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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名的立意与功用

时间:2024-06-19

室名的立意与功用

孙书安

(盐城师范学院图书馆,江苏盐城224002)

摘要:室名主要根据室主所处的人生阶段、居住环境、家世背景、身份经历、生活境况、心志情趣、信仰学识、思想作为、修身养生来立意。因室名具有标志、传播、寄托、铭箴、纪念等功用,士大夫便自觉运用这一形式与载体,充分表现自我,历时而形成并积淀为中国特有的全息着中国主流文化整体结构形态的室名文化,同时也使自身成为室名文化的社会主体,并将此传统一直延续至当代。

关键词:室名;室主;立意;功用

中图分类号:G112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中国室名大辞典”(11FZS015)。

作者简介:孙书安,男,江苏盐城人,盐城师范学院图书馆馆员,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化研究。

doi:10.16401/j.cnki.ysxb.1003-6873.2015.01.008

室名不是简单的实物名称,而是物质与精神相融合的特殊“意符”,故具有多种功能和用途,士大夫自觉利用这一形式与载体,充分表现自己的心灵世界;在时间的长河中,形成、积淀为中国特有的全息着中国主流文化结构形态的室名文化,同时也使自身成为室名文化的社会主体,并将这个传统一直延续至当代。

一、室名的立意

室名的立意,与室主所处的人生阶段、居住环境、家世背景、身份经历、生活境况、心志情趣、信仰学识、思想作为、修身养生相联系。

所谓室名,它是由“命意”语词和“房屋”名词组构而成的,两者之间或增文言虚词“之”字,如“龙盘斋”“慎终之室”,这是室名的基本类型。此外,就是采用“洞天”“间”“处”“舟”“世界”等容体、方位、范围名词代替房屋泛称名词,如“云间洞天”“云半间”“不系舟”“无心处”“小诗世界”“半亩天”等;亦或省略房屋泛称名词及其指代名词,如“一枝安”“长江万里”“芝田菊隐”“一尘不染”等,此类室名如离开房屋实体或特定的语境,便不能认为是室名,它必须借助匾额才具有室名的性质,且不可代替姓名字号直接用于题署。

室名的命意语词是室名的主体;而反映不同形制的房屋泛称名词如楼、阁、斋、堂、庵及其指代名词,亦含有各不相同的基本文化意义,扩展命意之外的境界与意蕴,共同构成具体室名的客观内涵。

室名的意蕴取决于室名立意的根据,历代室名一般可分为如下义类:

(一)风景环境据《诗经·大雅·文王有声》载:“既伐于崇,作邑于丰。”叙述周文王讨灭崇侯,自歧(今陕西岐山县)迁都于丰(今陕西户县西)。及至成王在丰,欲都洛邑,遂使召公(周公)先行相宅。《尚书·洛诰》载周公向成王回禀说:“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涧水东、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东,亦惟洛食。”周公经过实地考察,分析地形地势、气候、水源河流等地理环境条件,认为都洛邑(今洛阳西)最为吉利。这说明,早在三千年前,华夏先民们建筑栖息之所,即注重生存环境的选择。这种选择环境,合理开发自然资源的实践积累,即形成后来的堪舆(风水)学说。

宋人陈孔晨“不碍云山堂”,语本唐杜甫《茅屋检校收稻二首》之一:“喜无多屋宇,幸不碍云山。”谓不妨碍观赏云物山水。宋范成大《吴郡志》卷一八引《越绝书》云:“太湖三万六千顷,七十二峰在上头。”明王延喆“七十二峰深处”,清迮朗“三万六千顷湖中画船”,皆因太湖而名。清蒋坦、郑佩珩“夕阳红半楼”,语出宋鲁交《江楼晴望》诗:“远水碧千里,夕阳红半楼。”乃以钱江晚景命名。元龚舜咨“山间明月楼”,清王概“山飞泉立草堂”,刘世珩“山青云白楼”,郑霁光“山色夕阳楼”,庄鸿“四围山色处”,悉将美好风景聚焦于室名,揽远景而据为己有。宋陈淳为陈氏某作《仁智堂记》:“宪使陈侯结堂于第之南面,真峰峦翠拔参天。其下甃为凹池,导后山之泉注其中,清泚寒冽,取夫子所谓‘乐山水’之意,而扁之曰‘仁智’。”[1]已有翠峦献前,而意犹未为足,复导山泉注池,以完善山水佳致。

或庭院深深,或居处市廛,隔断视野,亦因地制宜,模拟自然,构建佳境。明代张宁自作《一笑山雪夜归舟记》:“方洲草堂叠石为山,山上有苍玉峰……洗砚泉、映山池……高旷未满寻丈,而欲拟诸大山……山虽小,而气象景色生意毕具,庶几一拳广大之意。”[2]

纵不能拥有自然美景或人工营造景物,艺花植木,亦可装点环境。清嵇永仁自作《七竹轩记》:“庭有隙地半亩,种竹六竿,余颜其轩曰‘七竹’,以余故也。竹固得余为友,而增其一也。”[3],它如友兰、友竹、友松、友桂、友菊、友梅、友山、友云、师水、师竹友兰等室名,无不寄托爱赏风景之情。

以风光景物名室,富于诗情画意,最能反映居室主人与自然景物的密切关系:或因之欣赏“西山朝来,致有爽气”;或怡悦岭云、特爱松风;或卧游而澄怀观道;或抚松而盘桓;或坐看云起而禅悟,纵情流露“泉石膏肓烟霞痼疾”的情怀。甚或如北宋理学始祖周敦颐庭草不除,谓“与自家意思一般”。此类室名,不只是单纯反映室主的赏心悦目,留连光景,其中亦或为努力体行儒家“仁山智水”、尊尚自然、等同物我、陶冶性灵,与自然相和谐的崇高境界。历代室名以风光景物立意者居多,其深层原因盖在此。

(二)古今名人包括先人前辈、昔贤时望。或用其姓名字号、或以其思想言论与事迹。周代老子名李耳,字聃,因称老聃。据晋葛洪《神仙传·老子》载:“老子之母适至李树下而生老子,生而能言,指李树曰:‘以此为我姓。’”明李之椿“指树园”,即本道教之传说。清孔璐华“旧经楼”,语本《春秋公羊传·哀公十四年》“拔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唐孔颖达疏:“孔子未得天命之时,未有制作之意,故但领缘旧经,以济当时而已。”所谓“旧经”,即指孔子作《春秋》。明庄起元室名“漆园”,因战国楚蒙人庄周尝为漆园吏之故。南宋哲学家、教育家陆九渊,在江西贵溪象山教授生徒,学者称象山先生。始创“心学”体系,学术主“尊德性”,与朱熹主“道问学”相对立。元刘岳申为游仁翁作《尊陆堂记》:“永丰游仁翁,自名其堂曰‘尊陆’,尊象山学也。”[4]元周叔载“光风霁月堂”,用宋黄庭坚评价周敦颐“人品洒落如光风霁月”之语。清诸匡鼎“说诗堂”,其名与室名皆本《汉书·匡衡传》:“诸儒为之语曰:‘无说《诗》,匡鼎来;匡说《诗》,解人颐。’”清蔡世远著有《二希堂文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引其门人雷鋐附跋,“称其堂所以名‘二希’者,世远尝自作记,言:‘学问未敢望朱文公(名熹),庶几其真希元乎;事业未敢望诸葛武侯,庶几其范希文乎。’”北宋范仲淹字希文,南宋真德秀字希元,“二希”指此二人。南宋解谷号生春,明解缙为解原璧作《生春翰墨之隙记》:“六世祖号生春,讳谷,传刘静春之学。……(先世)盖居当山水之会……府君之友信国文公天祥,大书‘生春翰墨之隙’六字揭其斋。”[5]清徐基著有《十峰集》,诗文词赋皆集宋苏轼《赤壁赋》中字而成,因名室曰“景苏阁”。近代文学家黄人,景仰明末黄陶庵(名淳耀)、黄梨州(名宗羲)、黄石斋(名道周)、黄九烟(名周星),名其室曰“揖陶梦梨拜石耕烟之室”,亦简称“石陶梨烟室”。

上述室名,可分为三类:一是仰圣希贤,尊崇先哲的思想道德,以寄托其信仰,即扬雄所谓“希颜之人,亦颜之徒”;二是宗仰同姓名流,以其德业引为宗族家世的自豪,以作正面教材,鞭策自励,教诲后辈,振作有为;三是思慕先祖,继往开来,光前裕后,不坠家声。此三者皆以圣贤先哲为旗帜,以先辈名流为学习的楷模,作为引领自己在人生道路上不断前进的目标与动力,塑造杰出的自我,成就其一生的功业。其中尤以宗仰同姓名人为最多,甚或虽无缘同姓,但异姓而同名,亦成为仰慕的对象。如清李楷“雾堂”用汉张楷好道术故事,吕潜“守闲堂”用晋陶潜“因疾守闲”故事,胡虔“柿叶轩”用唐郑虔学书故事。盖以同姓或同名俊彦的典型事迹现身说法,作为庭训家教,显得格外亲切,可望可及,具有说服力。

此外,清吴一璘“斤桂堂”,斤桂犹斧桂,谓斫桂,用神话传说吴刚学仙有过,谪令伐月中桂树的故事。月神名结璘,室名只是从其姓名生发联想而来。虽借虚构同姓人物,其旨盖寓蟾宫折桂科举求名之意。

(三)经历境况明陈洪谟“三至轩”,谓三次到达同一任所。又王礼为刘善作《生存堂记》:“予友刘善自乐,慨念丧乱以来,二亲虽存,荐历兵燹,无一瓦之覆一垅之殖以为生。……今幸时清,屋庐粗可居,田畴初可养,而往而不可还者,亲也。……于是字其奉亲之堂曰‘生存’,庶几事死亡如生存,亦志遗憾云。”[6]《明史·沈寿民传》:“崇祯九年行保举法,巡抚张国维以寿民应诏。甫入都,疏劾兵部尚书杨嗣昌夺情。……福王时,阮大铖用事。衔寿民劾嗣昌疏有‘大铖妄陈条画,鼓扇丰芑’语,必欲杀之。寿民乃变姓名避之金华山。国变乃归,不复出。”[7]寿民经历世事纷争,服丧未满朝廷强令出仕,因名所居曰“世争夺情之家”。宋刘辰翁为曾深作《本空庵记》:“(曾深)喟然曰:五十年场屋,富贵不早来,功名事去矣,萧然四壁,读更万卷无字用,仿佛西方偈,言不多与我意合,遂名所居曰‘本空’。”[8]谓诸法本来性空,非始于今。以佛教语总结科场屡败的一生。清归庄为归有光曾孙,十七岁与同学顾炎武一道加入复社。清兵南下,又参加昆山人民反剃发斗争。失败后改穿僧服亡命,晚年浪迹山野,寄食僧舍。其门联云:“两口寄安乐之窝,妻太聪明夫太怪;四邻接幽冥之地,人何寥落鬼何多。”因颜室曰“两口寄安乐之窝”。

以经历、境况名室,记其不可忘怀之事,用以加深印象和记忆。或回味顺境之惬意,或嗟叹逆境之不幸,或感悟生命之渺小,或思忖命运之随遇,或冷观世态之炎凉,或关注家世之兴衰,实具有诉说自我总结人生的意味。

(四)名物典籍宋刘一止《三友斋赋》并序:“余行年二十有四,不知取友。即家君游息之会,别为一小斋,可方丈许。当兀兀独坐,恨孤陋而寡偶也。有一麈尾命曰‘白友’,一拳石曰‘碧友’,一琴曰‘黑友’,因名其斋云。”[9]元赵仲明以先祖父蓄一异石,素质浮莹,奇势层涌,如片云然,因植于庭,名室曰“云石山房”[10]。明瞿镛收藏有铁琴铜剑两件古物,因名藏书之所为“铁琴铜剑楼”。清乾隆皇帝自作《三希堂记》:“内府秘笈王羲之《快雪帖》,王献之《中秋帖》,近又得王珣《伯远帖》,皆希世之珍也。因就养心殿温室,易其名曰‘三希堂’以藏之。”[11]清阮元、鲍廷博、冯砚祥皆收藏有《金石录》,并名室曰“金石录十卷人家”。

以名物典籍命室,不仅将主人的宝爱之物张扬于世,以拥有稀珍之物为满足,更有炫俗自高光耀门第的社会作用。

(五)职业身份五代著名文学家韩熙载,尝“延歙匠朱逢于书馆烧墨供用,命其所曰‘化松堂’。”[12]元杜梁“乌稷堂”,为“乌乌稷稷”的略语,语本《素问·宝命全形论》。“乌乌”形容身体穴位受针(灸)后气至之象;“稷稷”形容内气繁茂盛多。此以业医名室。元王文瑞“农乐堂”谓以躬耕为乐事。清陈璘“畯喜堂”,语本《诗经·豳风·七月》:“同我妇子,馌彼南亩,田畯至喜。”寓勤于农事之意。明袁宏道“砚北楼”,清周道遵“心织轩”,谓从事著述。清屈大均“二史草堂”,“二史”指“左史记言,右史记功”(见《申鉴·时事》),大均著有《广东新语》《成仁录》等书,室名谓既记言又记功之意。许慎《说文解字》共收录9353个字,曹应钟著有《〈说文解字〉说》,因名室曰“九千三百五十三字斋”。又胜保“十五入泮宫二十八词林三十为大将之斋”,概括仕途经历;戴熙为道光进士,官至兵部右侍郎,室名“三入承明庐”,语出三国魏应璩《百一诗》:“问我何功德,三入承明庐。”谓在朝为官。瞿中溶在苏州虎丘设古物肆,以其经营古玩非生活日用必需之物,故匾额曰“长物斋”。

在古代,那些为宦仕途,以官为业,虽是封建士大夫标榜修齐治平的一种政治夙求,但更是这个阶层谋生的根本途径,因为他们除从医从教或以字画营生之外,如果没有田产,必无选择,只能走以禄代耕之路。以职业名室,最能反映居室主人的实际身份及在社会中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方式、条件与地位。

(六)户籍乡贯籍贯或指祖籍,或指出生地。明归有光“项脊轩”,以远祖归隆道在宋代曾居住在项脊泾(在今江苏太仓县)。徐一夔为曹伯起作《云门山房记》:“云门山房者,曹君伯起本其故乡之山,以名其侨居之书室也。”[13]《史记·封禅书》:“高祖初起,祷丰枌榆社。”明张盛治丰县人,与刘邦同籍,因以刘邦故乡里社名室曰“枌榆社”。九灵山为浙江金华境内之镇山,元戴良世居九灵山下,自号九灵山人,名室曰“九灵山房”。清李颙“二曲土室”,土室指窑洞,陕西省周至县,原作盩厔县,新中国成立后以同音字改作周至。盩,水曲;厔,山曲,故盩厔又名“二曲”。

籍贯是个体生命存在的形式之一,是生命所植根的先天空间条件。不论其所处环境是繁华胜地还是穷乡僻壤,它都会由此而形成无需选择的依赖情怀,在时间中积淀为深厚的乡土依恋。因此,寻本溯源,叶落归根,遂成为侨居异域他乡者埋藏心灵深处念念不忘永恒不变的历史文化观念。以籍贯名室,正是世守故土的情感寄托与反映。其中亦或犹清杜登春以《辛氏三秦记》“城南韦杜,去天尺五”(靠近京城),名室为“尺五楼”,藉以突出其地位名望,寓自豪自炫之意。

(七)时光岁月需要铭记适逢的年代或时节。元萧济国“宝庆堂”,用宋理宗年号。赵文为作《宝庆堂记》:“以国之纪年名其私室,未之前闻也,吾于萧氏之名堂也有感矣。盖济国之祖晋卿,以医客丞相益国周文忠公门下,后从通直守瑞阳牒为职医……职医居市南,作堂名‘宝庆’,记岁月感上恩也。又五十有二年,而济国徙于市之西,作堂不敢易其旧名,钟仪操土风意也。”[14]元李祁为邹氏作《秋兴楼记》:“岁在重光赤奋若,秋暑乍敛,天气澄肃。石泉邹君领客登所居楼……已而清飙徐来,林木森动……君于是振袂而起,倚阑而立,顾谓客曰:‘快哉!秋之为兴也。吾乃今知所以名吾楼矣……’”[15]明顾馀庆“三辰堂”,以祖孙三代分别在甲辰、丙辰、壬辰年登第,以记三世荣显[16]。

室名以时光岁月立意,犹如“拍照录像”,就是将一时经历的事情所引起的认知或感受,变成为凝固的标志而长存。

(八)独特例句室名的语源例证,通常为针对室名的命意词,常常采用成语或警句。此外亦包含缀于命意词后的房屋泛称名词及其指代名词的独特例句,仿佛例句本身就是室名。如明朱一是“十亩之间”,为《诗经·魏风》篇名。清戴熙“三入承明庐”,语出三国魏应璩《百一诗》。清蒋坦、郑佩珩“夕阳红半楼”,语出宋鲁交《江楼晴望》诗。清高铨“五亩之宅”,语本《孟子·梁惠王上》。清叶金支“安神闺房”,语出《后汉书·仲长统传》。清鲍诗、郑珍“吾亦爱吾庐”,语出晋陶潜《读〈山海经〉诗十三首》之一。清钱泰吉“闲心静居”,语本汉蔡邕《陈太丘碑》。明马元调、清陆时化“纸窗竹屋”,语出宋苏轼《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恩二僧》诗。清陈任旸“青山云水窟”,语出元李俊民《宿海会寺二首》之二。清王孙雄“钓鱼闲处”,语出《庄子·刻意》。清马濬“春星带草堂”,语出唐杜甫《夜宴左氏庄》诗。清马光裕“柴门老树村”,语出杜甫《忆幼子》诗。清马曰琯“透风透雨两明轩”,语出宋黄庭坚《鄂州南楼书事四首》之二。清吴恩藻“职思其居”,语出自《诗经·唐风·蟋蟀》。明吴庠、狄云汉“乾坤一草亭”,语出唐杜甫《暮春题瀼西新赁草屋》诗之三。清潘光瀛“梧桐庭院”,语本宋李曾伯《哨遍·和陈次贾为寿韵》词。清沈汝瑾“笛在月明楼”,语出南唐李煜《忆江南》词。清明忠、贺国璘、何曰诰、钱向呆“深柳读书堂”,语出唐刘昚虚《阙题》诗。清文悌、钱林、朱艧、寿誉达、徐以泰“绿杉野屋”,语本唐司空图《二十四诗品·沉着》。清翁春、曾燠、华学焘、符曾、张鉴“赏雨茅屋”,语出《二十四诗品·典雅》。明顾凝远“蟋蟀在堂”,语出《诗经·唐风·蟋蟀》。

另如清汪世泽“不可无竹居”,明王心一、清瞿中溶“归田园居”,清张凯嵩“金碧小琼庐”,清郭宜章“牵萝茅屋”,清宋和“桥西草堂”,明张煜“超然宴处”等室名,所据典源,亦皆包含室名的命意词与房屋名词,只是小作变易而已。

此类室名,或含诗情画意,或具简朴典雅,多为采用一句完整的诗句或文句。虽系猎奇,类似诗文“集句”,将诗文句子的意境与具体房屋相融合,实乃想象丰富,精心构思,创意为之,极富思致。既反映命室者的学养,更丰富了室名的意趣,极好地传达出室主的处境与心境,令人印象深刻,产生联想,使室名借成语警句而传扬。

(九)情趣爱好清汪祚“小醉微吟书屋”,略带醉意轻声吟唱,反映士大夫自得其乐的一种心境与生活情趣。清金武祥、李士棻“不廉于书之室”,语本《南史·朱异传》,谓贪爱读书;明汪廷讷“坐隐园”谓下围棋;明张振先“左癖轩”,义同晋杜预“左传癖”,谓酷爱《春秋左传》;元张德修“中圣亭”,陆廷抡、雷士俊“酩酊堂”,谓醉酒,吴宗彦“琴餘阁”,谓抚琴之餘,借指酒杯,并寓嗜酒豪饮之意;清诸九鼎以工诗、善画、刻印、搜罗碑碣,颜室曰“四癖”[17]。

情趣爱好是个人兴致与情调所表现的较为恒久的目的行为,它或可形成个人特长的内在动力。以之名室,既体现个性特点,与众不同,同时也是彰显自我。

(十)养生保健宋曾三异“归全庵”,谓善终;明陈彦章“天寿堂”,谓自然的寿数;元楼国祯“观生堂”,指观察生命现象,认识养生之道。明王鏊“慎疾斋”,谓小心生病。生命于个体都是一次性的,不可能重复再生。以养生名室,旨在保养身体,慎疾延年,珍惜生命,顺应自然,以求尽享天年。

(十一)奇征异象宋刘才邵为刘文仲作《仁荣轩记》:“得从兄文仲书……曰:‘兄近营室于居之东南一里许,为子弟讲习之所。……其中复有双枫相去丈馀,其上合而为一,浑然天成,无有璺罅,因窃自庆。……子其为我名而记之。’……兆既以此告矣,谨按晋《祯祥说》‘连理,仁木也’,而为颂者有‘殊本同荣’之语,辄稽合二义,请名以‘仁荣’,谨记。”[18]明彭仁贵“中泉堂”,梁潜为作《中泉记》:“百喜之山当龙泉、泰和之交……有彭仁贵者构堂居之。既成,忽有泉自堂之中迸出……试酌而尝之,味甘而冽,视他泉为最胜。……且不偏不颇,适当堂之中,扁之曰‘中泉’。”[19]

古人缺少科学知识,遇见奇异事物或偶然现象,往往极为关注,必欲解释因果相继或附会祯瑞之说,不论顺逆休咎,在心理上总是趋吉避凶,化险为夷。以之名室,旨在期盼吉祥,憧憬美好;纵然不吉,亦藉此观望释疑,自警自慰。

(十二)思维意识包含感知、思维、情趣、志向、信仰、学识、思想、道德等不同的精神层面:

“天机流动轩”谓观于物,察乎造化之理;“瓶水斋”谓见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虫虫虫天之微大弘孤精舍”谓“物尽天职,适者生存”“一粟乾坤,乾坤一粟”之意。

“不系舟”谓自忘而合于天;“信天巢”谓无为自适,听天由命;“与我周旋室”谓保持个性本色;“众山响斋”谓散怀山水、泉石膏肓;“坐花轩”“觞月馆”谓宴乐觞咏,及时行乐;“归去来堂”“只自怡斋”“钓鱼闲处”谓隐逸自适;“文会堂”“文宴斋”“丽泽堂”谓赋诗论文,切磋道艺。

“长啸轩”谓发泄不平之气;“为山阁”谓善始善终建功立业;“一柱楼”谓怀抱“正乾坤”的自负之心;“图南书屋”“未灰室”谓志向远大,壮心不已;“己千斋”谓百倍于人去努力实践;“百甓斋”“去惰堂”“不暇懒斋”谓奋勉振作。

“夕可室”谓崇尚遵行中庸之道;“木铎楼”谓复兴儒学圣道;“心莲华室”谓心地清净一心向佛。“不窥园”谓潜心治学;“道腴堂”谓领会学术思想的精髓;“开有益斋”谓读书求知。

“不浊堂”谓高洁不染;“一瓢斋”谓安贫乐道;“义方堂”谓循规蹈矩方正做人;“曰义堂”谓遵守道义;“存耕堂”“方寸地”谓行善积德;“闲邪斋”“闲存堂”谓防止、约束邪恶之心。

“云汉昭回之阁”“公勤堂”“六不斋”谓忧民疾苦、勤政自律;“五噫亭”“恤纬斋”谓忧患家国;“五石居”“抢榆小阁”,谓大而无用、所飞不高;“拙守斋”“守愚斋”谓守朴保真。

“亩忠堂”“亦玉堂”谓归田而心存魏阙;“怀蓼堂”谓怀念父母抚育之恩;“友恭堂”“友顺堂”谓兄弟亲睦;“凤凰于飞楼”谓夫妇和爱;“从一堂”谓守寡保节;“仁本堂”“及幼堂”谓履仁行义;“友直轩”“石交堂”谓取友以直,诚信待人;“知本堂”“世系堂”谓和睦家族,凝聚宗亲。

孔子总结自己的一生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20]圣人的思想历程,揭示了一般规律,亦不断丰富室名的意蕴。其实在古代,官代表的是社会秩序;士代表的是社会良心与觉悟。故修齐治平是封建士大夫所标榜的处世与自处的最高原则:入世则忠君勤政;出世则修身养性。上述以思维意识名室的室名,或观物悟道,或抱素自放,或述志抒怀,或勤奋自励,或坚定信念,或读书问学,或正心自修,或恪守伦理,或忧患家国,或谦卑养拙,或超脱远害……概括反映封建士大夫所特有的襟怀以及吟风弄月,品茗觞咏,挥麈谈玄,藏珍搜奇,赏鉴玩好,登山临水,清隐垂钓,抚琴弈棋,作书绘画,以文会友,读书著述等生活方式与情调所展现的人格自我的心灵世界。

(十三)立名无意名室而无寓义,此为室名中的特例。如:宋项吉甫以“莫能名”名其庵,杨简以“莫能名”名其斋。漫画大师丰子恺,欲命名寓所,征求弘一法师的意见。弘一先让他在许多小纸片上各写一字,分别揉成小纸团,撒在佛像前的供桌上,然后分两次随意抓一个纸团,将其展开,皆得“缘”字,遂名“缘缘堂”[21]。不立意在先,仅仅将室名视为不必赋予含义的一个符号。这正与佛教所谓“实相无相”“非心非佛”“即心即佛”不谋而合。

另外,宋彭维孝“彭氏山房”、李常“李氏山房”,清程颂万“十发庵”,十发为长度名词,极言其短。《说文解字·程》:“程,品也,十发为程,十程为分,十分为寸。”(现代台湾文化名人程十发,其姓名亦本此)径用其姓氏名室;宋李思义“思义斋”、元杨道玄“道玄斋”,以其名命室。又高如心“恕斋”,其名为“恕”的拆字,近代王瀣号冬饮,著有《冬饮庐诗稿》。冬饮,语出《楚辞·屈原〈远游〉》:“飡六气而饮沆瀣兮,漱正阳而含朝霞。”注引凌阳子:“冬饮沆瀣者,北方夜半气也。”王瀣字伯沆,室名从其名字生发引证而来。清何彤云“赓缦堂”,著有《赓缦堂集》。彤云号赓卿,字子缦,室名为其字号合称的省略。室名本就是对姓名字号的延伸与发展,以此名室,也就是直接以居室主人作为标志。这与不立意的用意相一致,均摒除心志,无意无谓,虚寂淡静,不再寄寓其他主观意义。

综上所述,室名不论是从主观立意,还是从客观立意,总是由外在环境与内在心灵两大因素所决定的。

二、室名的功用

室名的存在与发展,取决于它所具有的功用,由于室名具有标志、传播、寄托、铭箴的功用,士大夫便自觉运用这一形式与载体,表现自我,使自身成为室名文化的社会主体,从而使室名又具有全息中国文化的功能。否则,它就不可能形成为一种历时长久的文化现象。从室名立意的主客观依据归纳,主要有如下功用:

(一)标志譬如同一所房屋,以“伯伦不归”榜额,它就是酒店,而以“烹雪分香”题匾,它便成为茶馆;“大雄宝殿”为佛寺,易名为“三清殿”则为道观。这就是名号的标志功用,亦如同姓名能区分个人一样。

凡室名都是针对室主具体房屋的命名,在特定时空中一般是不会雷同的。个别室名,总是结合房屋的形制及赋予功能,并根据居室主人(含命名者)的主观立意这三个因素确定的。室名冠前的命意词无不反映室主的意旨,而缀后的堂、斋、轩、庐、馆、庵、厦、楼、阁、亭、榭等房屋泛称名词,亦反映出具体房屋的形制,而房屋所派用场,亦或显或隐蕴涵于室名这一符号中。正是这种以意旨、形制、用场“三位一体”的作用,从而赋予了每一室名的个性特点,由此决定了任何室名势必成为该室主自我定位的标志。

(二)传播即广告、宣传。室名无论是用作自称,或用于题署,或镌为印章,或题榜匾额,其作用都是为了示人。如董可久“归帆楼”,以即景立意,则将爱赏湖光之情示人;周叔载“光风霁月堂”,以宗仰同姓先贤之意示人;沈寿民“世争夺情之家”,以亲身经历示人;王文瑞“农乐堂”、严稼“师稷轩”、陈璘“畯喜堂”,皆以躬耕示人;瞿中溶“长物斋”,以经营古玩示人;戴熙“三入承明庐”,以在朝为官的身份示人;张振先“左癖轩”,雷士俊“酩酊堂”,诸九鼎“石癖轩”,均以嗜好示人;高翥“信天巢”,刘子宪“长啸轩”,徐鼐“未灰室”,柏子庭“不系舟”,阎循观“去惰堂”,曹辰“不浊堂”,则以其心志示人……室名这一无声的符号,正是以他人目击为媒介进行传播,展现个性,标榜自我。

(三)寄托元赵孟頫为田润之作《夷斋说》云:“天下之名室者众矣,而君独名之曰‘夷’,所以见君之心也。”[22]“见君之心”即有所寄托。凡室名皆有寓意,即使以普通景物为立意的室名也不会例外。譬如冯友兰的“三松堂”,虽因居住北京大学燕南园宅院内三棵松树而名,纯属纪实,不一定寄寓长寿之意或以栋梁自期,但他很喜爱这三棵日与相伴的松树,时有陶渊明“抚松盘桓”、陶弘景“特爱松风”之情怀,则是在情理中应有的事情。纵如“莫能名庵”“缘缘堂”并不主观立意,但也是心志之外的别一种“意”境的寄托。而那些引经据典或有着特定背景的室名,更是直接表达室主的意旨,这也正是为房屋取名的目的之所在。明韩邦奇《思萱堂记》云:“情有所感,弗能已则有思;思之甚而无所泄,则必有所寄。古今之人,或为之碑,或为之台,或为之观,皆所以寄其情而泄其思也。”[23]

(四)铭箴铭箴本为铭记、劝戒的两种文体,源于上古圣贤器物铭文示儆之遗义。如宋赵振文、李德进“毋自欺斋”、元欧阳文江“三省斋”寓内省修身之旨;清孙曜孙“谨言慎行之居”、丁绍基“仁民爱物斋”寓立身处世之旨;明杨少师“卅有堂”,语本韩愈《示儿》诗:“辛勤三十年,以有此屋庐”,清龚景灏“节俭正直斋”,寓创业持家之旨;宋张栻“无倦斋”、李芾“无暴弃斋”、清阎循观“去惰堂”、黄瑞“日运百甓斋”,寓奋勉自励积极进取之旨;清吴蔚光“开卷有得楼”、严大昌“不窥园”、金武祥“不廉于书之室”,寓锐学苦读之旨;清李化楠自作《六不斋说》:“不贪、不虐、不违道干誉、不勤始怠终、吏胥不宽纵、案牍不停留。……出而行之,入而思之,稍或愆焉,用自责也”[24],寓勤政自律之旨。这类室名,犹如西门豹之佩韦,董安于之佩弦,实质上是浓缩为符号的座右铭,不仅能够以之自儆自修而趋善,亦能诲人劝世而化俗,具有广泛的教育意义。

(五)纪念怀念祭祀先人,或仰慕凭吊友好与昔贤。如元薛茂弘以八世祖尝筑“义训堂”以教厥子孙,茂弘继承堂名,以示怀念,不忘祖训;唐仲敏“见梅堂”,以居住帝山植梅于其麓,祖父号“梅癯”,“思先祖之不可得也,因以名之。”[25]明刘逊的继父号“饭苓子”,因名室曰“见苓书舍”;胡学固“祀先堂”,谓祭祀祖先。清杨才瑰“云间皋声堂”,命意犹言“华亭鹤唳”,寓悼惜晋代陆机之意;又王之佐“思陆龛”,因与陆机、陆云同里,寓仰崇二陆之意。凡以纪念为立意的室名,犹如碑碣、纪念馆,目击题榜而起思慕凭吊之情。

综上及《室名的起源与发展》[26],从室名的起源与发展以及立意与功用来看,室名是一种文人文化,封建士大夫是现有文化的继承者与传播弘扬者,为其如此,室名作为具有寓意的载体,亦全息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形态与内涵。

历代室名中,虽不乏即景随机而立意的例子,但绝大多数则是源于经史、诸子百家的言论与诗文。以“证‘子’”的方法对11000余条不同室名所引同一种(或同一人)文献进行统计,其结果证实:凡援引的文献包含了经史子集中的核心典籍,其作者亦涵盖了历代文化精英。更要说明的是,凡被引文献绝大多数为室名命意的典源,儒道释在室名立意中占据主导地位,而儒教尤占上风,这与中国主流文化正相一致,同时也验证了室名全息中国文化的基本结构与形态。另外,全面地认识室名的内涵,在一定范围内或一定程度上,也就能了解国学的基本内容。

由于室名是从姓名字号发展延伸而来的一种名称符号,能够标志个人的某种主观意旨,士大夫便自觉运用这一形式与载体,寄托心灵,表现个性。在将近两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创造并形成了独特的中国室名文化,这一过程使士大夫阶层自身成为室名文化的社会主体。从这个意义上说,室名文化就是士大夫文化,就是文人文化。室名文化传统,仍在当代延伸,其原因也在此。

历代室名,虽有标榜炫耀,文饰自高,附庸风雅甚或欺世盗名的一面,但其主流旨趣,乃以正心养性立身行事原则为指归。在一定程度上室名就是心灵的窗口。明清之际诗文家张岱,初号“陶庵”,晚号“蝶庵”,一字之差,反映出他从仰慕陶渊明隐逸与恬谈的平静,升华到庄周超脱与无为的快乐。由此可见,名号能够映证个人的心迹。晚清梁鼎芬共有82个室名,国画大师齐白石老人亦有数十个室名,如按命名的时间先后排序,不仅是记录其一生中的主要经历,同时又反映其心志变化发展的历程。个人具有的不同室名,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他个人的心灵史与自传。为其如此,故从室名即可多维透视历代文人的经历、生活状况、思想心态、性情爱好,因为室名亦如其人,它所反映的就是文人的个性形象与浓缩了的符号化的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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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济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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