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建有关的几个问题1

黄爱军

（安徽财经大学 历史文化研究所，安徽 蚌埠 233030）

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建有关的几个问题1

黄爱军

（安徽财经大学 历史文化研究所，安徽 蚌埠 233030）

1920年夏，谭平山、陈公博和谭植棠从北大毕业回广州，途经上海时，三人参与并参加了正在发起的中国共产党组织，这是广州早期组织发起创建的嚆矢。回广州后即开始发起创建工作，从组织青年团入手。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立，客观上宣告了广州早期组织的存在。广州青年团成立之时，还是共产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混合物。陈独秀南下广州后，将无政府主义者清除出团组织，并以团组织内的共产主义者为基础，重组或重建了广州早期组织。

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嚆矢；青年团

关于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以下简称广州早期组织）的创建，陈公博在中共“一大”所作的《广州共产党的报告》中有过一定的描述［1］683-686。由于《广州共产党的报告》对于研究广州早期组织所具有的权威性，因之权威党史著作在论及广州早期组织创建问题时，一般基本上均采用了《广州共产党的报告》的说法①。但仔细研讨与广州早期组织有关的文献资料，《广州共产党的报告》中有关广州早期组织创建的记载，似不能完全反映广州早期组织创建的全貌。现就广州早期组织创建有关的几个问题作一考察。

一、广州早期组织发起创建起因

关于广州早期组织发起创建的起因，流行的说法认为，陈独秀在上海发起创建共产党组织后，即函约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在广州建党②。就笔者所接触的资料而言，这一说法并没有直接的文献资料作支撑，仅上个世纪50年代李达在《自传》中有过类似表述。

李达在《自传》中回忆，他1920年夏从日本回上海后，首先访问陈独秀，此时陈独秀、李汉俊等正在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便邀李达做了发起人。上海发起组成立后，陈独秀即函约北京的李大钊、济南的王乐平、广州的陈公博、长沙的毛泽东、旅法的张申府、旅日的施存统等各地社会主义分子组织支部［2］。李达几十年以后的追忆是否准确姑且不论，仅就李达参与上海建党的具体情形而论，采用李达的说法当值得斟酌③。

李达并未参与陈独秀在上海创建共产党的全过程。陈独秀在上海的建党活动，是在维经斯基到上海后不久即开始展开。最早参与陈独秀在上海建党活动的施存统回忆，上海发起组成立于1920年6月间，先后开了两次会，第一次因戴季陶到会时声明不参加未开成，第二次筹备成立共产党，最初参加者只有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施存统、陈公培5人，推陈独秀为书记，并起草纲领若干条［3］35。施存统的回忆是可信的，因为他的说法被历史文献《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所印证。该文献明确记载，上海发起组成立于1920年年中，最初该组织在上海一共只有5个人，领导人是《新青年》主编陈独秀［4］。需要指出的是，施存统的回忆是在中国人尚不知晓这一重要文献资料的背景下写出的。施存统的说法还被另一当事人俞秀松留下的日记和回忆材料所印证。根据1920年7月10日俞秀松日记载，上海发起组成立的时间在1920年6月间［5］132。俞秀松在1930年初所写的《自传》中的相关描述，与施存统的回忆基本一致［5］230-231。

陈独秀等人在上海着手建党的最初阶段，李达尚滞留日本［1］678。施存统在回忆中明确说，最初参与讨论发起共产党的人中没有李达［3］36。因此，李达《自传》中关于上海发起组成立后函约各地社会主义分子组织支部的说法，仅就时间这一节点而论，当在1920年6月以后，而不是李达抵沪后的8月以后。

通过上述考察可认为，广州早期组织发起创建起因的流行说法不能成立。毫无疑问，李达回上海后，陈独秀及上海党组织与各地社会主义者之间仍会有书信方面联系，但这种联系显然已超出了“函约各地社会主义分子组织支部”的范畴，而主要是指导各地社会主义者的建党工作。所以，广州早期组织的发起创建工作，并不是由上海建党后陈独秀函约而来，而是在此之前，陈独秀等正在上海发起建党之际，广州早期组织创始人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从北京大学毕业，经由上海回广州［1］678，在上海参与并参加了陈独秀正在创建中的党组织。

谭平山、陈公博和谭植棠是陈独秀北大的学生，与陈独秀一直保持着密切的书信联系，他们毕业后之所以经由上海回广州，这本身可能就与陈独秀在上海的建党活动有关。他们逗留上海期间，拜访陈独秀、参与陈独秀的建党活动并被吸收到党内，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资料显示，陈公博等在上海确实参加了正在创建中的党组织。1921年8月，陈公博在参加完中共“一大”返回广州后不久，即在《新青年》九卷三号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出席“一大”的文章，题为《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陈公博在文章中使用了一些“隐语”，将在上海参与的发起组创建活动称为“结合了一个学社”，将出席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称为“未完成的手续”［3］409。

谭平山、陈公博和谭植棠由北京过上海回广州，在上海参与陈独秀的建党活动，被陈独秀吸收入党，并受陈独秀委托到广州发展党组织，其情形与人们所熟知的武汉党组织创建进程中，刘伯垂由广州过上海回武汉，被陈独秀吸收入党，并被陈独秀委托到武汉发展党组织的情形基本相同［3］312-313。

既然谭平山、陈公博和谭植棠经由上海回广州途中，已在上海参加了创建中的中国共产党，他们就必然负有回广州创建党组织的任务。而不可能是他们回广州后，随即接到陈独秀函约才开始建党活动。

二、广州早期组织发起创建的标志

谭平山、陈公博和谭植棠由上海回广州后，迅即成立了广州早期组织，并从组织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办《广东群报》等方面入手开展工作。对于广州早期组织创建的情形，作为主要当事人的陈公博在上个世纪40年代所写的《我与共产党》一文中已有清晰的记述。从陈公博留下的这则回忆材料中，人们至少可以获得广东早期组织两个方面的重要信息：其一，广州早期组织，最初是由谭平山、陈公博和谭植棠三人成立的。其二，广州早期组织成立后，即开始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④。由于陈公博的回忆文章未对广州早期组织成立的时间、地点等细节作出具体交待，也由于尚缺少其它材料的印证，更由于陈公博后来大汉奸的特殊身份，使得他关于“由我们三个人成立广州共产党”的说法未能得到学界的重视。

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广州早期组织开展活动所采取的重要步骤，也是广州早期组织开展活动的公开组织形式。由于文献资料缺乏，现在有关广州早期组织成立的详情已不得而知，但由广州早期组织发起建立的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由于有不少这方面的文献资料，其发展轨迹则比较清晰。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始建于1920年8月，正式成立于1920年11月⑤。

建党初期，党团是不分的，甚至是一体的。如1920年8月22日在上海正式成立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其成员均为共产主义者（共产党员）［5］199”。团组织的机关刊物，也正是人们所熟知的党组织的机关报——《共产党》月刊［5］200。包惠僧在回忆材料中，将党称为“本校”，将团称为“预校”，说党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青年团，是一套人马搞三方面的活动，“会”与“团”均是党的事业机构［3］441。

建党初期，党组织处于秘密状态，团组织则是一种公开的活动形式。正因为党团组织特殊的关系及不同的活动形式，所以当年参加党团组织的不少当事人在事隔多年后的回忆中，很少能把党的活动和团的活动加以区分并说得十分清楚明白。关于党团关系，现在人们的一般认识是建党在先，建团在后，是党组织建立了团组织［6］65。但处于历史事件中的当事人，并没有形成这样清晰的认为，有的甚至认为团先于党而存在，团组织孕育了党的产生。上个世纪30年代初的一则史料记载，1920年陈独秀等在上海发起建党之际，第一步是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随后在社会主义青年团中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共产党方具雏形”［7］。陈公博在回忆文章中，甚至将各地团组织视同于今天人们所说的各地党的早期组织，认为是各地团组织的依次成立，才有1921年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的召开［8］。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具有重要学术和史料价值的陈公博硕士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在第三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前，陈公博专门以《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作为第二章篇名，旨在介绍中国共产党组织的由来，但在内容结构方面则完全超出了今天人们的意料，几乎只字未提中共早期组织的情况，却将社会主义青年团列为中国共产党起源的最重要的本源团体之一［9］95-97。

基于建党初期党团组织关系特殊性的分析，由此我们认为，创建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既是广州建党活动所采取的一个重要步骤，又是广州早期组织存在的一种具体形态。1920年8月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立，是广州早期组织存在的最具标志性的事件，可以作为广州早期组织创建的起点。

三、“广东共产党”不能纳入早期组织范围

历史文献《广州共产党的报告》记载，1920年底，两个俄国人来到广州，与广州的七个无政府主义者建立了一个所谓的共产党组织。该文献清楚地记载，该组织实际上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组织，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共产党组织［1］683。对于这样一个与广州早期组织没有关系的无政府主义者组织，只因历史文献《广州共产党的报告》中提及，不少党史著作均将其纳入广州早期组织范畴⑥，有的甚至将其表述为广东建党的第一阶段⑦。笔者认为，“广东共产党”不应纳入广州早期组织范畴。

首先，历史文献《广州共产党的报告》，将“广东共产党”定性为“无政府主义的共产党”，这样的组织与党的早期组织没有关系⑧。正因为如此，广州早期组织创始人的谭平山、陈公博和谭植棠三人，均没有参加该组织。

其次，谭平山、陈公博和谭植棠三人拒绝参加“广东共产党”，是因为他们与无政府主义者在建党原则、观点等方面都存在差异⑨。无政府主义者反对任何组织约束，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主张绝对自由。而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发起创建的时候，就有明确的组织纪律方面的要求。1920年6月陈独秀等在上海建党的时候，即“起草纲领十余条”［3］34，包括“劳工专政、生产合作”等内容［3］7。上海党组织起草的纲领，对各地的建党活动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施存统、陈公培、刘伯垂，就曾分别带了一份党纲到日本、法国、武汉等地，用以指导当地的建党活动。谭平山、陈公博和谭植棠三人，既然在上海已经参加了共产党，并负有回广州建党的任务，自然少不了带一份党纲到广州，这正是他们拒绝加入“广东共产党”的最根本原因。

再次，“广东共产党”的组织结构和名称，与各地早期组织完全不同。《广州共产党的报告》载，“广东共产党”组成了一个由米诺尔、别斯林和七个无政府主义者担任委员的“党执行委员会”［1］683。各地早期组织，虽然名称各异，但都含有“共产党”字样。上海组织开始定名为“社会共产党”，后定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组织开始取名“共产党小组”，后定名为“共产党北京支部”。武汉组织一开始就取名“共产党武汉支部”。

第四，各地早期组织都是由上海发起组派人或通过信函联系等方式才发起创建的，而且均以中国的共产主义者为主体。“广东共产党”却是由两个俄国人组织起来的。

第五，米诺尔、别斯林是受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派遣到广州开展活动的，其主要任务是组织一个类似“上海革命局”的机构。维经斯基在1920年8月17日的一封信函中，明确提到他将米诺尔派往广州的目的，就是要在广州“组建一个革命局”［10］33。正因为米诺尔、别斯林负有组建广州革命局的任务，所以他们到广州后建立起来的“广东共产党”才有“党执行委员会”这样的名称。虽然有的学者认为，“上海革命局”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上海发起组［11］，但它们终归是两种不同类型的组织。虽然“上海革命局”与上海发起组在工作内容上存在很大的交叉或重叠，但人员构成则存在明显区别。“上海革命局”的五个人，由维经斯基和四名中国革命者组成［10］31；上海发起组的最初五个人，则完全由中国革命者组成。“广东共产党”的人员组成，恰恰与“上海革命局”十分类似。

第六，谭祖荫、刘石心等当事人后来的回忆，根本否认存在过“广东共产党”。谭祖荫在回忆材料中说，当时两个俄国人没有和他们谈成立共产党的事，有关两个俄国人与七个无政府主义者组织了广东共产党的说法，“这是误会了”［1］761-762。刘石心在回忆材料中说：“我当时只知道俄国人在北京、上海、杭州（沈仲九、沈玄庐）、天津等地组织社会主义者联盟，但不是共产党。他们也没有找我们谈过组织共产党问题，可能他们心目中认为这个社会主义者联盟就是广东共产党组织［1］773-774”。

四、广州早期组织的重组

1920年底，陈独秀应陈炯明邀请南下广州，出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接受陈炯明邀请，除了有意发展广东教育事业外，就是希望利用这个机会在广州宣传新文化和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广州的共产主义组织［12］。陈独秀到广州后，通过与无政府主义者思想上的交锋和组织上的划分，在谭平山、陈公博和谭植棠三人工作的基础上，于1920年春重新组建了广州早期组织⑩。

有一种观点认为，广州早期组织是1921年春陈独秀到广州，排除了无政府主义者的影响后组织起来的11。此观点存在的一个重要缺陷，既忽视了陈公博回忆中关于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与广州早期组织成立的逻辑联系，更忽视了《广州共产党的报告》中的相关记载。如果广州早期组织在与无政府主义者分裂前还没有产生，那么“也就在这时，无政府主义者退出了党”，这个“党”从何而来？应先有党的存在，而后才有退党问题的发生。

党史著作流行的观点认为，《广州共产党的报告》中所提及的无政府主义者退出的“党”，是两个俄国人与七个无政府主义者组织的“广东共产党”［6］62。仔细研究有关文献资料，笔者认为，无政府主义者退出的党组织，当指广州早期组织公开存在的形态——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可以作如下几点具体分析：

第一，有合作在前，才会有分手在后。广州早期共产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合作的组织形态，正是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而不是“广东共产党”，因为谭平山、陈公博和谭植棠没有参加该组织。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在1920年11月正式成立的时候，就与早先成立的由无政府主义者组织的互助团进行了合并12。对于共产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早期合作的情形，蔡和森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中曾指出：“我们开始工作时，在上海、广东、北京均有与无政府主义者合作［13］”。需要指出的是，建党之际共产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的早期合作，并非是在党的早期组织内部的的合作，而是“在党外合作”［3］200，其合作的重要组织形态，就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社会主义者同盟、革命局、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等社会主义组织。

第二，无政府主义者与陈独秀之间的争论发生在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内，这从区声白等给北京的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等人的信函中有明显的体现。1921年初，区声白、赵司侬等在给黄凌霜的信函中称，广东省多数无政府主义者，本互助的精神，与社会主义青年团进行联络并成立联席会议，以期用合力推翻现存旧制度。陈独秀抵广州后，曾与无政府主义者多次磋商，因二者在组织原则等方面的根本分歧，“议遂中止”［14］。

第三，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清除了无政府主义者后，遂成了完全的共产党组织。陈公博在《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中曾指出：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一激进青年组织，除马克思主义者外，还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形形色色社会主义分子，经过严肃的辩论和斗争，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悉数退出，社会主义青年团遂成了“纯粹的共产党”［9］95。

第四，无政府主义者退出后，陈独秀以青年团中的共产党人谭平山、陈公博和谭植棠等为基础，重新组织了新的广州早期组织，以陈独秀为书记。这就是广州早期组织的改组或重建。重建后的广州早期组织正式命名为“中国共产党广东支部”或“中国共产党广州支部”。正因为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广州早期组织改组或重建的组织基础，所以当广州早期组织改组或重建后，广州早期组织的活动实际上取代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活动，1921年三、四月间，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即“自行宣布解散”［15］。

注释：

①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62-63页；邵维正主编《日出东方——中国共产党创建纪实》，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08-210页；刘宋斌、姚金果著《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36-442页。

②参见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共产主义小组》（下），第678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第62页。

③日本学者石川祯浩提供的日本警方对李达行踪的监视记录显示：李达1920年8月17日从日本回国，游杭州后于9月6日方抵上海。参见石川祯浩著《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28页注30。

④陈公博在《我与共产党》中说：“平山植棠和我，遂赞成仲甫先生的主张，由我们三个人成立广州共产党，并开始作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公开在广州宣告成立。”参见陈公博《寒风集》，第203页。

⑤1922年3月14日，谭平山在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大会上的答词中指出：“查青年团前年已经发起于上海，各省成立的也有八区，广州一区在前年八月亦经成立，兄弟亦是当时一个职员”。参见《谭平山文集》，第243页）。1921年1月27日《广东群报》载：“两月以前，广州里的学生界，平素主张社会主义的，和对于社会主义性喜研究的，起来组织这个青年团。……第一次团成立会于高师学校，制定章程，选定职员。”参见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共产主义小组》（下），第687页。

⑥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册，第62页；邵维正主编《日出东方——中国共产党创建纪实》，第208页；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共产主义小组》（下），第679页。

⑦参见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广东地方史》第1卷，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3页；黄振位著《中共广东党史概论》，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9页。

⑧广州建党初期入党的谭天度曾回忆道：“如果梁冰弦等组织的是‘无政府共产党’，那么，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就无所谓初期为无政府主义者所把持的问题，因为这个无政府共产主义的组织始终都是他们掌握的，这样的组织同共产党人组织的共产主义小组，或者共产党小组是毫无相关的。”参见《“一大”前后》（二），第464页。

⑨《广州共产党的报告》记载“：由于观点不一致，谭平山、谭植棠和我拒绝加入这个小组。”参见《共产主义小组》（下），第683页。

⑩《广州共产党的报告》记载：“陈独秀同志一月来到广州，与他同时来的还有B同志。他们进行过非常热烈的争论，认为必须摆脱无政府主义者，也就在这时，无政府主义者退出了党。于是，我们开始成立真正的共产党，并宣布《社会主义者》日报为从事党的宣传工作的正式机关报。”参见《共产主义小组》（下），第684页。

(11)参见何锦洲、沙东迅《广东最初共产党组织之研究》，《学术研究》1980年第4期；陈谦《广东党创建于1921年3月》，《广州党史研究》1991年第3期；黄穗生《社会主义道路的抉择与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建》，《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1期。

(12)历史文献《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之组织》记载：“先是高师和男女各校学生，在去年六七月间曾组织了一个互助团，团员数十人，多半已是主张社会主义的。至青年团成立，互助团分子多数主张与之合并，于是第二次常会提出通过，两个组织体遂合并为一。”参见《共产主义小组》（下），第687-688页。

［1］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共产主义小组：下［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

［2］李达.李达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2.

［3］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一大”前后（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4］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一大”前后（一）［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20.

［5］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俞秀松纪念文集［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

［6］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7］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一大”前后（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47-148.

［8］陈公博.寒风集［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9：205.

［9］陈公博.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10］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M］.北京：北京图书出版社，1997.

［11］杨奎松.从共产国际档案看中共上海发起组建立史实［J］.中共党史研究，1996（6）：80-86.

［12］张国焘.我的回忆［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120.

［13］蔡和森.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23.

［14］广州青运史研究委员会.广州青年团沿革［M］.内部编印，1986：48.

［15］谭平山.谭平山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243.

【责任编辑：孙 健】

The Investigation about Problems during the Process of Establishing the Earlier Guangzhou Communist Organization

HUANG Aijun
（Faculty of History and culture，Anhui Financial and Economic university，Bengbu 233030，Anhui，China）

In the summer of 1920，Tan Pingshan，Chen Gongbo and Tan Zhitang went back to Guangzhou after graduating from Peking University.When they passed by Shanghai，they attended the preparatory work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n participated in it.This is the initial commencement of the earlier Guangzhou communist organization.Upon the arrival in Guangzhou，they immediatelybegan to sponsor the institution establishment through the organization of Communist Youth League.The foundation of Guangzhou Socialist Youth League was the mixture of communist and anarchist when it was set up，which declared the existence of earlier Guangzhou communist organization as a matter of course.Later，Chen Duxiu cleared the anarchist away from the league，and recombined or reestabished the earlier Guangzhou communist organization based on the communist after his down south tour to Guangzhou.

Guangzhou Communist Party；earlier organization；initial commencement；youth league

D235

A

1671-5934（2017）02-0045-06

2016-11-22

安徽省高等教育振兴计划思想政治教育综合改革项目（Szzgjh1-1-2017-7）

黄爱军（1960-），男，安徽宿松人，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