千疮百孔的祖国与人民。但是，随着启蒙理想的衰落，《围城》中的“知识分子”从一开始便没有了救国救民的伟大理想，他们出国也不是为了伟大的政治目标，相反，平淡无奇的留洋生活让他们百无聊赖。方鸿渐便是这样一个典型，因为偶然的机会获得了出国留学的机会，而“四年中倒换了三个大学”，“兴趣颇广，心得全无，生活尤其懒散”[1]8，直到钱不多了，才不得已买了张假文凭回家，好蒙骗父亲和准岳父周经理。可见，尽管西方文化冲击中国已经几十年，但中国人接受到的依然只是停留在表层的西方文化“符号”，而始终没有触及西方文化的精神内核，特别是其民主、自由与启蒙的进步思想理念。方鸿渐因为有过出国留学的经历而沾沾自喜，但他实际上不学无术也无伟大的奋斗目标，因而常常感到无所适从，这便是江南文化转型时期知识分子特有的尴尬生存状态。如果说方鸿渐因为知道自己的博士文凭是假的，有时候还有些自感羞愧的话，作品中其他的知识分子更是有恃无恐地表现自己对西方文化的推崇。围绕在苏文纨身边的董斜川、褚慎明、曹元朗等这些“不中不西、不伦不类”的文化怪胎们，或以诗人自称、或以哲人自诩，口出狂言、虚妄至极、表里不一，尤其是曹元朗那首半土不洋的诗歌《拼盘姘伴》，和苏文纨的那份旧作一样，让人读了便觉得可笑。

从上海到三闾大学这一路，各色人等对西洋文化的“崇敬之心”真是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路边简陋的小旅馆敢美其名曰为“欧亚大旅社”，连店里的伙计都觉得“穿西装的文明人，要讲理”。三闾大学更是虚伪的知识分子的聚居地：李梅亭、顾尔谦一路上算计方鸿渐、赵辛楣；校长高松年愚笨好色；韩学愈“克莱登”大学的文凭与妻子的美国国籍显然都是假的；汪处厚野心勃勃，到处拉拢人心；部视学在关于导师制的讨论会上平均每分钟一句半都在说“兄弟在英国的时候”。整个三闾大学内部分门立派，勾心斗角，乌烟瘴气。老师如此，学生也是如此，英语不好却用英语欺负老师，学业成绩不佳，根本不懂西学，却个个拥有稀奇古怪的英文名字，如亚历山大、伊丽莎白、拜伦、培根等，这便是下一代的精神面貌。在对西方文化符号的解读下，作者显示想要表达的是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之情，这些“崇洋媚外”的文化现象不能不令人反思。

即使在女性的世界里，也适应当时的风气出国留洋，但这些所谓留洋的女性或行为放荡，或故作风雅，既没有学到西方文化的精髓，反而失去了女性善良淳朴的本性。比如，方鸿渐在游船上艳遇的鲍小姐由未婚夫出钱让她去英国学了两年医学，也算是受过西方文化“熏陶”的，但不仅没有学到什么真正的知识，反而更加轻浮开放，玩弄男性也被男性玩弄。她与方鸿渐一路回香港，只因船上寂寞无聊便大肆勾引方鸿渐，尽管方鸿渐觉得她“行为不检”，但依然经不住引诱在船舱里与她偷情，被别人抓住了把柄。苏文纨倒算是真正出国留学的，但一出现便流露出缺少爱心、自恃甚高的本性，在船上遇到孩子时极为冷漠，但对孩子母亲的夸奖又甚感得意。她天性孤高冷傲，对人“敬而远之”，做作而虚伪。她曾经邀请方鸿渐去家里拜访，而等方鸿渐上门拜访时，又故作冷漠；尽管喜欢方鸿渐，却乐于看赵辛楣与方鸿渐为自己而争风吃醋，满足自己的虚荣心。被方鸿渐拒绝后，她更是气急败坏，百般挑拨方鸿渐和唐晓芙的感情，自己则转而迅速嫁给了曹元朗。此外，苏文纨虽然不像方鸿渐那样从国外混的是假文凭，但是一首“为文纨小姐录旧作”还是暴露了其不学无术的真实面目，她和曹元朗是典型的同类人，难怪作者最后将他们安排在了一起。这就是接受了西方教育的现代知识女性的真实面孔。与鲍小姐、苏文纨这两个留洋归来的女人相比，方鸿渐所钟爱的唐晓芙身上没有了她们的“洋”气，却更加真实可爱，“天生着一般女人要花钱费时、调脂和粉来仿造的好脸色”，“眼睛并不硕大，可是灵活温柔”，“是摩登文明社会里那桩罕物——一个真正的女孩子”[1]47，方鸿渐立刻就爱上了她。在女性世界中，被虚假西方文化包装起来的女性显然成为了作者讽刺的对象。

尽管中国从五四开始就大规模地引进西方文化，但是“历经三十年选择传统还是选择西化的二元对立斗争”，最后，中国人的努力“因这两种文化之间巨大的本体论差异和操作者的盲目”，形成了一种文化畸形，“真正的文化——中西方文化中有价值的东西、出于结构中心的东西，并没有被这些文化人予以连接结合，相反，他们将脱离了原有文化结构和改变得不伦不类的语境之中的那些破碎表象，同他们畸弱的文化建构能力和驴唇不对马口的想象力扭结在一起，既塑造了他们自己的灵魂世界，又塑造了病态丑恶的殖民文化”[4]。《围城》中呈现的光怪陆离的“西洋镜”便是江南文化在近现代转型时期接触西方文化特有的畸形体现。

三、交错杂糅的“都市景”

近现代转型时期，江南人对于西方文化的接受走上表面化与畸形化的歧途，这和沦陷区特有的阴暗颓废氛围及现代都市生活的冲击有关，知识分子逐渐失去了五四时期奋发进取的精神。江南是中国近代民族工商业最早的发源地，在晚明时期便出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特别是随着鸦片战争的炮火敲开中国的大门后，以上海为中心的诸多江南城市成为了开埠通商的口岸，向西方国家敞开了门户，列强在掠夺中国的同时，也把资本主义经济的管理办法、制度和价值观移植到上海，这种外来经济模式加快了江南的都市化的进程，并且呈现出中西交错杂糅的奇景，既带有鲜明的殖民化特色，又拖着沉重的传统尾巴，以其独特的方式进行着江南独特的现代化进程。

《围城》动笔于1944年，完稿于1946年，其时钱锺书正蛰居于沦陷区上海，都市景观的新奇性为他提供了独特的审美视角和审美领域，都市文化的强大穿透力在刺激着人们的审美视角和审美领域的同时也在改变和颠覆者人们的思维和生活方式。对作家来说，都市的新感觉、新体验改变着他书写的内容，江南城市规模的都市化，经济结构的商品化使精明的江南人更重视物质和个人生活品质，原本机智的江南人在抓住商品化资本化的机遇的同时也似乎更显现出他们追求现实、力求实惠的特质。如方鸿渐的准岳父就是一个在上海做银行生意的无锡人，而鲍小姐也是靠着秃顶的未婚夫金钱的支持才能过着浮华放荡的生活，商品、金钱、市民阶层、摩登女郎等共同组成了《围城》中浓郁的江南都市风情，钱锺书通过方鸿渐和几位知识女性的情感、婚恋纠葛折射出转型时期的以上海为中心的江南城市进程中错综复杂的矛盾况景。

在《围城》里，钱锺书虽然立足于对一种现代畸形婚恋观的阐释，但并不单纯对都市文化的否认，而是在正视、适应都市生活的基础上融入自己独特的人生体验，以一种机智幽默的叙事语言，对都市的一部分人进行描绘。都市的现代化进程是无法回避的，在《围城》中，处处反映着江南城市按照西洋文明的格局飞速发展，银行、西式街道、电话、咖啡馆、舞厅、电影院等现代化的都市景观逐渐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之中，李梅亭见王美玉之抱怨没有好西装，暴发户张吉民满嘴美语，家中堆满了象征金钱与权势的中西物件，而都市女性的表现更是独特，沈太太“嘴唇涂的浓胭脂给唾沫带进了嘴，把暗黄崎岖的牙齿染道红痕”[1]53，这个从法国回来的女人充满了浓郁的金属气。包括接受过先进西方文化的知识女性苏文纨、孙柔佳依旧对金钱充满了崇尚，以此来衡量个人的幸福与成功。

中西合璧的都市风景不仅体现在《围城》中描绘的外在物质场景，更体现在人物的内心深处。小说中聚焦的都市人群还是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的新式知识分子群体，他们仰慕西方文明，但传统的文化基础并没有完全被西方文明同化，西方生活方式与东方价值伦理交合在一起，因此人们的生活与言行表现出双重的价值倾向：一方面，要拥抱现代文明，出洋留学、穿西装皮外套、化妆，否则被人瞧不起，讲话要中英文掺杂，“……从前人不中进士，随你官做得多么大，总抱着终身遗憾。留了学也可以解脱这种自卑心理，并非为高深学问。出洋好比出痘子，出痧子，并非不可。……我们出过洋，也算了了一桩心愿，灵魂健全，见了博士硕士们这些微生虫，有抵抗力来自卫”[1]71。在上海的洋行、青年会等圈子里打交道的张吉民讲话时“喜欢中国话里夹无谓的英文字”，比如他带鸿渐在家里鉴赏瓷器时，开口闭口中英掺杂，“‘……不用拿假货来fool我。Oyeah，我姓张的不是sucker，休想骗我！关上橱门又说：咦，headache——便按门铃叫佣人。’鸿渐不懂，忙问道：张先生不舒服，是不是？’”[1]38；另一方面，处在转型时期的都市市民又固守着自己的传统文明，因为多少年的传统文化思想已经根深蒂固，不那么容易轻易改变。如张吉民家里尽管充满了“洋味”，但遇事却要拜佛烧香，连给女儿找女婿也要算命卜卦，真是可笑至极。同样，看来开明的方鸿渐家中陈设是新旧共存的，方豚翁给儿子的那口老式自鸣钟大钟就是传统文明的象征。作者在这里狠狠地挖苦了都市人一番，使读者忍俊不禁。20世纪40年代的江南，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杂糅，江南人一方面仰慕西方现代文明，效仿西方的生活方式，体现出弱小民族的自卑心理，另一方面他们并未改变自己传统的价值观，因此在这种中西文化交融构建了一番独具江南特色的都市风俗画。

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都市化的进程还未走向极致，市民阶层的范围尽管还很狭窄，但形形色色的都市市民却在《围城》中活灵活现。钱锺书用幽默讽刺的笔触刻画了围绕方鸿渐的几位都市男女的嬉笑怒骂和与之紧密相连的欲望、嫉妒、虚荣等各种情态，尤其是对于都市女性婚恋观的阐释，是特定时期都市意识的一种文化表述。虽然方鸿渐的两位弟媳是相当厉害的角色，但还只是城市与乡村两种夹缝文化中生存的代表，而接受了新式教育的苏文纨和孙柔嘉则是典型的都市女性了。她们都懂利用自己的方式去获取自己的物质和情感，但虽然都受过高等教育，却没没能脱离虚荣的卑弱心态。

赵辛楣在苏文纨同曹元朗结婚后感叹：“……我近来觉悟了，决不再爱大学出身的都市女人。我伺候苏文纨够苦了，以后要女人来伺候我。我宁可娶一个老实、简单的乡下姑娘，不必受高深的教育，只要身体健康、脾气服从，让我舒舒服服做她的LordandMaster。我觉得不必让恋爱在人生里占据那么重要的地位。许多人没有恋爱，也一样的生活。”[1]125苏文纨是一位出过洋、留过学的新型女性，懂得把她周围的异性都牢牢地抓在手中，也牢牢掌握着自己的婚姻自主权，并且最终选择了能给自己丰富物质生活的曹元朗，在“衣锦归来”重见方鸿渐后，狠狠地奚落了一番。她本可以凭借自己的学识和能力自谋职业，可却因为卑微的女性意识和虚荣心走向了自我堕落和浮萍的婚姻，把婚姻当作了一场交易。可见上海这座都市给了女性获取知识，谋求职业，求得自尊自立的机会，却也给了她们堕落虚荣的可能。

与苏文纨相比，孙柔嘉更有一股“硬劲”，她的家境虽然不比苏文纨，但她真切地意识到了悲剧命运危机的存在，并且也拥有了通过主动抗争赢取人生幸福的勇气。不得不承认，孙柔嘉其实是一名非常勇敢的女性。她大胆突破传统观念的禁锢，主动追求个人的人生幸福。但她最大的失败之处就是把婚姻当作事业来经营。方孙的婚姻掺入了太多旁人的因素：与方鸿渐相连的是一个没落的乡绅家庭——号称开明却并不理解儿子的父亲和唯唯诺诺的母亲及虎视眈眈妒忌心重的弟弟弟媳，这样的家庭当然让孙柔嘉受不了；与孙柔嘉相连的则是洋味十足的姑母家，刻薄是这位姑母最大的特点，她全身上下透着一种小市民气息，把自己的先生管得服服贴贴还不够，要怂恿孙柔嘉管制方鸿渐。孙柔嘉尽管敢于在行动上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大胆主动地追求自己的爱情与婚姻幸福，却在追求成功之后陷入新的困境，这正是和她自身所带有的颇具市民气息狭隘的畸态婚恋观相关，使得她的抗争不可避免地沾染了消极的意味：因为她越是奋力抗争，她就会在错误的人生选择里走得越远、陷得越深。

钱锺书在《围城》中以其独特的视角展现了中国步入都市化进程的复杂的面貌，通过描写都市人的生活空间和生存状态来展现中西文化交融的都市情状，构建独特的都市意象，折射出江南中西文化交汇的文化商品化时代风貌。这里处处闪现着新旧传统你抢我夺的刀光剑影，包含着情场与名利场上的厮杀、火拼，虽然没有肉体的伤亡，却时时看得到灰色的生活是怎样蚕食着人们的年华和生命，恶浊的半新时代的空气又是怎样腐化着人们的操守和灵魂。

总之，在钱锺书先生的《围城》中，无论是令人啼笑皆非的“新儒林”、光怪陆离的“西洋镜”，还是交错杂糅的“都市景”都是江南文化在近代转型时期的独特表现，呈现出新旧交替、中西交织的文化特质，它不仅奠定了《围城》整部作品的背景底蕴与环境氛围，更积淀在其人物的心灵深处，成为其悲剧人生的客观因素，直接构筑了他们的“精神围城”。

参考文献

[1]钱锺书．围城[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2]杜佑．通典[M]．北京：中华书局，1988：87．

[3]胡益民．茗洲吴氏家典[M]．黄山：黄山书社，2006：23．

[4]张清华．启蒙神话的坍塌和殖民文化的反讽——《围城》主题与文化策略新论[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5(4)：183-202．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Southern Yangtze Culture in Fortress Besieged

GU Mei-long

(School of Humanities， Jiangnan University， Wuxi， Jiangsu 214122， China)

Abstract：There is rich connotations of the Southern Yangtze culture in Qian Zhongshu’s Fortress Besieged.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old to the new， the integration of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s are presented in the book. The author observes the living conditions of the certain groups of intellectuals influenced by the worship for knowledge and the family cultural atmosphere in the Southern Yangtze area. These new confucianists are in an awkward position under the influence by the contradictary values. The eclecticism and openness of the Southern Yangtze culture makes it easily absorb the western culture， however， the idolatry and slavish adherence to it have lead to the embarrassing pidgin. The Southern Yangtze area was the cradle of modern Chinese industry and commerce， which was forced to open by the western powers， the peculiar commerc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of which were characterized by colonialism. Southern Yangtze culture comprises the background and atmosphere of the book， and the souls of the characters， becoming the objective factors that determine their tragedy， and the spiritual fortress besieged.

Keywords：Fortress Besieged； Southern Yangtze culture； modernization； modernity

〔责任编辑：陈济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