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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巴斯奈特文化翻译理论看许渊冲的古诗英译策略

时间:2024-06-19

周方衡

(广西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

一、引言

作为西方翻译研究文化学派的代表人,苏珊.巴斯奈特认为翻译绝不是一个纯语言的行为,它深深植根于语言所处的文化之中。通过多年的翻译理论研究,巴氏提出了自己的文化翻译观,“第一,翻译应以文化作为翻译的单位,而不应停留在以前的语篇之上;第二,翻译不只是一个简单的译码—重组过程,更重要的还是一个交流的行为;第三,翻译不应局限于对原语文本的描述,而在于该文本在译语文化里功能的等值。”[1]巴氏把文化作为翻译单位以求得原语和译语文化交流的观点无疑开创了翻译研究的新视角,以致于根茨勒(Gentzler)等学者不得不直呼文化转向是“翻译研究领域一项真正具有突破性意义的成果。”[2]

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我国古典诗歌语言含蓄,意境悠远,极富文化意蕴,且不时夹杂大量历史典故,给译者的翻译带了极大的困难。译者在古诗英译过程中若拘于原诗的字比句次,而不深刻挖掘其文化内涵,势必不能彰显我国古诗的审美价值和艺术魅力。作为国内外古诗英译的顶级专家,许渊冲先生翻译的中国古典诗词可谓译中精品,这和其非常注重传递原诗的文化内涵息息相关。本文以巴斯奈特的文化翻译理论为分析视角,在结合实例的情况下从增添、诠释、简化、变通等手段对许渊冲的古诗英译策略进行探讨,旨在说明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以传递原文蕴含的深层文化为首要目标,从而让译语读者最大限度领会到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魅力,进而达到中西文化交流的目的。

二、巴斯奈特文化翻译理论观照下许渊冲的古诗英译策略

作为我国著名的翻译理论家和实践家,许渊冲先生把我国历代古典诗词系统地翻译成英法韵文并介绍到国外,有“诗译英法惟一人”之称。和大多数译家不同的是,许先生在翻译过程中非常注重原诗的的文化内涵,以让译语读者感受到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然则许氏在翻译过程具体运用了哪些翻译策略来达到其目的呢?接下来笔者拟从增添、诠释、简化、变通四个层面对其展开详细探讨。

(一)增添

中国古典诗歌短小精悍、语言精练,意义却极其丰富,这和诗人的创作风格、生活经历、思想感情等因素息息相关,由此也就无形中赋予了原诗特定的时代和文化背景。而此时译者若是拘于原诗的字比句次而不向译语读者传达其蕴含的文化内容,只能说“虽译而犹不译也”,其非得采用“增译”的翻译方法才能传递再现原诗的文化魅力。

李商隐可以说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位朦胧派诗人,其在创作的过程中由于时常运用谐音、用典等修辞手法,更兼其个人复杂的情感经历,使得其某些诗句极其耐人寻味,可谓言有尽而意无穷。其名篇《无题》中有一联言道,“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以前一句为例,从表层看其似乎写的是“春蚕吐丝一直吐到死”,然则诗人的真意是否就是如此呢?曾有前辈学者对此二句做出评价,“一息尚存,志不稍懈,可以言情,可以喻道”[3],说的即是此两句借物抒情的深层意蕴。译者若是对《无题》的创作背景稍加了解,就会知道此诗乃是李氏为其婚外情人所做,其中表达了其对情人难舍难分的缠绵之情。诗人将其本人比作春蚕,通过谐音的修辞手法(即“丝”和“思”)暗示其对情人的“思念”犹如春蚕“吐丝”,到死方休。换言之,诗句中的“丝”并非春蚕所吐之“丝”,而是暗指诗人对情人的“思念”,不然就是“以丝写丝”了,如此一来不仅诗人于其中的深层用意会荡然无存,原诗的文化内涵亦将消失殆尽。

曾有诸多西方学者翻译过此诗。例如,英国翻译家Innes Herdan 将“春蚕”句直译为“The silkworm dies in spring when her thread in spun”[4],回译为现代汉语,意即“蚕在春天吐丝的时候死”,误解原意不说,更没能传达原语的深层涵义,以文化传播而论,不失为败笔;而美国诗人威特.宾纳(Witter Bynner)则将其译为“The silkworms of spring will weave until they die.”[4],“春蚕编织一直编到死”,同样误解了原意,亦没能传达原诗的文化内涵。相比之下,许渊冲的译文则要高明得多。他在翻译过程中没有拘于原文的字比句次,而是以原语文化为翻译单位将其译为“Spring silkworm till its death spins sick from lovesick heart”。不难发现,许氏在后面附加了“from lovesick heart”,一方面,“sick”和“silk”的谐音完美再现了原文“丝”和“思”双关效果,不禁让译语读者眼前一亮;另一方面,所加“lovesick heart”(害相思病的心)摆脱了原文语篇的限制,巧妙地将春蚕比作诗人自己,将其“对情人的思念到死方休”的深层涵义成功传递给了译语读者,也可让他们对中国古诗中诗人借物抒情的特点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假如许氏对原诗的形式和内容亦步亦趋,对原文的创作背景以及文化内涵全然不顾,译语读者势必难以知晓原诗蕴含的深层中国文化,而其具备的审美价值和艺术魅力也会得不到彰显,最终亦达不到中西文化交流的目的。

(二)诠释

中国古诗中时常夹带着不少具有中华历史和文学色彩的词语,从而使得原文被附上了一层厚厚的文化烙印。由于文化的地域性,“汉英两种文化由于地理位置、种族渊源、自然环境等的不同,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文化传统,拥有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风俗习惯和思维价值观......”[5],故在汉诗英译的过程中还会经常遇到在译入语中因找不到对应词而存在词汇空缺的现象。对于译者来说,要把诗中带有浓厚中华文化色彩的词语准确地传递给译文读者,仅翻译其表层含义是完全行不通的,其必须立足于历史和文化语境的高度,深度挖掘原诗词语的深层含义,采用适当的翻译策略方能达其目的。许渊冲先生以为,要传达原诗的中华文化魅力,译者不妨采用“诠释”的翻译策略。

唐朝杜牧《秋夕》有云:“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诗人以银烛、秋光、画屏等为意象,描写了一位孤单的宫女于七夕之夜,不时扇扑流萤,遥看天河两岸的牵牛星和织女星,借以排遣心中的孤寂,从侧面衬托了唐朝宫女的百无聊赖的烦闷之情。其中,“卧看牵牛织女星”一句因其意境优美且内涵丰富一直被奉为千古丽句。从表面看,“牵牛织女星”指的是天河的“牵牛星”和“织女星”,但若作此理解就会和诗人借景抒情的真意相去甚远。实际上,此处的“牵牛织女星”应被人化为“牛郎和织女”,换言之,译者在对原文进行编码的时候应跨文化的角度出发,挖掘的深层文化内涵,即向译语读者传达牛郎和织女的凄美爱情故事,如此才能达到翻译的目的。先看英国汉学家Giles(翟里斯)的译文,“To watch the spinning Damsel from the Herd boy far apart.”[6]94,不难发现,原文两个意义丰富的意象被翟氏直译成了干巴巴的“spinning Damsel(织女)”和“Herd boy(牛郎)”,其虽忠于原诗形式,但此译对于不熟悉中国文化的读者来说却可谓莫名其妙,原诗的深层内涵终究不能传递给读者。且观许渊冲如何译之:“She lies watching heart-broken stars shed tears in the skies.”[6]94可以看出,许氏没有拘于原文的形式和内容,而是以原诗蕴含的文化为翻译单位,将原文的“牵牛织女星”深化为“两颗心碎的星在流泪”(heart-broken stars shed tears),暗指牛郎和织女这对薄命鸳鸯的神化悲剧爱情故事。出于译句音节的考量,译者没有将牛郎织女的名称直译出来,却将背后蕴含的深厚文化意蕴淋漓尽致地展现了译语读者,一方面让他们了解到诗人杜牧诗中借景抒情之真意(即借牛郎织女的凄美爱情故事隐射宫女孤独寂寞的惆怅之情),另一方面还能让他们了解到我国神化传说中的伟大爱情进而对中华文化萌生热爱之情。总而言之,许译以原诗文化为翻译单位,很好地传达了原诗的文化内涵,可谓成功达到了其中西文化交流的目的。

(三)简化

思维方式不同,不同民族的审美方式亦有所不同。具体说来,“中国人由于受脱胎于象形文字的方块字的影响,擅长于形象思维,而西方人则受其高度形式化的语言的制约,习惯于逻辑思维。”[7]因此,汉英两个民族在文学创作会有截然不同的审美取向。以中国古诗为例,由于创作题材等因素的影响,诗人有时会在其诗中使用那些带有中华文化色彩的词语来提高其作品的历史和艺术价值。而对于译者来说,若是逐字逐句将它们译成英文,则很有可能造成其在译语读者心中的极度陌生感,于此情形,许渊冲先生采用了简化的翻译策略。

刘禹锡《乌衣巷》有云,“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作为一首怀古名篇,诗人在其中运用了朱雀桥、乌衣巷、王谢等具有浓厚中华文化色彩的历史词语,借以抒发其对如今“燕子依然,王谢已去”的悲戚之情。试观许渊冲译文:“Beside the Bridge of Birds rank grasses overgrow;/Over the Street of Mansions the setting sun hangs low./Swallows which skimmed by painted eaves in bygone days/Are dipping now among the humble homes’doorways.”[8]。可以看出,许氏没有把“朱雀桥”译为朱雀门外的大桥,而是直接将其简化为“鸟桥”(the Bridge of Birds);“乌衣巷”也没有被译为“东吴乌衣营的巷”,而是被简化为“大宅院的街道”(street of Mansions);“王谢”更没有被译为“东晋时期的王导和谢安”,而直接被省译,和后面的“堂”合译为“painted eaves”(彩绘的屋檐)。其原因何在?笔者以为,除了译诗音节限制外,更重要的则是译者出于对中西思维方式以及文化差异的考量。中国人擅长形象思维,无怪乎诗人刘禹锡在诗中运用了诸多具体形象且具有历史文化色彩的词语,但若是逐字逐句转换到译语中,那么,译文对于擅长逻辑思维且对于中国历史文化不甚熟悉的译语读者来说不仅极其陌生还会影响其整体流畅效果。有鉴于此,许先生没有拘于原文的字比句次,在翻译此诗的过程中对诸如“朱雀桥”、“乌衣巷”,“王谢”等极其形象化且充满历史感的词语皆采用了简化的翻译策略,这样一来,既保持了译文的逻辑感和通畅感从而符合译语读者的阅读习惯,更重要的是,还可让他们对原诗蕴含的历史文化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即实现源语文化在译语文化中的功能等值,进而实现中西文化交流的目的。

三、变通

对某些中国古典诗歌而言,由于作者高超的语言组织和表达能力,原诗从而被赋予了崇高的文化内涵和艺术魅力。对于译者而言,要向译语读者传达原文的文化内涵而又保持译诗与原诗的功能对等,对原诗形式亦步亦趋固不可取,但如果在增添、诠释、简化等翻译策略皆不奏效的情况下,则须采用变通的手段。

《诗经.采薇》有一段千古丽句因其崇高审美价值历来为世人传诵不已,其中说道,“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按照余冠英的语体译文,其大意是:“想起我离家时光,杨柳啊轻轻飘荡。如今我走向家乡,大雪花纷纷扬扬。慢腾腾一路走来,饥和渴煎肚熬肠。我的心多么凄惨,谁知道我的忧伤!”[6]9从上述译文可以看出,原诗的整体基调偏于哀伤,故其中所写之景、所记之事当为此基调服务。许渊冲译文如下,“When I left here,/Willows shed tear./ I come back now,/ Snow bends the bough./ Long long the way,/Hard,hard the day./ My grief o’flows./Who knows? Who knows?[6]9从中可以看出,许氏没有拘于的形式和内容,而是通过变通的手段对原诗进行了一番改写借以传达其蕴含的文化魅力。先看“杨柳依依”一句,其本意真是余冠英所说“杨柳在风中飘荡摇曳”吗?若真是如此,又怎会有哀伤可言?又怎能显示出春秋时期战乱四起、征兵不断而引发亲人离别的痛苦局面呢?许先生在此发挥主观能动性,通过变通的手段将其译为“Willows shed tear”(杨柳流泪),把原作者借杨柳抒发诗人对离人的依依不舍的惜别之情淋漓尽致地展现给了译文读者,原诗的文化魅力也因此得以彰显;再看“雨雪霏霏”一句,其真意若如其表面意思“大雪花纷纷扬扬”那般以景写景,则战后诗人回家后筋疲力尽的情状何以突显?许氏译文“Snow bends the bough”(大雪压弯了树枝)通过变通手段将诗人比作树枝(bough),将战争比作大雪(snow),极其形象巧妙地传达了战后士兵疲惫不堪的精神状态,同时也把诗人的原意也展现了出来;“载渴载饥”表面上写诗人归乡途中又饥又渴,但其途中所受的苦又岂止饥和渴?许氏在此将其译为“Hard,hard the day”(日子难熬),一方面呼应原文叠词且与上句押韵,另一方面将诗人归途中日子难熬的情景全面地呈现在读者眼前。总而言之,许先生在翻译过程中没有停留在原诗表层,而是通过变通手段将原诗的文化魅力充分且全面展示给了译语读者,进而达到了他中西文化交流的目的。

四、结语

作为中华民族的艺术瑰宝,古典诗歌蕴含着极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对许渊冲先生来说,他没有拘于原诗的掣肘,将其全部内容一字不漏地呈现出来,而是发挥其主观能动性,挖掘原文的深层文化内涵,通过增添、诠释、简化和变通等策略将原诗的文化魅力再现给译语读者,进而实现其翻译的目的。中国古诗的英译不是两种语码的简单转换,乃是一种为实现中西跨文化交流的有效途径。在古诗英译的过程中,译者拘于原文的掣肘是完全行不通的,以巴斯奈特的文化翻译理论为指导,针对诗中不同的文化内容采取适当的翻译策略,才能有效传递隐藏在原诗背后的各种文化信息和符号,而中国古诗的文化魅力也才能真正得到彰显。

[1]廖七一.当代英国翻译理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362-363.

[2]Gentzler,Edwin.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M].Clevedon:Multilingual Matters Ltd,2001:75.

[3]蘅塘退士.唐诗三百首[M].北京:中华书局,1959:257.

[4]许渊冲.译诗六论[J].中国翻译,1991(5):2-9.

[5]夏丽娜.文化比较研究与翻译//高级翻译[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207-221.

[6]许渊冲.翻译的艺术[M].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6.

[7]王东风.论翻译过程中的文化介入[J].中国翻译,1998(5):6-9.

[8]许渊冲.千家诗[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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