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张力的汇合：《帕梅拉》矛盾解读的原因探析

多重张力的汇合：《帕梅拉》矛盾解读的原因探析

毕文静

(武汉大学外语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摘要：有关《帕梅拉》的矛盾解读是多重张力汇合的结果。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可能认同到两种帕梅拉形象，一种为理查逊在小说中建构起来的作为道德楷模的帕梅拉形象，另一种则为帕梅拉在信件中建构起来的有着微妙心理的自我形象。这两种帕梅拉形象间的张力导致了《帕梅拉》的矛盾解读。

关键词：《帕梅拉》；理查逊；矛盾解读；张力；道德楷模

中图分类号：I207．4

作者简介：毕文静(1989—)，女，武汉大学外语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doi：10．16401/j．cnki．ysxb．1003-6873．2015．01．023

《帕梅拉》(Pamela)出版于1740年，是赛缪尔·理查逊(Samuel Richardson)的成名作和代表作，在文学史上被视为英国小说开端的几部重要作品之一。理查逊在其中塑造了帕梅拉这一贞洁女性形象，她出身寒微，却天资聪颖，颇受太太偏爱，因而有机会接触当时大家闺秀所受的教育。太太过世后，帕梅拉开始服侍少东家B先生。B先生意欲将其占为情妇，百般威逼利诱。但帕梅拉洁身自好，毫不为其所动，并最终凭借对贞洁的坚守感化并教育了放荡不羁的B先生，促使他抛弃门第偏见，诚心求婚。帕梅拉因而从女仆一跃成为贵妇，婚后过着幸福的生活。

由此可见，理查逊创作《帕梅拉》的意图非常单纯，即寓教于乐，希望读者在享受阅读乐趣的同时，道德也能有所提升，从而达到教化的目的。然而《帕梅拉》总是被矛盾地解读。在它首次出版后不久，就有匿名小册子作者指出，“特别是在女士们中间，出现了两个不同的派别，帕梅拉派和反帕梅拉派”，“那个年轻的处女，是一个女士们应该效法的榜样……还是……一个虚伪狡猾……精通诱惑男人艺术的姑娘”[1]85，在这一问题上，她们各执己见。读者们各执己见的关键点在于帕梅拉社会地位的戏剧性变化，这种戏剧性变化对当时的社会秩序提出了巨大的挑战，上层社会对此尤其难以接受。帕梅拉的谦逊也不再被看作是她贞洁的外在防护，或者她内心诚实正直的外在标志，而是被视为一种自我宣传和性吸引[2]。

那么，《帕梅拉》为何会引发如此矛盾的解读呢？依笔者拙见，这是多重张力汇合的结果。这里所说的张力不同于新批评用于诗歌解读的术语，而是取其哲学意义上的概念，即某一事物或者事物与事物之间相互对立却又相互吸引并融为一体的状态。本文中所说的张力主要体现在三方面：社会因素、作者因素以及读者因素。

一、社会因素

18世纪阶层分明的社会现实和严苛的女性原则对理查逊创作《帕梅拉》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使得帕梅拉不仅在其所受的上层社会教育与所属的下层社会身份间充满张力，也使得帕梅拉在严守道德规范与遵从内心情愫之间充满张力。这两种张力构成了《帕梅拉》矛盾解读的社会因素。

帕梅拉所受的上层社会教育与所属的下层社会身份间的张力。18世纪，大多数下层社会女性都寄希望于婚姻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然而这在当时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上层社会总是将婚姻视为社会地位平等的人之间的商业交易。拥有头衔和金钱的男人娶的都是富有并能巩固以及扩展自己财富和地位的女人，女人因此很难找一个上层社会的男人做丈夫，除非她有一笔很丰厚的嫁妆。此外，当时英国的工业处于衰退时期，纺织业及其他产业中很少需要女性劳动力，未婚女子由此不再是家里的经济贡献者，反而因为没找到养活她的男人而成为家里的负担，被看成是失败者[3]。源于此，在太太的关照和偏爱下受过上层社会教育的帕梅拉对自己的阶层认知具有特殊性。她在第20封信里这样同父母说道：

我眼看就要回家，跟贫穷的父母住在一起了，可是我没有和我今后的身份相称的衣服。你们可怜的女儿现在用的是绸子的睡衣、绸子的衬裙、麻纱的缠头、荷兰细纺的内衣和绣花鞋，这些都是老夫人留下的，还有细纱的袜子，这看起来成什么样子！用不了太久，这些穿戴就都会显得破旧，就像是人家换下来不要的衣服。我要是穿着它们，那就像是被人家扔出来不用的人。人们会说(穷人跟富人一样有嫉妒心)：“那就是老好人安德鲁斯家的女儿。丢了她的好差事了。看她那副臭美样子，她这身打扮跟她家的情形倒是真般配。”[4]47

这段话显示了帕梅拉不似女仆、胜似女仆的自我认知。她一方面想摆脱下层社会的束缚向上层社会靠拢，另一方面又不想被上层社会所俘获。这种微妙的自我认知使得帕梅拉对自己回家时该置办怎样的服饰再三思量，总想穿着得体有尊严，却又唯恐稍显阔绰而招致闲话。这种微妙的心理也使得帕梅拉建构起一种既不属于佣人阶级也不属于贵族阶级的社会地位和道德准则，即她渴望以佣人阶级所没有的独立自主与B先生进行贵族阶级所没有的平等的情感沟通。

帕梅拉严守道德规范与遵从内心情愫之间的张力。诚如伊恩·瓦特(Ian Watt)在《小说的兴起》中指出的，有关《帕梅拉》的矛盾解读不一定来自于帕梅拉这一角色有意识的两重性，而是帕梅拉据以行动的那种女性原则所固有的[1]186。瓦特的这一见解颇为深刻，但他在阐释中忽视了这一女性原则对女性心理产生的微妙影响，因而有所缺失。18世纪，由于父权文化的建构，女性的贞洁被看得比女性的生命更加重要，然而，一旦过了适婚年龄，那些未婚女性的贞洁就会严重贬值，甚至沦为被讥讽和嘲弄的对象，被冠以“老处女”之名。在这种女性原则二重性的影响下，帕梅拉的心理变得颇为微妙。一方面，帕梅拉竭力捍卫自己的贞洁，并对B先生数次的挑逗和诱惑深感不满，她多次说道：“毁灭一个女孩的贞洁比割断她的喉咙要严重得多”[4]111，“我宁可万劫不复，也不愿意耻辱地活着。”[4]47另一方面，帕梅拉少不更事、情窦初开，潜意识里又渴望凭借自己的美貌和品德打动B先生，这一点在帕梅拉为B先生缝制背心的那封信里表现得尤为突出。帕梅拉这一隐秘而又急于显示的微妙动机是一种她自己都没有明确意识到的深层心理活动，理查逊以书信体的艺术形式将之鲜活地呈现在读者眼前。有些读者将理查逊的这种呈现与帕梅拉有意识的心理活动相混淆，因而觉得帕梅拉并不纯洁，而是工于心计，以贞洁为筹码耍手段、搏上位。有关这一点在本文第三部分还会有所涉及，故在此不再赘述。

二、作者因素

理查逊自身的经历及其清教信仰使得《帕梅拉》在其所宣扬的美德以及“美德有报”的教化手段之间充满张力，同时帕梅拉神化的形象与人化的心理之间也充满张力。此外，由于教化的目的，理查逊在创作过程中所设想的小说内的隐含读者与小说外的隐含读者之间也充满张力。这三种张力构成了《帕梅拉》矛盾解读的作者因素。

美德的本质与教化的手段之间的张力。前文已提到，理查逊塑造帕梅拉的目的在于教化。具体而言，理查逊试图为年轻女性树立一个道德楷模。他认为，女性的原罪比男性更为深重，总有堕落的危险，因而希望能以说教性的故事指导女性言行、匡正女性思想。但理查逊有些急功近利，为使女性遵循其所提倡的道德，他如同老师奖励学生一般给这些女性一个极为诱人的奖励——美德有报，即如果年轻女子能像帕梅拉一样婚前守节，那么她们同样有可能一跃成为贵妇，社会地位获得极大的提升，这是当时女性迫切希望的。但理查逊的这一奖励却颇受人诟病。因为无论理查逊将帕梅拉描绘得多么纯真诚实，一旦这些美德与丰厚的物质回报联系在一起就不禁令人怀疑其所提倡的美德的可靠性。美德由此被降格为缔结婚姻、提升地位的有力资本。女性在以帕梅拉为道德楷模的同时，都会自觉不自觉地想要索取回报。如此一来，原本纯真善良的道德楷模在一些读者心中变成了攀附高枝的榜样。此外，也许正是这种美德有报的结局使得《帕梅拉》一出版即获得巨大成功，在读者尤其是中下层女性读者中产生了轰动效应，一年内即再版五次。读者们将自己灰姑娘式的内心渴望投射在帕梅拉身上，沉醉于她的传奇经历之中，为她所获得的成功而欣喜不已。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帕梅拉》所体现的是一个“把美德同私利混作一谈的清教徒中产阶级神话”[5]。

神化的形象与人化的心理之间的张力。理查逊在创作帕梅拉的过程中虽然赋予她天使一般的品格特质，但在叙述心理活动的过程中却书写了过多的自我心理投射，诚如吕大年曾指出的：“《帕梅拉》是一个女仆的故事，也是理查逊自逞其志的想象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他抒发了往常郁结不吐的心事，他平时无从实现的冲动，也幻化成了事实。”[6]如此神化的形象与人化的心理之间的张力为《帕梅拉》的矛盾解读留下了充分的空间。理查逊虽然被公认为是中产阶级的代表，但他出身于劳动阶层，其父为木匠。理查逊自十五六岁开始在伦敦给印刷商做学徒，并在其严格督导下勤勉地工作了七年，这过程中还利用休息的点滴时间进行自学。后来，理查逊创办了自己的印刷厂，成了实业商人，但他仍然深刻地意识到商人和有身份的人之间的差异。因此，他一方面为自己在事业上所取得的成功而感到骄傲，另一方面又因为自己的出身而感到自卑。这种自卑与自负的交织不仅是理查逊的心结，也在帕梅拉身上有着突出的表现。在帕梅拉写给父母的信中，当谈起自己受到的看重和抬举时，毫无自矜得意之情，而是流露出情非得已之意。越是出风头，越是要谦卑，这仿佛是帕梅拉的处事准则，也是理查逊的处事准则。但这种谦卑往往被解读为虚伪，进而成为《帕梅拉》矛盾解读的部分原因。

小说内的隐含读者与小说外的隐含读者之间的张力。《帕梅拉》是书信体小说，这种叙述方式有利于对人物心理和情感进行描绘，充分展现人物的内心世界。通过帕梅拉的书信，读者与帕梅拉一同经历种种复杂的情感变化，然而却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解读，这在某种程度上与理查逊在创作过程中内心中有两种预设的隐含读者有莫大的关联。值得注意的是，在小说中帕梅拉的信虽然是写给父母的，但后来的主要读者却是B先生。而理查逊实际面对的读者群体是十八世纪有闲暇阅读的女性。这里理查逊作为创作者，需要面对B先生和他所期望教化启迪的女性两种隐含读者。他既要写得能够使B先生对这些信件从反感到被感动，又要将这一意图写得不着痕迹。理查逊在某种程度上的确出色地完成了这一任务，但由于他教化的目的过于强烈，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还是有意无意地能感受到理查逊努力在消除自己试图打动B先生的痕迹，这就涉及到了读者的认同心理，将在第三部分予以展开。

三、读者因素

如前所述，《帕梅拉》采用的是书信体叙述方式，这种叙述方式使得读者不仅感受到信件的情感特性和物理特性间的张力，而且也感受到了理查德在小说中建构起来的帕梅拉形象与帕梅拉在信件中建构起来的自我形象之间的张力。这两种张力构成了《帕梅拉》矛盾解读的读者因素。

信件的情感特性与物理特性间的张力。在理查逊的生花妙笔下，帕梅拉写给父母的书信不再是抒发情感、展现思绪的载体与媒介，还是帕梅拉身处险境时的护身符、危急时刻的替身，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她的身体，避免其贞洁被玷污。读者在通过帕梅拉的信件理解感受其内心情感变化的同时，也感受到书信的物理特征，即一种有重量、真实，并且占据实际物理空间的物体[7]。B先生对帕梅拉身体的欲望逐渐被信件所取代，信件与身体间的界限逐渐消失。从某种程度上来说，B先生对帕梅拉信件的竭力检查和阅读，是B先生对帕梅拉进行性欲侵犯的另一种形式。信件在此成功地帮助帕梅拉保存了贞洁。这种替换关系在强暴未遂的场景中表现得更为突出。当B先生将赤裸的帕梅拉摁倒在床时，他说道：“你看到了，现在你完全在我的掌控下，你无法从这里逃脱，也无法解救你自己。”[4]242但B先生并没有强暴帕梅拉，因为他真正想占有的不再仅仅是其身体，而是其内心、其思想。“身体私处和私人信件之间的换喻建立起了帕梅拉的肉体与精神存在和对它们的书面描述之间的等式。在那一刻，对B先生来说，拥有信和拥有她的第一次一样重要。从这一意义上讲，女主人公帕梅拉被用语言建构成的帕梅拉所取代了。”[8]通过信件，B先生从关注美貌转变成开始关注内心，逐渐看到了帕梅拉的美德，也看到了帕梅拉对其微妙的情感。

小说中的帕梅拉与信件中的帕梅拉之间的张力。当帕梅拉逐渐意识到B先生的欲望对象已从她的身体转移到她的信件上时，她变得更能抵制诱惑，也更有信心与B先生进行平等谈判。于是，她把信件从身体里取出交给了B先生，并由此获得了自由。信件在这里与身体分开，并作为其替代品开始独立存在。值得注意的是，在帕梅拉交出信件的那一刻，两种帕梅拉形象出现了分离，一种是理查逊在小说中建构起的帕梅拉形象，另一种是帕梅拉在信件中建构起来的自我形象。换言之，理查逊赋予帕梅拉一种类似作家所拥有的话语权力。起初B先生不得不强行拆看这些信件，并认为拆看的信件越多越能掌控帕梅拉。然而，结果却并非如此，B先生非但没有更掌控帕梅拉，反而被其文字所吸引，渐渐地沉浸于帕梅拉的叙事模式之中，由一个潜在的施暴者转变为一个情人。对此，B先生这样说道：“我看过你的信，比你想象的还要多，你的写作方式和超越你年龄的许多感想使我非常着迷；正是这些原因让我无法控制对你的爱。”[4]116从B先生的这句话不难看出，他是在读完帕梅拉的信件后才逐渐理解以至于爱上帕梅拉的，所以是帕梅拉所写的，而不是她所说的东西使得B先生洗心革面，发生质的转变。换言之，B先生爱上的是帕梅拉在信件中建构起来的自我形象，而非理查逊在小说中建构起来的帕梅拉形象。

以上为说明方便，因此将导致《帕梅拉》矛盾解读的原因进行了分类阐释。实际上，这些原因并非泾渭分明，而是彼此影响、相互交织。比如，本文第三部分提到的两种帕梅拉形象与帕梅拉女性心理的微妙性相结合，就使得读者在认同的过程中容易产生两种倾向。具体而言，帕梅拉在内心深处有着渴望凭借自己的美貌和品德打动B先生的冲动，那么她在信件中建构起来的自我形象不免有着讨好和迎合B先生的成分。一部分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有意无意地认同到这层微妙的心理，加之“美德有报”的副标题和小说结局，因而觉得帕梅拉工于心计，是有目、有手段的社会阶层的攀爬者。另一部分读者认同到的则是帕梅拉更为主要的、也更为自觉的心理，即理查逊在小说中建构起来的帕梅拉形象，少不更事、纯真善良、有教养有学识、有信仰有原则，为自己的贞洁拼死反抗。这部分读者认为美德有报是上帝对帕梅拉的赏赐，而非帕梅拉原本的目的。综上所述，小说《帕梅拉》富含多重张力，其中既有社会历史方面的张力，也有作者创作过程中产生的张力，还有读者阅读过程中产生的张力。在多重张力的共同作用下，《帕梅拉》历久弥新，吸引着不同时代不同角色的人对其不断进行解读；同样是在多重张力的共同作用下，有关《帕梅拉》的解读往往呈现出一种矛盾的表象。

参考文献

[1]Watt I.The Rise of the Novel：Studies in Defoe， Richardson and Fielding[M]．Berkeley &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57．

[2]Roulston C.Virtue，Gender and the Authentic Self in Eighteenth Century Fiction：Richardson，Rousseau，and Laclos[M]．Gainesville：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1998：5．

[3]Erickson A L.Women and Property in Early Modern England[M]．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1993：184．

[4]Richardson S.Pamela， or Virtue Rewarded[M]．New York：Penguin Books Ltd.1980．

[5]刘戈.理查逊与菲尔丁之争——《帕梅拉》和《约瑟夫·安德鲁斯》的对比分析[J]．外国文学评论，2004(3)：129-136．

[6]吕大年.理查逊和帕梅拉的隐私[J]．外国文学评论，2003(1)：88-99．

[7]Flynn C H.Richardson：A Man of Letters[M]．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2：269．

[8]Davis L J.Factual Fictions：The Origins of the English Novel[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3：185．

Convergence of Multiple Tensions： An Analysis of the Contradictory Interpretations of Pamela

BI Wen-j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Wuhan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2， China)

Abstract：The contradictory interpretations of Pamela is the result of multiple tensions. Readers may agree to two different images of Pamela during their process of reading. One is the image constructed by Richardson in the fiction as the moral model， while the other is the self-image with the subtle psychology constructed in Pamela’s letters. The tension between these two images results in the contradictory interpretation of Pamela.

Keywords：Pamela； Richardson； contradictory interpretation； tension； moral model

〔责任编辑：朱莉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