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报刊与知识分子的性别话语——以兴女学为例

郑勋（广东金融学院　财经传媒系，广东　广州　510521）



清末报刊与知识分子的性别话语——以兴女学为例

郑勋
（广东金融学院财经传媒系，广东广州510521）

摘要：文章从性别视角对清末知识分子的性别话语进行考察，展示知识分子在报刊媒体上表述兴女学的话语，探讨话语如何构想“新女性”。研究发现，清末知识分子在报刊呈现妇女解放话语的立论基点是儒家伦理观，而儒学恰恰是男女不平等的根源，故性别话语出现内在冲突。

关键词：清末报刊；性别话语；新女性；冲突

清末，中国社会面临所谓“数千年未遇之变局”，尤其是甲午海战之后，中国陷入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在巨大的心理震撼中，知识分子开始反思中国社会存在的种种问题，并迸发出强烈的救亡图强、富国强兵之欲求。在此语境下，知识分子自觉或不自觉地探讨如何走出传统的“文化国家”，并以“民族主义”、“国家”、“国民”等政治概念来重构国家理念。此时，清末知识分子蓦然发现，中国的二万万女性，基本还处于混沌状态。于是，知识分子宣称：“欲新中国，必新女子；欲强中国，必强女子；欲文明中国，必先文明我女子；欲普救中国，必先普救我女子，无可疑也。”［1］清末知识分子普遍认为建构民族国家的最大障碍是体弱无知的妇女。清末知识分子通过报刊，提出废缠足、兴女学来改造体弱无用的妇女，以达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之目标，建构出清末知识分子独特的性别话语。

一、清末报刊对兴女学的性别表述

话语是人与人互动过程中所使用的具有社会性的符号。根据福柯的观点，话语是人类一种重要的活动，影响、控制话语运动的最根本的因素是权力。清光绪二十一年，康有为率同梁启超等一千多名举人联名上书清光绪皇帝，这是中国清末知识分子第一次大规模的力量集结，标志着清末知识分子作为民族话语的创造者、解说者和操控者登上历史舞台。也正在此时，社会性别备受关注，“女性在当时是被作为一种象征符号被有话语权的男性言说，女子既被说成是国家衰弱的原因，又被再表现为民族落后的象征，男性提出妇女问题（妇女是‘问题’），是为了寻找一条救国途径，妇女是载体/手段，强国是目标”［2］。掌控话语权的知识分子利用主流报刊、女性报刊等展开强大的舆论攻势，倡导甚至身体力行塑造新女性。

废缠足成为倡导新女性的舆论前奏，清末知识分子对女性废缠足已经形成一种共识。他们将中国的羸弱归结于“种弱”，而“种弱”又归因于女性的缠足，于是希望通过废缠足改造传统女性来拯救国家危亡。兴女学的逻辑与废缠足是一脉相承的：“推极天下积弱之本，则必自妇人无学始”［3］、“治天下之大本二，曰正人心，广人才。而二者之本，必自蒙养始。蒙养之本，必自母教始。母教之本，必自妇学始。故妇学实天下存亡强弱之大原也”［3］。

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从血缘母职和社会母职这一社会功能进行论述女学的重要，1898年国人自办的第一所女学堂“经正女塾”就将宗旨定为：“以彝伦为本，所以启其智慧，养其德性，健其身体，以造就其将来为贤母为贤妇之始基”［4］。《新闻报》、《申报》、《循环日报》等主流报刊争相报道“经正女塾”的开办，女学堂一时声名鹊起，其他地方陆续设立了女学堂。与此同时，《时务报》、《知新报》、《大公报》、《湘报》等报刊纷纷撰文为兴女学营造舆论气氛。譬如，《时务报》刊出梁启超的《论女学》，文中指出女性掌握科学的教育方法是为儿童奠定学问和道德的基础：“苟为人母者，通于学本，达于教法，则孩童十岁以前，于一切学问之浅理，与夫立志立身之道，皆可以初有所知矣”［3］。次年，康同薇在她父亲康有为创办的《知新报》上发表《女学利弊说》一文，该文通过比较中外对待女子教育的态度，论述了兴女学的重要性及紧迫性，她称：“非先遍开女学，以警醒之，启发之不可”［5］，“遍立小学于乡，使举国之女，粗知礼义，略通书礼……则规模大立，而才德之女彬彬矣”［5］。康同薇进一步强调兴女学以强国，只有提高国母的素质，才能：“起二万万沈埋之囚狱，革千余年无理之陋风，昌我圣道，复我大同”［5］。1902年在天津创刊的《大公报》，以普通民众为宣传对象，用女性榜样进行兴女学的舆论宣传，达到很好的效果。除此声名远播的主流报刊外，还有少数地处一隅的报刊鼓吹女学、开时代之风气，其中颇具影响力的是维新派《湘报》。《湘报》于1898年3月7日在长沙创刊，同年3月、5月刊登了《上海议设女学堂禀北洋大臣稿》、《论女学校及不缠足会之善》、《中国女学会书塾章程》等文，文章强调兴女学强国：“伏惟治国之要必本齐家，事理之繁尤资内助”［6］，只有“大兴女学培育人才，愿我闺中，力除陋见，转相告诫，毋循流俗，则振兴中国”［7］。

少数激进知识分子将教育女性的目的超越女性的母职功能，号召女性直接介入救国革命。1903年金一在《女界钟》中提出要将女性教育成具有八种特质的理想女性，其中两种分别是“体质强壮、诞育健儿”、“坚贞激烈、提倡革命”。从金一的言说中可以看出，激进知识分子提倡女学，除了强调母职功能外，同时还格外强调女性对民族国家事务的直接介入，反映了激进知识分子对女性的双重期待。还有少数男性知识分子借助西方的“天赋人权”、“男女平等”等理念，将女权与女学融合为一整体进行论述。

拥有话语权的男性知识分子吹响了“兴女学，倡女权”的时代号角，与此同时，具有一定数量的中国女性知识分子开始登上新闻事业的历史舞台，她们在报刊或自办的女性报刊上撰文，呼应男性知识分子所倡导的“兴女学，倡女权”。1898年7月，中国第一份由女子主办，面向女性的报纸《女学报》在上海创刊。该报提倡女学，主张教育上男女平等，涉及此内容的文章有论女学堂当与男学堂并重》、《论中国创兴女学实有裨于大局》、《劝兴女学启》等。《女学报》仅存几个月就停刊，但随之在上海、广州、北京、香港、天津等地涌现一批妇女报刊。这些妇女报刊以“兴女学”、“倡女权”为主旨，有的甚至将“兴女学”、“倡女权”与爱国救亡、民主革命结合起来，号召女性去做“惊天动地的事业”。

这些报刊无论是单纯“提倡女学”还是“女学和女权并提”，其论述兴女学的益处最主要是强种富国，为民族为国家负责，最终“以为国家用”。可以说，清末风雨如磐的时代环境迫使知识分子将女性纳入现代性话语结构，女性成为建构民族国家的重要符码。客观上开启了中国妇女解放的历史契机，先进的知识女性也利用男性开拓的话语空间来争女权，但是女性作为性别主体其自身存在的意义与价值、独立与自主并没有进入主流话语，在性别话语层面上，废缠足、兴女学等给女性的权利仅属于有益于国家民族的部分。

二、性别话语构想“新女性”形象

从上述报刊对兴女学的表述可以看出，在近代民族主义的视野中，女性一直被视为国家迈向现代化进程中的绊脚石。传统女性成为国家落后、衰弱之符码，“无才便是德”的传统女性形象对应落后、贫弱的国家形象，正如梁启超用女性形容衰弱的中国：“鬼脉阴阴，病质奄奄，女性纤纤，暮色沉沉”。把国家贫弱归因于女性，于是清末知识分子把改造女性作为拯救国家和改良社会的有效途径。知识分子利用他们所掌控的报刊媒体，在报纸、杂志、宣传小册等阵地，对改造传统女性议题进行持续不断的讨论，这些议论文字实际上已经形成了热闹的“话语场域”。此外，清末知识分子还在报刊媒体上刊登小说，通过小说——人类最主要的话语表达形式来勾勒“新女性”。如此，“新女性”形象就在报纸、杂志等议论文字以及文学叙述中，作为一个动态概念不断地被建构。

清末报刊通过新闻报道主要形塑了三类典型的“新女性”形象：一是救国救民的女英雄形象，如秋瑾；二是有思想有文化的新式女性，如康爱德、吕碧城等；三是学习文化知识、走出家门走向社会的普通新女性。

秋瑾是救国救民的新女性代表人物，她秘密加入了光复会、同盟会等革命组织，并积极联络革命力量，投身革命活动，倡导女性直接介入救国革命。她在《中国女报》发刊词上呼吁：“我中国之黑暗何如？我中国前途之危险何如？我中国女界之黑暗更何如？我女界前途之危险更何如？予念及此，予悄然悲，予怃然起，予乃奔走呼号于我同胞诸姊妹，于是而有《中国女报》之设”［8］。秋瑾遇难后，《申报》叙述了她的生平并刊载其作品，使人充分了解秋瑾其人。《时报》刊登了其好友吴芝瑛来稿《秋女士传》和《纪秋女士遗事》，评价秋瑾是一个如“俄之苏菲亚、法之罗兰夫人”的女权革命者。秋瑾被害后，经过报刊的大肆渲染，到辛亥革命期间，涌现一批革命女性，她们参与暗杀、运输、侦探、联络和武装起义等工作。

除此救国救民的女英雄形象，媒介中还出现一批有思想有文化的新式女性。她们不仅在女性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而且在男性中也引起极大的反响。1897年，维新派梁启超在《时务报》上，以文章《记江西康女士》勾画了一位新式女性康爱德。康女士从美国墨尔斯根大学学成归来，她“以中国之积弱，引为深耻，自发大心，为二万万人请命，思想提挈而转圜之”［9］。这位新式女性建立诊所，参加国际妇女会议，开办康济医馆，与古代才女“批风抹月，拈花弄草”完全不同。《申报》、《潮学校》等报刊也纷纷撰文赞誉这位职业新女性，康爱德成为众人瞩目的新女性，成为历史发展的化身，成为中国摆脱贫弱的希望。

吕碧城在近代史上颇负盛名，而她的成长及所具的社会影响力，是离不开《大公报》对她的宣传报道及扶植。自1904年起，《大公报》就频繁刊载吕碧城的诗词及文章，在舆论界引发强烈反响。1904年5月10日，《大公报》“杂俎”栏刊出吕碧城的《满江红》，词后有编者附注，引起受众的关注。次日继续刊载其诗《舟过渤海偶成》，同时在“论说”栏发表评论《读碧城女史诗词有感》，称：“试读本报所登碧城女史之诗词，其寄托之遥深，其吐嘱之风稚，我中国女界中何尝无人?……今国家如提倡女学，将来女界之人才，当必须可观，此所谓时势造英雄也。女史之言如此，闻者莫不钦佩”［10］。毋庸置疑，《大公报》如此推崇吕碧城，主要通过赞誉其过人的才情来提倡女学。在短短几个月里，《大公报》连续刊载吕碧城的作品，利用媒体平台，将吕碧城打造成有理想有文化的新女性。不仅如此，《大公报》还试图将吕碧城形塑成女教育家的形象，1904年5月、6月连续刊登了吕碧城《论提倡女学之宗旨》、《敬告中国女同胞》、《教育为立国之本》等文章。借助《大公报》，年仅二十岁的吕碧城成为风靡一时的新女性；而《大公报》根据自身宣传立场，顺应国家主流话语提倡女学，选取吕碧城并建构成时代期待的理想新女性。

在“女子救国”的主流话语中，清末报刊还大量报道普通新女性，达到良好的传播效果。《时事画报》、《图画新闻》、《点石斋画报》等报刊就刻画了不少新女性形象。譬如《图画新闻》报道《女教员遇险之从容》，图文并茂描述了女教员吴秀雄遇匪盗时从容镇定的情形，并感慨：“按涂面执械。突如其来。固不及避。孤单一女客。慄慄几舟子。亦不能敌。既不及避。又不能敌。使寻常未受教育之女子处此。惟有呼号哭泣。束手被欺已耳。贤哉女士。从容坐镇。遇暴不惊。谓非教育之效果耶”［11］。显然，媒体通过假设对比，渲染了女性受教育功用，鼓动更多女性接受教育。《巾帼中之豪杰》报道了忠州姓唐的绅士有一女儿极其聪敏、习诗书，一日与其父商量：家庭教育是实现富强的重要手段，而女子教育又是家庭教育的基础。为了国家繁荣富强，愿意将嫁妆悉数变价，组织女子学堂。［12］报道宣称此女在其父帮助下，女学堂即将开办起来了。此类型女性形象影响深远，民众备受鼓舞。在提倡女学、勾画新女性形象的时代潮流里，《点石斋画报》有意识地介绍了西方女性受教育的情况，如《女塾宏开》：“西人轻男重女，而女子之能事亦不亚于男。读书也，弹琴也，以及一切杂艺，无不与男子相若。人第见西国闺才辈出，而不知其童而习之，有由来矣……”［13］。虽然画报偏重新闻的趣味性，但从侧面展现新女性的生活方式及宣扬新女性，客观上为广大女性树立楷模。

报刊媒体大量报道了真实女性，同时还刊载了塑造新女性形象的通俗小说。小说塑造的女性自立自强、关心国家大事，有献身民族的精神。早期维新派王韬在他的小说集《淞隐漫录》、《淞滨琐话》里就形塑了这样一批新女性，而《淞隐漫录》、《淞滨琐话》最初在《点石斋画报》上发表，并配图连载。小说《卢双月》中，当卢双月听到母亲叹息无子，她说出这样的一番话：“阿母何视儿不值一钱也！……儿明做丈夫装，出与当世儒衣儒冠者流，周旋晋接，行将取其金玉锦绣，为天下裙钗吐气。”［14］在“女子救国”的语境下，作者通过主人公表达了男女平权、女性同赋主人翁责任的思想。此时女性也利用男性话语开拓的话语空间及政治空间，通过对民族国家尽责实现男女平权，通过建构责任话语来构想女性形象。《精卫石》是秋瑾一部未成之作，按照其作品序的“精卫目录”，作者计划写至二十回，但因她于1907年遇害，存世作品不足六回。《精卫石》最初连载于《中国女报》上，原拟逐期连载，后《中国女报》创办两期后停刊。现存的作品及其“精卫目录”已成功勾勒出黄鞠瑞从传统被压迫女性蜕变成反叛传统家庭、投身民族革命的“新女性”形象。《精卫石》第三四五六回主要讲述黄鞠瑞为挣脱父母包办婚姻而勇敢逃离封建家庭，按“精卫目录”所述，黄鞠瑞最终是“拔剑从军、女子显英雄”，最后实现“拍手凯歌中共欣光复、同心革弊政大建共和”。可以说，黄鞠瑞是极具意义的文学形象，她脱离封建家庭、投身民主革命，为广大的妇女提供一条可实践的爱国之路。

清末知识分子在民族危亡中逐渐获得话语权，他们利用掌握的话语权，在现实中寻觅新女性，通过报纸、杂志等议论文字赞颂新女性，同时通过诗歌、小说等文学形式形塑一批侠义爱国、为民族为国家勇于献身的新女性，达到为现实女性树立楷模的目的。

三、性别话语冲突的内在根源

据尼狄克特·安德森的观点：一个新民族国家兴起之前，有一个想象的过程，而这一过程依靠两种重要的媒体：小说、报纸。［15］自1895年至1898年间，中国人自办报刊达到新闻事业上第一次办报高潮。办报高潮缘起于“救亡”与“自强”，而报刊广泛创办，为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空间。他们利用近代新兴的报刊媒体，抨击时弊、想象与建构富国强兵的新民族国家。在此语境下，女性进入了清末知识分子的话语结构，形成了“众声喧哗”的话语场。基于此背景，知识分子通过新闻报道和文学形式形塑女性、想象女性，“新女性”成为想象和喻说民族国家不可或缺的叙事图像。

毋庸置疑，清末知识分子提倡女学，建构新女性的出发点是民族主义，立论基点却是儒家伦理观，他们在儒家伦理观中寻求男女平权的依据，即便现代意识相对明显的王韬亦持观点：“孔子而生于今日中国，有提出男女平等之问题者，孔子必与于名誉成员之列，而不否决之也”［16］。儒学恰恰就是男女不平等的根源，由此延伸的女性解放话语，与真正意义上女性作为性别主体的解放话语是相互抵牾的。因此性别话语在具体表述上出现了矛盾冲突，乃至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始终受到儒家伦理观的左右和塑造。由此造成女性地位虽有所改变，但始终未能改变社会性别等级与文化观念。

秋瑾是清末知识分子所推崇“女子救国”的一位新女性：她扯开裹脚布放了天足，提倡女学，当上家庭教师，参加民族革命，为国家、民族献出自己的生命。可以说，她身上具备了清末知识分子对女性所期待的元素。1907年7月15日，秋瑾因“谋反罪”被斩首，消息传出，舆论界掀起轩然大波。一时之间，各种不同政治立场的报纸不约而同地进行详细的报道。《申报》在不同栏目刊登了一系列不同体裁的文章，如《新军骚扰学堂之罪状》、《秋瑾被冤杀之原因》、《秋瑾女士冤杀之历史》、《皖抚恩新帅被刺九志·又附绍兴访函》、《秋瑾冤杀之余波·留东全浙学生致浙抚电》等。这些报道评论向社会公众提供大量准确、及时的信息，并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意见引导了社会舆论，比如社论《驳浙史对于秋瑾之批谕》通过直接评论，表达了《申报》观点立场：“谓‘秋竞［瑾］之通匪，并无武匪口供之实证；且武匪欲图谋不轨，而乃结连一学堂之弱女子，既非情理所有当有’”［17］。可惜，一系列的报道评论普遍突出了秋瑾“弱女性”的形象而非“女英雄”的形象，在某种程度上消解、解构了清末知识分子所期待、所构想的“新女性”形象，无形中也消除了笼罩在秋瑾头顶上的光环。清末女性允许进入民族革命等公共领域，秋瑾为女性先驱者进入民族国家的政治革命，为男性革命者的追随者，具有现实的榜样作用。但是一旦秋瑾被杀，报刊媒体根据社会公众根深蒂固的社会性别等级，将秋瑾从女英雄形象转变为软弱的女性形象，从而冲淡了秋瑾的行为背后隐藏的真正意蕴。民族危亡的焦虑压倒个人身份焦虑时，他们发出呐喊，寻觅新女性，构想新女性，而当女性直接介入救国革命奉献生命时，男性利用掌控的话语权，按儒家文化框架中的男女性别角色定位，将女性处于屈从的角色位置。凸显弱者受辱是为了鼓舞男性斗志，也是迎合传统的性别秩序，处于革命中的女性并没赋予性别主体的地位，社会变革的引路人还是由男性来承担。即便秋瑾自身亦是极力否弃自身性别身份，认同男性角色，她模仿男性行为举止、着装打扮，倡导女子“无论贫富贵贱，幼而事父母，壮而事舅姑，长而育儿女”［18］。于此，撕裂了“新女性”的完整形象，性别话语建构出现了矛盾冲突。

性别话语冲突亦体现在吕碧城形象的建构及解构上。吕碧城作为新女性被《大公报》所形塑，随着吕碧城名气渐大，其思想行为距《大公报》期望的新女性形象相去甚远，逐渐引起英敛之等知识分子的反感：“渠看书甚多，然极不佩服孔子，坦然言之……遂为守旧人所深嫉也。可怜可怜”［19］。以英敛之为首的《大公报》发表言论讽刺吕碧城，从此不刊登她的文章，也不再报道她。显然，知识分子关于新女性形象构想中最重要的性别符码依旧是“宜家善种”的贤妻良母，认定“贤母良妻者，为女子惟一之天职”，一旦女性超越“现代贤妻良母”的活动空间作为性别主体追求独立自主，两者必然冲突，从而构成性别话语的悖论。一定程度上，吕碧城自身也充满矛盾。她一方面积极参与女子公学建设，一方面竭力反对作为新文化代表的白话文写作形式；一方面追求西方先进的“天赋人权”思想，一方面又信仰中国的封建“宿命论”。

同样，性别话语冲突亦凸显于知识分子虚构的新女性形象中。王韬早期刊登在《点石斋画报》的作品，《海底奇境》、《海外壮游》等小说构想了一批追求自由幸福的西方女子形象。这些西方女郎喜爱中国文化爱慕中国男性，漂洋过海嫁给中国书生，小说构想了“中男西女”、“一男多女”、“老夫少妻”的婚姻结构。这种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制的婚姻结构，正体现了儒家“君为臣纲、夫为妇纲、父为子纲”的权力和性别秩序。在漫长的宗法社会里，中国男性一直有稳定的性别角色和身份认同，而19世纪末的历史巨变沉重打击了中国男性，由此引发晚清知识分子的身份焦虑及不安。由此，清末知识分子通过构想“中男西女”的中西联姻来寻找自我支撑点，通过将暗喻文明的西方女性纳入隐含权力和性别秩序的“一男多女”、“老夫少妻”的传统婚姻结构中，以此建构自我身份获得自我认同。在本质上说，他们对女性的设定、想象及婚姻结构的构想，秉承了一贯以来的父权制意识形态话语，与女性作为主体身份建构还有巨大差距。

对女性言说中，知识分子甚至想象了以姿色救国的“新女性”形象。打着为民族、为国家的幌子，清末知识分子沿袭男性中心的传统立场和视角，将女性作为性资源加以利用。历史上，女性的身体是被视为男性的玩物、性符码，而清末知识分子即便给女性身体赋予了政治意义，但本质上女性身体依然是可供交换、牺牲的资源。据福柯的观点，身体是权力操控的对象；直至清末，女性身体承载着同样深重的性别意识形态。可见，在民族主义语境下性别话语依然存在着难以调和的深层矛盾。

四、结语

综上，民族存亡之际，清末知识分子逐渐掌控话语权。在焦虑不安中，他们将民族、国家衰弱的责任归因于女性，于是改造传统女性成为拯救国家和改良社会的有效途径。他们利用报刊媒体，在性别观念层面提出废缠足、兴女学、提倡男女平权以此改造传统女性；同时还通过报刊追寻“新女性”、形塑“新女性”。然而，清末知识分子提倡女学，建构新女性等性别话语的出发点是民族主义，立论基点却是儒家伦理观，而儒学恰恰就是男女不平等的根源，导致性别话语出现内在冲突，因而给中国妇女解放运动遗留下诸多历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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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赵佳丽】

Intellectuals’Gender Discourse on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in Late Qing Dynasty——A Case Study of Promoting Female Education

ZHENG Xun
（Financial Media Department，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Guangzhou 510521，Guangdong China）

Abstract：The paper focuses on the intellectual’s gender discourse in late Qing Dynasty on the gender perspective. It collects intellectuals’comments in promoting female education on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in late Qing dynasty，and discusses how discourse constructs the concept of“New Women”.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late Qing intellectuals’discourse of women liberation is based on Confucianism ethics. However，Confucianism is the origin of gender inequality，which results in internal conflicts of gender discourse.

Key words：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in late Qing Dynasty；gender discourse；New Women；conflict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 - 5934（2016）01 - 0035 - 05

作者简介：郑勋（1980 -），女，广东吴川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新闻传播史。

收稿日期：2015 - 12 - 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