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侃与惠州1——阳明学初传入惠考

陈椰

（华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1）

薛侃与惠州1
——阳明学初传入惠考

陈椰

（华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1）

薛侃是明代岭南著名儒者，作为王阳明高足，最早把阳明学传入粤东的潮、惠地区。凭借惠州特殊的人文地缘因缘，薛侃晚年在罗浮闭关静修，又在西湖周边著述讲学，接引惠地学人，培育人才，辨析学问，激活当地学风，建设西湖人文景观，对惠州文教建设做出积极贡献。

薛侃；惠州；阳明学

岭南有明一代之思想蔚然大观，成就瞩目。成化年间，先有陈白沙以静坐自得之学崛起江门，启导新风，继而湛甘泉承传衣钵，光大门庭。与此同时，余姚王阳明倡“致良知”之学，风动全国，波及岭南。阳明学作为明代最具影响力的外来新学，经由第一代本土弟子——尤其是薛侃为首的士人群体的努力，由江西传入潮州，嗣后入惠，使得粤东自正德、嘉靖后成为闽、粤阳明学之重镇。阳明学在潮州风靡一时之盛况，近人多有传述①。而关于惠州阳明学之传入及发展情况，则尚未有专文研究。文章拟通过对岭南阳明学领袖薛侃当初在惠州的传道活动的考察，评价其学说及影响，以期梳理阳明学在广东承传脉络，补前人所未逮。

一、薛侃其人其学

薛侃（1486-1545年），号中离，广东明代著名理学家，于成化二十二年生于广东潮州府揭阳县龙溪凤陇（今潮州庵埠）。他于正德九年（1514年）在南京拜阳明为师，“朝夕相与者三年［1］958”，拳拳服膺师教。还引荐其兄薛俊、弟薛侨、侄薛宗铠，同拜入王门。王阳明在江西平定流寇，出入贼垒之时，薛侃仍与诸同门在后方相聚讲学不散，或代理日常事务，诲导阳明小儿正宪，或接引初学。王阳明最重要的著述《朱子晚年定论》和《传习录》，就是薛侃首钞并首刻的。阳明身后，他又总理后事，保护家眷，还在杭州建天真书院，完成阳明生前卜筑天真山的夙愿，可谓是王门的“护法”，“大有功于师门”［2］422，得到同门的信赖与推重。

正德十四年（1519年），薛侃从江西返乡，居乡三年期间，与好友澄海陈明德、饶平杨骥、杨鸾兄弟讲学于金山玉华书院，并结斋于梅林湖，远近学者翕然宗之，游其门者日益众。此标志着阳明学正式传入粤地。

嘉靖三年（1524年），薛侃结茅于梅林湖西之山中，聚生徒讲习不辍，“以正学接引，潮士为之一变［2］522”。山因中离而名“中离山”，此山一经创辟，“四方同志闻风远来，至不能容，各自架屋以居，会文考德，发益良多［2］424”。终明一代，潮州学风之盛，也莫过于此。讲学之外，他不忘办实事造福于民，他积极带头兴修水利，开溪建桥修路三十余所，又与时任揭阳主簿的季本议推乡约，普行一邑，践履一个儒者化民成俗的“天职”。

薛侃官至行人司司正，居职严正简直，曾上疏请以陆象山和陈白沙从祀孔庙，惟象山得允。嘉靖十年（1531年），上疏乞请嘉靖在亲藩中择选亲而贤者，迎取入京，慎选正士辅导，以待他日皇嗣之生。不料触犯帝讳，加上少傅张璁及其心腹彭泽趁机从中构陷，欲借此兴大狱，扳倒对手少詹事夏言，诬逼薛侃承认背后乃夏言指使。于是他无辜卷入政治风波中，被逮至午门廷鞫，追究交通主使者。七日连鞫八次，酷烈备至，屡次昏死，仍独自承担，“不他引一人”，明誓：“明有君父，幽有鬼神，头可断，此心不可欺［3］22”。后真相大白，削籍为民，自此开始十几年明农讲学、游方会友的生涯。他最后四年则旅居惠州、东莞，先后在罗浮山、丰山永福寺、玉壶洞讲习，将阳明学传入惠州。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秋，他返归故里，旧疾发作而逝，享年六十。

薛侃的学术思想大体不出其师之矩矱，以“良知说”为宗，以“万物一体为大，以无欲为至［2］446”。以本心（良知）为宇宙人生之大本大源，心、性、理、事一贯，即气即理，即寂即感，即存即应，即虚即明，不可离析对立。他的工夫论以立志、研几、静坐、无欲、主一为核心，注重静敛收摄，存养心体，以求得良知的朗照，从而在日用常行中指导道德人伦实践。其一生工夫进境有数变，早年注重静坐唤醒良知做主，省察克治私意于萌发之初；在遭廷鞫之难后削职归乡讲学时期，其工夫更注重収摄向内，以本体戒慎恐惧之念阻止私意萌发；到了晚年，则又进一步摄持本心，强调当下体认，以无欲为要，临终遗言还告诫要“私欲净尽，一丝不挂。”尽管其教法、修为境界在不同阶段各有侧重，但都体现出涵养本源、立体达用的一贯进路，也展示着不断走向圆融纯熟的生命历程。此外，薛侃对易图像数的研究也有独到之处，在批评朱子《周易本义》“析补说”的基础上，对《河图》、《洛书》及太极、八卦等易图作了新的阐释，以图像来指导心性修养，突出天道性命的浑一性和践履性。在三教关系上，他严辨同异，指出“虚”、“无”也是良知所固涵的特性，为三教之共法，异处乃在于儒家蔼然有情、不外人伦日用，而二氏厌世遗伦。明末大儒黄宗羲曾如此评价：

岭南之士，学于文成者自方西樵（按，即方献夫）始，及文成（按，即王阳明）开府赣州，从学者甚众。文成言潮在南海之涯一郡耳，一郡之中，有薛氏之兄弟子侄，既足盛矣，而又有杨氏之季昆（按，即杨骥、杨鸾）。其余聪明特达，毅然任道之器以数十。乃今之著者，唯薛氏学耳。［4］655

可见，薛氏对岭南思想学术影响匪浅，堪称岭南王门一代儒宗。

二、薛侃寓惠之缘由

在薛侃的带领下，讲习阳明学的风气在潮州蔚然大盛，形成一个规模不小的学术团体，讲学的据点有北山精舍、玉林书院、中离书院、南溪精舍、宗山书院等［5］448-455，“当时东南吴楚之交，盛为王学者，莫如绍兴、吉安，独潮之风不下二郡，可谓盛矣［6］”。

与此同时，岭南固有的朱子学并未见颓势，和新兴的王学分庭并立。潮州的朱学传统深厚，自南宋以来濡染朱学尤其是其礼教之传统。“南宋时潮州仕宦多出朱子之门，潮地亦久沐朱子之教化，朱子著述不少在潮刊行［7］450”，朱子本人也尝游揭阳，寓居同榜进士郑国翰家。而其潮州门人中以郑南升（字文振，潮阳人）、郭叔云（字子从，揭阳人）为著，二公谨志行而遵礼教，奠定潮州道学之传统。入明以后，潮州名儒张奂、李龄、萧龙诸公也“以理学彬彬继起［8］”。值得注意的是，嘉靖十六年（1537年），在潮州知府郑宗古在潮州刊行了罗钦顺的《困知记》。罗是“朱学后劲”，对王阳明的争论批评从阳明生前延续到其身后，《困知记》正是朱学对垒王学的产物，其刊刻对潮州学风的影响不可小觑据薛侨所撰的《行状》记载，薛侃在嘉靖十一年（153年）建成宗山书院后，“往来其间，讲学弗怠，议者纷纷而先生弗顾。”“议者纷纷”四字似乎透露出些许王学朱学交锋的硝烟气息。于是，游学求友、共证圣学，拓展学术阵营，成为晚年薛侃离乡弘道的初衷。就粤地而言，惠州应是首选。

从人文地理上看，惠州地处潮州王学与江门之学的交接地带，王阳明、湛甘泉同属心学联盟，薛侃向来推崇陈白沙，也尊重甘泉这位前辈，在王学四面受诤的形势下，争取与江门学派结盟，有助于巩固扩大心学的阵营。惠州境内有名山罗浮，历来是佛道二教的圣域名山，也是岭南思想文化中心，宋代大儒周敦颐、罗豫章、李延平都曾在这里驻留，传播理学。从学术积淀来看，惠州早已受白沙沾溉。博罗举人何宇新和曾确就是白沙的门生，岁贡胡定则是白沙的私淑弟子，他们都终生身体力行传播白沙学说［9］167。在薛侃到达惠州的前两年，即嘉靖十九年（1540年），致仕后的湛甘泉已在罗浮山大开讲席，较著名的有杨传芳、谢宪、冯佳、周坦等惠州学生［9］168。但是，惠州城区的士人讲学活动在此之前遭遇过一段时期的低潮。据载，“惠初未闻阳明先生之学，士多见毒于魏庄渠，讳言学”。魏庄渠（1483-1543年）即魏校，苏州昆山人，学问私淑胡居仁（陈白沙同门），自称学问宗旨为“天根之学”［10］，正德十六年他在广东任提学副使一年，以毁淫祠、兴社学行乡约，推行儒家教化著称②。但一系列迂腐偏激的文教举措，打击了部分清流士子，造成恶劣影响。比如他视陈白沙之学为禅学，欲把白沙牌位请出乡贤祠，幸得薛侃之侄薛宗铠等潮籍学子力争方罢③。他还力斥科举败坏士子德行，沦为求荣禄的工具，故其取士的方法很“独特”，在督学公署里的莲池上置一竹桥，能跟着他“端拱缓步、往来其上”的就算是贤人④。惠州士人的“意见领袖”——刘梧（古狂），就因喜“崇论竑议”，遭人忌恨，诋毁为狂，而被素来厌恶高谈阔论的魏校削籍。一时之间士子学人皆噤声自保。薛侃莅惠讲学，无疑为当地学界注入新活力。

三、薛侃在惠州的活动

（一）闭关罗浮讲学西湖

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夏，薛侃“入罗浮朱明洞，潮士三人从。题壁间曰：‘张弩非极力弗开，磨镜非得药弗明。定水非去浑脚，挠之必浊，烧坯非足火力，遇雨终碎’［2］543”。从这题壁自箴可见他是抱着极坚毅执着的心情入山修行的，欲拼尽全力来做一番修养工夫，务求臻于极致方休。他对罗浮山情有独钟，在给同门学友的信中屡次提到罗浮山。如《与龙溪书》：

此学非极力不能极，则古人至日闭关自是一段工夫。若不做过，漫讲悬悟，终不能有诸己。……今入罗浮为住计，此山静僻，与尘寰迥别，故豫章处三年悟经旨自别，丹师成事者亦三十余人……。［2］285

又如《复陈舜夫》：

……几时得偕游罗浮四百胜墍，谒会多朋，亦一快也。［2］302

再如《与山中诸友》：

秋还拟往罗浮，或往阴那，保合翕聚，必期大定，不知从我者能有几也［2］334。

在他看来，罗浮山静僻幽深，别具灵气，最适宜闭关修定。宋代理学名家罗豫章在此得悟，道士修炼有成的也不在少数，鼓舞了他的信心。他素来体弱，“气血俱虚，精神昏短”，反省自己平生学问，“皆缘见得大意太早，乃谓此学随处要有利泽及人，不必拘拘，故一向以诗字为虚，博洽为繁艰，惟以尽心立事为急，遂夺精神，工夫踈间，不成片段，反起纷纷之议”［2］334，即性格太过急躁自信，利物济人之念过重而忽视了内心的定性修持，所以他频频致信招揽学友们一起入山，互相切磋琢磨，保合翕聚，共入静定之境。山居闭关效果如何呢？他说：

……向者妄意有闻，退自省验，志念未一，时开时蔽，真体诚未见也。所负恃以为见者，意见耳。意见变幻非一，自信自是，不顾人言，不能虚受顺应，皆其祟也。灵昭自照，亦时省悟，而沾沾带带以磨成心，巴巴结结亟了俗缘，一为入山计。入山半载，始觉其蔽；又半载，渐開；又半载，始得常知之功；又半载，庶几无欲；又半载，乃见无尽之意。资钝功难，至是亦云极矣……［2］285

可知薛侃寓惠期间至少有两年时间是在罗浮山里度过的，从有意识反省到意念纷纭，心体有遮蔽，到渐渐豁然开朗，到如明镜般能常知常照到私欲病痛，到私欲荡尽，体悟到自己的生命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乃见无尽之意”，可谓不虚此行矣。

同年（1542年）的十二月，薛侃入惠州，当地学者叶时、谢宪、刘梧挽留他住在半径寻乐堂，有诗《题半径》可见其逍遥林下之脱俗心境：

水石成芳岛，云林蔼暮晴。波光涵万景，不必问蓬瀛。

又：

郊远峰环寂，林深径遶幽。池亭千翠簇，岩洞一虚收。独坐时方暖，重游色已秋。百年尘外梦，湖海寄扁舟。［2］366

在寻乐堂住了三个多月后，为避湿气薛侃又迁居到丰山永福寺，吸引了广州、东莞、惠阳等县邑的从游者，“惠人于是广见闻，知法门自有真矣。”弟子叶萼在晚年回忆这段因缘际会时，以细腻的文笔描写乃师日常讲学的风姿：

居常静坐，少观书，时盼湖山，洒然物外，歌咏则左右二三子，因事点化。来谒教缘问，翩翩曲引，不作经传见解，有时而不答。惟请托者接人嬉嬉，不见纤毫畛域，和冲蒸人，腹肠浮躁为之夺魄。供具虽瓠叶二簋，与其徒或对客啖之亡厌。出口非世道则古今学脉，亡一剩语。其真率如此。见人寡言，曰：“此不见底，难入真境。”人寡与，曰：“此路径太窄，未知一体。”人高谈，曰：“此没头脑。大肆迷妄”人执泥，曰：“小家相。未识其大善。”于讽譬以竦动，其人虽闭塞之甚，一闻忽开，虽胶固之深，一闻遂活。［2］543

由此可见，薛侃品格清高，热忱率真，善于随机点拨。他还时常能学友泛舟西湖、论学歌咏，与同道沉浸在从游之乐中，如其《游惠阳西湖四首》诗所言：

三三复两两，共偿丰湖约。

谁云无管弦，鱼鸟皆成乐。

问舟湖水央，一棹闲波上。

水藻间汀兰，浮光时荡漾。

蔓菱翻翠浪，菡蓞含西照。

酒令严乡音，屡犯还屡笑。

偶尔入名园，层峯环竹树。

莫问是谁家，湖山最深处。［2］363

（二）及门弟子和学友

在阳明的弟子中，薛侃的弘道热忱极其突出，虽体弱多病，讲学不辍。他在惠州授徒众多⑤，能得其传者首推叶时、叶萼父子及李鹏举。

《惠州府志》载，“是时从游者数十人，惟李鹏举、叶蕚尤日侍讲席。侃欲著《鲁论真诠》。每书一札，辄令鹏举、萼朗诵罢，见其叹悦则止，未甚快辄易之。精于《易》，每静夜与二子说之，他人不得闻也［2］446”。可见其对二子的器重。而叶、李二子也终未负所望，以师道自任，风化一方。

薛侃初到惠州，叶时“迎之馆于西湖禅林”，连语累日后私下告诉儿子叶萼：“此正学也。恨闻之晚，汝其终身事之。”薛侃去世，他闻讣后即设灵位哭奠，还亲临墓前拜祭，深切悼念恩师：“自我之遇先生也，如蒙药石。辱先生之爱我，如投胶漆，侍诲日深，相知尤悉［2］471”。叶时“笃信良知之学，述遗指，作《大学解》，录濂溪、明道、象山、白沙、阳明、中离诗讽咏之，称六先生见道诗”，其尊师重道如此。其子叶萼青出于蓝，跟随老师前后三年，薛侃撰写《鲁论真诠》未成，“稿藏鹏举家，又十余年，萼得之其敝笥中，追忆续成之［2］471”。后来任严州府教署桐庐，乞归后筑室丰山讲学，又主讲西湖天泉书院，被尊为一郡之师，邑人尊称他为惠州“湖上五先生”之一。而李鹏举则在考中举人后，历任余杭教谕、台州同知，多有善政，升德州府长史后即乞归故里，日与乡里子弟讲学不倦，后世赞之曰：“鹏举宦绩卓卓，如此其得之薛先生，不可诬也［11］242”。

作为新知的传播者，薛侃在与惠州诸学人在论学过程中，遭遇辩难也是常有之事。谢宪与刘梧便是异议者的代表。谢宪，字汝慎，号惕斋，归善下郭人。史载他“土木形骸，不事藻饰，癯然野鹤，独立风尘之表”，有隐逸狂士风度。他“为邑诸生，与叶天佑、刘梧同舍，合志圣贤之学”，为学“一禀程朱而多自得”。薛侃讲学丰湖时，惠州“学士多与辨析，尤以谢宪为多”［11］239。刘梧字继美，归善人，自号古狂。史乘称其“学无常师，见必超卓，与潮薛侃辨心性十余书，侃不能难。尝自赞曰：‘不朱（熹）不陆（九渊），不湛（若水）不王（阳明），远观之刘继美，近观之刘古狂’”［11］238。可见其自视甚高，特立独行。刘的观点部分保留在薛侃两封回信《复刘古狂》、《又复刘古狂》中，从辩驳中可见惠州当时学术思想的包容与独立，“他们不存门户偏见，转益多师，博采众长，著作迭现，每多新说创见，思想学术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是晚明惠州人文学术繁荣的先导［9］168”。

四、薛氏与惠州文教之互动影响

由于岭南地处学术边缘，阳明学方兴未艾，薛侃寓居时间不长，在惠“得士仅仅”，然而毕竟传来新兴思潮，激活当地学风。当时惠州学人热衷编纂考订先儒语录，做八股文章，在他看来“是学后儒之学，非先儒之学也。”他们“舍应无心，舍事无善，舍纂集无业，舍观书行礼无工夫。……习之者日夕谈辨不了，然一寻下手端的，茫无落着，作文作事，亦有可观，率临物我利害便尔周章，散漫无绪［2］289”，他念兹在兹，拳拳开示出的是另一条新路径。在《复刘古狂》一诗中他说：

诸子明大意，圣门贵日新。后儒事佔毕，考释徒伤神。至道元非穷，闻识良有垠。所以君子学，战战复兢兢。捕猫精内守，抱鸡神外冥。本植枝繁硕，源深流自澄。愧我仳离久，日暮还家庭。拈此端的语，殷懃寄高明。［2］363

此诗高度概括了他修身工夫的定见，强调为学不能跟后儒（暗指朱子学）一样，徒从事于书本知识的考释积累，如此只会枉费精神，与体悟道体的修身之学无关。因为无穷尽的道体是不能由有限的闻见知识来通达的。成圣的修养工夫应如猫捕鼠、鸡孵蛋一样战战兢兢、聚精会神，专注于本心的涵养，如此持之以恒，才会体悟到道德践履源源不断的动力。这样的简易捷径，对于那些孜孜考释穷理以求成圣作贤的学子来说不啻当头棒喝，醒豁人心。他与谨守程朱者的谢宪，不倚门户刘梧的切磋辩难，皆是君子之争，促进了学术的多元互动。清代惠州才子江逢辰有诗咏道：“惠阳讲学前朝盛，粤派王门自此开。我行忽忆薛夫子，不厌频寻萧寺来［12］”，肯定了薛侃对惠州文化教育和学术思想的贡献。

薛侃对西湖之自然人文景观也颇有建树。其讲学驻所丰山永福寺前身是始建于唐贞观年间的神霄宫后变更为寺。明代成化年间，“僧负欠逃，产入官”，遂荒废，成为西湖十四景之一的“野寺岚烟”，正是薛侃恢复了此寺，将之变成惠州王学之发祥地，自此“四方名人接踵，相与拥翠凌波，胜游相望［13］132”，“之后数百年间，永福寺一直都是惠州学子讲学修业的重要场所［9］177”。又如，西湖东面有西山，又称狮山，薛侃登高览胜，谓“此山令前后二堤不牵，岿然钱塘之孤山［13］132”，遂改名孤山。再如，应邀作《西湖记》，详尽描述了西湖周边胜景，从中得知，他曾倡议修堤植树，築钟楼关，“长水三尺余，湖之胜乃完”，直到万历十三年才被知府黄时雨采纳，兴工筑堤，“果长其水三尺”［14］。

万历年间惠州大儒、阳明学派的后劲杨起元（1547-1599年，号复所），他在编修惠州府志时把薛侃列入《寓贤传》，还特地致信给叶萼征询薛氏当年讲学的详情。在薛氏传记文末他表达了倾慕之愿：“予读其遗文，质厚有致，时若近人，殆无毒者。萼尝称先生圣人。惜予生也晚，不及供扫除、陪下座、一聆绪论也［2］446”。近代学者刘成禺将薛侃、杨起元同列为粤地之阳明学代表，称“广中言王学者，前以薛中离，后以杨复所［15］272-273”，并置入岭学源流中之荦荦大者。

薛侃于惠州的遗泽匪浅，惠州对他的反哺之功也极大。寓惠四年，是他学问的圆熟期，著述颇丰，《图书质疑》（为答惠生雍见川之问而作）、《廷鞫实录》（薛侃口述、叶萼记录）、《经传正义》（佚）、《鲁论真诠》（佚）、《惠生八问》（佚）皆作于此时。经过在罗浮山的闭关潜修、西湖的论学琢磨，修养有了一番新长进，自谓：“不肖素有刚方忿狭自是之病，是行方尔凈磨［2］361”。此皆得力于惠地山水人文之琢磨铸造也。

注释：

①相关内容可参考黄挺、陈占山编写的《潮汕史》，由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第十一章第一节；钱明编写的《王阳明及其学派论考》，由人民出版社2009年出版，第十三章。

②魏校的毁淫祠研究参见科大卫的《明嘉靖初年广东提学魏校毁淫祠之前因后果及其对珠江三角洲的影响》一文，选自周天游《地域社会与传统中国》，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第129页；井上彻的《魏校的捣毁淫祠令研究——广东民间信仰与儒教》一文，史林，2003（2）：41-51．

③“魏庄渠督学以白沙先生为西方之学，欲出乡贤祠牌位于西郭，本诚勿欺入室弟子也实与焉。頼潮士薛子修十数人诤之，乃免。”见湛若水.无题答或问［M］∥湛甘泉先生文集：卷七.清康熙二十黄楷刻本.

④杨起元说：“吾闻之长老，云是时吾惠人士未知学。魏校督学署中有莲池，桥以一竹，端拱缓步，往来其上，诸生能从之者为贤。一时轻薄子顿跻颜、闵。其有抱负、耻为媚者皆为所中。于是惠人恶言学。闻讲学者即以为尽此属，能毒人者也。”万历《惠州府志》卷十六，收入《薛侃集》，见参考文献［2］第446页。

⑤见薛氏惠阳东莞门人祭文，祭文之署名不妨视作薛氏惠州弟子名谱，其中有姚淮、郑一雅、姚澜、陈沛、姚浤、刘文洽、姚深、李佳、李鹏举、叶万达、胡世祥、陈守经、刘文岳、廖见曾、龚乡、张文道、石俊、刘以成、姚濂、任九河、叶萼、刘彦珦、叶梦奎、李泾、刘绍稷、钟岳、杨彦璋、罗烈、严延寿、欧应选、罗宗学、莫如齿、卢存礼等，见参考文献［2］《薛侃集》第472页。

［1］王阳明.祭国子助教薛子尚哲文［M］∥王阳明全集：卷二十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958.

［2］薛侃.薛侃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3］饶宗颐.潮州先贤像传［M］.香港：香港潮州商会印行，1994：22.

［4］黄宗羲.明儒学案［M］.北京：中华书局，2008：655.

［5］黄挺，陈占山.潮汕史［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448-455.

［6］王慎中.送陈员溪先生之任永定序［M］∥潮州府志（顺治）：卷十二.

［7］饶宗颐.朱子与潮州［M］∥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03：450.

［8］黄挺.明代潮州儒学概说［J］.汕头大学学报，1994（2）：86-94，53.

［9］徐志达，吴定球，何志成.惠州文化教育源流［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

［10］王格.论魏庄渠“天根之学”的静与动［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2（3）：116-121，155.

［11］杨起元.（万历）惠州府志：卷十四·人物传［M］∥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惠州府部：第二册.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

［12］江逢辰.湖上杂诗之四［M］∥江孝通遗集：卷六.民国二十三年铅印本.

［13］叶萼.全湖大势论［M］∥徐志达.惠州文征：上编.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132.

［14］杨起元.重修拱北堤记［M］∥续刻杨复所先生家藏文集：卷四.四库存目集部第167册.

［15］刘成禺.岭南学派述略·世载堂杂忆［M］.北京：中华书局，1997：272-273.

【责任编辑：赵佳丽】

Xue Kan and Huizhou——The Study of the Initial Stage of Yangming School Spreading to Huizhou

CHEN Ye
（School of Marxism，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Guangzhou 510631，Guangdong，China）

This paper makes analysis of Xue Kan’s residency in Huizhou，including the academic activities，the disciples and friends of Xue Kan，as Xue Kan was the leading figure of the Yangming School in Ling Nan in the Ming dynasty.The paper also clarifies the heritage of the Yangming School in Guangdong，and comments on Xue’s works as well as its impact on Huizhou.

Xue Kan；Huizhou；Yangming School

G127

A

1671-5934（2017）02-0026-05

2016-11-28

广东省普通高校创新人才类项目（2014WQNCX025）

陈 椰（1984-），男，广东澄海人，讲师，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宋明理学和岭南历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