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江南文学家族女性群体研究综述*

娄欣星

(苏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近些年，对于文学家族的研究成果可谓雨后春笋蓬勃涌现，仅以梅新林、陈玉兰教授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江南文化世家研究丛书》为例，此系列丛书已相继出版六本专著，包括《明清湖州董氏文学世家研究》、《清代杨沂孙家族研究》、《宋代开封——金华吕氏文化世家研究》、《长洲文氏文化世家研究》、《两晋南朝琅琊王氏与陈郡谢氏比较研究》、《明清以来苏州文化士族与社会变迁》等，内容主要侧重于某个特定文学家族整体家族特征、创作成就的总结和研究，而对于文学家族中的女性文学创作较少提及。文学家族中女性文人的出现和家族女性文学的发展以明清时期最为突出，据学者统计，明清时期全国出现了七十余家有女性文人群体出现的文学家族，其中尤以江南地区分布最为密集。作为中国古代女性文学较为重要的一部分，江南地区文学家族中的女性文学不仅创作成果丰富，而且在文体选择、题材内容和发展特点等方面呈现出一定的特点和规律，但迄今为止，对于明清时期江南文学家族女性群体的研究还没有专著或论文对其做完整的论述和研究，仅以专著或论文的部分篇目涉及家族女性的描写。本文希望通过对近几十年来明清女性文学，特别是江南家族女性文学的研究成果进行简要的梳理，在此基础上，着重探讨明清江南家族女性群体已有研究成果的特点、存在的不足之处以及今后研究的发展方向等问题，力求对明清江南家族女性群体的研究面貌做出比较全面和系统的概述。

一、明清女性文学理论研究

对于明清女性文学的理论研究，研究方向主要侧重于女性创作主体家族化的特征、女性创作环境和文学生活以及女性作品的文学接受和文学传播等问题，这些问题的研究，也从多个角度反映了明清时期女性文学繁荣的原因和表现。

明清两代是才女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由于社会经济文化的繁荣和稳定，出现了许多文学世家，而在这些文学世家中的女性在家族男性支持之下，形成了一门中一代或数代女性的文学群体，甚至出现了以女性文学创作为主要特色的文学家族，这种现象称之为女性创作主体的家族化和群体化。郭延礼《明清女性文学的繁荣及其主要特征》一文指出明清女性文学现象的第一大特点就是创作主体的家庭化：“一家之中，祖孙、母女、婆媳、姊妹、姑嫂、妯娌，均系诗人、词人、文学家。”[1]而这种现象又以明清两代的江南(主要指江浙两省)尤为多见。王萌《明清女性创作群体的地理分布及其成因》从全国、州府和家族三个视角分析总结了明清女性创作群体的分布主要集中在南方，尤其是江浙一带，且多出身于官宦人家、书香门第，涉及家族女性群体的论述。李贵连《试论明清女性文学创作主体的家族化及其根本原因》则进一步分析了明清女性文学出现创作主体家族化倾向的原因，在于明清女性经济地位的适度上升促使其家庭乃至社会地位提高，从而使得家族中的女性获得文学教育及传承上的更多权益，同时女性具有才识也成为了社会共同的需要。

研究明清女性文学，离不开对于女性文人所处的社会环境、家庭环境的研究，这些复杂的社会环境和家庭环境构成了女性文人的创作环境。崔琇景《清后期女性的文学生活研究》主要探讨了女性作家的交游生活关系，指出了清后期女性与男性文士的主要交游形态是女性作家的入门从师，并进一步研究了女性作家形象与她们所处生存环境的关系等问题。魏爱莲《十九世纪中国女性的文学关系网络》指出明代覆亡后，女性诗人开始在家庭背景外进行写作并希冀获得声名，通过结社交游等方式，形成一个超越地域、血缘的文学关系网络，不仅丰富了家族女性的文学生活内容，而且在文学作品的题材内容、情感内涵、艺术手法等方面取得了新的突破和发展。徐雁平《清代文学世家联姻与地域文化传统的形成》指出文学世家之间的多重或世代联姻，不仅有利于文学世家的发展，而且也促使了家族女性文人群体的出现。

明清时期女性文学的突起，与此时期女性诗文总集、选集、别集，诗话，诗评的大量出版具有很大关系。女性诗文集的出版，一方面体现了女性创作自觉意识的增强，突破了“内言不出于阃”的旧观念；另一方面也表现了女性文人作品得到了社会，特别是文人的认可和接受，对于明清时期女性文学作品的传播状况和接受程度的研究也是女性文学研究的重要角度之一。张聆雨《清代女性著述出版途径考》主要探讨了清代女性诗集的出版问题，包括支持者、支持的原因以及出版之后给诗人带来的影响等问题。张雁《选集与作品的经典化——晚明女性文学之接受研究初探》主要对明末清初出现的十二种女性作品进行研究，从选集的选录对象及选录风格角度进行分析，总结出晚明女性作家及其作品最初的接受状态和传播面貌。蔡菡《明清才女文史飘香》从男性文人眼中、大众接受等方面，对明清才女创作的传播和接受进行了初步的梳理，其中谈到了对于女性文人个人事迹的接受、女性文学作品中故事情节的接受、对“才女情节”这一审美文化的认同等，从传播和接受的角度，探究明清才女们创作的真相，以及取得如此实绩的原因和表现。

二、不同文体的明清女性文学研究

明清女性书写的文学体裁在诗、词、文、赋、散曲、戏剧、弹词、小说以及文学评论等方面都有成功的尝试和写作，其中以诗、词领域的创作成果最为多样和丰富，因此，研究成果也主要集中在诗、词领域。

(一)明清女性诗歌

在诗歌领域，研究的成果主要表现为诗人群体性特征的研究、女性诗歌繁荣原因和成就的探讨以及女性诗歌与文化的关系等三方面。对于明清时期女诗人的群体性特征，陆草先生在《论清代女诗人的群体性特征》一文中指出清代女诗人的群体特征主要体现在由空间分布不匀而形成的地域性、由血缘关系或婚姻关系而形成的家族性、由传承关系形成的师徒性、由不幸遭遇形成的悲剧性以及柔弱哀艳的艺术风格五方面，其中，清代女诗人的家族性特征“以姐妹、夫妻两种形式最为常见”[2]。吴琳《清初女性诗歌嬗变研究》主要在古代女性诗的视野下，构建了清初女性诗歌“嬗变”的线索，从闺门内的探索到走出闺阁，至顺治康熙前期时期的女性诗歌创作高潮，到最后回归闺阁，整体把握了清初女性群体及其诗歌内容的嬗变轨迹。王细芝《清代闺秀诗人的集中分布及其成因》、李圣华《论晚明女诗人群落分布与创作特征》指出了明清女诗人主要集中于江南，这一人文发达，经济兴盛，文学世家林立的地域。江南独特的人文地理环境也造就了江浙女性有别于北方女性细腻柔婉的审美趣味，形成了具有鲜明特征的地域文化。

而对于明清女性诗歌繁荣的原因，研究成果主要从诗人成长的社会环境、家庭环境、文人的奖掖以及诗学自身的发展等几方面进行探讨。唐群《清代闺秀诗歌的繁荣及其原因》，郭蓁《论清代女诗人生成的文化环境》、《清代女诗人的成长与家庭教育》指出由于家族对教育、科举、文学、藏书等方面的强烈追求，致使家庭的文化气氛空前浓厚，尤其是望族和书香门第。家庭教育中母教，家中父兄、丈夫的薰陶和指导，家庭中良好的文化环境和浓厚的学术氛围，为女诗人的成长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和坚实的基础。此外，王细芝《清代闺秀文学繁荣之缘由》指出士人择偶心理的转变、文人奖掖以及家族姻亲的相互唱和也促进是清代闺秀文学繁荣的重要原因之一。

对于清代女性诗歌所取得的成就，王瑜《清代女性诗歌成就论》从体裁、艺术风格两方面总结了清代女性诗歌的成就，指出明清女性诗歌在题材方面不仅突破了原有的闺阁日常生活和情感的题画咏物之作，而且在纪实伤时、女性命运书写、才人同悲、性别意识的初萌、女性意识的微露等方面都有所吟咏，表现了女子诗歌独有的创作风格，显示出传统女性艺术观察细致，审美感受细腻的审美特点。夏勇《论清代闺秀诗歌总集的成就与特色》认为清代闺秀诗歌总集的成就从外在层面来看，具体表现为整体数量大幅提升、编纂规模趋于宏大、关注本朝闺秀诗歌三方面；就内部形态而论，则呈现出高度繁荣的景象，出现了较多前代罕见或从未有过的包括地方、宗族、题味、唱和、女弟子等小类型。

研究者还关注到了女性诗歌与特定文化的关系。程君《论清代女诗人的佛道之风及其文学影响》分析了清代女诗人皈依佛道、顶礼膜拜仙佛的现象，指出了这一现象对于她们文学创作正反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丰富了文学语言，拓展了诗词境界；另一方面又反过来消解了她们的创作激情。周兴陆《女性批评与批评女性——清代闺秀的诗论》明清女性采用重释儒家文化的策略，指出清代女性诗论依然羁縻于“四德”之下，以“德”正“才”，敛“才”以合“德”；论诗高标合乎“风人之旨”、“温柔敦厚”等原则，尊奉儒家诗教，体现出比男性论者更为严格的道德自律性。

(二)明清女性词

明清女性词的群体性特征是学界重点研究的方向之一。严迪昌先生在《清词史》中说过：“清代词人群体的地域和家属性特征，在妇女词领域内尤为明显。姊妹、妯娌、姑嫂、婆媳以及母女构成一个个小型群体，在清代普遍存在于南北。”[3]可以说，清代女性词最大的特点在于地域和家族内的群体性。王细芝《论清代闺阁词人及其创作》指出了清代闺秀词人以群体出现的原因和她们所具有的群体性特征，即她们的作品很少反映现实的广泛性和深刻性，在诗词中塑造出来的抒情主人公通常是多愁善感、柔情似水的，更多地沉积了儒家的伦理道德要求，创作风格也更多地趋于深层次的含蓄等。张宏生《清代妇女词的繁荣及其成就》从题材的拓展、风格的多样、手法的丰富三方面探讨了清代妇女词的繁荣，提出其繁荣的原因在于社会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造成了许多世家大族生活在具有丰厚传统的文化氛围中，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为女子的创作提供了鼓励，才使得特定地域或家族内女作家的出现更加具有普遍性；汪青云《清代女性词人研究》认为清代女性词繁荣的原因不仅在于词体的发展和清词中兴，更重要的是一些有识之士的大力扶持以及清代女性词人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创作主体意识的萌芽。在此基础之上，作者进一步总结了清代女性词人的数量、分布以及创作主体在闺中以及门外的群体性特征。从外部环境和内在精神世界分析清代女性词人的生存状况。

(三)明清女性文章

明清女性散文不仅是明清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其创作本身对完整地了解女性文学史亦有着不可忽视的价值。但对于明清女性文章的研究成果却很少，张丽杰《明代女性散文研究》一书在对明代女性散文文献全面搜讨的基础上，引入了性别视角，从文学、文化诸方面对明代女性散文进行了解读，分别对明代女性散文的文体、题材与主题、风格、社会角色与散文写作的关系、传播与评价等方面进行了研究。曹虹《柔翰健笔：明代女性的文章造诣》一文着重探讨了明代女性文章创作的特点以及取得如此实绩的原因。作者认为明代能文的女性人数以及文章存世的文献数量，与先秦到宋元已有女子擅长文章辞赋的记录相比显得更为丰富，在文章诸体上也显示出更为多彩多姿的才力。这与她们在家庭内外文学生活氛围的局部改善以及由结社带来的社交空间扩展有关。此外，颜建华《清代女性骈文作家及其创作述略》主要探讨了清代骈文女作家的创作特点和女性骈文创作繁荣的原因两个问题，指出“女学”的发达以及在社会经济文化条件的许可，江南本身物质文化条件繁荣的情况下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促使了女性骈文创作的繁荣景象。

三、以江南作为地域范围的明清女性文学研究

罗时进先生说过：“地域和家族对文学的影响，在江南表现得相当突出，可以说‘江南’是文学研究中特具典型意义的地域文化、家族文化样本。”[4]“江南”这一具有典型意义的样本同样适用于家族女性文学这一领域。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一书收录了明清两代女性作家3885人，其中江苏1407人，浙江1054人，占全国总数的63.35%，远远超过其他各省的总和。由此可见，明清时期的女性文学，以江南地区的发展最为兴盛和典型。从研究的角度来看，也以研究江南地区女性文学的成果占较大比例。

以江苏省为例，史梅教授认为江苏女学繁荣的重要原因在于江南地域特有的经济文化环境；世家大族中良好的文化环境和文化习惯、浓郁的文化氛围、相当的文化积累、一定的文献储藏以及家族间的联姻；具有号召力的士大夫文人的支持以及妇女自身所具有的自觉的创作意识等[5]。蒋明宏《清代苏南女性在家族教育中的作用探析》探讨了清代苏南女性在家族教育中的作用，认为清代苏南女性在家族子弟教育中具有突出的作用，其中折射出苏南重文兴教的文化内涵、开放流动的社会内涵、开明进步的历史内涵以及家族制度的特色内涵。

常州府和苏州府作为明清江苏文学家族的两大渊薮，两地女性文学的发展和繁荣吸引了众多研究者的关注。明清时期的常州府涌现了诸多文学家族，在家族文学的熏陶和家族成员切磋唱和的过程中，女性文人的出现成为了必然，正如徐珂所言：“毗陵多闺秀，世家大族，彤管贻芬，若庄氏、若恽氏、若左氏、若张氏、若杨氏，固皆以工诗词著称于世者也。”[6]以常州词学的发展为例，常州词派作为清代三大词派之一，是常州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在女性文学中，主要表现为常州妇女词的繁荣。纪玲妹《论清代常州词派妇女词的繁荣及其原因》、《论清代常州词派女词人的家族性特征及其原因》指出常州词派女词人的家族性特征表现为姐妹词人、母女词人、夫妻词人、妯娌词人、姑嫂词人等。重点研究了常州词派妇女词的繁荣原因：清代女性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注重才智；家学的熏陶，提高了家族中女性的文化素养；发达的学术、独特的学风；常州词坛的繁盛，为清代常州词派妇女词的繁荣提供了良好的文化氛围以及常州文人对妇女创作的褒奖。明清两代的吴中闺秀往往以才名著称，女文人之多，超越之前历朝历代。以《清代闺阁诗人征略》收录情况来看，在收录的清代顺治至光绪年间1260余名女诗人中，属苏州府人士亦有199名之多，约占总数的六分之一，可见苏州一府女性文学之盛。李炳华《明清之际吴江女诗人》、戴庆钮《明清苏州名门才女群的崛起》主要对明清苏州名门才女群的崛起及其原因进行了探讨，认为父辈的精心教养，幼学家传、延师习艺；深宅大院中具有深厚底蕴的园林文化；吴中浓郁的文化气息，相对开明自由的社会风习；闺友间切磋琢磨、启迪才思、精粹学问、互为师友，是苏州名门才女涌现之必不可少条件。

对于浙江范围内的女性文学研究，康维娜《清代浙江闺秀文章研究》较为全面地整理和研究了清代浙江闺秀女性文人的文章创作。不仅论析了清代闺秀文集的数量、类型与地域分布，而且以清代闺秀书简、诗词文序跋与小说戏曲序跋三方面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了清代浙江闺秀的文学交际与生活婚姻、文学观念之变迁以及闺秀戏曲小说批评之关注点与参与度。徐鹏《典范女性的重构——明清浙江地方志中的才女书写》从地方志书写的角度探讨作者如何评价女性作家以及收录女性文学创作情况。透过社会性别视角，对明清浙江地方志中的才女书写做系统梳理与阐释，分析这一文化现象背后的现实动因，解读修志者怎样通过重构典范女性，传达出具有地域时代特色的性别观念。徐燕婷《清代钱塘闺阁词人研究》、《清代钱塘闺阁词人文学生活探论》总结了清代钱塘闺秀文学生活的三个突出特征：一门风雅、彼此唱酬、结集英华。贾慧《清代杭州女诗人研究——以〈国朝杭郡诗辑〉系列为中心》，以《国朝杭郡诗辑》系列、《两浙輶轩录》系列、《正始集》系列、《晚晴簃诗汇》、《清代闺阁诗人征略》、《历代妇女著作考》等诗歌总集和艺文志为研究对象，考察了清代近三百年杭州女诗人的发展历史和基本特征，并对杭州女诗人做了进一步的补遗工作。高万湖《清代湖州女诗人概观》指出清代湖州女诗人不少是以家族关系为纽带的群体，如归安叶家、乌程戴家等，并简要介绍了清代初期及中期湖州女诗人的创作情况。

在研究江南女性文学的时候，我们注意到家族和结社是女性群体得以形成和发展的两大重要载体。一方面，在世家大族中，家学的传承、家族教育的发展以及文化的积累等诸多因素使一门风雅，同门唱和成为可能，家族女性文人群体也应运而生；另一方面，明清之际的女性开始从闺内吟咏走向了闺外结社，在相似文学旨趣的引导之下，诸多女性文人，包括家族女性文人，纷纷走到了一起，通过雅集诗会的形式，交换诗作，切磋诗意。王瑞庆《明清江南的士女结社》提出了明清江南士女结社主要集中在杭州湾沿岸、太湖流域、安徽的桐城等地区。付优《明清女性结社综论》不仅总结了明清两代女性结社现象大量出现的原因在于文人结社的风气、文学家族的教育和交际以及男性文人的支持和引导等方面。而且将闺秀诗社划分为家庭型女性诗社、地区型女性诗社、师门型女性诗社和社交型女性诗社四种类型。段继红、高剑华《清代才女结社拜师风气及女性意识的觉醒》将女性结社的风气与女性意识的觉醒联系起来探讨，认为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促使了女性结社这一现象的产生和发展。

四、明清江南家族女性群体个案研究

纵观近些年的研究成果，以明清江南女性文人的个案研究成果居多。例如黄媛介、王端淑、商景兰、汪端、顾若璞、恽珠、钱孟钿、张允滋等人，这些女性都是所在文学家族中重要的女性创作者，在这些文学家族中形成的女性创作群体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但现有的研究成果大多都是对这些人物个人的研究，主要表现为对其个人家世生平、婚姻家庭的介绍，以其作品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着重探讨女性文人的诗学观念、创作特征及所取得的地位和影响等问题，较少涉及家族其他女性文人或与之相关的其他女性群体的研究，只在文学交游或家庭文化环境对其创作产生如何影响的论述中提到家族中或其他家族女性文人的相关情况，仅作为背景资料做简单的介绍，没有深入探讨过家族女性群体存在和发展的诸多问题。

现有对江南家族女性群体的研究成果，主要表现为对于吴江沈氏、叶氏家族女性，随园女弟子等较为典型突出的女性群体的研究。在这些女性群体的个案研究中，集中讨论了家族文化特征的形成和传承，家族中女性作家生平事迹、文学交游考述，文学作品的题材内容、艺术特征以及所取得价值和成就等问题，其中家族女性群体形成和发展的原因是研究家族女性群体的重要方向之一。

(一)吴江叶氏、沈氏家族

吴江沈氏、叶氏两大家族，以血缘和婚姻为纽带，拥有众多的女性文人，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女性文人群体，她们大多为母女文人、姐妹文人、妯娌文人、姑嫂文人，具有鲜明的家族特质。对沈、叶两家家族女性群体的研究，以研究这一女作家群形成和发展的原因为侧重点，着重探讨了地域文化、家族教育以及女性文学意识的觉醒等因素给这一女性群体带来的影响。李真瑜《文学世家与女性文学——以明清吴江沈、叶两大文学世家为中心》指出文学世家间的联姻，家族文化的形成、积累与传承给家族女性创作带来了重要影响。郝丽霞《吴江沈氏女作家群的家族特质及成因》认为吴江沈氏女作家群形成的原因与吴江沈氏深厚的家学渊源、文学世家的联姻、家庭教育、作家闺中酬唱与晚明江南地区家族女性创作的繁荣密不可分。孟羽中《明清之际吴江叶氏的闺阁生活与创作》提出明清之际吴江叶氏家族文学成就卓著的原因在于得家藏典籍、诗学为主的闺阁教育、群居切磋的家庭氛围以及生活空间的拓展，叶氏女性学殖深厚，视野开阔。此外，吴江沈、叶两大家族的女性之所以会取得如此出类拔萃的文学创作的实绩，与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也有着密切的关系。陈书录《“德、才、色”主体意识的复苏与女性群体文学的兴盛——明代吴江叶氏家族女性文学研究》、郝丽霞《明清吴江沈氏家族的女性文学意识》指出明代吴江沈氏、叶氏两大家族女性具有追求“德、才、色”三者兼备的主体意识这一进步的女性文学观，与传统的男性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人生理想形成对照，同时重视家族女性文学的刊刻和传播这一现象的出现，使得明清时期的家族女性诗人群体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显示出了前所未有的优势。

(二)随园女弟子

对随园女弟子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对这一群体成员的研究，包括对随园女弟子成员进行辨析整理，对她们的人生概况做简要的介绍，对这一群体出现的原因进行分析，总结她们诗歌创作的特点、价值和成就等，例如刘源《随园女弟子考论》，王英志《随园女弟子概论》、《随园女弟子考述》、《关于随园女弟子的成员、生成与创作》、《诗坛久作风骚主 闺阁频添弟子班——随园与女弟子》，由亚萍《随园女弟子及其创作探论》、《随园女弟子诗歌的价值评判》，皮力《〈随园女弟子卷〉简析》等。而对随园女弟子中个别小群体的研究，以孙氏姐妹孙云凤、孙云鹤，袁家三妹袁棠、袁杼、袁机为代表。王英志《扫眉才子两琼枝——随园女弟子孙云凤、孙云鹤》，杜丹《“闺阁二难”孙云凤、孙云鹤词研究》，段继红《人间自有清华种，多恐胭脂不入时——随园女弟子孙云凤的创作》主要对孙云凤、孙云鹤两姐妹的文学创作，特别是词的创作内容和所体现的艺术风格等问题进行了探讨。王英志《性灵派女诗人“袁家三妹”》、朱海棠《志洁情深诗自工——性灵派女诗人“袁家三妹”》介绍了袁氏家族女性诗人的代表人物袁棠、袁杼、袁机三姐妹，指出她们的诗作从内容上到艺术上皆颇具性灵诗的审美特征。

(三)其他

毗陵张氏四女。黄晓丹《清代毗陵张氏家族的母教与女学》考察了毗陵张氏如何依靠母教保证了家族文化精神的传承发扬，并研究母教与女学如何相互作用，造就出张琦一门数代的女性作家群体，从家族文化的角度解释了这一女性文化、教育成就产生的原因。盛杨《阳湖张琦四女生平及创作考》主要针对《阳湖张氏四女集》进行整理归纳，重点探讨了张纟習英、张纟册英、张纶英、张纨英四姐妹的生平及创作经历。王爱荣、段晓华《论张氏四英词及与常州词派的关系》，陈雅娟《“毗陵四女”对常州词派的继承与创新》主要讨论了毗陵四女与常州词派的关系，在继承上又有所创新。

海宁查氏闺阁诗人。金文凯《论清代海宁查氏家族闺阁诗人群体——以稀见稿本〈海昌查氏诗钞〉为中心》指出清代浙江海宁查氏家族闺阁诗人群体的创作题材突破传统闺阁之音，延伸到自然与社会的广袤空间，表现出觉醒的女性意识和关注民生疾苦的厚重思想内涵。陈玉兰《清代海宁查氏闺阁诗群的心路历程》清代海宁查氏家族在查慎行母钟韫的垂范作用下，查氏闺阁诗群崛起，体现出以德为主、以才副之的家族特性，并且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表现出不同的题材好尚、艺术取向以及生态、心态特征。

张氏姊妹。李雪君《清顺康间江南张氏姊妹研究》考证了张学雅、张学鲁、张学仪、张学典、张学象、张学圣、张学贤姊妹七人的生平、家世、交游，分析了张氏姊妹作品的题材及其艺术表现，并且探究了张家一门风雅的成因以及所取得的文学史意义。

庄氏家族。丁蓉《科举、教育与家族：明清常州庄氏家族研究——以毗陵庄氏族谱文献为中心》第四章第三节介绍了庄氏家族的女性、女学以及女性对教育的影响。

鲍氏三女。刘合媛《清代中期京江鲍氏三女史诗词研究》对鲍氏家族中的三位女性作家鲍之兰、鲍之蕙、鲍之芬的诗词进行了研究。

五、存在的不足之处以及今后发展的方向

现有与明清江南家族女性群体研究相关的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或以整个明清女性文学作为研究对象，总结明清时期，整个古代女性文学的发展特点和成就，而没有以家族作为载体，以家族女性作为基准，探讨在文学家族的视野之下，家族女性群体发展独有的特点和取得的成就；没有以江南作为地域范围的限定，江南女性文学的发展在明清时期尤为突出，也最具有典型性。明清时期整个女性文学的研究不能代表江南这一地域内女性文学发展的独特之处，也不能够代表家族女性这一群体的发展情况和创作特点。

或侧重于某一特定文体的研究，文体研究不全面。明清时期的女性文学，在诗、词、文传统领域之外，在散曲、戏剧、弹词、小说等领域也有相关创作实绩，但对此阶段的研究成果还是以诗、词为主，不管是某一地域的女性文人，还是某一家族内的女性文人。而对于其他文体的研究成果甚少。以诗词为主体的探究，不能够全面表现明清女性的创作实绩，也不能反映出明清女性真实的创作水平和取得的创作成就。

或以某一家族作为研究重点，重个案研究轻系统考察和理论总结。在个案研究中，对一些文学家族中的女性，如吴江沈氏、叶氏家族女性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焦点，但对特定区域、特定时代文学家族女性的系统性、贯通性研究则较少。对于有些以女性文学创作实绩为人们熟知的文学家族而言，女性文人对于文学家族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部分研究者已经注意到，但还没有专门的论述。

针对以上研究存在的不足之处，我们首先需要对明清江南文学家族女性群体做一个相对严谨的范围界定。明清江南家族女性群体研究，是以明清为时间范围，以江南为地域范围，以家族为关系范围，涉及诗、词、文、散曲、戏剧、小说等众多文体的女性文学的研究，是对家族女性群体进行特定时代、特定地域的贯通性研究。

对明清江南家族女性群体的贯通性研究，需要我们对整个明清时期的家族女性做一个整体性、全面性的整理和研究，而不是以少数具有代表性的家族作为重点研究。所以在研究这一问题中，对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内出现过多少女性创作群体的家族进行系统的梳理是首要工作，勾勒出一个女性群体成员血缘和姻亲关系的网络图。通过表格这一直观的方式展示各个文学家族中女性作家创作队伍的构成情况，在这一基础上探讨女性群体的构成规律，进而对明清江南家族女性群体这一庞大的集团有一个整体的认识和把握。

在构建文学家族中女性作家网络的同时，不能忽视对女性作家作品的研究。文学作品是女性文人存在的重要依据和价值体现。对文学作品的研究，是以文学为本位的研究，包括作品的文献考证、文本内容的阅读理解以及艺术特点的分析等内容。通过文学作品的研究，不仅能够反映出女性文人的创作特点，深化作家主体意识、家族独特个性等深层次内容的研究，而且能够较为清晰地表现出女性文人在男性主导的社会之中，在特定的地域内，在家族内外具有何等的地位以及产生了如何的影响，通过家族间横向与纵向的比较，帮助我们把握明清江南家族女性的整体风貌和家族之间的不同个性特点，为相关理论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

明清时期江南文学家族中的女性以群体姿态出现的这一现象存在诸多深层次的原因和表现，通过简单的勾勒群体成员血缘和姻亲关系的网络仅可以从表面描述这一群体的存在现象，并不能解释这一群体存在的诸多理论问题。“女性文学创作的意义也许主要不在其本身的艺术贡献，而在于整个文学生态乃至文化格局中的一部分，其思想与艺术价值也只有置于文学生成的环境并与相关的文学活动联系起来考察才更有意义。”[7]这就需要我们加强关于女性文学生成环境、文学生活、交游活动等问题的理论性研究。理论来源于学术实践又指导学术实践。通过以上对作家网络的梳理和作品的辨析研究，我们可以从中总结出家族女性发展的内在规律、发展动态等特点，并升华为指导家族女性研究实践的理论观点。文学家族所在地域自然和人文环境的影响和熏陶；家族内部家族文学的传承、家族教育的发展；家族成员间的文学交游创作活动；家族成员共性和个性的变化；家族男性成员的奖掖以及女性个体意识的觉醒等理论问题的研究能使明清江南家族女性群体的研究走向深入。

除了将明清江南家族女性群体研究推向深度研究，我们还应该进一步将这一研究推向广度研究。我们不能局限于家族内部女性群体的考察，应该以开放的态度，将家族女性放置于整个江南地域范围内，将家族与家族、家族与社会、家族与地域联系起来，探讨不同文学家族之间女性群体的交游和联系以及家族女性群体对社会文化、地域文化带来的影响等问题。在文学性研究的基础上，将家族女性的研究与社会学、历史学、地理学、哲学、民俗学等多学科的研究联系起来，从更加广阔的角度研究江南家族女性群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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