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革命、消费升级与制造业范式变革

张智楠

（华南农业大学珠江学院 商学院，广东 广州 510900）

2020年7月，***主席结合我国发展进入新阶段和国际经济政治新情势，提出了“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新战略，迅速引起了各方热议。2020年10月，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习主席这一新论断及十九届五中全会的精神正是点出阻碍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症结所在。过去几十年，中国经历了举世瞩目的高速增长，但同时也积累了不少制约我国未来增长前景的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一是过于倚重基于凯恩斯主义的“三驾马车”这种需求端管理，而且在投资、出口、内需这三驾马车当中，内需又长期偏弱。其二是供给侧的改革尚需全面深入推进，制造行业诸多领域同时存在产能过剩及产能不足的情况，结构性问题比较突出。其三是确保供需畅通与匹配的市场化体系仍然有待完善，在消除市场壁垒、减少不当的行政干预、完善市场法律制度等方面仍然需要深化改革。其四是面临出口受阻、美国科技封锁、关键零组件断供等外部挑战，科技创新体系、产业供应链的自主可控、全球化问题等需要重新思考长期对策。

解决这一系列重大问题，实现供需循环、产业链循环、科技创新循环、市场循环、国内外循环等，需要全面深入的改革。对于供给侧而言，关键在于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各界所热衷于探讨的是以发展中高端技术密集型产业为取向的结构优化，但制造业范式的变革才是根本性的转型升级。对于需求端而言，重点在于如何通过收入分配机制、财税政策、流通体制改革等方法，实现国内消费的扩容升级，使之成为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的强大内生动力。在科技创新方面，如何加强基础研究、补足“卡脖子”技术短板、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改革科研体制、强化科技与产业融合发展等，从而最终全面推动重大技术革命，成为未来需要面对的主要任务。本文以技术革命、消费升级及制造业范式变革这三者的变化及相互融合发展作为切入点，即意在探讨科技循环、供需循环、产业链循环之间的关联与未来措施方向。

一、工业史上的制造业范式演化

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1962）将范式理解为一种公认的模型或模式，在科学实际活动中某些被公认的范例——包括定律、理论、应用以及仪器设备统统在内的范例——为某种科学研究传统的出现提供了模型［1］。回顾过往几百年的工业文明历史，既有的研究习惯以工业革命来划分其进程阶段，不过这种主流的划分方法过于从技术创新与新产业门类角度进行思考，存在一定偏颇。制造业范式是制造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变革共同组成的双螺旋结构，现有的“工业革命”认知方法不足以全面揭示制造业范式的变革。历史上的制造业范式演化与工业革命密切相关，又不完全重叠，可以大致归纳为以下几次演进（见图1）。

图1 制造业范式的演化过程

（一）机器化大生产取代手工生产

在资本主义诞生前，手工生产是延续了几千年的古老生产方式，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彻底改变了制造业的方式与产业结构，蒸汽、汽柴油、电力驱动的机器化生产成为主流的制造技术，工厂化生产成为主流的制造企业组织形态，工业新行业及新产品大量涌现，制造业实现了第一次范式变革。

（二）福特体制的产生

在继承了两次工业革命成果的基础上，亨利·福特融合新时代的技术与管理思想，并加以创新整合，形成了福特体制。福特体制之所以可以称为独立的第二次制造业范式变革，在于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是在制造技术上创造性地采用了大规模流水线制造，这成为近百余年来制造业的典范。这种制造模式的关键特征在于实现了产品与工艺流程的标准化，极大地提升了制造效率及确保了产品品质。其二是在经营管理层面奉行了当时美国兴起的科学管理精神，在车间作业、人员管理、组织设计、市场销售等领域加以探索实践，形成了科学化、刚性化、福利化的模式。

（三）柔性制造模式的多元化探索

与前两次相比，制造业范式的第三次变革显得多元化，出现了几种代表性的探索实践。其一是日本丰田的精益生产体制，丰田汽车公司在学习借鉴福特大规模流水线制造模式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科学管理精神及增加“营销理念内置”，以拉动式方式进行生产与供应链运作，弥补了福特体制的关键缺陷。其二是大规模定制模式的产生与应用，产品与流程的标准化在福特体制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细化到构成产品与流程的具体模块层次，模块之间的弹性组合与开放性使得产品品类呈现极大的多元化与动态创新。其三是以敏捷制造AM（Agile Manufacture）与柔性制造系统FMS（Flexible Manufacture System）等为代表的制造模式，这些模式聚焦运用成组的数控机床及计算机控制，实现分布式、集成化、自动化的制造系统与管理体系。

（四）智能制造新范式的到来

得益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工业领域数字化与自动化的探索实践，目前全球制造业迎来了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核心特征的智能制造新范式。尽管产业界与学术界对于智能制造的实现路线尚未有统一的认知及成熟的模式范例，但却公认这将是制造业的一场新的革命性变化，将彻底改变产业、消费等各个领域的形态，也是中国等制造业新兴国家实现赶超的重大机遇。

二、技术革命、消费升级与制造业范式变革的联动与融合

每次制造业范式变革都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及内在的演化规律，其中，技术革命及消费升级与这种演进过程最为紧密相关，三者之间彼此联动、相互融合，进而最终演化出下一次变革的必要基础与契机。

（一）技术革命与消费升级是制造业范式变革的双重驱动

首先，在历次工业革命及制造业体制变革中，重大技术创新都是先行条件，科学技术对于工业的影响，从偶然性与局部性变成针对性与普遍性。杨青峰认为现在全球范围内正在进入智能技术革命与产业革命交织发生的新时期，基于智能技术群，将会形成一个被称为“产用融合”的新制造范式，它将是继大规模定制之后的第五制造范式［2］。蒸汽机与交流电等能源动力技术革命导致机器化大生产全面替代了手工作业，并铺垫了福特体制下的大规模流水线制造。微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生物技术、网络技术等使得制造业迈向自动化、数字化、模块化的柔性制造体制，并初步奠定了如今智能制造的部分技术基础。

其次，与技术革命相比，消费升级则是从下游需求端牵引制造业范式变革的另一个关键动力。十八至十九世纪英国农业技术的进步与圈地运动带来了农业效率的提高，大量失地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被迫向城镇转移，从事工商业活动，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体系解体，城镇化的发展及英国对海外殖民地的占领奠定了市场需求的人口规模基础，同时，英国相对较高的工资水平及富裕阶层的崛起为市场需求提供了购买力基础，传统的手工作坊已经无法满足需求规模的快速升级，迫切需要采取机器化大生产方式来扩充产能。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美国经济蓬勃发展，人均收入大幅上升，消费信贷也逐渐普及，美国消费正式进入大众化阶段，以单一化品种大批量制造流水线制造为特征的福特体制应运而生并迅速推广各种制造业细分行业。虽然在大萧条期间经历短暂低潮，但在二战后婴儿潮及中产阶级壮大的推动下，大众化消费的趋势逐渐走向鼎盛，福特体制也逐渐向战后全球工业复兴国家和新兴工业国家扩散。1970年代以后，石油危机导致物价长期高涨，消费信贷变得更为普遍，婴儿潮一代成长为高收入阶层的雅皮士群体，美国消费再次升级，品牌化、高档化消费成为主流时尚，并对各阶层与未来几十年的消费产生深远影响，对于产品个性化与创新潮流的追求使得刚性化的福特体制不再适宜，以丰田精益生产、FMS、AM为代表的柔性制造体制逐渐兴起为主流的制造业范式。

（二）制造业范式变革验证和催生了技术的不断重大创新

技术革命、消费升级与制造业范式变革的关系并非单向的影响，制造业是重大技术创新的主要应用场景之一，是科学技术进行落地生根及价值性验证的环节。历史上有无数的科技发明，但很多都止步于科学构想、科学实验甚至产品试制，未能真正走向产业应用及消费者生活，关键在于其是否能真正有效地提升制造业效率及产品服务竞争力，是否能真正提升顾客价值。制造业范式变革意味着各种备选技术创新的优胜劣汰，能够对制造业及最终消费者带来“多快好省”等实际成效的技术被保留并扩散应用。

从历次的制造业范式变革来看，庞大规模及高水平的制造业是孕育重大技术创新的必备土壤。前些年中国制造业一直被诟病自主创新力不足，只擅长于山寨，这种评价有其片面性。中国制造的真正发展不过自改革开放以来的短短数十年，处于制造业规模快速扩张、制造业结构逐步改变、制造业质量水平逐渐提升的历史性阶段，自主创新能力不足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反观美国，尽管在科技领域仍然大幅领先中国，但其制造业的相对衰弱将有可能在未来几十年导致美国的科技创新缺乏有效的应用场景，并逐渐削弱其科技创新的霸主地位。

（三）技术革命和制造业范式变革引领了消费升级

消费升级是制造业变革的拉动力，进而催生了不断的技术创新，同时，消费需求也是各种技术创新的应用场景所在和制造业变革成果的最终验收者，技术革命与制造业范式变革在具体产品服务层面引领了消费趋势与消费升级。第一次工业革命促使当时的英国率先进入消费型社会，从消费内容看，棉纺织品取代毛呢制品成为主要的衣料，用以衡量食物支出占比的恩格尔系数大幅度降低，体育、音乐、歌剧、聚会、展览等方面的服务与闲暇消费也大幅增加。从消费模式看，自然经济成分减少，多数消费品靠市场供应。英国阶级与阶层之间的界限极为模糊，各阶层消费竞相向上模仿，使得奢侈品不可能长期被某些阶层垄断而迅速转变为大众消费品［3］。第二次工业革命后，新的炼钢技术、内燃机、发电机、汽车、交流电、电灯、电话、收音机、汽车、人造纤维、橡胶轮胎等产品，极大丰富了居民的消费生活，大众化的消费成为主流模式。第三次工业革命后，计算机及互联网进入了千家万户，电子商务蓬勃发展，线上交易带来了极大的便利性及丰富的产品选择。柔性制造体制下的产品服务标准化模块化设计，使得制造业企业能够更为灵活地对产品服务进行动态组合，满足消费者多元化、个性化及变化的需求。

三、新技术革命、智能制造新范式与消费升级新世代

在历经了三次工业革命及制造业范式的多次变革之后，在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与消费升级新世代的牵引之下，全球制造业领域迎来了新的制造范式演化契机，智能制造将成为制造业的主流选择，并将进一步巩固技术革命成果及推动消费升级。

（一）新技术革命

以往的工业革命及制造业变革，在技术领域实现了机械化及自动化，而新的技术革命将聚焦数字化。经过几十年的缓慢研发与产业实验，诸如人工智能、物联网等各种数字技术在最近十几年获得快速的发展，初步达到了产业实用的水平。技术研究机构、政府部门及微观企业都在做出各自相应的探索及进行相互合作，2015年《中国制造2025》把智能制造作为两化融合的主攻方向，2016年把人工智能列入十三五规划并制定了机器人产业发展规划，2017年工信部制定了《促进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同年将人工智能写入十九大报告，强调其与实体经济的融合。2017年国务院发布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确立了三步走战略。2020年4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首次进行了界定，涵盖三个大的类别，其一是信息基础设施，即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演化而生成的基础设施，包括以5G、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卫星互联网为代表的通信网络设施；以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为代表的新技术基础设施；以数据中心、智能计算中心为代表的算力基础设施。其二是融合基础设施，即智能交通基础设施、智慧能源基础设施等深度应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支撑传统基础设施转型升级，进而形成的融合基础设施。其三是创新基础设施。主要是指支撑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研制等具有公益属性的基础设施，例如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科教基础设施、产业技术创新基础设施等。

（二）消费升级新世代

对于消费升级，各位学者从诸多角度进行观察，主流的视角是研究消费结构的变化，即消费者所购买的商品服务的内容项目、支出比重、品质价格档次等。也有学者从消费者消费的方式、选择商品服务时的属性权重等角度进行分析，此外，除了这些表象的消费者行为，还有研究者从消费者深层次的消费动机、生活方式与生活态度等角度进行观察。

1.中国的消费升级历史。近一个世纪以来美国消费史激励了三次变迁：1929-1970年的大众消费时期；1971-1990年的品牌消费时期；1991年至今的理性消费时期［4］。与美国一样，中国的消费也经过三次升级，并向消费升级4.0迈进。从消费结构看，改革开放初期，粮食消费逐渐下降，轻工业产品消费上升。在八九十年代期间，“老三件”与“新三件”为代表的大众消费品逐渐普及，家电产品等耐用品快速增长并逐渐走向高档化，进入新世纪以后，住房消费、科技产品消费、服务类消费成为重要的消费支出。从消费观念变化看，也从大众化、品牌化潮流逐渐转向个性化。

2.中国消费升级4.0。目前对于中国是否在经历第四次消费升级，各界存在较大分歧，产生了到底是“消费升级”还是“消费降级”的争论。石明明（2019）采用微观数据与宏观数据对居民消费结构进行分析，得出结论认为生存类消费升级、符合性与服务性消费升级均在持续不断进行，当前城乡居民消费整体上呈现不断升级的同时，部分人群也存在着降级或不升级的消费现象［5］。其实，由于中国经济成长的时间较短，不同地区、阶层的收入增长及消费观念变化进度不同，导致美国这种接续式的消费升级在中国缺乏清晰的界线，大众化消费、品牌化消费、理性型消费在时空上存在重叠，而非简单的替代。张景云认为我国当前的消费升级表现为追求个性化与标准化并存、智能化与尊重手工传统并存、场景化体验与网络化消费并存、品质化与简约化并存、品牌化与去品牌化并存［6］。另外，由于贫富差距扩大、阶段性的宏观经济困难、消费理性化回归、住房教育医疗等开支的挤出效应及不同人群世代的消费观念差异，所以出现了局部人群阶段性的所谓“消费降级”现象，但这并非当前主流，也不妨碍消费升级的长期趋势。从目前中国的消费整体情况来看，消费结构上向休闲娱乐、知识教育、健康医疗、智能产品类倾斜，从实物型消费走服务型消费转变。消费观念上从追求社会潮流与认同转向注重个性表达，奉行精致的悦己主义。在品牌选择上，不再盲目崇拜欧美产品，转而开始选择本土化优质品牌。消费方式上更加趋向于便利的网络化渠道，并注重消费场景的体念。这一系列变化对作为供给侧的制造企业提出了新要求，包括在产品数字化创新、营销方式、制造体制等方面做出新的变革。

（三）智能制造新范式的架构

2013年以来，新一代制造体制逐渐被提上议程，并快速进入各国政府的政策规划及先行企业的探索实践，德国称之为工业4.0，美国称为工业互联网，中国习惯称之为智能制造，并将其纳入中国制造2025计划。

图2展示了一个智能制造框架的初步构想，从关键技术层面到技术应用场景，再到经营管理层次进而上升至制造行业层面，描绘了新一代信息技术、企业经营体制、供需关系及产业链关系等各个方面。

图2 智能制造框架构想

1.关键支撑技术。要建构新的制造业范式，首先需要的是革命性的制造技术，前几次工业革命在制造方面分别实现了从手工向机械化、自动化的转变，而智能制造的技术基础则是新一代的信息技术，涵盖工业机器人、传感器、人工智能、物联网等一系列关键领域。其中有些技术虽然在第三次工业革命时期历经了几十年的积累，到如今实现产业化应用水平的突破，但与信息化1.0时代的计算机、互联网等技术不同的是，新一代的信息技术从相对单纯的数字化与局部网络化走向全面的网络化与智能化。

2.多层次多领域应用场景。新一代的信息技术要推动整个制造业范式革新，还是需要在各种应用场景中探索具体的实现方案。从具体应用领域看，可以分三个层次与步骤进行扩展实施。首先是构建智能工厂，将生产执行系统MES（Manufacture Execution System）实现数字化、网络化及智能化，在车间、仓库等生产场所大量部署传感器、人工智能设备、工业机器人，构建完整的信息物理系统CPS（Cyber Physical System），将人、物料、设备、环境等实现互联，实现生产加工工序、生产物流过程、设备检测调整等环节的智能化。第二，除了在车间作业层面，智能技术需要上升至经营管理层面，并与车间作业层次直接互联。以往的制造企业信息化往往采用了ERP系统，但这个系统只是针对了企业内诸如采购、生产计划、销售、行政、人事、财务等经营管理活动，生产执行系统这个物理系统仍然是一个孤立的存在，智能制造将弥补这一重大缺陷，将物理系统与管理系统彻底链接，形成内部整合的互联网。第三，智能制造革命不只是在制造企业内部进行，而是要进一步延伸至企业上下游供应链乃至最终消费者，与供应商的生产场景、分销商的销售场景乃至消费者的消费场景直接联结，形成完整的智能化的全面互联网。

3.经营形态创新。在各种各层次场景的智能技术应用与全面互联互通，必然带来企业经营形态的重大变革。首先，在供给侧部分，制造企业的经营将走向服务化。销售商品将不再是很多制造企业唯一的甚至主要的营收来源，与产品相关的衍生服务甚至可替代产品的服务将成为主要的利润增长点。其二，作为制造企业与消费者衔接纽带的产品将实现智能化，这些产品不但是一个功能载体，也是一个数据载体，它可以不断采集消费者的实际使用数据并向厂商进行推送，厂商依据这些数据不断调整产品服务，推出针对每个独特个体的产品解决方案。第三，从需求端来看，消费者与生产者的边界将更加趋于模糊化。消费者借助消费互联网与工业互联网的连接，可以直接参与所需产品的设计、物料选择、加工工序及销售交付，从而从单纯接收结果到参与形成过程，这种产消融合将助于满足消费者个性化、自主化、多元化的需要。

4.产业形态变革。智能制造引起的变革是整个制造行业的范式转变，而不单是某个微观制造企业及其供应链的变化。第一个变化是云工厂模式的出现，借助一些工业互联网平台，企业可以对产能在同行之间和上下游之间进行交易，并实时跟踪生产交付状态。第二个变化将是供应链的动态重组，目前的企业供应链往往由于交易成本高昂等问题，倾向于针对重要的组件等形成长期战略伙伴关系，但市场是动态变化的，绑定的供应链将难以适时作出响应与改变。在智能制造模式下，企业将拥有更广泛的选择对象，也将减少转换成本，使得供应链的重组更有弹性。第三个变化是行业边界将更加模糊，产业间跨界竞争与协同将变得普遍。

四、技术革命、消费升级与制造业范式变革面临的现实挑战

尽管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制造及消费升级的前景看好，但当前面临的挑战不少。

（一）重视装备技术而忽略与商业创新融合

制造体制的转变绝不是仅仅是制造技术方面的创新，还在于经营管理模式乃至整个产业供应链形态的变革。目前一些智能制造的试点企业在落实实践方案时，过于强调对现有制造环节的装备技术进行智能化网络化改造，追求一些短期见效的有形成果。这种做法不可能在根本上取得成功，装备技术的采用及制造系统的建设要与企业的经营管理策略、行业竞争及市场环境相互匹配。

（二）新制造技术人才储备不足

智能制造对简单劳动就业产生了挤出效应，但却对高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产生了创造效应。在企业推进智能制造变革时，需要既掌握新一代信息技术，又能扎根特定行业，具备解决实际生产工艺等问题能力的技能型人才，尤其是一些高级技工人才。在日本，整个产业工人队伍的高级技工占比40%，德国高达50%，而我国这一比例仅为5%左右［7］。相关人才的储备严重不足，成为很多制造企业雄心勃勃的智能制造计划的关键障碍。

（三）消费群体购买力被高估

消费升级不仅在于消费者消费结构、消费模式、消费观念的变化，背后的关键还是支撑这些变化的实际购买力。这些年，无论是国家相关部门的零售统计数据，还是例如“双十一”这样的购物狂欢，或是经常见诸外媒报道的中国游客在海外爆买，似乎都显示出了中国消费者惊人的购买力。然而，李克强总理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记者会强调说：“中国有6亿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他们平均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左右”［8］。这说明中国的收入分配存在较大的不平衡，贫富差距情况较为严重，如此大量的低收入阶层如何实现增收，将成为未来消费升级的重大考验。

（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不足

各类基础设施建设是实现制造业发展、消费增长及科技创新的重要条件，是欧美试图推动制造业供应链“去中国化”而企业却仍然倾向于留在中国的重要因素。中国号称“基建狂魔”，在海内外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需要注意的是目前的基建优势主要是在诸如“铁路、公路、机场、港口”等交通物流领域及水利、电网、通信、环保、市政等民生公共服务领域，这些传统基建并不是促成新一代制造体制的关键基础。中国需要在全球率先投资新型基础设施，发展以5G、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卫星互联网为代表的通信网络设施；以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为代表的新技术基础设施；以数据中心、智能计算中心为代表的算力基础设施［9］。

五、未来的措施建议

（一）开展协同开放式商业创新

颠覆性创新是新兴国家或企业实现赶超及谋求竞争优势的关键，这种创新主要是重大技术创新及商业模式创新。在当今的商业生态环境当中，商业模式的创新须讲求协同性与开放性。要做到协同性，首先需要与上下游供应链伙伴分工协作。企业需要构筑广泛的商业生态圈，以舰队模式进行分工合击。其次，要与政府相关机构协调，做到与政府政策配套及宏观调控协调，并不断促进政府改革，主动塑造有利的营商环境；与学校加强人才培养合作，将工业教育置入相关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与科研院所合作，实现专利技术的成果转化。

另外，开放性也是商业模式创新的一个关键原则，搞封闭的协同创新只会打造一个小格局的企业共同体，失去应对动荡商业环境的灵活性。日本某些财阀式企业抱团的最终竞争落败就是典型的产业教训，而华为在面临美国封锁打压之下，依然对包括美国供应商及全球竞争对手在内的企业保持开放性，甚至坚信“对手即能量”的理念，值得国内其他制造企业认真反思借鉴。

（二）大力提升职业教育

推进智能制造所需的人才，固然需要企业自身进行长期培养储备，但面对多达几千万的高技术技能人才缺口，学校仍然是主要的培养渠道。目前的高等教育也亟待进行供给侧改革，要以超常规的力度加快高等职业教育的扩容及质量提升。结合我国具体情况，适当地参考学习德国“双元制”教育方式，让部分分流的中学生毕业后同时以学徒和学生身份在企业和学校进行学习。另外，对部分达到条件的行业企业开放职业教育办学资格［10］。

（三）推进收入分配改革

2020年中国能够如期实现脱贫攻坚，但迈向更高更均衡的收入水平依然任重道远，各地区各阶层的收入变化面临很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用以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近些年一直维持在0.4警戒线以上。加强收入分配调节，深化收入分配机制改革将是长期任务。首先，居民收入根本上还是取决于所持有要素的数量与性质，因此，其中一项关键是要素市场化改革，改变以往各种对要素市场造成扭曲的现象。2020年3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分类提出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五个要素领域的改革方向和具体举措，接下来需要逐渐去消化、细化及落实具体的改革措施。第二，创造就业是实现中低收入者稳定增长的前提，因此加强城镇化建设、城市圈建设、农村富余劳动力安置、职业技能培训等是必要的努力方向。第三，要素市场化改革及创造就业等措施只是借助市场手段解决了初次分配的问题，对于大部分中低收入群体，还需要在二次分配方面解决收入差距问题。对于贫困地区及贫困居民的救济措施、最低生活保障、降低个税及其他一些税费等都应该是未来需要进一步强化的领域。

（四）形成“以建促用、以用促建”新基建循环

相较于产业的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的进度可以适度超前，没有形成一定规模就难以产生足够的商业价值，从而难以在产业场景应用。同时，从目前的实际应用情况来看，以5G在国内外的商用情况为例，5G技术尚不真正成熟完善，在替代4G的进程中遭遇到一些阻碍，因此，5G装备制造商、运营商、衍生服务提供商等一定要加快与特定行业示范性制造企业的建设合作，加快从中找出漏洞与短板，加快产品技术的成熟，形成可靠的面向行业企业的富有弹性的解决方案，达到“以建促用、以用促建”的良性循环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