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郑文焯的词社活动*

周 唯

(安徽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作为词学中兴的时代，经过明朝的沉寂后，清代词坛无论从词作的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呈现出一片光芒万丈的新兴之态。局面之盛，不仅表现为词学爱好者的增多，更以书刊刊行、词社活动和大学讲授的方式展现。清词的中兴，改变了词为固有“闺房儿女之言”的小道形态，以诗教传统赋予它实践意义，肯定了它的社会教化功能。词学从明末云间派发展到了常州派，明确提出“意内言外”的寄托观念，主张比兴艺术手法的重要性。郑文焯在词学上接受了常州词派的寄托说，并注重在比兴寄托的基础上推崇白石，以清空出之，补救了常州词派重立意、轻音律的不足，并最终成为后期常州派词风之大成的有力开拓者。其中郑文焯的词学结社活动与后期常州派的发展壮大息息相关，为清词得以繁荣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郑文焯涉及的词社

郑文焯作为清季四大词人之一，于庚辰年他二十五岁之时到达苏杭地区，唱和在先，成为了晚清词坛区域转移的主导性人物之一，他的活动范围涉及苏杭与北京等地，并相应地主持或参与了各地的词社。

(一)大鹤主持的词社

清末民初，各地词社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光绪二十六年庚子之后，国事动荡，灾祸深重，文人士大夫虽心系家国，但大部分不得不选择离开京师，前往各地。与北方相比“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无”。[1]162于是，具有浓厚地域文化与词学传统的江浙一带，就成为了他们的普遍结社地。郑文焯由于家道中落，较早地到达苏州任巡抚幕僚，王闿运在《比竹余音·序》中说：“叔问(郑文焯)，贵公子，不乐仕进，乞食吴门，与一时名士游，文章尔雅，艺世多能，而尤工倚声。”[2]5他积极地举办词社活动，对于晚清词风的流变与传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今可考见郑氏所主持的词社有三个之多。

1.吴社

郑氏年谱载：“光绪十二年丙戊(1886)，时同年易仲实、易叔由昆季，与先生及张子苾、蒋次湘诸公，立吴社联吟，歌弦醉墨，颇极文燕之盛。”[3]461吴社是光绪年间吴中地区一词社，成员主要有郑文焯、易顺鼎易顺豫兄弟、张祥龄、蒋次香等。在文焯《瘦碧词》中记载了多次词社活动的内容，如《虞美人·丁亥秋》序中提到“同社集赋石湖”，《垂杨·风雨吴城》中写道：“属引凄异，同社方制饯秋词”等等，这些内容丰富地记录了当时聚会的时间、缘由和活动的方式与特色。从郑氏记录来看，词社成员都有着共同的词学指向与政治文化理念，以联句和白石词学习为课程，内容主要为饮酒作乐，赋春饯秋。

2.壶园词社

壶园，即是郑文焯在苏州的住所。“文廷式离京南下至苏州，与郑叔问、蒋次香、张子苾等结社于壶园。”[4]132据载，壶园作为词社成员集会的地点，园内风景秀丽，花鸟鱼虫众多，假山、怪石、小桥、流水，一鱼、一鹤、一花、一草，成员们置身其中，酾酒赋诗，宾主尽欢。内容上，以和众家词为课，以歌白石词为乐；时间上，光绪十四年戊子(1888)开始于四月，结束于八月。戴安常在《张祥龄小传》中说：“侨寓吴中，近乌鹊桥。适郑文焯在苏抚幕，共结词社。十三年有《吴波欧语》和白石词一卷，凡八十余首，皆叔问、祥龄、顺鼎弟兄及成都蒋鸿文联句之作。”可见，词社活动开展之热络，成果之斐然。在词社时间、成员与开展的活动上不难看出，壶园词社应是吴社的延续。

3.鸥隐词社

光绪二十一年乙未(1895)七夕，郑文焯在吴门举办鸥隐词社。参社成员主要有夏敬观、陈同叔与况周颐等，夏孙桐先生也参与了词社，聚集地点选择在城西的艺圃园，以示纪念太平天国时期于苏州被凌辱的少女。鸥隐词社在当时发展很快，后期加入了很多的成员，有缪荃孙、夏闰枝、易顺鼎、易顺豫等人，影响很大。文焯与夔笙的交往也是在这个时期强化起来的，与此同时，身处北方的王鹏运、朱祖谋等人也时常与文焯书札往来，交流词学，他们的交往为后期清季四大家的词社活动与词学融合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在此年郑文焯的四十寿宴上，他自云：“卧看青门锁书辙，世外樵风相况。哀乐中年，登临残泪，付与玲珑唱。”[3]467由此话可看出，郑虽正值壮年，却已生看透世事的归隐情怀，以一种冷眼旁观的态度置于出世与入世间，词作交游也由唱酬游玩变为感时伤事。

(二)大鹤参与的词社

四大家之中，郑文焯在苏州主持的词社活动几乎是第一个肯定了姜夔在词学上的贡献。他以浙派“清空”为旨，强调音律于词的紧要，这种观念有力地拨回了常州派前期对意趣的过分偏重。苏州词坛在郑氏的指引下，开展得如火如荼，与此同时，京师词坛也因王鹏运等人的出场兴旺起来。今可考见郑氏参与的词社多达五个。

1.咫村词社

光绪二十二年丙申(1896)，王鹏运在京创办咫村词社，开启了常州词派在京师的派内活动。王早闻文焯词名，遂在二十四年(1898)，郑文焯最后一次进京会试之时，力邀其入社，共同参与词社活动，此时咫村词社已开展活动两年之多。词社成员主要有王鹏运、朱祖谋、郑文焯、夏孙桐、张仲炘、易顺豫等，一度发展壮大。

咫村词社在清代词史上大放异彩，归功于词社各大家的通达交流与对词学创新的不断求索。成果主要表现在对吴文英的推崇和对“立意”、“音律”的两不偏废，其中郑文焯的贡献斐然。词社诸子为了挽救当时的词坛风气，推重吴文英用语华美，血肉丰厚的词法取向，郑文焯批校了《梦窗词甲乙丙丁稿》与《梦窗补遗》，以推举吴词。以四大家为代表的后期常州派词学理论之大成就在这一时期诞生，常州词派较为重视词的内容，主张以寄托比兴为词的表现形式，却忽视了词律的重要。以郑文焯、夏孙桐为代表的南方唱和主要研习姜张，注重音律的训练，因此文焯的加入有力地扭转了局面，使这种良好的词风一直延续至民初期。不得不提，郑文焯与四大家中的王鹏运、朱祖谋也因此结识，特别是与彊村的深厚感情，持续了多年。

在此期间，词社的创作主题虽写物缘景，却普遍在寄托中赋予飘零身世之感和感时伤事之怀。努力追求仕途的文焯在七次(或九次)应试不第的现实下终丧失了乐观的态度，在戊戌年作《夜飞鹊·出南郭门》中言：“吟边白发已愁尽，京尘依旧缁衣……长安梦短，过津亭、酒醒偏迟。身似十年江燕，帘幕易秋风，残社空归。”[2]23《月下笛·戊戌八月》中，他更言：“危阑不为伤高倚，但肠断、衰杨几缕。”“漏谯断，又梦闻孤馆，暗向谁度。”[2]24他借景隐喻当时的社会现实，表达自己对未来的迷茫，一片唏嘘之感。

在此期间，以咫村词社为轴心，郑文焯接触了一批相关词人，他们大都是由外地进京赶考的举子，以汉族知识分子为主，集结于京师都城脚下。“光绪年间词人聚于都下者，有宣南词社之集，名流唱和，盛极一时，而国事日非，朝政益紊，往往形诸咏叹，宛然小雅怨诽之音。”[5]420当时位于都城脚下的宣南词社名流云集，参加的主要成员有文廷式、陈锐、王鹏运、况周颐、朱祖谋等。文焯虽身处江南，但与以上成员仍有交往。随着国运的日益凋蔽，词社的命运也伴随着“庚子事变”的发生而改变。郑文焯在《春蛰吟·序》中这样说到：“春非蛰时，蛰无吟理。蛰于春，不容已于蛰也；蛰而吟，不容已于吟也。漆室之叹，鲁嫠且然。曲江之悲，杜叜先我。盖自《庚子秋词》，断手又两合朔，且改岁矣。春雷之启有日乎？和声以鸣敬竢大雅君子。吾侪詹詹有馀幸焉。光绪辛丑元日记。”[6]国难当头，词人无奈之际，有感而发。

2.寒碧词社

光绪二十五年己亥(1899)，胡金石于苏州创办寒碧词社，谭献、刘炳昭等先后主持，郑文焯积极参与组织。因词社众人均身处异地，所以寒碧词社的唱和方式主要是书札往来。这种通讯唱和的方式，增加了词人的流动性，避免了觥筹宴集的繁琐，更有利于各地词学的相互交融与渗透。

此年，郑文焯就曾从苏州至上海，在沪作一闲词。《浣溪沙·沪江雨泊》：“听雨江舟白发新，悲秋何意抵伤春，一年惆怅付闲身。西上行鱼东下水，南来侯雁北归人，梦飞碧海几回尘。”(《比竹余音》)[4]149抒发了感叹时间流逝及人世流变的深深无奈，虽在尘世中，已透露出一种看破世事的萧瑟。

除上述郑文焯主持与参与的词社外，他的唱酬与词学思想也深深影响了清末民初的其他一些词社，有些虽未加入，但社内声望极高。

如徐乃昌同声集唱和，光绪十九年至二十三年间，徐乃昌因中举喜游京师，与王鹏运、况周颐、郑文焯、盛昱、朱祖谋等人倚声相和，切磋词艺；湘社，光绪十七年，由甫兄弟与程颂万等人在长沙举湘社唱和，郑虽未参加，由于易氏兄弟等成员之前在吴社与文焯之交往，因此郑在社内声望很高，他也将湘社各取所长、多方取法的精神带入后来的咫村词社中；和珠玉词唱和，光绪甲午年前后，郑文焯与况周颐、张祥龄三人以小令为形式，遍和晏几道的《小山词》。

二、郑文焯的词社主导地位

晚清词学的复兴与蓬勃，离不开各地词社网络的交互渗透，其中词社首领的主导作用，有力地推动了各地的词学建设。郑文焯以其求新求变的开拓精神，丰富厚重的词学底蕴积极地影响着南北方的词学建设。他的主导作用大抵体现在指导提携社友、校勘词籍和发表词论。

1.指导提携社友

词社活动形式多样，伤春、悲秋、宴集、游玩皆可集会，主张在承认常州派理论的基础上推崇姜张词和谐的音律美。俞樾在《瘦碧词·序二》中提到：“高密郑小坡孝廉精于词律，姜白石自制曲，其字旁所记音拍，皆能以意通之。”[2]3可见，郑氏之于词律的研究，十分精深。对于初作词的词社成员，文焯主要以联词、和韵为主要的学习课程，以姜夔和宋六十一家为模仿对象，学习他们的创作风格，熟悉作词的基本形式。郑文焯在《大酺·序》云：“予与吴社诸子既联句和石帚八十四阕，吟赏所至，复杂连五十余解，中和片玉词最夥，歌弦醉墨，陵铄一时，其豪逸不逊陈允才、方千里、杨泽民辈也。”[7]

词社社作主要记录于《吴波鸥语》与《瘦碧词》等词集中，其中在郑后期自选集《樵风乐府》中收录了多首与当时社友集会唱和的词作。以《莺啼序·甲午仲秋薄游江淮，瓜步晚渡，与子苾舟中连句，和梦窗此曲》为例：

西栏乍过桂影，倦秋酲闭户。酒边泪、分付黄花，客燕何意来暮。櫂歌远、吴山自碧，晴云望转淮南树。怅荒湾、残柳春前，枉作风絮。(叔问)宝扇才疏，画帘十二，换纱烟縠雾。镜波晓、还照离妆，玉容空在纨素。绣帷寒、愁鬆雪腕，暗销尽、深盟红缕。理芳情，搓做柔丝，绾他闲鹭。(子苾)

……春风粉黛，晓日绫纨，剩寸萝片苧。笑拾得、才人馀唾，几数官梅，客里狂吟，雪中低舞。扁舟此去，无情烟水，清歌何处催梦觉，感华年、分算成弦柱。隋堤鸦散斜阳，故国庭花，有人唱否。(子苾)[2]13

这首词是在甲午年秋季与子苾夜游泛舟所作，两人连章叠句，分庭唱和。

词社课程也经常以两宋名家生日纪念为内容唱和，他们相互间的切磋学习对清末民初良好词风的滋养与流传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郑文焯在吴地词社中指导提携的众多社友，也在今后流寓各地，引领了湖湘、岭南等地词社的发展壮大。

2.校勘词籍

虽然郑文焯主持或参与的社集大都没有编写出版，只能从各家词集中窥见当时集会的情况，如郑文焯《瘦绿词》、《冷红词》，缪荃孙《艺风堂文集》等，但他在领导词社期间与王鹏运、朱祖谋等社友在词籍校勘上往来频繁，批校了《梦窗词》、《唐五代词选》、《词源斟律》等词集著作，是晚清词籍整理潮流中的一位大家。

从“咫村词社”到“庚子唱和”期间，郑氏与半塘在词学上交流频繁，在完成《梦窗词》校刻之时，半塘第一时间将他寄与文焯，与之探讨。郑氏悉心比较了二人的异同，说道：

半塘老人校刻吴词，一洗毛刻之毛，举社刻之杜撰诸弊，足订自来坊本之讹夺。然其间尚有墨守汲古旧本误处及未详各条，显有踳驳……其余字句之讹舛，声韵之通转，王氏并未校订。余逐篇细勘，足与《清真词》同为完善之本矣。[8]

可见，郑文焯认为，王鹏运的校刻在字句的揣摩、音韵的会通上尚有不足，并觉得自己已经克服了王的诸多缺陷，所勘实为“完善之本”也。

在与朱彊村的词学往来中，郑发现彊村校词，遍查韵书，讲求实证与文献，遇具体问题时，却往往“阙疑”。他说：“阙疑亦比资于多闻，未闻寡暗疏浅而徒守盖阙存疑之例也。即如此词之仅仅一字，而一再校刻，几至失其本来，枉费铅椠，词客有灵，能无哑然千古欤。”[9]211郑主张实证与理解的贯通，在多闻的基础上勇于判定。

在词籍校勘上，郑文焯多坚持自己的风格，特色鲜明，主张“校”、“评”结合，反对“只校不评”。在半塘、彊村“正误、校议、补脱、存疑、删复”的基础上另辟蹊径，悉心考证，依律校词。正是有了这些词学大家的努力尝试，晚清各派校词成果鼎峙，完整严密的词籍校勘体系才得以建立。

3.发表词论

清代词社普遍专业性很强，大多以地域为共性，有着同样的政治文化理念和艺术审美趣味，词学是连接同社中人的桥梁。以鸥隐词社为例，郑文焯在创办初期就确立了词社宗风南宋，取法众人的论词宗旨。“鸥隐词集人，白莲采艺圃。分赋秋霁词，宋贤有遗谱。不见绿梅花，凄绝莺啼序。”[10]与吴社相比，鸥隐词社取法先哲更多，除了姜张，更有吴文英、史达祖等人。在词风上较吴社相比，也有了更大的追求，在“寄托”的基础上努力拓展新的风格，探索“立意”与“声律”的和谐。

文焯以“意趣”之情致出以“清空”之风格，使“比兴寄托”的内核以“清空疏宕”的形式展现，不为常州派所囿。晚清四大家通过词社活动建立的这种集浙派、吴中词派与常派的的优良词风，经知交与后世弟子的沿袭，代代相传。

晚清连绵不绝地词学群体运动强有力地促进了词学的繁荣与发展，其中词社领袖的作用举足轻重。郑文焯从二十五岁南下苏州积极地组织词学结社活动，他开放革新的心态使新鲜的词风源源不断地注入，激发了大家的创作，抒发了时代的怀抱，催生了词派的发展，引领了词学的风潮，对清代词学的蔚然勃兴裨益良多。

【参考文献】

[1] 刘师培.刘师培学术论著[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2] 陈乃乾.清民家词[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2．

[3] 郑文焯.大鹤山人词话[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

[4] 杨柏岭.近代上海词学系年初编[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5] 王易.词曲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6] 郑文焯，等.春蛰吟[M].光绪刻本．

[7] 郑文焯.樵风乐府[M].续修四库全书本．

[8] 郑文焯.大鹤山人遗著[J].青鹤，1934(23)．

[9] 黄墨谷.词林翰藻 残壁遗珠[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10] 刘炳照.感知集：上[M]//刘炳照.无长物斋诗存.1908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