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尤涅斯库《秃头歌女》中的“反戏剧”精神

卜凌云，卢 娟

（1.惠州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广东 惠州 516007；2.韶关市浈江区银山小学，广东 韶关 512023）

荒诞的概念从二战后开始流行，法西斯实行强权暴力统治，对外不停地侵略掠夺，人们感受到了战争的残酷，昏暗的现实促进存在主义哲学的进一步发展。荒诞派戏剧深受存在主义哲学思潮的影响，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在法国应运而生。在初步形成时期，因其在内容、形式和创作手法上的反传统，一度被人称为先锋派戏剧或“反戏剧”。1961年，英国著名荒诞派戏剧理论家马丁·艾斯林发表了题为《荒诞派戏剧》的专著，将该戏剧流派正式命名为“荒诞派戏剧”。

欧仁·尤涅斯库（Eugene Lonesco，1912-1994）是罗马尼亚裔法国作家，荒诞派戏剧的创始人之一，被誉为“荣誉莫里哀”“荒诞派的经典作家”。1948年，尤涅斯库在阅读一本英语流行课本时，发现里面有很多语句都是人人皆知的“真理”，这些真实到毫无意义的对话，赋予他戏剧创作的灵感，他第一部剧本《秃头歌女》由此诞生，剧本的副标题就叫“反戏剧”。作品中的故事围绕着一对住在伦敦的中产阶级史密斯夫妇的生活展开，他们邀请了马丁夫妇到自己家中做客，中间还迎来了消防队长，他们讲述了许多故事，进行着一些看似无聊的对话。戏剧随着马丁夫妇重复着开始时史密斯夫妇的动作和台词落下帷幕。这部作品宣告了一位新剧作家的诞生，尤涅斯库开创了荒诞派戏剧的创作道路。之后，尤涅斯库又创作了许多怪异夸张的“反戏剧”作品，同时不断地丰富他的“反戏剧”理论，将传统的戏剧形式完全打破，以一种反叛的姿态登上戏剧舞台，大胆地进行戏剧实验，以图发展一种全新而纯粹的戏剧样式，使戏剧从意识形态中独立出来。

本文以尤涅斯库的《秃头歌女》为对象，探讨其“反戏剧”精神。所谓“反戏剧”精神，乃指尤涅斯库建立起的一种与传统戏剧完全不同的全新戏剧创作理念，主要体现在：一是强调戏剧的独立性，反对戏剧的工具性。在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下，尤涅斯库认为现实生活是荒诞又毫无意义的，戏剧应该用生动的形象来表现现实世界的荒诞性。“先锋派的目的在于在它们最纯粹的状态里去重新发现——而不是重新发明——戏剧的永久的形式和遗忘了的理想［1］”。尽管尤涅斯库对戏剧保持着批判的态度，但他并不是想去消灭它，而是要打破传统戏剧的常规，继而重新建构起一种标新立异的戏剧形式，用这种新的形式去表现人生的荒诞；二是强调戏剧要表达虚构的真实。“虚构的真实比日常生活中的现实更深刻、更富有意义……我们的真实是在我们的梦幻里，在想象中［2］”。他提倡“艺术上的自由”“想象力的自由”，认为现实的生活场景都是虚假的，虚构的、超现实的真实才是最纯粹的，戏剧就应该在舞台上表达这种真实，以此向观众呈现人类生存环境的荒诞性；三是强调用反常化的手段凸显现实的荒诞性。反常化的手段包括戏剧语言的陌生化、情节的碎片化，舞台道具的象征化以及演员表演的各种灵感创造等；四是强调通过直观效果形成强烈的心理震撼。尤涅斯库在《秃头歌女》等作品中借助夸张、幽默、对比、讽刺等手法，从戏剧中抽离出现实生活中的场景，将剧情抽象为超越时代的事物，将人们处于荒诞的现实环境当中的苦闷通过荒诞的情境来表现，引起观众的心理紧张感，使观众“从日常生活、习惯以及使我们看不到的世界的怪异奇特的心灵惰性摆脱出来”［3］。尤涅斯库《秃头歌女》的“反戏剧”精神有多重体现，其主要表现在不合逻辑的语言、错乱的时空以及承载绝望、焦虑的意象等三个方面。

一、《秃头歌女》中的“反戏剧”精神解析

在现代西方社会里，大工业文明带来了人的异化，战争将人类推入深渊，身处困境的人们难以厘清、甚至怀疑生活的意义，造成了人类社会的“意义失落”和“信仰迷茫”。“荒诞派戏剧在表现它所意识到人类生存状况的荒谬的时候，完全将理性的方式与逻辑推理弃之一隅［4］”。《秃头歌女》这部作品正是用荒诞的形式和内容来表现荒诞的现实世界。剧中史密斯夫妇语无伦次逻辑混乱的谈话、马丁夫妇令人匪夷所思的互不相认以及疯狂的挂钟等，都以“反戏剧”的形式向人们展示出一个荒诞的现实世界，揭露了西方现代人精神空虚、麻木、混乱的状况与人际关系冷漠之极的事实。

（一）无意义的世界和虚无的人生

《秃头歌女》全剧充斥着断断续续、不知所云又不合逻辑的语言，作者特立独行地将这样的语言搬上舞台，在最初上演时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反响，整个表演看下来，索然无味，无人喝彩，甚至演出还未结束，观众就已纷纷退场。然而正是剧中那些被刻意肢解的对话，完成了作者想要呈现给观众的东西：一个荒诞的世界和一种虚无的人生。

从表面上看，《秃头歌女》中的人物似乎仍在进行着对话，但尤涅斯库将语言碎片化，打破了对话的逻辑，消除人物之间交流的可能性，以此去呈现一个荒诞的无意义的世界。失去交流的可能，有些对话就变成了独白。例如在第一场里，史密斯太太连续说的九段台词都只是在自言自语，其中穿插了八次史密斯先生“照样看他的报，打了个响舌”［5］161，也只是表明有一个用于言说的对象罢了，史密斯太太的独白并不具有交流的性质。除了独白之外，剧中还存在一些看似有交流的对话，但因其内容混乱且缺乏逻辑，无法承托特定的意义，所以不能构成交流。同样是在第一场里，史密斯夫妇开始了真正的对话，但他们的对话却逻辑错乱，漏洞百出，奇异无比。他们将勃比·华特森的死亡讲述得十分滑稽可笑，把过去、现在和将来搅作一团，模糊了时间概念。之后又从勃比·华特森身上联想到了他的太太，在描述她的长相时，史密斯先生的话也是前后矛盾：五官不正但漂亮，膀大腰圆又瘦小。此后史密斯太太问到勃比·华特森太太打算什么时候结婚，然后自己又说勃比·华特森太太年纪轻轻就守了寡。后面又谈到她如果再婚，谁来照顾她的两个孩子。直到最后，史密斯夫妇才发现，他们所讨论的勃比·华特森根本就是勃比家族里完全不同的几个人。由此，所有的对话交流都返回到了起始点，一切皆归于零。另外，剧中有些对话本身其实并不矛盾，内容也很完整，却因为失去了人物之间相互交流的机会而变成了一大堆废话。第七场中，马丁太太热情地讲着她亲眼所见的故事，她看见一位先生单腿跪在地上哈着腰系鞋带。第八场里，消防队长讲了一些关于灭火的事，再后来讲了一个感冒的故事，这个故事扯出许多莫名其妙的人和一大串绕来绕去的关系。由此，语言的碎片化又构成了情节的碎片化。

同时，有些对话竟只剩表面的语言外壳，并无实际内容，只是为说而说，并进一步解构了意义本身。在第七场里，史密斯夫妇与马丁夫妇互相打完招呼之后陷入了尴尬的沉默，接着四人先后各自“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5］172。第十一场，史密斯夫妇与马丁夫妇说的话都是一些突如其来、完全不相干的句子，如“天花板在上，地板在下”“老师教孩子念书，母猫给小猫喂奶”［5］188等等。后来对话干脆变成了无意义词语的重复，如“白鹦”“粑粑拉得好”“拉得好来好粑粑”［5］190的九次重复，“狗长跳蚤啦”［5］190的两次重复等。这些句子的排列之后还跟着一些杂七杂八的词语，甚至有人模仿火车发出“突突突突突”［5］191的声音。最后四人一致重复了六次“不是走那儿，走这儿”［5］192。语言与社会密不可分，它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随着社会的死亡而死亡。尤涅斯库将这部戏称为“语言的悲剧”，剧中的人物使用着的都是“死亡”的语言，苍白无力、缺乏意义的语言体现出整个世界的无意义和人生的虚无。

尤涅斯库曾说：“我试图在《秃头歌女》中描绘的‘社会’是个完美的社会，……一切事物都在平稳地运行”［6］53。在这种环境下，人们失去了需要共同奋斗的目标，就失去了使用语言进行沟通交流的必要性，从而证实了人生的空虚和无意义。又如同马丁·艾斯林所说的：“在一个失去意义的世界里，语言只是一种无意义的嗡嗡声”［7］。当语言的对话意义消失甚至变得多余时，人们干脆保持沉默。剧中反复出现“沉默”“静场”的情景，都在证明现代人在面对无意义的世界和荒诞的人生时，最好也只能选择沉默。

（二）错乱的时空秩序

尤涅斯库强调戏剧是一种综合艺术，他特别注重道具在创造艺术效果上的作用。《秃头歌女》在语言层面给人一种混乱无序的感觉，但却用这种混乱去营造作者想要的一种荒诞诡异的氛围，他赋予所有混乱以意义，使其合理化。剧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那只“疯狂的挂钟”，它随意地敲响钟声，毫无规律地介入剧情，使整个时空陷入混乱。在人类社会里，时间是秩序的体现，它可以规范秩序，人们在这种有序的时间里能够感受到自己存在和生活的意义，从而有勇气去探索世界，追逐梦想。人们一旦脱离时间，便会陷入无序的恐慌当中，不知道自己身处何时何地，也感觉不到生命的存在和价值，当人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便等同于死亡。《秃头歌女》所揭示的就是人的这种活着的死亡。挂钟在剧中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在“需要”的时候猝不及防地登场，敲响错乱的钟声，将人生的荒诞和现实的荒诞敲得人尽皆知。

剧中六个人物混乱的语言和对话，都与“疯狂的挂钟”所打乱的时间紧密相连，表现了处于混乱时间下人的存在状态。挂钟第一次出现时正敲着十一点钟，然而史密斯夫人却说九点了，在剧的开头便打乱了时间秩序，为整部剧埋下了荒诞的种子。当史密斯先生从手中的报纸上看出一个疑问时，钟声第二次敲响，他问道：“报上的民事专栏里，为什么总要登出死者的年龄，而从来不登新生婴儿的年龄呢？”［5］163他提出了一个疑问。从正常的逻辑思维角度看，报纸上绝不可能出现一个新生命的年龄。然而在七下又三下的错乱钟声中，这种疑问却被合理化了：错乱的钟声打乱了时间秩序，宣告了所有人的存在意义的消失，其中当然包括新生婴儿。在这种处境下，生与死并无差别。

文章写到了勃比·华特森的死讯，史密斯夫妇两人的对话里也包含了混乱的时间概念，同样表达了失去时间秩序的生命跟死亡没有什么不同的意义。此时，胡乱敲响的钟声不时地穿插在他们的对话里。如果没有钟声，观众会感到莫名其妙，但错乱的钟声提示了观众，这并不是人物的胡言乱语。在正常思维里，人的死亡应该是发生在一个时间，绝对不会同时在四个不同的时间段发生。剧中之所以安排这种打破现实逻辑的情节，是因为如果失去了时间的正常秩序，人在任何时间都和死人没有什么不同。“漂亮的尸体”“真正的活尸”［5］164都指向了现实中那些虽然活着但却没有意义的生命。作品中勃比·华特森家族的成员，无论男女老少，每个人的名字都叫勃比·华特森，而且人人都是推销员，大家并不知道史密斯夫妇说的究竟是哪个勃比·华特森。他们失去了自我，虽生犹死，虽死犹生，犀利地指出了现代人的生存现实：在西方物质文明高度发展下，人类如同机器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东西，发生了异化，个性完全丧失。

在我们正常的日常生活中，门铃响了肯定代表有人在外面，但是剧中却出现了门铃响了三声外面都没人的情况，体现出一种混乱的生活；火灾对人类来说是一种灾难，但消防队长仿佛乐意看到火灾的发生，甚至会因为没有灭火任务而感到无聊，对于他来说，连灾难都比起处于混乱当中的无聊生活更有意义；为了消解这种失去生存意义的无聊感，剧中人物断断续续地讲着各种乏味、无聊、甚至牛头不对马嘴的故事，这些所谓的“故事”，却可以使这些无聊至极的人变得兴奋不已。当消防队长想要离开时，史密斯夫人甚至哭着跪着让消防队长给他们再讲一个故事。后来，消防队长终于走了，于是两对夫妇彻底陷入无趣，一切语言变得更加毫无意义，杂乱无章。可见他们的行为是多么的可笑，精神世界是何其的空虚！

尤涅斯库曾宣称：“我试图通过物件把我的人物的局促不安加以外化，让舞台道具说话，把行动变成视觉形象……我就是这样试图延伸戏剧的语言”［6］69。当马丁夫妇对彼此似曾相识这一事实感到诧异却又无法确定时，“钟敲二或一下”［5］169。更为奇特的是，当他们认同互相口中的女孩就是他们的女儿时，钟敲了二十九下。当他们终于想起对方是自己的配偶时，马丁先生居然没有惊愕，而是用“同样无精打采、平板单调的声音”“钟重重地敲了一下，重到让观众吓一跳”［5］170。马丁夫妇对自我荒诞生活的无动于衷与对荒诞世界发出激烈回应的钟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戏剧的主题也在这一刻不知不觉地凸显出来：在这个荒诞的世界里，不仅挂钟“走得很糟，精神矛盾，指的时间总相反”［5］184，剧中关系最为密切的夫妇之间形同陌路，西方现实社会中人际关系的异常也由此暴露，世态炎凉、人性麻木的现实由此可见一斑。在马丁夫妇相认的过程中，时钟也并不代表着时间的流逝和推移，它就像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人物，每到静场时，便出现在舞台上，敲二点或一点、敲二十九下，为戏剧增加了让人倍感压抑、荒诞神秘的气氛。

（三）承载绝望、焦虑的意象

“现实主义早已衰败，它所显示的生命力已经枯萎［8］”。在接受非理性主义熏陶的过程中，尤内斯库的戏剧观念也发生了转变，认为戏剧应该反映人类内心深处的世界。他在《秃头歌女》中以“火”和“门铃”这两种独特的意象，去展示现代人内心的绝望和焦虑，赋予其深刻的内涵。

剧中的消防队长是负责扑灭城里的“火”的人，他除了要扑灭例如建筑、花草等实物着的火，还负责扑灭人们内心深处看不见、摸不着的“火”。消防队长在第八场才登场，他去史密斯夫妇家问他们家有没有着火，他说：“我奉命扑灭城里所有的火灾”［5］179。消防队长的朋友，也就是女仆玛丽，在下一场戏里为消防队长献上了一首诗——《火》。诗中的“火”有两种含义：一种是灾难和愤怒；另一种是希望和热情。听完这首诗，剧中的人物也有着截然不同的感受和表现。消防队长认为这诗棒极了，“这就是我的世界观，我的梦，我的理想……”［5］187。他渴望点燃生活的希望和热情，但却必须服从使命将火扑灭，当没有火灾发生的时候，他甚至还会感到无聊。马丁太太则不太喜欢这首诗，她评论道：“这真让我透心凉……”［5］187因为她这样的人已经习惯了像灰烬一样的“英国式”生活，她不适应如同火一般的热情，因此表现出不同寻常的镇定和冷漠。

同时，火又是愤怒、争执和狂躁的象征，史密斯夫妇的争吵便意味着人们精神上着了“火”，必须由消防队长来调解。第七场，史密斯夫妇在“门铃响代表外面是有人还是没人”的问题上产生了激烈的争吵。面对史密斯夫妇之间无意义的争论，消防队长给出了合乎逻辑的“标准答案”：门铃响时，有时候有人，有时候没人。他履行了自己的职责，扑灭了史密斯夫妇精神上的“火”。这场冲突是生活中最琐屑、最常见的小事，但却从一直延续了两场，暗示了缺乏梦想和失去对生活的热情的小市民无法享受宁静的生活，总会因为一些琐碎的事情大惊小怪，甚至掀起轩然大波。在整个充斥着“英国式”氛围的环境里，像消防队长那样充满理想和热情的人，都不得不亲手去扑灭热情之火，因为对于故步自封的平庸者来说，炽烈的理想和激情反而是一种灾难。在这场冲突中可以看到，传统戏剧的冲突已经被人物的心灵冲突取代了，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也变成了紧张不安的现场，舞台上剩下的只有人物心灵的每一个瞬间，这些瞬间都是人们生活在过度物质化的社会中的心灵反应。这种心灵冲突造成的紧张会产生强烈的震撼效果，让观众在笑声中不自觉地反省自己，进而重新去审视人类生存的方式与意义。

“门铃”这一意象在戏剧中也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上文提到两对夫妇的争吵便是围绕着“门铃”展开的：门铃连续响了三次，史密斯夫人每次去开门都没人。于是史密斯夫人得出结论，“经验告诉我们，听见门铃响，压根儿就没人［5］175”。但男士们笃定，“听到门铃响，就是有人在按铃。”这是他们根据理论所得出的结论。等到第四次铃响，换成史密斯先生去开门，发现果然有人在门外，那人便是消防队长。四次的铃响同时推翻了史密斯夫人和先生们的结论，不管有没有人来，门铃都会响，人们无法用既有的逻辑规范去界定它。这告诉人们：理论不可靠，经验同样也不可靠。门铃之谜如同世界之谜，无谓的争吵通向的正是其反面——虚空，那是意义的空白，即无解便是最好的解。人们置于这样一个无解的世界，语言显得苍白无力，交流变得堵塞，争辩最终都划归于零，这是对“无意义的意义”的揭示，凸显了人类毫无价值的存在，传达出作者对人类存在意义的一种绝望的焦虑和忧思。

二、“反戏剧”精神的启发和意义

尤涅斯库以其独到的眼光和彻底与传统戏剧决裂的姿态，勇于迈出戏剧改革的实践步伐，提出了一套新的“反戏剧”理论，对传统戏剧艺术形式进行了颠覆。在“反戏剧”理论上，尤涅斯库抓住了戏剧独具的特点，既表演性，将观众的意识从传统戏剧的人物、结构、情节等要素中剥离出来，主张使用简化、夸张、堆砌、对立等方法将自己的感受物质化，使它们变成可以看到和听到的形象呈现在舞台上，从而直接与观众进行心灵上的交流。这正是“作者要求他的戏剧给观众的效果影响”［9］。这一创举无疑是对拥有几千年历史的古老艺术的拯救，焕发了戏剧的全新活力。

除了传统戏剧外，尤涅斯库的“反戏剧”理论与存在主义戏剧在理论上也有些相似之处。存在主义作为当时最流行的社会思潮，对反戏剧和存在主义戏剧的表现主题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剧作家们都致力于表现世界的荒诞、人的异化和人生的毫无意义等。尽管这两种戏剧在表现主题的核心层面上有着共同点，但它们之间仍然存在很大差异，最直接地反映在外在的风格上。存在主义戏剧中的荒诞主题是通过传统戏剧手法表现出来的，如加缪、萨特等戏剧作家的作品里仍存在许多跌宕起伏的情节和张弛有致的语言等。而尤涅斯库更多是采用“直喻”的方式，如在《秃头歌女》中采用最独特的戏剧手段，通过碎片化、去逻辑的语言与不连贯、时空秩序混乱的情节将他自己所感受到的荒诞直接呈现在舞台上［10］。不同的流派会有反映社会的不同方式。有评论家认为，在反映荒诞社会的艺术手法上，反戏剧比存在主义戏剧更深刻而曲折些［11］。反戏剧对主题的表现力超过了存在主义戏剧，因为它在形式与内容上做到了高度的统一。

毋庸置疑，尤涅斯库的反戏剧行动在戏剧史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为戏剧的创新与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然而尤涅斯库拒绝一切的现实主义的态度却是值得商榷的。为了使反戏剧更接近荒诞戏剧的本质，他打乱了所有传统情节，刻意抹杀了人物的心理活动。从戏剧本身来说，这种实践可能不会太持久，因为它只关注表现却不怎么做思考，只解构却几乎无建构。除此之外，尤涅斯库对语言的改造已经到了剥离语言本身的交流功能的地步。尤涅斯库在《秃头歌女》中玩的文字游戏，如不传达任何意义的谈话、玛丽背的一首名为《火》的诗、最后一场两对夫妇的疯言疯语等等，这些被肢解的语言只负责人物的异化和机械化，已经完全偏离了习惯性用语的效果。

三、结语

欧仁·尤涅斯库以《秃头歌女》为起始点，凭借自己内心深处关注人类命运的博大情怀，大胆的创新精神以及独特的艺术观念，通过后来的创作实践不断丰富和发展自己的“反戏剧”理论，在戏剧手法上实现了各种创新和突破，为戏剧做出革命性的贡献，同时也为后来者提供了参考借鉴的范本，推动了戏剧的发展。然而，尤涅斯库的世界观是消极、悲观的，他将戏剧创作的任务单纯地看成是现实的荒诞本质展现在人们面前，以带来心灵上强烈的震撼。这种对前途的迷惘和命运不可逆转的悲观思想，不顾一切、粗暴的创作手法，也能给当下的剧作家们带来一些思考和反省，使其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开拓更加光明的创作道路。

【责任编辑：赵佳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