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惠州特色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善治之路

陈职勇

（武汉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1］。”这是“善治”这个政治学术语在中央全会层次的文件中首次使用。“善治”一词出现在《决定》中释放出这样一个信号，党的十八大之后，善治将成为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目标追求。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对于提高党委政府善治水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惠州具有本土特色的民主文化、法治文化、人文环境、发展阶段，决定了基层社会治理必须紧紧围绕惠州民生、民主、法治、德治和善政“五位一体”建设，针对社会建设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及其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创新理念思路、体制机制、方法手段，真正走出一条具有惠州特色的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善治之路。

一、创新基层社会治理，要充分发挥惠州的民主法治优势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2］，是我们推进善治民主优势、法治优势的具体体现，是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根本，要大力加以完善。

（一）要充分发挥惠州的民主优势、法治优势

站在“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的高度，切实解决基层社会治理中与新形势不相适应的问题，防止“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自弹自唱”、“自说自话”甚至不按“规矩”办事、不依法行政的现象发生。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不是政府单一主导，而是“政府主导+多元参与”；不是“休克疗法”，而是要尽可能多做“微创手术”，完善现有的制度体系，注重与现有的、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相关制度无缝对接，保持制度的延续性；不是“以事小而不为、恶小而随之”，一些小事没有及时发现、及早解决，导致小病不治成大病、小矛盾酿成大事件，而是化解基层矛盾必须“小题大做”，从大处着眼，用民主、法治手段构建社会治理体系，从小处着手，用抓大事的思维把苗头化解在“田间地头”、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积小安为大安。

（二）要正确认识和把握民主与法治的关系

当前，一些人对基层社会治理的认识有两个误区：一是“管治、维稳”，似乎社会治理就是规制管控和以强制手段、司法措施来应对。实际上，大量的社会治理并非都是“管治、维稳”，而是以社会融合为条件，突出的是集体自觉，强调的是自治和自律，更多的是以尊重维权、保障维权为基本出发点对维权者以疏导为主，在有效解决维权问题的条件下理性地实现维稳。二是社会治理完全实施法治的制度建设，似乎只依靠法律与公权的威慑。实际上，法治和民主历来是基层社会治理的两个保障，如车之双轮、鸟之双翼，各自起着不可替代而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作用。在惠州，加强基层社会治理，打出了一套“组合拳”，从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四个治理”的系统角度来考虑，建成一套管用有效的基层治理体系，核心就是坚持民主、法治“两手抓”，最终实现治理的民主化、法治化、人本化、源头化、立体化和信息化等“六个化”［3］。既践行“由民做主”等“四民主工作法”理念，引导群众有序参与，推进基层民主自治；又树立法律权威，通过“法制副主任”工作机制，运用法治精神、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加强社会管理，使群众不越“雷区”、不走极端，营造“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社会氛围。

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要大力践行党的群众路线

我们党的群众路线核心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群众路线是基层社会治理在新形势下坚持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政治立场和价值取向。要积极探索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活动的新途径新办法，将其贯穿到基层社会治理各个方面、各个环节。要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不断创新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方式方法，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奠定思想基础、提供力量源泉与方法指引。

（一）对在改革中利益受损的弱势群体，以及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出现的不平衡现象

我们围绕民生跟着“民声”走，编就民生“安全网”，推进落实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大力推广社情民意信息库、社区约请市、区部门社区现场办公制度、社区综合服务中心“党工、社工、义工”模式等以人为本、民意为先之举，使各类弱势群体的生活真正得到改善、真正得到实惠，只要我们多干让人民满意的好事实事，为政清廉，取信于民，那么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出现的任何问题都可以解决，任何障碍都可以排除。

（二）对各类反映利益诉求的群体

我们建立如复退军人之家、出租车司机之家、外来工之家、流动商户之家等“特色之家”，这些以服务为先、急群众所急、想群众所想的组织，充分发挥其协调利益关系的独特作用，成为各个群体反映诉求、解决问题，与政府良性互动的桥梁，让各种群体有序地融入城市大家庭，共同汇聚成城市发展的支撑力量。

（三）对各类社会组织管理难度加大的问题

我们实施分类管理，加快推进去行政化工作，搭建综合管理信息共享平台，依法查处非法社会组织和社会组织违法违规行为，探索构建枢纽型社会组织体系，提升社会组织自治能力，规范内部管理运作，逐步建立建立法律监督、政府监督、社会监督和自我监督相结合的综合服务管理体制。

（四）对各种网民、手机用户、微博微信用户等互联网群体

我们在发挥好有关部门依法管理职能作用的同时，进一步完善制订相应的规制与管治来促网民与自媒体使用者树立应有的责任感，善用“惠民在线”论坛、“向书记说说心里话”、“掌上村务”、“惠民服务微平台”等信息化手段，把网络打造成为群众参政为核心的基层民主主阵地，发挥好正能量监督的作用，形成一整套开放、透明、公开、公平的工作机制和系列问政平台，引领人心向善、向上，促进善治能力和善治水平提升。

（五）对当前社会心理结构表现出的社会焦虑负面心理情绪

如社会底层出现仇富、仇官、仇警心理，社会中产阶层出现只谈现在、不谈未来屌丝心理，社会上层出现不安全、不确定的精英心理，我们要在积极构建民主决策、综治信访维稳、司法惠民、法律服务、农村“三资”管理、依法治企、“两代表一委员”工作室、网络问政、农村诚信守法创先等十大平台等工作经验基础上，治理者们要始终坚持与依法治国的步伐同频共振，牢固树立惠民之州应该是法治惠州、好干部应该是尊法学法守法用法表率的理念，在化解矛盾、解决问题中能够在中间找到一个公平正义的平衡支点，使各类群体和谐相处、互利共赢，夯实社会和谐的基础。

三、创新基层社会治理，要不断汲取中华思想文化宝库中珍贵滋养

中国古圣先贤在治国理政方面，有超凡的智慧和丰富的经验，五千多年的中华文化，为今天的治理执政者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借鉴和帮助。

（一）传统文化中的修身正己立德思想对治理者道德修养有很强的启示作用

今天，社会腐败现象形势严峻。“官德”彰，则风清气正，“官德”失，则腐败滋生。在儒家思想中，主张民为邦本、政得其民，礼法合治、德主刑辅，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治国先治吏，为政以德、正己修身，强调德乃为人为官之本、为政之要、立国之根。完美的人格修养、理想道德追求缔造并形成了“内圣外王”之道、“修齐治平”之方，中华传统文化通过修身、正己、立德的功夫，学而优则仕，进入仕途之后，做好人、做好官、做好事，这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4］。修身正己立德是中国人做人处事、为官理政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国文化就是围绕这个主题而延伸展开的。从传统文化中汲取为政之道、为官之德、为人之本，激励当今治理者不断警醒、不断勤勉、不断奋进，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常弃非分之想，锻造一支德才兼备的新常态下治理者提供现实的启迪和借鉴意义。

（二）传统文化为化解人的矛盾冲突及人生面临的种种困惑提供有益帮助

现代社会的人们，尽管享受着丰裕的物质生活，但是人们也还是不同程度的感受到困惑和迷茫，焦躁和烦闷，压抑和忧虑，孤独和自卑，精神空虚、心浮气躁，无所适从。要解决这些矛盾冲突，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同样可以为人们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借鉴和帮助。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关注的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群体、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心灵世界的和谐；中国传统文化追求的是一种真、善、美的人生境界，注重的是生命的存在问题，主张道德自律、修身养性、慎独，敬畏、诚信、知耻等，它要在纷繁多变的世界中寻找一处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和心灵港湾。因此，我们说，中国传统文化追求的不是一种有限的、狭隘的功利之用，而是一种人生之妙用、人生之大用。它对于慰藉人的心灵，变化人的气质，涵养人的德性，纯洁人的情感，提升人的精神，开阔人视野，都有极大的帮助，只要我们按照中华文化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以及仁义礼智信五大人伦关系，完善健全一套道德规范，社会就更加和谐、有秩序。

当前，社会存在着的很多问题，大多是由于伦理道德沦丧造成的，我们应当把《弟子规》、《三字经》等中华文化经典列入道德教育课堂和宣传工作的首位，通过打造好人之城，构建道德讲堂，推广志愿服务，从身边的人和事入手，从细节入手，结合民间、乡村自治的历史文化传统，将基本道德规范融入到法律法规、村规民约、企业文化等社会契约之中，融入到社会信用体系之中，创造更好的方法形式，形成知荣辱、讲正气、守诚信的社会道德风尚，努力打牢社会和谐稳定的根基。

四、创新基层社会治理，要努力借鉴省内外基层社会治理有益成果

惠州是广东省历史文化名城，粤东重镇、岭南名郡，100 多年前香港属惠州管辖，30 多年前，深圳、东莞、河源、汕尾属惠州管辖，具有典型示范意义的文化古城、生态丽城、工业新城文明之城、希望之城。对省内外基层社会治理的有益成果，我们要凭着博大的包容之心和实在的惠民之举认真借鉴吸收，为我所用。

（一）在强化基层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方面

深圳市构建“一核多元”社区治理体系，东莞市推进社区“微治理”模式，理顺基层社区各类组织的职责关系。佛山市顺德区设立党群共建社区发展基金，激发基层党组织的工作活力。揭阳市推动由村级党代表工作室、公益理事会、村务监督委员会组成的“一室两会”建设，形成党支部领导、村委会负责、社会组织协同、村民参与、依法保障的农村社会治理新格局；

（二）在创新社区服务管理方式方面

香港特区政府建立以政府为主导、非政府组织为主体的社区管理机制，构建以民生为重点、以服务为导向的社区服务体系，形成专业化社工队伍，自主服务理念深入人心，通过多种方式丰富社区服务内容，构建了家庭及儿童服务、医务及康复服务等多个领域的服务体系，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认可。梅州蕉岭等地拓展综治信访维稳平台功能，整合基层管理服务资源。广州市将全市划分为21912 个网格，实现组织设置网格化、呼应方式扁平化、互动机制信息化、基层服务专业化和综合保障系统化。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融合现代化信息技术，提出“精细化管理、人性化服务、规范化运行、信息化支撑”的网格化社会服务目标，推行“四级网格化管理”模式，实现跨部门、多流程的业务高效协同；

（三）在推动基层多元共治方面

河南省焦作市开展“复合共治，多元服务”的社区治理模式，创造了“依靠多种力量，整合多方资源，开展多元服务，满足多重需求”的工作经验，构建了“党政力量主导、居民立体自治、社会资源共聚、服务网络支撑”的工作格局，实现了由社区复合共治到共治共享的转型提升。云浮市以协同多元化、责任网格化、治理法治化、服务社会化、参与自觉化为主要内容，构建基层协同共治体系。肇庆市打造志愿服务公益季系列活动、评选公益金点子、十佳公益品牌和小微公益等项目。茂名市主要领导带头注册党员志愿者，带动社会各界参与基层治理；

（四）在加强社会领域法规制度建设方面

广东省社工委与珠海市共建社会建设法制化示范市，珠海市编制了社会领域法制建设规划纲要，构建社会领域法制体系。广州市将社会建设条例列入立法预备项目，汕头市制定出台了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办法、社会工作者条例。省内各地加快出台政府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如广州市社会组织管理办法、深圳市社区社会组织管理与促进办法、中山市社会组织信用信息管理暂行办法、顺德社会企业认定标准等，为社会建设提供法规保障。

在实践中我们深深体会到，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只要符合惠州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的，只要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只要老百姓支持的、满意的，我们都要吸收、提升，在活力迸发的社会治理创新实践中，在稳步迈向善治和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的征程上作出新的贡献。

［1］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EB/OL］.［2014-10-29］.http://yjbys.com/jiuyezhidao/news/692320.html.

［2］本书编写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58-59.

［3］惠州市社会建设研究院.走在善治的路上［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5：4-5.

［4］任登第，牛淑卿.大家都学弟子规：2014增补本［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3：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