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笺杜诗兴寄美刺法初探*

时间：2024-06-19

孙雪萍，董利伟

(1.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山东济南 250100；2.《山东通信技术》杂志，山东济南 250101)

关于钱谦益的杜诗笺注，研究者多将目光聚焦在以史证诗等方面，对其价值的考量也重点围绕此展开。清初黄生云：“近钱牧斋笺注杜集，引据该博，矫伪鈲讹，即二史(指新、旧《唐书》)之差谬者，亦参互考订，不遗余力，诚为本集大开生面矣。”[1]489近人陈寅恪云：“牧斋之注杜，尤注意诗史一点，在此之前，能以杜诗与唐史互相参证，如牧斋所为之详尽者，尚未之见也。”[2]1014当代学者也指出：“他(指钱谦益)以实证与历史的方法完成二十卷的《钱注杜诗》，从而使诗史互证作为一种诗歌研究方法确立下来。”[3]262私以为前贤时彦有关分析和结论固是，然未尽也。事实上，钱笺杜诗的真正价值并不止此，钱氏于笺杜有着自己的著述动机和自成一家的高远追求。为确保自己的笺杜初衷落到实处，钱氏当然会选择和确立相应的诠释策略和方式。毋庸置疑，以史证诗便是有效的释诗方式之一，这已为众人所申发。但钱笺杜诗中许多深刻和有见地的解析，却是采用了兴寄美刺言诗方式。遗憾的是，这点往往被人们有意无意地淡化忽略，影响了对钱笺杜诗价值和意义的认识。鉴于此，笔者不揣谫陋，就钱氏以兴寄美刺笺杜略抒己见，望博雅君子批评指正。

一、兴寄美刺言诗是钱笺中的一个突出现象

兴寄美刺言诗，是先秦两汉儒者在《诗经》诠释过程中建构起来的一种释诗体系和传统。在思维上，它强调真正的诗歌诠释并非只关注文本中显性的东西，更在于揭示被隐藏的东西。“《诗》辞美刺讽喻以教人，是《诗》教也”[4]1369，儒家学者特别注重将诗与政治教化进行关联。钱谦益的诗学观，总体上是坚守儒家诗教传统的。他强调诗要有本，要发乎情，同时又要婉而有致，以讽谕警世。在诗学取向上，钱氏唐宋兼宗[5]53，并喜追摹宋元，晚年更得苏轼、陆游之长[6]1492，纵横开阖，铺陈终始，以议论为诗、才学为诗倾向明显。虽如此，并不意味着钱氏排斥兴寄美刺作诗和言诗的传统。翻检其论诗言论不难发现，钱氏实际上对诗歌比兴寄托、婉而多讽的一面相当重视。“余观杨孟载论李义山《无题》诗，以为音调清婉，虽极秾丽，皆托于臣不忘君之意，因以深悟风人之旨。若韩致尧遭唐末造，流离闽、越，纵浪香奁，亦起兴比物，申写托寄，非犹夫小夫浪子沈湎流连之云也。顷读梅村宫詹艳体诗，见其声律妍秀，风怀恻怆，于歌禾赋麦之时，为题柳看花之句，徬徨吟赏，窃有义山、致尧之遗感焉。”[7]116李商隐、韩偓诗之佳处在托物寄兴、不忘君国，有风人之旨。以吴梅村比李、韩，意谓其诗亦托志深远。钱氏评徐仲昭诗云：“仲昭起于逢掖，有忧时闵己之志节，故其诗丽以则，感而多风。君子诵之而论其世也，其归则一而已矣。”[5]948其《严印持废翁诗稿序》则曰：“(严印持)作为歌诗，往往原本性情，铺陈理道，讽谕以警世，而托寄以自广，若释然于功名身世之际。”[5]951可见，钱氏论诗往往是以托兴和讽言谕世为高的。

言及杜诗，钱谦益认为既有“铺陈终始、排比声韵”[5]2153的大雅正声风范，又具“温柔敦厚、婉而多讽”的风诗特征，因而他反对将杜诗单纯视为“噍杀”之音：“秦之诗，莫先于《秦风》，而莫盛于少陵，此所谓秦声也。自班孟坚叙秦诗，取‘王于兴师’及《车邻》、《驷驖》、《小戎》之篇，世遂以上气力、习战斗，激昂噍杀者为秦声。至于近代之学杜者，以其杜诗为杜诗，因以其杜诗为秦声，而秦声遂为天下诟病。甚矣，世之不知秦声也！……温柔敦厚，婉而多讽，其孰有如秦声者乎？以杜诗言之，《乐游》、《渼陂》，《蒹葭》之比也。《丽人》、《兵车》，《车邻》之亚也。《收京》、《左掖》，《终南》之颂也。《八哀》、《咏怀》，《黄鸟》之赋也。《北征》、《羌村》、《诸将》、《秋兴》，《小戎》、《无衣》之篇什也。先河后海，则秦诗实为滥觞之端；增华加厉，则杜氏宁有椎轮之质？学者不知原本，猥以其浮筋怒骨、龃齿吽牙者，号为杜诗，使后之横民，以杜氏为质的而集矢焉，且以秦声为诟病，不亦伤乎！”[5]931-932这段话表述了一个观点，即从《秦风》到杜诗，有一共同特征——“温柔敦厚，婉而多讽”，只是后人将《秦风》和杜诗视为充满“激昂噍杀”的兵象和格力之声，这种认识显然是表层和片面的。所以，钱氏笺杜时，极力避免寻章摘句、得貌遗神的简单做法，而将注意力更多地放到对作品言外之意的发覆上。如对杜诗《同诸公登慈恩寺塔》的一段解析：“三山老人曰：此诗讥天宝时事也。‘秦山忽破碎’，喻人君失道也；‘泾渭不可求’云云，言清浊不分，而天下无纪纲文章也；虞舜、苍梧，思古之圣君而不可得也；瑶池日晏，言明皇方耽于淫乐而未已也；贤人君子，多去朝廷，故以黄鹄哀鸣比之，小人贪禄恋位，故以阳雁稻粱刺之也。按：此诗首言高标烈风，登兹百忧，登高视下，岌岌乎有漂摇崩析之恐，正起兴也。泾渭不可求，长安不可辨，所以回首而思叫虞舜。‘苍梧云正愁’，犹太白云‘长安不见使人愁’也。唐人多以王母喻贵妃，瑶池日晏，言天下将乱，而宴乐之不可以为常也。宋人诗说多支离可笑，三山老人论此诗殊近理，故取之。”[8]2157-2158钱氏引用宋人胡舜陟语，明确指出杜甫用了“起兴”的艺术手法，使诗歌含蕴丰富，文已尽而意无穷。后来钱氏于最后定稿的《钱注杜诗》(以下简称《钱注》)中，对上述内容几乎全部予以保留。

值得注意的是，钱氏虽重视比兴寄托，却并没像朱熹《诗集传》那样，明确指出某篇诗作是以“比”或“兴”的方式来展现作者之深意。他对兴寄美刺观念的理解和坚持，更多体现在对杜诗意义的体认把握上，即通过对诗歌文本意象、事件等的整体分析解读，于声句之外，深入开掘、阐发杜诗文字背后的“微言大义”、弦外之旨。如对《登楼》的诠释：“‘可怜后主还祠庙’，殆以代宗任用程元振、鱼朝恩，致蒙尘之祸，而托讽于后主之用黄皓也。‘日暮聊为《梁父吟》’，伤时恋主，而自负亦在其中。其兴寄微婉，一句而包数义如此。”[8]2199指出此诗“兴寄微婉”，“一句而包数义”，深得“温柔敦厚”要旨。解杜诗《奉同郭给事汤东灵湫作》“坡陀金虾蟆”云：“禄山谄约杨妃，誓为母子，通宵禁掖，昵狎嫔嫱。和士开之出入卧内，方此为疏；蓟城侯之获厕刑余，又奚足尚？方诸虾蟆之入月。诗人之托谕，不亦婉而章乎？”[9]30安禄山、杨贵妃秽乱后庭，见于史籍。钱氏引温畲《天宝乱离西幸记》所载轶事，揭示杜诗以虾蟆入月喻禄山入宫，讽刺之意甚明。笺《奉赠太常张卿二十韵》云：“投赠之诗，托讽深厚如此，其意切则其词愈婉。此风人之指也。”[8]2193《太子张舍人遗织成褥段》钱笺曰：“史称严武累年在蜀，肆志逞欲，恣行猛政，穷极奢靡，赏赐无度。公在武幕下，此诗特借以讽谕，朋友责善之道也。不然，辞一织成之遗，而侈谈杀身自尽之祸，不疾而呻，岂诗人之意乎？”[9]165钱氏认为杜诗草木景物、廋辞隐语、史事典故中，颇寓比兴寄托之旨，微婉多讽，寄慨遥深。其解读亦多能正本清源，深入老杜之骨髓，发明深微用心，展现出杜诗“婉而多讽”的特征。上述现象在钱笺中很突出，而使用“刺”、“讥之”、“婉辞”、“微词”、“微婉”、“讽谕”、“婉而切”等词语，直接点明诗含讽谕寄托的情况，更是俯拾即是，这些足以证明钱笺在这方面所花费心思之多。

二、钱笺“深文周内”成众矢之的

以兴寄美刺解读杜诗，虽非钱谦益之发明独创，但其贡献突出。钱氏苦心孤诣，细心推敲，特别是善于知人论世，自觉将杜诗放在唐帝国由盛转衰的特定历史背景和语境中，以意逆志，探人所未探，为深入理解杜诗大开方便之门，启迪作用不可低估。钱氏对自己的成果亦颇自信，曾引用族孙钱曾之语，自诩其笺注有“凿开鸿蒙、手洗日月”[9]4之功。钱笺一出，杜诗注释很快蔚然成风[10]46。

然而，钱笺也招来不少非议、质疑甚至诟病。徐世溥《答钱牧斋先生论古文书》谈到：“夫绎《国风》者，常失之浅；解《雅》、《颂》者，常失之深。杜子美忠君爱国，颠沛不忘，感时讽事，援引极博，后世多不能究其出处。是以不能明其指意所在，至牧斋而始发之。然窃谓考据确核之中，勿涉穿凿附会之态，则作者之意，更不患其求明而反晦，此又溥所效于先生耳。”[11]145对钱氏在发明杜诗深意方面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也对其中存在的穿凿倾向深表忧虑和不满。较早向钱氏发难的是潘柽章和朱鹤龄等人。潘柽章著有《杜诗博议》，该书在史实考证方面有独到处，对钱笺作了很多补充和纠偏。潘氏因受庄廷鑨《明史》案牵连不幸遇难，其所著书亦遭禁废，《杜诗博议》一书即因此而终至散佚。所幸朱鹤龄《杜工部诗集辑注》(以下简称《辑注》)对之多所引用，部分内容得以流传下来。这其中不少是针对钱笺的，如杜甫《兵车行》，钱氏认为是对鲜于仲通讨南诏而发[9]10，潘则云：“玄宗季年，穷兵吐蕃，征戍绎骚，内郡几遍，当时点行愁怨者，不独征南一役，故公托为征夫自愬之词以讥切之。若云惧杨国忠贵盛而诡其词于关西，则尤不然。太白《古风》云：‘渡泸及五月，将赴云南征。怯卒非壮士，南方难远行。长号别严亲，日月惨光晶。泣尽继以血，心摧两无声。’已明刺之矣。太白胡独不畏国忠耶？”[12]潘氏所论事实清楚，批驳有力。《送李卿晔》潘氏解道：“古人流离放逐，不忘主恩，故公于贾、严之贬则曰：‘开辟乾坤正，荣枯雨露偏。’于己之贬则曰：‘晋山虽自弃，魏阙尚含情。’其温柔敦厚之意，言外可想。若以肃宗不甚省录，故往往自况之推，失之远矣。”[12]不难发现，潘氏对钱笺中讽刺君王的解读极为敏感，并多予驳正。后来钱氏笺杜因“讽君说”备受责难，始作俑者当属潘氏。

与钱氏曾过从甚密，且有过一段合作笺杜经历的朱鹤龄，对钱笺中的所谓牵强附会处亦颇致不满，《辑注》中广泛引用潘氏的观点，实际也是朱氏借此表达自身立场和观点。他在《辑注》自序中发表了一番见解：“夫诗有可解者，有不可解者。指事陈情，意含讽谕，此可解者也。托物假象，兴会适然，此不可解者也。不可解而强解之，日星动成比拟，草木亦涉瑕疵，譬诸图罔象而刻空虚也。可解而不善解之，前后贸时，浅深乖分，欣忭之语，反作诮讥，忠剀之词，几邻怼怨，譬诸玉题珉而乌转舄也。”[12]卷首朱氏批评的对象显然有所指，即钱氏的系列解读。他在《辑注》中，对钱氏引以为豪的《洗兵马》等笺释大加删削，更是以实际行动，表达了对钱氏深文罗织作风的决绝态度。不仅如此，伴随与钱氏之间因注杜分歧而造成的感情裂缝的加大，朱氏对钱本人及其杜诗笺注的攻讦也在不断升级。如果说潘柽章在驳正钱笺方面所持的更多的是一种客观、公正的学术立场，那么，朱鹤龄的表态则明显带有主观感情色彩了。朱氏《辑注》自序曾谈到：“志者，性情之统会也，性情正矣，然后因质以纬思，役才以适分，随感以赴节。……子美之诗，惟得性情之至正而出之，故其发于君父、友朋、家人、妇子之际者，莫不有敦笃伦理、缠绵菀结之意。极之履荆棘，漂江湖，困顿颠蹶，而拳拳忠爱不少衰。自古诗人变不失贞、穷不陨节，未有如子美者，非徒学为之，其性情为之也。子美没已千年，而其精诚之照古今、殷金石者，时与天地之噫气、山水之清音，嶒峵响答于溟涬澒洞、太虚寥廓之间。学者诚能澄心祓虑，正己之性情，以求遇子美之性情，则崆峒仙仗之思，茂陵玉碗之感，与夫杖藜丹壑、倚棹荒江之态，犹可俨然晤其生面而揖之同堂，不必以一二隐语僻事、耳目所不接者为疑也。”[12]卷首这番话当是针对钱氏对自己注杜所发表的一些意见而发。他强调，性情是一切文辞的根本，而要正确地读杜、解杜，也需要“澄心祓虑，正己之性情”，否则便难探杜诗之真蕴。这些议论言外之意很明显，等于说以钱氏这种首鼠两端的品性，是不可能深悉杜甫，不可能得杜诗真面目的。朱氏有《书元裕之集后》一文，更以“人臣身仕两姓，犹女子再醮”[13]283，影射贬斥钱氏，极尽讥刺攻讦之能事，口不择言，完全失去了其一贯的温厚风度。而这些言辞举动，对人们客观认识和评价钱笺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不容小觑。

潘柽章之弟潘耒也是钱、朱讼争中的积极参与者。潘耒有《书杜诗钱笺后》一文，当是在其兄和朱氏影响下创作的[14]。他对钱笺的驳斥更为直接：“钱氏求新太过，亦时有此失。如……以范叔归秦为欲去国忠，以关张耿邓为自喻，以‘前后三持节’为杜鸿渐，种种曲解，皆迂僻难通，所谓目睹秋毫不能自见其睫也。然文义小失，犹无大害，唯其自矜独得，所谓‘凿开鸿蒙，手洗日月’者，乃谓少陵大不满于肃宗，多所讥切。《洗兵马》、《收京》诸作皆刺诗。‘鹤驾’、‘龙楼’，‘朱虚’、‘商老’，‘两宫警跸’、‘一德兴王’、‘文公赏从’、‘禹功命子’种种，无非讥讽，此则伤教害义之大者。谬说流传，或至坏人心术，余故一一标出，欲读者毋味其甘而忘其毒也。”[15]579指出钱氏求新太过，张冠李戴，犯了不少历史性错误，不无道理。但其批评也并非都是持平之论。如评《寄韩谏议》钱笺：“此诗题云‘寄韩谏议’，则所云美人当指韩。今移指邺侯，有何确据？杜既推李如此，他诗何不一齿及，而独寓意于寄韩一篇？”[15]580这一指责便非基于事实本身[16]。再如评钱笺云：“《洗兵马》一诗，乃初闻恢复之报，不胜欣喜而作，宁有暗含刺讥之理？上皇初归，肃宗未失子道，岂得预探后事以责之？诗人以忠厚为本，少陵一饭不忘君，即贬谪后，终其身无一言怨怼。而钱氏乃谓其立朝之时，即多隐刺之语，何浮薄至是？”[16]579认为钱氏“不能尽子道，且不能信任父之贤臣，以致太平”之论是“预探后事”可以，但一口咬定杜甫毫无讥讽肯定有问题。杜诗后半截对肃宗寓讽于颂，明眼人一见便知，而对当时攀龙附凤之辈的挞伐则更是明显。潘氏一再指责钱氏“浮薄”，谴责其“怨诽其君，无所不至，此自门户习气”，直至说出“绛云一炬，有自来矣”之类幸灾乐祸的刻薄之语，实在有失学者之客观公正品质。至于他评价钱笺“坏人心术”、“伤教害义”，更非平情之论，实则是对朱鹤龄以“性情之正”攻讦钱氏的更蹩脚的发挥而已。无怪乎后人批评其“架空作势，全无实据，信口谩骂”了[17]。潘耒驳钱之论甚多，不具录，而其主要特点和立场在此已多所体现。显然，潘耒在钱、朱因笺杜而起的这场讼争中，是起了推波助澜作用的。

朱鹤龄、潘氏兄弟对钱笺所作的批评，多为后人所沿袭和申发，流布广泛，影响深远。后来学者对钱笺的诸多评价，其大要基本不出三人所论之范围，略录数则以见之：

老杜天资淳厚，伦理最笃。诗凡涉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都从一副血诚流出，而语及君臣者尤多。虞山轻薄人，每及明皇晚节，肃宗内蔽，广平居储诸事迹，率以私智结习，揣量周内，因之编次失伦，指斥过当。继有作者，或附之以扬其波，或纠之而不足关其口。使蔼然忠厚之本心，千年负疚，得罪此老不少。[18]6

诗教主于温柔敦厚，况杜公一饭不忘，忠诚出于天性。后人好以臆度，遂乃动涉讥刺，深文周内，几陷子美为轻薄人，于诗教大有关系，如是者概从删削。[19]13

余读《钱注杜诗》，而知钱之为小人也。……若寸寸节节，皆以为有所刺，则少陵之诗扫地矣！[20]416

这些言论，与朱、潘等人所论相较，意气与人身攻击的非学术成份越来越重。在一些具体笺注上，研究者所指摘的，也多集中在钱氏对杜诗的抉隐发微上。如针对钱笺《洗兵马》，浦起龙云：“‘鹤驾’、‘鸡鸣’，钱氏以为刺肃宗不能尽子道，朱氏非之，吴江潘氏驳之，允矣……钱笺此等，坏心术，堕诗教，不可以不辩。”[18]259再如杜诗《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杨伦云：“结语略含讽意，却只以吞吐出之，浑然不觉。”[19]28浦起龙则曰：“钱注语语指斥，意非不是也。但学者不善会之，偏讥刺一边看去，则失之远矣。盖题系朝廷巨典，体宜颂扬。非比他事讽谏，尚可显陈也。”[18]689所论小异大同，均对钱笺通篇讽谕意见表示不满。

上述所及可概括如下：其一，公认钱氏于前人注杜多有纠谬去蔽，于杜诗之兴寄美刺抉隐发微，多所发明，且考证精审，为前人所不及。赞之者不必说，即毁之者，在攻讦其品行之后，亦不得不推重其大有功于老杜。“牧斋学问闳博，考据精详，家多秘书，兼熟内典。其笺杜也，钩稽奥义，抉摘异闻，他人所不能注者，一一注出，诚有功于少陵矣！”[15]579潘耒作为论敌而能做出如此推扬，足见钱笺之价值；其二，钱笺之过人处，往往是受攻击最密集处。钱笺过于求新求深，虽批评前人注杜之牵强附会，自己也难免重蹈覆辙。后人遂以深文罗织、穿穴讥刺为钱氏之一大罪状，群起而攻之，且一波未伏，一波再起；其三，钱谦益降清遂致名誉破产，被视为首鼠两端、无气节之“轻薄人”，因而众议汹汹，认为其注杜难得要领，深负老杜一片忠厚之情。总的来看，清初以来的数百年间，评论家对钱笺评价分歧甚大，其原委主要不在笺注本身，而在于钱氏为人大节有亏。“(钱谦益)笺注杜诗……所见必有迥异于恒人。然卒不为世所重，反遭诟病，盖非敢轻其学，乃轻其为人。”[17]盖自明季东林、复社以还，贤士大夫皆以气节相尚，故清初以投敌为耻。钱谦益晚节不保，率众降清，为士子所不齿，进而影响了人们对其笺杜成果的客观评价。朱鹤龄、潘耒、袁枚等人之言论，无不有此倾向。而更令人唏嘘感叹者，钱氏因秘密抗清，被清统治者认为是反复无常小人，打入另册[21]155-156，其书被列于禁毁之目[22]164。而这些遭际，又大大影响了钱笺的正常传播与接受，客观上削弱和降低了人们对它的重视程度，其价值被大打折扣，也是难免。

杜诗笺注言人人殊，“大抵历代注杜者，无不自是其是，且自以为能正前人之非。众说纷纭，莫衷一是”[17]，道出了历代多数注杜者的一种共同心态。

三、兴寄美刺言杜乃钱氏书写襟怀的一种策略

黄庭坚曾提出：“子美诗妙处乃在无意于文，夫无意而意已至……彼喜穿凿者，弃其大旨，取其发兴于所遇林泉人物草木鱼虫，以为物物皆有所托，如世间商度隐语者，则子美之诗委地矣。”[23]反对事事征实，反对不高明的穿凿附会，反对将杜诗的理解降低到庸俗无诗意的境地，这是值得肯定的。钱谦益本人也是持类似态度和解诗理念的。他说：“宋人解杜诗，一字一句，皆有比托。若伪苏注之解屋上三重茅，师古之解笋根稚子，尤为可笑者也。”[9]4注杜之难，古今学者早有共识，钱氏在《读杜小笺自识》、《草堂诗笺元本序》及其他文章中也反复言及注杜之难处。注杜的硬核，无疑便是探寻隐藏在杜诗字句之下的深层意蕴，而探寻和揭示杜甫之真正寓意的过程，无异于一种精神考古，其困难可想而知。故钱氏说：“杜诗非易注之书，注杜非聊尔之事，固不妨慎之又慎，精之又精。”[7]1351

既然意识到注杜的困难，并且看到了宋人因过分倚重比兴寄托解杜所造成的不良后果，那么，钱氏何以还要冒险，继续在这条羊肠小道上走下去呢？要回答该问题，我们不得不突破一般的诗学观念，而从钱氏本身寻找更深层原因了。钱氏说过：“注诗细事耳，亦必须胸有万卷，眼无纤尘，任天下函矢交攻，砧椎击搏，了无缝隙，而后可以成一家之言。”[7]1351从这段话推断，钱氏对自己笺注问世后的遭遇应有充分的心理准备，他孜孜以求的，就是“成一家之言”。那么，其“一家之言”又体现在哪里呢？《注杜诗略例》中有段话：“余之注杜，实深有慨焉，而未能尽发也。”[9]4此处之“深有慨焉”，值得做更深入的理会。康熙九年，沈寿民在朱鹤龄《辑注》“后序”曾言及：“往方尔止尝语余云，虞山笺杜诗，盖阁讼之后，中有指斥，特借杜诗发之。”[12]陈寅恪也一针见血地指出：“细绎牧斋所作之长笺，皆借李唐时事以暗指明代时事，并极其用心抒写己身在明末政治蜕变中所处之环境，实为古典今典同用之妙文。”[2]1021陈氏认为，钱笺中《洗兵马》等一类长注，反映了钱氏自身的政治经历。

从古代经典中寻求现实问题的答案，这是明清之际学风的一种突出趋向，而这一学风也反映在诗歌笺注领域，钱氏的杜诗笺注便是这一趋向的早期代表。如果仔细体认一下钱笺便会发现，钱氏对杜诗中的政治意蕴是有着特别的敏感的。换言之，钱氏对杜诗的接受，有着突出的政治取向，因而在其笺释中，特别注重了杜甫政治情怀的阐发。下面结合钱笺，具体考察一下这一倾向，在此基础上，就钱氏如何将杜诗文本与自身的政治襟怀、身世之感密切关联，加以观照，以便更好地体会和把捉其以寄托美刺笺杜的动机与独特意蕴。

首先谈谈钱氏围绕杜诗中涉及皇帝方面的内容所做的笺释。这方面内容是钱笺最核心和最引人注目的部分。研究者早已指出，钱笺中多有讥刺君王的内容，甚至说“钱注语语指斥”[17]689，虽有夸张，却也不离大格。钱笺中确有不少内容是针对玄宗、肃宗和代宗等皇帝的，正是通过它们，钱氏明确表达了自己的立场观点。如对唐玄宗天宝后期信任武将，劳民伤财，多次发动边境战争问题，钱氏往往不遗余力地予以揭露批评。他解《送高三十五书记》“崆峒小麦熟，且愿休王师”等诗句云：“吐蕃每至麦未熟时，即率部众至积石军获取之，呼为吐蕃麦庄。哥舒翰遣将邀击，匹马不还。此诗记其事，又戒以勿逢迎人主好武之意，穷兵于石堡、河曲也。”[8]2156解《秋兴八首》之“昆明池水汉时功”等诗句时亦云：“此借武帝以喻玄宗也。《兵车行》云：‘武皇开边意未已。’韦应物云：‘少事武皇帝。’唐人皆然。”[8]2185讥刺玄宗穷兵黩武，认为这是安史祸乱的重要起因。安史乱起的另一原因是玄宗晚年迷信仙道，沉溺宴乐，这也是钱氏挖掘讽刺的重点。解《奉赠太常张卿二十韵》云：“‘方丈’四句，隐然借秦皇、汉武以讽玄宗之求仙，亦讽均不当以求仙得幸也。……投赠之诗，托讽深厚如此。其意切则其词愈婉，此风人之指也。”[8]2192-2193笺《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配极’四句，言玄元庙用宗庙之礼，为不经也。……‘道德付今王’，谓玄宗亲注《道德经》及置崇玄学，然未必知道德之意，亦微词也。……‘身退’以下四句，一篇讽谕之意，总见于此。”[9]278对肃宗，钱氏重在讥刺其心胸偏狭，屏弃贤相大臣而专任内宫宦竖和奸臣等方面，其中尤以《洗兵马》的解析最有代表性。钱氏在《读杜小笺》中即指出：“上皇至自蜀，即日幸兴庆宫，肃宗请归东宫，不许。已而听李辅国谗间，遂有移仗之事。其端已见于此。此诗盖援据寝门问安之诏，引太子东朝之礼以讽谕也。鹤驾龙楼，不欲其成乎为君也，其词严矣。”“是时方加封蜀郡、灵武元从功臣，肃宗之意独厚于灵武，故婉词以讥之。”[8]2163-2164表达了对肃宗的不满。在稍后的《读杜二笺》中，钱氏又做了更为严厉的批评和更多的牵连发挥。如诗笺开头即云：“《洗兵马》，刺肃宗也。刺其不能尽子道，且不能信任父之贤臣以致太平也。”中间又指出：“当是时，内则张良娣、李辅国，外则崔圆、贺兰进明辈，皆逢君之恶，忌疾蜀郡元从之臣。而玄宗旧臣，遣赴行在，一时物望最重者，无如房琯、张镐。琯既以进明之谮罢矣，镐虽继相而旋出，亦不能久于其位。故章末谆复言之。‘青袍白马’以下，言能终用镐，则扶颠筹策，太平之效，可以坐致。如此望之也，亦忧之也，非寻常颂祷之词也。”又曰：“琯夙负胜名，驰驱奉册，肃宗以其为上皇建议，诸子悉领大藩，心忌而恶之。乾元元年六月，下诏贬琯，并及刘秩、严武等，以琯党也。……琯败师而罢，镐有功而亦罢，意不在乎功罪也。……余读杜诗，感‘鸡鸣问寝’之语，考信唐史房琯被谮之故，故牵连书之如此。”[8]2190《小笺》、《二笺》两相比较，钱氏的批评语气越来越激烈，矛头指向也越来越尖锐。在《寄张十二山人彪三十韵》、《奉赠王中允维》、《收京三首》其二、《建都十二韵》、《承闻故房相公灵榇自阆州启殡归葬东都有作二首》其一、《寄岳州贾司马六丈、巴州严八使君两阁老五十韵》、《从左拾遗移华州掾》、《有感五首》其四、《别房太尉墓》诸笺中，钱氏对肃宗信任宦官、斥贤拒谏等行为做了反复和严厉的批评。他对代宗的讥讽也毫不留情面。《有感五首》其二笺云：“是时史朝义下诸降将，奄有幽魏之地，骄恣不贡，代宗懦弱，不能致讨……‘息战’、‘归马’，谓其不复能用兵，而婉词以讥之也。李翱云：‘唐子孙不能以天下取河北。’正此意也。”[9]430讥刺代宗信用谗邪，致振兴无望。在《青丝》、《折槛行》、《登楼》、《诸将五首》、《承闻河北诸道节度入朝欢喜口号绝句十二首》其六等笺中，都有针对代宗政治无道的严厉谴责。

钱氏对玄宗等当时最高统治者所展开的批评谴责，真实暴露了其君王观。钱笺中这方面内容尽管不多[24]234，产生的影响却很大。当然，杜甫有些诗句未必都有讽君之“深意”，钱氏却也拐弯抹角地牵扯进来，这类例子极易找到。但是，如果只是以杜甫当时有无讥刺之意来衡量钱笺之对错，并且揪住钱氏的某些失误不放，抑或我们的讨论仍然还停留在“讽君说”是否得当这一层面上，那么，且不说长期以来的争执不会停止下来，即便要深入理解和把握钱氏笺杜的初始动机和真正目的，也十分困难。事实上，钱氏于笺杜中关注帝王的言行，重视君主对国家民族的作用，是有其现实考虑的。众所周知，封建时代，君王作为最高统治者，其才干与修行对国家的治乱往往产生重要影响。明代自英宗以后，诸多社会矛盾陆续暴露，后面几任皇帝，几乎没有哪个具备振兴国威、力挽狂澜的能力和欲望。相反，由于他们的荒唐迷信，怠政贪鄙，直接导致了朝政的黑暗和王朝的败亡。思宗欲有所作为，但此时明王朝早已病入膏肓，沉疴难起，更何况他本身也不是一个挽狂澜于既倒的有为之君。明末每况愈下局面的形成，乃至一败涂地，虽是时势使然，而最高统治者当然难辞其咎。因此，重申为君之道，限制君主的权利，可以说是明后期的严峻现实向思想界提出的一个尖锐课题。钱氏在《向言》[8]763-793这组杂文中，曾专门讨论了“帝王之学”和为君之道。他引用先儒的训导，从理论上、制度上明确君主的职责和帝王之操守，提出君王应敬德居业，崇尚节俭，纳谏从流，亲君子，远小人，以及不以己私侵害国家之大公，不以己欲夺小民之生存等等。这些观点，在杜诗笺注中时有体现。可以说，钱氏在笺注中所表达的对玄宗等皇帝的不满，实乃激于晚明的政治生态，特别是现实中君主之表现而发，寄寓了他对传统君主制的一些沉思，因而有着鲜明的时代内涵和极强的现实针对性。直言之，钱氏在笺注中极力讥讽挖苦玄、肃、代宗，其用意就是对当下的君主暗下针砭。正如日本学者长谷部刚所言：“因为在政治上经历了多次挫折，钱谦益对以皇帝为顶点的朝廷政治持有怀疑和批判的态度。”[25]钱氏在笺注中所体现出的对君主的批判，尽管多就事论事，其观念和思想在今天看来也很朴素甚至有些迂阔，但毕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民本思想和民主意识。在钱氏之后，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对人君之道、君主制作出了那个时代最深刻的反思。这中间，不能完全排除存在一定的内在联系。

其次，谈谈钱氏如何别具只眼，深入挖掘杜诗中经世治国大计，进而表述自己的政治观点的。我们知道，杜甫一生没做过显官要职，但这并不妨碍他关心国家命运、关注现实政治。他通过诗歌表达了不少政治军事观点。钱谦益为此曾发感慨：“浣花老翁，参预国家大计，关心如此，良可感矣！”[8]2172杜甫深为国虑，致使钱氏“千载而下，可以感叹”[8]2157。钱谦益本人，终其一生都热衷于政治，热心于追求事功，故其诗文中不乏经世治国的内容。程嘉燧云：“(先生)晚而以其忠猷嘉谋无由入告左右，著为《向言》三十首以垂于后，不惟其爱君之深忧国之切隐然溢于言表，而救时匡世之略亦已见其一斑。”[8]2225钱氏笺杜虽不能如《向言》一样，直接论述和集中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和治国方略，但可以依寓于杜诗，通过笺注表述自己的经济之志、忠猷嘉谋。事实上我们也看到，钱氏在笺注杜诗时，总是不失时机地就如何增强国力、如何改善民生赢得人心、如何用人、如何加强战防边防等一系列国家政治问题发表见解，所涉面广，内容丰富，观点鲜明。仅以分镇为例，略加引申。钱氏解杜诗《有感五首》之四云：“初，房琯建分镇讨贼之议。诏曰：‘令元子北略朔方，命诸王分守重镇。’诏下，远近相庆，咸思效忠于兴复。禄山抚膺曰：‘吾不得天下矣。’肃宗即位，恶琯贬之。用其诸子统师，然皆不出京师，遥制而已。广德初，宗藩削弱，藩镇不臣。公追叹朝廷不用琯议，失强干弱支之义，而有事则仓卒以亲贤授钺也。……落句言不依古封建而欲坐听箫韶，不可得也。公之冒死救琯，岂独以交友之故哉？”[8]2174《建都十二韵》笺曰：“此诗因建南都而追思分镇之事也，终以房琯之议为是也。”[8]2198钱氏《秋日荆南述怀三十韵》、《承闻故房相公灵榇自阆州启殡归葬东都有作》等诗解对房琯建分镇之言亦有涉及。他对房琯分镇一议十分重视，评价很高，却引来非议。潘耒云：“详味诗意，似以建都为非，惜己在外，不得谏诤耳，笺乃云以分镇为是，因建都而追思之，何其迂曲也。”[15]580朱鹤龄《辑注》亦云：“‘苍生入’句，讥高议者为无益，而南都之不必更建也。……‘时危’四句，讥其不以雪耻为急，而轻议建都非定乱之先务也。”[12]朱氏还在《唐肃宗论》一文中说：“太子诸王分镇讨贼，此最为谬计……永王璘之反，其明鉴也。”[13]230与钱氏观点针锋相对。仇兆鳌也谈到：“当时房琯分建之策，与吕諲建都之请，前后事势迥不相同。……钱笺附会两事，致诗意反晦。”[26]777潘氏等人对钱笺的批驳，看似言之凿凿，实则均未达牧斋用心处。钱氏有言：“良医之治病，必视其病证何如，按古方以疗新病，虽有危证，恶疾可得而除也。”[8]780《向言》曾述及分镇：“唐之方镇，始于肃宗，夹河五十余州，更立迭夺，或服或叛，遂与唐相终始。……李纲于靖康建议，以为唐之藩卫，拱卫京师，虽屡有变，卒赖其力。今莫若以太原、真定、中山、河间建为藩镇，择帅付之，许以世袭。收租赋以养将士，习战阵以资声援。金人何能深入？……谋国者制置天下，犹弈棋然。从房琯之议，可以救全局；从王扩之议，可以收残局。如其不然，未有不推枰敛手，坐视其全输者也。”[8]778-779这番议论实是基于明末局势而发。明代是皇权高度集中的专制政权，当然不可能将权力下放到方镇。但明末形势又是另一番景象。当时北有清兵虎视，西南有李自成等农民军蜂起，都城无拱卫，清兵、农民军可随时搔扰京城南畿，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危局。而钱氏一再提及房琯建分镇讨贼之议，并联系宋、金历史加以印证，显然是想靠分镇来挽救残局。设立方镇能否拱卫京师，延缓明王朝寿命姑且不论，而有一点需说明，这种意见决非钱氏的异想天开，数十年以后黄宗羲《明夷待访录·方镇》、顾炎武《日知录·藩镇》中亦发出类似观点和议论。可见钱氏主张设立藩镇以支撑危局，虽未必是根治顽症的良剂，至少也称得上是一种审时度势、深思熟虑的观点。朱鹤龄与钱氏周旋久之，惜其于钱氏之用心并无多少领会。潘、仇等人所论更是无的放矢，纯为纸上谈兵，所谓“何其迂曲”之辞，则牧斋实不敢受。

再次，谈谈钱氏如何从自身的政治遭遇和人生历难中，切身体验杜甫终身不遇、志不获展的人生悲剧，进而揭示诗人在诗歌中所寄寓的政治感慨等微旨奥义的。钱氏认为杜甫非一般文士，而是一位有崇高理想和政治智慧的济世大才。钱氏解《咏怀古迹》其五“伯仲之间见伊吕，指麾若定失萧曹”句云：“公诗每希风孔明，其托寄远矣。”[8]2206解《观兵》时还特别点到了杜甫的军事远见：“此诗谓官军当直捣幽、燕，破思明之巢穴，不当坚守城下以老师也。时汾阳与光弼不协，故败。光弼盖出公策，而汾阳亦千虑之失也。公岂徒诗人也哉！”[8]2169钱氏的此类评说触处即是，表现了对杜甫政治军事才能的推许。基于此，钱氏对杜甫穷困潦倒、生不逢时的种种遭遇，总是充满了同情。在笺《谒先主庙》时说：“‘孰与关张并’，公自许非关、张之流，犹言羞与哙等为伍也。‘功临耿邓亲’，以中兴贤佐自命也。《述古》诗‘吾慕寇邓勋，济时亦良哉’，亦此意也。‘迟莫’、‘飘零’，徒有应天得士、惨淡风云之感而已。谒先主之庙而洒泪沾巾，公之自负如此。”[8]318钱氏指出，杜甫在此诗中自许有王佐之才，却难有为国效力的机会，面对古人，惟有“洒泪沾巾”而已。其实，洒泪的何止杜甫！杜甫因上疏救房琯而致肃宗忌恨，遂被贬官，钱氏在笺注中屡屡道及此事。笺《从左拾遗移华州掾》云：“公自拔贼中，间关九死，得达行在。近侍未几，移官远出。此诗盖深叹肃宗之少恩也。……《招魂》曰：‘魂兮归来，入修门些！’经年之后，再出国门，痛定思痛，犹有未招之魂。比《招魂》之言，尤可伤矣！……‘驻马望千门’，正古人去不忘君之义。公之移官，以上疏救房琯也。……公与琯之贬谪，关系玄、肃父子间事。此其事君交友，生平出处之大端，故表而出之。作年谱者，至谓公不知论何事而出，其陋甚矣！”[8]2167钱氏不惜笔墨，揭示杜甫失官原因，发他人所未发，洞见卓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解语满带感情，又不能不使人产生这样的联想：杜甫之不幸，与钱氏自身又何其相似乃耳！钱氏在发明杜诗之微旨深蕴的同时，不是也在流露自家心事吗？如果说上面这些笺注只是一种若隐若现、欲说还休式的表达，那么，《洗兵马》的这段话简直就是钱氏直接走上前台直抒胸臆。肃宗极力排斥玄宗旧臣，钱氏认为是肃宗在自行结党：“自汉以来，钩党之事多矣，未有人主自钩党者，未有人主钩其父之臣以为党，而文致罪状，榜之朝堂，以明欺天下后世者。”[8]2191潘耒等纷纷指责钱氏之解说无稽[15]579-580，其实是没有领悟到其“以今喻古”的良苦用心。长谷部刚认为：“钱谦益从未得到皇帝恩宠，他被视为皇帝所顾忌的党派中的一员，并受到排斥。在这一点上，他与因替房琯辩护，而被肃宗视为房琯一党，并遭到贬斥的杜甫有着类似经历。”“钱讥讽肃宗的词句背后，明显有他自己对君主毅宗(崇祯皇帝)的非难。”[25]他还将钱笺与《初学集》一起解读，理出“杜甫=钱谦益/肃宗=毅宗”这一对应关系。当然，杜甫与钱谦益、唐肃宗与明毅宗之间某些方面的确存在可比性，但将彼此简单划等号，却也过于拘实，反而限制了钱笺的意义。

受陈寅恪论钱笺反映了钱氏自身政治经历观点之启发，有学者开始有意识地联系钱谦益的生平遭际开展研究。除长谷部氏的论文外，綦维《孝子忠臣看异代杜陵诗史汗青垂——试析〈钱注杜诗〉中钱氏隐衷之抒发》一文也有详细论述[28]。陈茞珊《〈钱笺杜诗〉研究》中专列“牧斋笺杜之用心与寄托”一章，对钱氏与晚明时局、杜笺与阁讼枚卜关系等展开论述，并引用《明史》、《明通鉴》等史料加以印证[24]229-257。这些都说明了一点——钱氏自身的政治经历与人生体验，对其杜诗笺注的影响是深刻和清晰可辨的。

钱笺中政治色彩浓重的诗解，无疑是该作品的核心。窥一斑而知全豹，从这部分内容中，我们就已经领略到了钱笺的思想深度。他从自身的生存境遇展开诠释，将杜诗文本与自我和现实紧密关联，巧妙地书写了自己的经世理想与政治情怀。由此看来，他所坚持的兴寄美刺言诗，不仅是一种诠释手段，同时也是书写自身襟怀所采取的策略。

四、余论

钱氏从事笺杜工作前后经历近三十年，最终“成一家之言”。“清代为杜诗之学者，鲜不受钱谦益《杜诗笺注》之影响”[10]56，钱笺的出现，在杜诗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对后世的影响效果史来看[24]412-447，钱笺是值得我们尊重和重视的对象。这也促使我们追问和思考这样一个问题——钱笺的真正价值在哪里？

艺术品只有在被表现、被理解和被诠释时，其意义才得以实现。诗歌作为一种典型的象征性文本，其蕴含的意义更需要揭示和敞开。传统的兴寄美刺言诗，作为一种敞露诗歌深层意蕴的手段是有效的，其源远流长的历史就是最好的证明。钱氏谙熟这一手段，并运用它对杜诗的意义展开切近和独到的阐发，为杜诗笺注大开户牖。现代哲学诠释学理论认为，诠释主体在理解和解释文本时，总是具有特定的“视域”。所谓视域，即看视的区域，它包括从某个立足点出发所能看到的一切。在诠释一部出自过去时代的艺术文本时，诠释者并未清空他的思想或绝对地舍弃现在；在其视域与文学作品的视域的辩证际遇中，他为自身的视域所引导和规约，同时他也利用这一视域展开理解。就杜诗诠释而言，即便是极力反对钱氏“讽君说”的朱鹤龄、浦起龙等人，不也是被“老杜天资淳厚，伦理最笃”、“一饭不忘君”之类观念和视域所左右吗？朱氏等人之所以竭力攻击钱笺，症结即在于彼此笺杜的出发点和诠释立场有明显差异，甚至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所以，唯有弄清钱氏笺杜时的视域，或者说他的真正动机和着眼点、立足点，我们才能踏上认识和理解钱笺的正确道路(而非单纯从是否符合杜甫之本意出发)，钱笺的真正价值才能映入我们的眼帘。“余于注杜，实深有慨焉”，钱氏其实是在公开他的诠释动机和立场。简言之，钱氏对杜诗中隐而未彰的意蕴的把握，是从自身的现实遭遇和人生体验开始的。他试图通过与自身生存境遇的相互关联，揭示和开启杜诗的意义世界。而他倾力揭示杜诗之意蕴，其实就是在做这样的工作——将杜诗中有现实意义的东西抽取出来，带入到当下具体的情境当中。如果说传统的杜诗诠释目的是通过心理的或实证的方法，以达到对于杜诗文本终极意义的理解和把捉，即将发露杜甫创作之原初意图作为至高无上追求的话，那么，钱氏的杜诗诠释则明显突破了这一窠臼。实质上，钱氏笺杜，其意图是与自身雄大抱负和整个经世思想相关联的，他所面对和处理的，是现实的社会政治问题，而不仅仅是单纯的诗学问题。钱氏诠释杜诗，特别是以兴寄美刺方式言诗，其主观动机和目的，不仅仅满足于获取杜甫寄寓在诗歌背后的“本意”，更多的是通过这一特殊举动，以思想家、政治家独具的慧眼，寻视杜诗有补于世的内蕴，进而指陈时弊，建构秩序，干预现实，传达和实现自身的经世理想。钱氏立足于现实，重新获得和诠释了杜诗对于当下历史时刻的新意义，从而使其避免了一种空洞疏离的品评鉴赏和人云亦云，因而其解读是独特的，明确的，切己的和深刻的。仅此而言，钱笺的价值也不应低估。

总之，读者和诠释者决非单纯性的文本原意的“扬声器”，他在解读文本的过程中，总是把普遍东西应用于具体境况，并由此创生出文本的新的意义[27]400。现实的、个人的政治遭际与人生体验，对钱笺来说，并非就是非本质的、次要的东西，恰恰相反，这是钱氏深刻理解和成功诠释杜诗文本的前提和基础。在钱笺中，历史与现实、文本与诠释者之间，穿梭古今，回环往复，在这种不断的循环中，钱氏加深了对杜甫的理解，也在不断增进对自身境遇的领会。所以，如果无视或忽略了具体的政治文化语境，忽略了钱氏个人的生存际遇，忽略了钱氏笺杜的原初动机，仅作抽象的、超历史的评判，抑或以人身攻讦替代学术的、理性的批评行为，都是难以触及钱笺的思想价值核心的。可以说，钱氏的笺杜之作并非单纯和一般的训诂、考校和注释之作，它们与黄宗羲《明夷待访录》、顾炎武《日知录》和《郡县论》、陆世仪《思辨录》等影响深远的经世巨著一样，都是明清之际特定时代的产物，是思想家和学者对所面临的时代课题所进行的自觉反思，因而具有同等的思想价值与历史地位。钱笺与众著所异者，乃在于其思想是通过兴寄美刺笺杜等方式表现出来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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