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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产业集群社会网络组织间信任机制的研究

时间:2024-06-19

李 蓉

(惠州学院 经济管理系, 广东 惠州 516007)

一、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电子商务的发展,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推动了我国物流业的发展。据统计,2013年我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97.8万亿元,同比增长9.5%,快于同期GDP 增速[1]。为了整合物流需求,实现资源共享和物流运作的集成化,物流产业集聚区不断涌现。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中国物流学会第三次全国物流园区调查报告,2012年全国共有各类物流园区754家,其中已经运营的有348家[2]。一方面是产业集聚区数量的不断增加,另一方面,产业集聚程度也逐渐增强[3-5]。

但是,目前国内物流集群内物流企业之间的资源共享、功能集成化程度较低,企业之间缺乏合作,低价比拼成为市场竞争方式的主体,能够在集群提供的平台上运行的企业还不多[6]。物流产业集群社会网络结构呈现出网络密度稀疏、关系强度较弱的特征,通过物流产业聚集功能整合物流资源的作用并不明显。园区内组织间合作存在随机性的特点,合作持续时间不长。园区物流企业在选择合作对象时是以低价为标准的,谁出价低就与谁合作。为什么物流企业之间不能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物流产业集群发展的动力机制是什么?本文从社会网络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的角度,在有关产业集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探讨物流产业集群社会网络组织间信任的问题:首先分析集群信任的来源,接下来分析不同发展阶段的物流产业集群企业社会网络结构需要的信任机制,最后根据目前我国多数城市物流产业集群发展所处的阶段提出建设基于制度的信任机制。

二、文献回顾

信任对网络维系和发展起着重要作用,网络是以信任关系为核心的另一种治理结构,这有别于基于价格机制和合约的市场治理结构以及基于命令系统和公司规范的层级制[7-9]。Uzzi 根据对纽约市服装业内23家公司的实地调查,发现嵌入式关系中的信任不同于保持一定距离的市场交易中的计算风险[10]。李兰冰提出,信任机制是物流产业集群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动力机制之一[11]。罗家德、叶勇助认为不同的信任程度使网络治理方法发挥不同的作用,最终采用不同的治理结构(市场、层级或网络)[12]。也就是说,网络并不是依靠像威廉姆森等认为的以交易成本为中心的治理机制来维持,而是通过网络中的经济主体在长期的互动中坚持的信任伦理来维持[13]。

有些学者还从集群内信任关系的动态演化过程进行了论证。如孟韬和史达认为,产业集群信任的产生和发挥作用是一个动态过程,各种信任类型相互补充[14]。王文平等认为,信任与社会网络结构之间相互促进、协同演化[15]。范如国、叶菁、李星利用仿真手段分析了由集群内企业所构成的社会网络的结构特性对网络内企业间信任关系状态的影响[16]。

概括来讲,学界已普遍形成了以下共识:(1)信任对网络维系和发展起着重要作用;(2)基于不同来源的信任与集群社会网络结构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尽管有关建立产业集群信任机制的研究已有不少,但是专门针对物流产业集群信任机制的研究并不多。由于物流产业在运作层面具有网络化、信息化、集群化、一体化、昂贵性的特点,使得单个物流企业以低成本高服务质量提供所有物流服务几乎是不可能,迫使物流企业必须加强合作并向着专业化的方向发展。物流产业集聚提供了合作的平台,但能够在集群提供的平台上运行的企业还不多,究其原因,主要是信任机制的不健全影响了企业间的合作。

三、集群信任的来源

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最早对信任问题进行了专门的论述,但直到今天对信任的定义也没有达成共识。因为信任是一个复杂的社会与心理现象,具有多层面性和多维度性。有关信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心理学等领域。管理学领域的研究较多地借鉴社会学和心理学的定义,并把个人间的信任延伸至组织之间的合作。Mayer,Davis和Schoorman认为,信任是个人的一种意愿,即一方愿意将对自己很重要的利益依赖于另一方的意愿,而这种意愿是基于对对方行为的预期,无论其是否能够监控对方的行为[17]。Mayer等的定义是从人际信任的角度定义的,然而,这仍可以将此定义延伸到组织间信任:组织间信任是组织成员将自己的利益依赖于另一个组织成员的意愿,而这种意愿是基于对对方组织行为的预期。

有关信任的来源,Zucker[18]、Willianmson[19]、Shapiro 等[20]、McAllister[21]、罗家德、叶勇助[12]等学者对信任的来源进行了分类(参见表1)。

表1 不同信任的来源

综合整理上述各学者的观点,信任可以来自于制度规范、来自于理性计算、来自于群体的社会认同、来自于长期交往产生的情感、来自于个人的真实信任。本文以广义的信任为基础将信任的来源分为基于声誉的信任、基于计算的信任、基于制度的信任和真实的信任。

基于声誉的信任是人们为了保持自己的声誉而采取合作的行为。基于计算的信任是人们经过算计而为了自身利益保持诚信的行为。以制度为基础的信任是行动者因考虑正式制度或法律或非正式制度的处罚而守信的行为。共同的外生制度约束提高了他人行为的可预测性,因此行动者可基于制度安排来产生信任。真实信任是指在一种特定的条件下,即使在契约不完全、理性有限的条件下行动者仍然相信合作会被执行。

四、物流产业集群企业社会网络结构的演进路径和特征

物流产业集群中的企业以物流功能、物流资源为基础进行分工,通过集群内企业的相互合作与竞争形成社会网络组织。“网络组织可以利用规模经济,同时避免了大型、集权组织的庞大开销和中间成本”[22],主要表现在:物流企业利用信息平台匹配物流供需信息,可以提高货物运输组织化程度,降低车辆空驶率;通过整合分散的仓储物流设施,节约土地资源。

集群在其演进过程中会呈现出比较明显的阶段特征,这已经达成共识,但诸多学者对于产业集群不同阶段的划分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15],[23-26],同时这些研究都表明社会网络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处于不断演进的过程中。本文根据社会网络的主要特征(集聚程度、网络密度、关系强度)及关系类型、合作类型等,依据集群的生命周期理论将物流产业集群社会网络结构演进的途径分为胚胎期、集聚阶段、成长阶段和成熟阶段。根据已有的实证研究结果[3-5],演进路径并不严格按照这个顺序发展,实际上存在物流产业的空间集聚效应和分散效用并存的现象。这里假设不存在分散效用。

物流产业集群企业社会网络结构演进各个阶段具有的特征如表2所示。

表2 物流产业集群企业社会网络结构演进特征

在物流产业集聚的胚胎期,物流企业数量较少,且物流企业之间的距离较近,相互之间非常了解。在合作中,如果物流企业采取了机会主义行为,虽然在短期可以获得利益,但长期会使他的声誉受损,导致其他物流企业不愿与其合作,结果是削弱了其长期获利能力。也就是说,一旦某个成员产生机会主义行为,该网络中的其他成员都会对其做出“集体制裁”行为或施加舆论压力,将使该成员的发展空间大大缩小,甚至被“孤立”在网络中[14]。因此,基于声誉的信任在物流产业集群发展初期成为激励网络组织间合作的有效的机制。

在集聚阶段,集群中企业数量逐渐增多,但网络密度逐渐稀疏,网络关系强度也逐渐减弱。随着集群内“同质化”企业逐渐增多,如同一条线路的专线物流企业进入同一个物流园区,加剧了内部市场的竞争,在利益的驱动下,组织间通过在发展初期建立的基于声誉的信任来降低不可预测性的作用逐渐降低,相反,以利益计算为中心的计算信任机制占主导地位。但是,由于信息不对称,物流企业很难准确计算和预计对方采取的行动。搜集信息也会花费大量的成本。

在成长阶段,集群要继续成长壮大,而当基于声誉的信任和基于计算的信任不足以抵御机会主义时,就产生制度信任的需求[14]。交易中,双方由于害怕投机行为会遭到严厉惩罚,而且惩罚带来的损失超过投机带来的收益[27],双方就会在制度约束下选择合作。该阶段组织间的合作关系得到稳定的制度的保证,使得物流企业之间的合作增多,网络关系强度逐渐增强。另一方面,参与合作的企业数量增多,网络密度较密集,且组织间的关系相对稳定。这时,物流需求得到整合,物流企业在集群提供的平台上共享信息和资源,相互合作。

Granovetter 怀疑制度设计可以完全维持经济交易的秩序[7]。因此,在成熟阶段,随着交往时间的增多,交往频率的提高以及情感性的互惠,网络密度和关系强度增加,物流企业间的关系由弱连带转向强连带,由市场交易关系(arm’s-length ties)转为嵌入性交易关系(embedded ties),这种关系特征的网络有利于在网络内的组织之间建立起个人信任或真实的信任,基于制度形成的信任水平降低。在这个阶段,由于受到园区土地面积的限制,物流企业的数量趋于稳定,只会有少数的企业进出。网络密集度和关系强度都较强,物流企业之间基于个人信任产生合作,从而降低交易成本,实现物流资源的整合和物流一体化运作。

五、建立基于制度的信任机制

以上分析了不同发展阶段的物流产业集群的特征及不同的主导信任机制。鉴于目前我国多数城市的物流产业集群企业社会网络结构处于集聚阶段和成长阶段,基于制度的信任机制不足。因此,要加强集群内物流企业的互惠合作,需要建立基于制度的信任机制,以促进物流产业集群的发展和集群竞争优势的形成。具体措施如下:

第一,由政府相关机构建立集群强制惩罚机制并加强监管,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对违约方采取惩罚措施。随着物流产业集群的升级和演进,基于声誉的信任和基于计算的信任受到冲击,对组织间的机会主义行为的约束力下降,组织间的信任就需要有正式制度的保障。制度的设计使得复杂和不确定的交易具有了可预见性和可依赖性。这种制度加强了合作意愿,消除了组织间交易的后顾之忧,有利于建立集群网络组织间的信任。

第二,积极发挥物流园区管理中心中介组织的作用,加强监督与信用测评。虽然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定期公布物流企业的信用评价等级,但是该评价是针对全国范围的,上榜企业并不一定在该物流园区。因此,园区管理中心可参照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物流企业信用评级管理办法》和《物流企业信用评级等级划分及含义》等评定体系,对园区内物流企业进行评价。而且由于管理中心位于园区内,更容易对物流企业实行监督。这样,通过对集群内物流企业的日常信用行为进行监督与定期测评,定期公布园区内物流企业的信用等级,交易方可通过园区的信息公布平台查询交易方的历史信用信息。有利于加大物流企业间的合作。

第三,重视非正式制度的作用。非正式制度在为信任、诚信和合作创造必要条件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28]。具体来说,可以通过成立类似物流产业集群协会的第三方非正式组织,发挥第三方组织的桥梁作用,通过非正式交流强化集群企业间的合作。物流产业集群协会可通过举办运动会、登山等集体活动提供集群企业非正式交流的平台,加强企业间的相互认识和联系,逐步形成该物流产业集群内的文化氛围,这种文化氛围有利于培养企业的伦理习惯和道德责任。通过非正式制度的约束增强企业间的信任度,从而强化物流集群内企业间的合作。

物流产业集群在其演进过程中会呈现出比较明显的阶段特征。本文根据集群生命周期理论将物流产业集群社会网络结构演进的途径分为胚胎期、集聚阶段、成长阶段和成熟阶段。目前,我国多数城市的物流产业集聚正处于集聚阶段和成长阶段。在这两个阶段需要发挥政府和中介组织的作用,通过建立和完善法律法规以及惩罚机制、信用等级测评等措施使企业放弃机会主义行为,逐渐形成互惠共生的长期合作的社会网络,增强物流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各级政府在推动物流园区发展的过程中,要改变“重建设,轻管理”的现状,必须重视信任机制的作用。

[1]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中国物流学会.中国物流发展报告[M].北京:中国财富出版社,2014:19.

[2]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中国物流学会.第三次全国物流园区(基地)调查报告[EB/OL].(2014-05-30)[2014-10-15].http://www.chinawuliu.com.cn/wlyq/201405/30/290264.shtml.

[3]高秀丽,孟飞荣.广东省区域物流空间布局及演化特征研究[J].华东交通大学学报,2013(4):121-126.

[4]沈玉芳.长三角区域物流空间布局及演化特征研究[J].经济地理,2011(4):618-623.

[5]钟祖昌.空间经济学视角下的物流业集聚及影响因素——中国31个省市的经验证据[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1(11):55-62.

[6]陈代芬.珠三角物流园区发展理论与实践[M].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2007:16.

[7]GRANOVETTER M.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J].America Journal of Sociology,1985,91(3):481-510.

[8]POWELL W.W.Neither Market Nor Hierarchy:Network Forms of Organization[J].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1990(12):295-336.

[9]PODOLNY J.M.,KAREN L.P.Network Forms of Organization[J].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1998(24):57-76.

[10]UZZI B.Social Structure and Competition in Interfirm Networks:the Paradox of Embeddedness[J].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1997,42(2):35-67.

[11]李兰冰.物流产业集群的信任机制研究与政策启示[J].商业经济与管理,2007(10):16-22.

[12]罗家德,叶勇助.中国人的信任游戏[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27-63.

[13]李国武.组织的网络形式研究:综述与展望[J].社会,2010(3):199-225.

[14]孟韬,史达.论产业集群的信任机制[J].社会科学辑刊,2006(2):99-103.

[15]王文平.产业集群中的知识型企业社会网络:结构演化与复杂性分析[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7-39.

[16]范如国,叶菁,李星.产业集群复杂网络中的信任机制研究——以浙江永康星月集团与双健集团合作创新为例[J].学习与实践,2012(2):20-31.

[17]MAYER R.C.,DAVIS J H.,SCHOORMAN F.D.An Integrative Model of Organizational Trust[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95,20(3):709-734.

[18]ZUKER L G.Production of Trust:Institutional Sources of Economic Structure,1840-1920[J].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bior,1986,8(1):53-111.

[19]WILLIAMSON O.E.Calculativeness,trust and economic-organization[J].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1993,36(1):453-486.

[20]SHAPIRO D.L.,SHEPPARD B.H.,CHERASKIN L.Business on a Handshake[J].Negotiation Journal,1992,8(4):365-377.

[21]MCALLISTER D J.Affect- based and Cognition- based Trust as Foundations for Interpersonal Cooperation in Organizations[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1995,38(1):24-59.

[22]福山.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M].彭志华,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342.

[23]奇达夫,蔡文彬.社会网络与组织[M].王凤彬,朱超威,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99-126.

[24]谭劲松,何铮.集群研究文献综述及发展趋势[J].管理世界,2007(12):140-147.

[25]杨春河.现代物流产业集群形成和演进模式[M].北京:中国铁道出版社,2009:35.

[26]蔡宁,吴洁兵.产业集群组织间关系密集性的社会网络分析[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7):58-65.

[27]常路,符正平,顾汉杰.中小企业集群信任重建机制研究——基于第三方制度干预的视角[J].管理评论,2011(8):63-71.

[28]FARRELL H.,KNIGHT J.Trust,Institutions,and Institutional Change:Industrial Districts and the Social Capital Hypothesis[J].Politics&Society,2003,31(4):537-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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